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清官情结”

36 “清官情结”

1971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地震，就是“9.13”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的事件。这是一件令人一时无法置信又永远无法理解的奇特事件。

林彪，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二号领袖人物，稳坐在第二把金交椅上。而且第一把金交椅一旦空出来，他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已经由毛泽东钦定并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作为保证，是铁板钉钉，无可改变的了。为了提高林彪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宣称林彪是毛泽东的唯一的亲密战友。为此还把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故事，改为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工作做得如此细致，如此天衣无缝，如此铁板一块，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最初看到这段改写的历史故事时，我曾大为惊骇，历史可以根据某种需要任意编造吗？我知道中国历代都出现过如董狐那样不畏强暴、秉笔直书的史官和史学家。我一向相信历史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这时我开始怀疑了，至少对我们这一代的“史学家”产生了怀疑，他们的笔下，哪些是真实的呢？“假作真来真亦假”，我不禁为之惋惜，是否因此而导致信仰危机呢？反过来一想，我不免发现自己又冒傻气了，即使出现信仰危机，又有什么可怕？只听说过“枪杆子出政权”，何曾听说过“信仰出政权”！于是我又释然了。

然而听到林彪叛逃，又使我大惑不解。从披露出有关林彪罪行的《571工程纪要》看，林彪热衷于研究中外古今的宫廷政变，以证明他一直处心积虑地要搞宫廷政变。我觉得林彪已经得到接班人的保证，应该不再需要发动宫廷政变了。固然历史上有皇太子等不及老皇帝晏驾就篡位的历史，但林彪与皇太子不同，皇太子在登极之前没有实权，不能干预朝廷的任何政务，甚至对国事不敢置一词。林彪却是大权在握，担任着掌握军权的国防部长；开展文化大革命，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句话可以震动全国，真的是一言九鼎！《毛主席语录》是在他的指示下编印的，并首先在部队里发放，人手一册，然后推广全国；是他把“毛主席万岁”改为“毛主席万寿无疆”；是他说“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忠于毛主席是大德，其余都是小德”；是他把毛主席推上“神坛”，“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宗教仪式是他倡导的。这样一个显赫的实权人物还有什么不满足？何必冒险去抢夺已经有把握属于他的第一把金交椅，他急什么？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我也颇为我们的伟大领袖感到遗憾，为什么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屡屡失误？费了多少年的工夫选定了刘少奇，却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经过大树特树才把林彪推上副统帅的高位，而且昭告全国以至于全世界：林彪是他的接班人，却又叛逃了！其实他老人家只要相信他自己讲过的真理，就不会失误了。他的名言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要相信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让亿万双“雪亮的眼睛”替他选择，“相信群众”，让人民去选择大概就不会失误了。

在一般情况下，农民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但林彪的死，在农村中也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奔走相告，田间地头议论纷纷，街谈巷议无不以此为热门话题。一则是因为林彪位太高，权太重，势太大，他的死犹如冰山崩塌，使人感到天塌地陷般的震动；再则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连贫下中农也感到窒息，严冬盼春讯，酷暑望秋风，这是人之常情。虽然一时无法判断是祸是福，但静极思动，动总比不动好。因此人们在惊疑困惑中滋生出几许喜悦。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份《571工程纪要》，识字的人争相传阅，不识字的也要打听其中的消息。之所以我能很快地看到它，正是因为人们有些疑难问题，要我为他们解释。我很谨慎，只能解词释句，不敢推敲、探讨其内容。

这种“静极思动”的心情我也有之。政策法令往往因人而易，一人去留，影响全局，这是我们的国情。所以我盼望着林彪去后，能刮起落实政策的劲风，把冤假错案一扫而光。于是我又一次拿起笔来，写我的《申诉书》。

《申诉书》已经写过多次了，我不敢翻右派的案，我知道那是“雷区”，踩不得的，全国那么多的右派，谁敢说个“冤”字？由于群力中学公布了我的档案，我得知反右时路郁凡把他制造的黑材料——“蒋经国的奖状”纳入我的档案，这是他篡改我的档案的罪证。于是我在第二次遣返后，不断地写申诉书，请求彻查我的历史，惩治篡改档案的黑手，不触及右派问题。我的申诉书总是一式多份，寄给青岛市委、山东省委、国务院、党中央。每次都是石沉大海。不过我不灰心，只要有一份有某种机缘遇到了一位主持公道的清官，就会澄清是非的。右派问题就有可能随之解决。这是中国人民心目中挥之不去的“清官情结”，是几千年的人治社会形成的，是在不公正的社会中没有法律保障，无告的人的无可奈何的自慰和梦想，与求神拜佛时的许愿一样。历史上腐败的赃官比比皆是，清官则百年不遇，哪儿去找包拯和海瑞呢？何况现在连海瑞的戏都变成了大毒草，“清官比脏官更坏”的理论甚嚣尘上，如果真的出现一个主持公道的清官，恐怕早已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

这点浅薄的认识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才开始有所感悟，不禁对当年写申诉书的愚拙感到可笑。我的冤案算得了什么，所有的冤假错案中的受害者，哪一个的档案中不充满着黑材料？不制造黑材料，怎能开展轰轰烈烈的运动呢？

 

这年冬天，阔别了五年的大女儿涛从青海格尔木回家来探亲。这自然是家里的一件喜事，为春节增添了喜庆气氛。小涛原来有点儿内向，不喜欢说话，现在变得非常健谈了，这是离家5年，独立生活中锻炼的结果。她谈论最多的是青海的自然风光，高原气候和高原反应，青海的民情风俗，建设兵团的生产和生活，自然一切都是美好的。在政治运动中，人们都训练成了政治机器，谈话遵循着一定的准则，只谈“风光”的一面，不谈“阴暗”的一面。家庭成员之间也不例外，都把痛苦埋藏在心底，脸上堆满了笑意。尽管如此，对于生活在闭塞的农村的我们，她带来的还是新鲜的有趣的消息。

她带给我们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在缺医少药的农村，了解一些医药常识是十分必要的。在无书可读的时候，不论什么性质的书，我都有兴趣去读，就像嗜酒而喝不到酒的人，看见酒壶就会激动起来一样。这是一本有1240页的大书，由湖南医学院革命委员会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蓝色塑料软封面，烫金字，很壮观。我经常翻阅。这本书里充满了文革式的精彩奇文，使我大开眼界。现仅将治疗精神病的部分照录如下，以飨读者：

“资产阶级‘权威’们离开人的社会性，阶级性，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一直把这类精神病看成是‘纯生物’性的疾病，只治病，不做思想工作，因而长期以来，本病得不到满意的疗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广大革命医务工作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重视人的因素，充分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与疾病作斗争，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始终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患者，从而不断提高疗效，并为防止本病的复发找到了一条重要途径。

“精神病的治疗，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治疗的全过程，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指导医疗实践。医务人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向患者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治疗期间，应根据病情组织忆苦思甜、形势教育或个别谈心，启发阶级觉悟，引导患者配合治疗。在恢复期，除巩固治疗外，着重加强政治活动，结合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阶级斗争及路线斗争教育，提高觉悟。引导患者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斗私，批修’的指示，树立正确的思想观点，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群众，改造世界观，以巩固疗效，防止复发；并参加适当体力劳动，为其逐渐恢复工作作好准备。”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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