正文
文革的故事(我救了母亲)
母亲在文革中被审查了一段时间, 说起来好笑, 母亲的一个同学被整得受不了, 就承认自己是三青团. 但这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 那你跟谁在一起活动啊? 你不可能一个人是孤零零的三青团, 于是她记得的所有人也成了三青团. 她的那个单位十分忠于职守, 就把这份交代材料寄到母亲的单位.
不知读者知不知道什么叫三青团, 简单地说, 它相当于共青团, 是国民党在青年中的外围组织, 说实话算不了什么. 但在文革时期, 那就要算个大事, 更不好玩.
文革后我曾问过母亲, 你到底是不是三青团, 然后又开玩笑地加了一句, 不要有顾虑, 组织上是相信你的, 会实事求是考虑你的实际情况的.
母亲笑着跟我说, 我哪里是什么三青团, 我是专门跟他们斗争的. 母亲很左, 我对此深有体会. 我记得小时候母亲跟我说, 她读大学的后二年用不着交学费, 学校还发生活费, 因为她是流亡学生, 家乡被日军占领, 自然失去了生活来源. 我有点惊奇地说, 那国民党还是不错的了. 母亲马上用批判的口气对我喝道, 不许胡说, 那是收买人心.
共产党比国民党厉害多了, 他们现在只管收钱, 用不着收买什么人心. 我想国民党也够寃的, 花了钱, 人家却不领情, 大部分跟共产党跑了, 还说句收买人心. 不过报应也来了, 共产党培养的人却也跑到美国来了, 不领情还要骂. 说句实话, 我读大学不像现在, 用不着交什么学费, 共产党的确是花了钱的.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极为漂亮（儿子一般都会这样说），明亮大眼睛，五官端正，挺直的鼻梁，一笑二酒窝，长长密密的黑发（这都遗传给我，除了酒窝）。我太太从不夸奖女人漂亮，看了她年轻时的照片都不得不说：你妈妈年轻的时候跟现在一样，可真有气质（？！）。是属于那种看起来文文静静，甜甜的女孩，但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根本就是一个误会。
那时与現在不一样，大学女生不多，母亲学的是理科，女生就更少了，刚到学校，自然不乏男生来搭讪，这到与现在一样，其中有一个就是学校三青团的负责人之一，这自然是他的工作，但我怀疑有些公私兼顾。母亲说，他一表人才，家世也不错，我想只可惜道不同不相为谋。
他的意思大慨是：像我母亲这样年轻幼稚的女孩，难免被人利用，因此需要跟他多接触，这样就不会误入歧途，确保永远幸福，可见哄女孩子的方法不像科学技术，进步不大。母亲生性好强，这话立刻让她反感，在她看来，女人的幸福与男人有何干？不幸倒是逃不脱干系。但她不动声色，浅浅一笑对他说：你这话极是，像我这样年轻幼稚的人就只能活该被人利用，不被别人利用，也只好被你利用，这样嘛，容我想一想，至少我可以挑选被谁利用吧。从此以后，母亲经常跟他作对。
母亲跟我讲这事时满脸都是得意的笑容，好像又回到了过去。我想像得出，那位老兄该有多狼狈。母亲无疑有一张利嘴，我对此深有体会，真不冤枉她读了那么许多鲁迅。
那一段时间叫做“清理阶级队伍”，文革初期的急风暴雨已经过去，接下来要做的是从从容容把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清理出去，出到哪里去呢？有三个去处，监狱，牛棚和干校。监狱是什么大家想必知道，牛棚就有点模糊了，它的实际含义是被监督劳动改造，记得那时候我们并不把那地方叫牛棚，大城市哪里来的牛，但文革后大家都这么叫，也就约定成俗了。
如果你去了这二个地方，那无疑你就是阶级敌人了。那时候常常说，要把阶级敌人打进十八层地狱，你就可以马上知道什么是地狱了。公平地说，地狱也是有区别的，这取决于管理者的阶级觉悟，我们那个学校的牛棚就属于地狱的上层，而旁边的一个学校的牛棚就惨了，死人不少。
干校在离学校2百多公里的一个农场，在那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属于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劳动改造，但仍然属于“人民”。开始干校条件很差，因为后来有了一个规定，所有教师都必须到干校劳动一段时间（半年左右），干校的人越来越多，干校条件也越来越好。有了食堂，澡堂，学校，周末还有电影（当然是样板戏）。
母亲被审查了一个多月，每天早上八点去报到，第一个问题总是：
“你什么时侯参加三青团的？”
“我没有参加过三青团。”
“那为什么有人揭发你参加了三青团。”
“那是有人记错了。”
“别人记性都不好，就是你的好。你上次说你到国民党军队做护士是七月，我们查了你的档案，实际是六月。看来你的记性并不是那么好。”
“那是在抗日战争，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
“你记不得的事情，组织上知道得清清楚楚。你还是好好想想，老老实实坦白的好。”
接下来就是不停地要她写交代，每一件事，时间，涉及到的人都必须一清二楚，当写的和档案或前面交代的不一样时，他们就说母亲在欺骗组织。这样猫捉老鼠的游戏着实使母亲厌烦并且感到深深的屈辱，母亲认为她一生从不骗人，怎么会去骗她奉为神灵的共产党呢。
我当然相信母亲，她做了一辈子的老师，不像现在中国的那一帮经济学家，撒谎，说一套，做一套她是不屑为之的。我从来没有发现她有意骗过我们。我小时候说谎她会跟我纠正过来，但不会深究，她知道孩子容易把想象和实际混淆，大了就不行了，我要骗人，她是要跟我没完没了的，她决不能允许她的孩子品质上有问题。她的问题是永远只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好的一面，我被弄得以为这个世界跟童话一样，结果头破血流，反而心生怨恨，估计这一套是跟共产党学的。
母亲告诉我，从大学时她就想参加共产党，积极地很，可那帮人总对她之乎者也，后来父亲出了事，她终于知道那个党不可能要她了。从她告诉我的故事来看，国民党比共产党对学生可要宽容多了，我也做过学生，她那些事如果我做，轻则开除，重就不好说了。母亲认为是她家庭出生的问题，毕竟她是有钱人家的小姐。。
父亲的看法则不同，他说：你不知道你母亲年轻时的那个性，那张嘴。我笑着说：虽然没有你体会深，但还是知道的。他接着说：人家主要认为她政治上不够成熟。我倾向于相信父亲，因为共产党里的大小姐多了。我认为是一个好事，如果她入了党，肯定会紧跟党的领导，当她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时侯，根本就不懂要让人的。那到了文革的时侯，就肯定不是那么容易脱身，我都救不了她。
我不明白的是那时候的共产党为什么对敌人还讲优待俘虏，人道主义，反而对自己的同志下手毫不留情要置于死地而后快。
除了让她在家睡觉和照顾孩子吃饭外，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必须在所谓专案组。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母亲有点顶不住了，用现在的话，要崩溃了。当她写交代的时侯，她开始想前一次是怎么写的，越想越糊涂，想不清楚，就写不下去了，但不写又不行，她就开始想，承认算了。参加三青团那时不是敌我矛盾，顶多到干校去，什么地方都比这鬼地方强。可就在这时侯，看到了审问她的那人的手，那手居然跟我的差不多。
太太总说我太脏，那是她没有能看到我小时候。那时我认为洗手，洗脸即痛苦又浪费时间，洗头洗澡那绝对是酷刑了。姐姐总爱跟母亲说：弟弟那不叫洗脸洗手，那叫打湿一下。可就这打湿一下，我能逃那是一定要逃的。
学校有澡堂，但母亲不能进男澡堂帮我洗。平时母亲忙，没时间管，所以每个星期天，母亲都要烧一大锅热水给我洗头洗手，第一盆水永远带着颜色，并且能反映季节。特别是我的手在冬天，往往裂了口子，一层黑壳。她一边紧紧抓住我的手往滚烫的热水里按，毫不理会我的挣扎和大叫，一边说：
“这哪是一双手，这是磨刀石，是炒菜的鉄锅底，别人看到了不知怎么说你的妈妈呢！”
往往要在热水里浸上个一，二十分钟，把黑壳泡软了搓掉，拿干毛巾仔细把手擦干，再擦上凡士林，
“跟你说了不知多少遍，手打湿了要擦点凡士林，又喜欢玩水玩冰，风一吹，这不是手，是爪子，你真不知道什么叫爪子？”
“我不要凡士林，它像猪油。
最后用雪花膏把我的手脸一齐一擦。
“那就擦雪花膏。”
“我更不要什么雪花膏，香香的，那是女孩子用的东西，我不是女孩子。”
“女孩子有什么不好，你要像你姐姐，我不知要少操多少心。”
我想，对你好，对我可不怎么的，女孩子只能跳橡皮筋，多没意思。
母亲把我拾掇好了，摸摸我的脸，满意的笑着说：
“现在才像一个人!”
“我本来就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一个小叫花子人。”
那时的干校还不准带孩子，母亲只能半年回来看一次我们。她当时就想，那谁给我洗手呢？除了她没人能管得了我，我半年不洗手？她不敢想下去，那还是再坚持一下吧。
就这样，母亲坚持到了专案组结束，到了讨论处理意见时，母亲是属于两可之间。听人后来说，母亲的事是当时工宣队队长定的，那人识字不多，革命意志非常坚定，她并不了解母亲，她是大人物，管那些大案子，幸运的是，她也是几个孩子的母亲。
她见有些分歧，突然问到：
“听说她小的一个很调皮？”
有人就把我舞会上开灯的故事讲了(见我的博客《我最调皮的故事》)，她哈哈大笑，说：
“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要给它曝曝光。这样吧，就不要她去干校了吧，现在学校又不上课，孩子不能没人管，事关下一代嘛。”
就这样，母亲逃脱了去干校的厄运，我们一家人能够保全在一起。
多年以后，母亲谈起这一段经历时说，这是她一生中最难几段时侯之一，幸亏不长，前后只有三个月，再下去她肯定受不了。她说：
“他们要说我是反革命，要关要杀我没有办法，可他们要你不停地贬低自己，糟践自己，说自己是个反革命，是个骗子，是个反复无常见利忘义的小人，可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也知道我是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人要一点自尊都没有，那还能活下去吗？我并不怕死，我反正已经死过一回了（母亲在抗战初期逃难时差点死掉），我那时经常想也许跟林教授一样反而是一种解脱，人总欠上帝一个死，谁都逃不脱，但我跟你林姨不一样，我有你们，你们那个犟头倔脑的父亲早早就把自己弄到劳改了，我再一出事，你们怎么办？我就想我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吧。”
母亲可真幼稚的可以，他们烦的就是这个自尊，这就是所谓知识分子的臭脾气。他们要的是奴才，奴才哪有什么自尊!
母亲说这些话时，平平静静像谈与她无关的小事，可我相信母亲，她是属于那种典型遇大事反而不慌的人，如果她找不到钥匙，她会气急败坏地揪着我的耳朵问我，但如果她找不到户口簿，她反到会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想怎么办。因此我心里难受极了，赶紧跟母亲开心：
“你看看，你一天到晚总说我不好，惹你生气，可关键时候，还不是要靠我救你，这短短一下，我就救了你两次了，你以后要对我好点。”
母亲在文革中被审查了一段时间, 说起来好笑, 母亲的一个同学被整得受不了, 就承认自己是三青团. 但这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 那你跟谁在一起活动啊? 你不可能一个人是孤零零的三青团, 于是她记得的所有人也成了三青团. 她的那个单位十分忠于职守, 就把这份交代材料寄到母亲的单位.
不知读者知不知道什么叫三青团, 简单地说, 它相当于共青团, 是国民党在青年中的外围组织, 说实话算不了什么. 但在文革时期, 那就要算个大事, 更不好玩.
文革后我曾问过母亲, 你到底是不是三青团, 然后又开玩笑地加了一句, 不要有顾虑, 组织上是相信你的, 会实事求是考虑你的实际情况的.
母亲笑着跟我说, 我哪里是什么三青团, 我是专门跟他们斗争的. 母亲很左, 我对此深有体会. 我记得小时候母亲跟我说, 她读大学的后二年用不着交学费, 学校还发生活费, 因为她是流亡学生, 家乡被日军占领, 自然失去了生活来源. 我有点惊奇地说, 那国民党还是不错的了. 母亲马上用批判的口气对我喝道, 不许胡说, 那是收买人心.
共产党比国民党厉害多了, 他们现在只管收钱, 用不着收买什么人心. 我想国民党也够寃的, 花了钱, 人家却不领情, 大部分跟共产党跑了, 还说句收买人心. 不过报应也来了, 共产党培养的人却也跑到美国来了, 不领情还要骂. 说句实话, 我读大学不像现在, 用不着交什么学费, 共产党的确是花了钱的.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极为漂亮（儿子一般都会这样说），明亮大眼睛，五官端正，挺直的鼻梁，一笑二酒窝，长长密密的黑发（这都遗传给我，除了酒窝）。我太太从不夸奖女人漂亮，看了她年轻时的照片都不得不说：你妈妈年轻的时候跟现在一样，可真有气质（？！）。是属于那种看起来文文静静，甜甜的女孩，但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根本就是一个误会。
那时与現在不一样，大学女生不多，母亲学的是理科，女生就更少了，刚到学校，自然不乏男生来搭讪，这到与现在一样，其中有一个就是学校三青团的负责人之一，这自然是他的工作，但我怀疑有些公私兼顾。母亲说，他一表人才，家世也不错，我想只可惜道不同不相为谋。
他的意思大慨是：像我母亲这样年轻幼稚的女孩，难免被人利用，因此需要跟他多接触，这样就不会误入歧途，确保永远幸福，可见哄女孩子的方法不像科学技术，进步不大。母亲生性好强，这话立刻让她反感，在她看来，女人的幸福与男人有何干？不幸倒是逃不脱干系。但她不动声色，浅浅一笑对他说：你这话极是，像我这样年轻幼稚的人就只能活该被人利用，不被别人利用，也只好被你利用，这样嘛，容我想一想，至少我可以挑选被谁利用吧。从此以后，母亲经常跟他作对。
母亲跟我讲这事时满脸都是得意的笑容，好像又回到了过去。我想像得出，那位老兄该有多狼狈。母亲无疑有一张利嘴，我对此深有体会，真不冤枉她读了那么许多鲁迅。
那一段时间叫做“清理阶级队伍”，文革初期的急风暴雨已经过去，接下来要做的是从从容容把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清理出去，出到哪里去呢？有三个去处，监狱，牛棚和干校。监狱是什么大家想必知道，牛棚就有点模糊了，它的实际含义是被监督劳动改造，记得那时候我们并不把那地方叫牛棚，大城市哪里来的牛，但文革后大家都这么叫，也就约定成俗了。
如果你去了这二个地方，那无疑你就是阶级敌人了。那时候常常说，要把阶级敌人打进十八层地狱，你就可以马上知道什么是地狱了。公平地说，地狱也是有区别的，这取决于管理者的阶级觉悟，我们那个学校的牛棚就属于地狱的上层，而旁边的一个学校的牛棚就惨了，死人不少。
干校在离学校2百多公里的一个农场，在那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属于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劳动改造，但仍然属于“人民”。开始干校条件很差，因为后来有了一个规定，所有教师都必须到干校劳动一段时间（半年左右），干校的人越来越多，干校条件也越来越好。有了食堂，澡堂，学校，周末还有电影（当然是样板戏）。
母亲被审查了一个多月，每天早上八点去报到，第一个问题总是：
“你什么时侯参加三青团的？”
“我没有参加过三青团。”
“那为什么有人揭发你参加了三青团。”
“那是有人记错了。”
“别人记性都不好，就是你的好。你上次说你到国民党军队做护士是七月，我们查了你的档案，实际是六月。看来你的记性并不是那么好。”
“那是在抗日战争，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
“你记不得的事情，组织上知道得清清楚楚。你还是好好想想，老老实实坦白的好。”
接下来就是不停地要她写交代，每一件事，时间，涉及到的人都必须一清二楚，当写的和档案或前面交代的不一样时，他们就说母亲在欺骗组织。这样猫捉老鼠的游戏着实使母亲厌烦并且感到深深的屈辱，母亲认为她一生从不骗人，怎么会去骗她奉为神灵的共产党呢。
我当然相信母亲，她做了一辈子的老师，不像现在中国的那一帮经济学家，撒谎，说一套，做一套她是不屑为之的。我从来没有发现她有意骗过我们。我小时候说谎她会跟我纠正过来，但不会深究，她知道孩子容易把想象和实际混淆，大了就不行了，我要骗人，她是要跟我没完没了的，她决不能允许她的孩子品质上有问题。她的问题是永远只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好的一面，我被弄得以为这个世界跟童话一样，结果头破血流，反而心生怨恨，估计这一套是跟共产党学的。
母亲告诉我，从大学时她就想参加共产党，积极地很，可那帮人总对她之乎者也，后来父亲出了事，她终于知道那个党不可能要她了。从她告诉我的故事来看，国民党比共产党对学生可要宽容多了，我也做过学生，她那些事如果我做，轻则开除，重就不好说了。母亲认为是她家庭出生的问题，毕竟她是有钱人家的小姐。。
父亲的看法则不同，他说：你不知道你母亲年轻时的那个性，那张嘴。我笑着说：虽然没有你体会深，但还是知道的。他接着说：人家主要认为她政治上不够成熟。我倾向于相信父亲，因为共产党里的大小姐多了。我认为是一个好事，如果她入了党，肯定会紧跟党的领导，当她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时侯，根本就不懂要让人的。那到了文革的时侯，就肯定不是那么容易脱身，我都救不了她。
我不明白的是那时候的共产党为什么对敌人还讲优待俘虏，人道主义，反而对自己的同志下手毫不留情要置于死地而后快。
除了让她在家睡觉和照顾孩子吃饭外，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必须在所谓专案组。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母亲有点顶不住了，用现在的话，要崩溃了。当她写交代的时侯，她开始想前一次是怎么写的，越想越糊涂，想不清楚，就写不下去了，但不写又不行，她就开始想，承认算了。参加三青团那时不是敌我矛盾，顶多到干校去，什么地方都比这鬼地方强。可就在这时侯，看到了审问她的那人的手，那手居然跟我的差不多。
太太总说我太脏，那是她没有能看到我小时候。那时我认为洗手，洗脸即痛苦又浪费时间，洗头洗澡那绝对是酷刑了。姐姐总爱跟母亲说：弟弟那不叫洗脸洗手，那叫打湿一下。可就这打湿一下，我能逃那是一定要逃的。
学校有澡堂，但母亲不能进男澡堂帮我洗。平时母亲忙，没时间管，所以每个星期天，母亲都要烧一大锅热水给我洗头洗手，第一盆水永远带着颜色，并且能反映季节。特别是我的手在冬天，往往裂了口子，一层黑壳。她一边紧紧抓住我的手往滚烫的热水里按，毫不理会我的挣扎和大叫，一边说：
“这哪是一双手，这是磨刀石，是炒菜的鉄锅底，别人看到了不知怎么说你的妈妈呢！”
往往要在热水里浸上个一，二十分钟，把黑壳泡软了搓掉，拿干毛巾仔细把手擦干，再擦上凡士林，
“跟你说了不知多少遍，手打湿了要擦点凡士林，又喜欢玩水玩冰，风一吹，这不是手，是爪子，你真不知道什么叫爪子？”
“我不要凡士林，它像猪油。
最后用雪花膏把我的手脸一齐一擦。
“那就擦雪花膏。”
“我更不要什么雪花膏，香香的，那是女孩子用的东西，我不是女孩子。”
“女孩子有什么不好，你要像你姐姐，我不知要少操多少心。”
我想，对你好，对我可不怎么的，女孩子只能跳橡皮筋，多没意思。
母亲把我拾掇好了，摸摸我的脸，满意的笑着说：
“现在才像一个人!”
“我本来就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一个小叫花子人。”
那时的干校还不准带孩子，母亲只能半年回来看一次我们。她当时就想，那谁给我洗手呢？除了她没人能管得了我，我半年不洗手？她不敢想下去，那还是再坚持一下吧。
就这样，母亲坚持到了专案组结束，到了讨论处理意见时，母亲是属于两可之间。听人后来说，母亲的事是当时工宣队队长定的，那人识字不多，革命意志非常坚定，她并不了解母亲，她是大人物，管那些大案子，幸运的是，她也是几个孩子的母亲。
她见有些分歧，突然问到：
“听说她小的一个很调皮？”
有人就把我舞会上开灯的故事讲了(见我的博客《我最调皮的故事》)，她哈哈大笑，说：
“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要给它曝曝光。这样吧，就不要她去干校了吧，现在学校又不上课，孩子不能没人管，事关下一代嘛。”
就这样，母亲逃脱了去干校的厄运，我们一家人能够保全在一起。
多年以后，母亲谈起这一段经历时说，这是她一生中最难几段时侯之一，幸亏不长，前后只有三个月，再下去她肯定受不了。她说：
“他们要说我是反革命，要关要杀我没有办法，可他们要你不停地贬低自己，糟践自己，说自己是个反革命，是个骗子，是个反复无常见利忘义的小人，可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也知道我是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人要一点自尊都没有，那还能活下去吗？我并不怕死，我反正已经死过一回了（母亲在抗战初期逃难时差点死掉），我那时经常想也许跟林教授一样反而是一种解脱，人总欠上帝一个死，谁都逃不脱，但我跟你林姨不一样，我有你们，你们那个犟头倔脑的父亲早早就把自己弄到劳改了，我再一出事，你们怎么办？我就想我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吧。”
母亲可真幼稚的可以，他们烦的就是这个自尊，这就是所谓知识分子的臭脾气。他们要的是奴才，奴才哪有什么自尊!
母亲说这些话时，平平静静像谈与她无关的小事，可我相信母亲，她是属于那种典型遇大事反而不慌的人，如果她找不到钥匙，她会气急败坏地揪着我的耳朵问我，但如果她找不到户口簿，她反到会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想怎么办。因此我心里难受极了，赶紧跟母亲开心：
“你看看，你一天到晚总说我不好，惹你生气，可关键时候，还不是要靠我救你，这短短一下，我就救了你两次了，你以后要对我好点。”
所以岂止是国民党不算太坏,四大家族也不是一点好事都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