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最亲爱的战友——李亚平
一个人在一生中会认识很多人，但能成为朋友的并不是太多，能成为莫逆之交的就更屈指可数了。亚平就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们相识于一九七四年，中间有五、六年没见过面，但因为我们是患难之交，所以这个友谊就格外牢固，也因为亚平高尚的人格、正直的品质、舍己助人的风格、忘我工作学习的精神，使凡是和他相处过的人都分外敬重他，也为我们的友谊打下了更坚定的基础。
我认识亚平是七四年九月末，当时我和他都是同一届的工农兵学员，在河北工学院电机系自动化专业上学。
我第一眼见到亚平就感到他和班上的其他同学不一样。他戴着一付眼镜但目光是十分机敏的。穿着一身工作服，光脚穿着凉鞋，给人的感觉是不讲究穿着。别人来上学都用手提箱装衣服，行李也都打得整整齐齐的。可他却用一个花被单布缝制的大口袋装着被褥、大衣。使我不禁对他产生一种好奇的感觉。在我帮他收拾行李时看到大部分书都是“文化大革命”前高校用的教科书。“你从哪儿搞到的这些书？”我不禁问道“有同学送的，我家以前剩下的，还有一些是从收废旧报纸的那儿换来的。”他告诉我，有些人将这些教材卖给了收破烂的，他看到后感到十分可惜，就攒了不少旧报纸去换了下来，“这就叫‘偷梁换柱”，说罢他哈哈大笑了起来，我发现他一笑就和小孩子一样非常真诚、纵情，很有感染力。这样他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教育界在“四人帮”的把持下正在大力宣扬张铁生、黄帅等人的造反精神，周总理和周荣鑫等同志抓教育质量的做法刚开始不久就被“四人帮”打了下去，“四人帮”把教育界搞得乌烟瘴气。有不少工农兵学员认为自己是来“上、管、改”的，不少教师则认为工农兵学员知识水平太低，而自己又是被整的对象，所以师生之间对立、猜疑、互不信任现象极严重。怎样渡过这三年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张考卷，亚平在三年中用他的言行给这张考卷答出了最高分。多少年过去了许多事情对我来说还像昨天一样清晰。
开学后不几天出了一件事使我和亚平的友谊开始建立起来。那是“十·一”前因为我和亚平都是从保定市上的大学，尽管我们二人的家都不在保定，还是决定“十·一”前搭便车回保定工厂看看师傅们。不料半路上的一次急刹车，使车上装的一吨半的破钢片重重地挤在我身上，当时我的左脚骨折、胯关节受伤可汽车离保定还有
亚平因为要赶回去上课不能久陪我，不过当他在保定的那一个星期里，他天天来看我，我无法下床上厕所，他每次来都为我端便盆、倒便盆。他又给我借了一付拐杖，还借给我收音机让我收听北京的外语广播。过十·一时他怕我寂寞，晚上陪了我好久，并把他姨家做的对虾，几乎全部拿来送给我吃。在我住院的三个月中，他常常写信给我，讲述班上的情况，劝我安心养病。当我返校时还要拄拐棍，亚平亲自去天津站接我，每天晚上为我打开水泡脚促进血液流通，水稍有点凉他又去打开水续上，泡完脚后，他又为我倒洗脚水，从来没有嫌过半点麻烦。
他并不是单单对我这样，他对每一个同学都是同样关心。班上有同学病了，每次为同学打饭的行列中都少不了他，同学生活有困难，不声不响捐钱捐粮票的还有他。在亚平病重我去马里兰大学看他时，马里兰的同学给我讲了不少他助人为乐的事。三月底开学时他已病得走不动路了，但他怕半夜里女同学上计算机不安全硬是走一走歇一歇，走了半个多小时将同学送回家。他辅导别的同学学计算机、帮助同学修汽车的次数真是举不胜举。就在他病危时，大兴安岭的火灾消息传来，他还通过他的妻子向灾民捐了款。
十三年过去了，从河北工学院集体宿舍到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研究生院，他的生活环境、地点变化是巨大的，但在关心他人的方面是多年如一日的，我想这也就是他在河北工学院就一直担任院、系及班上的干部而到了马里兰又被大家选为中国学生联谊会负责人的原因吧。人们是永远敬重那些舍己助人的人的。
怎样对待人怎样对待那些受到冤枉、挨整而实际上是清白无辜的人，不仅是一个有没有人道的问题，而且往往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正派、公正。不是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吗？当一个人倒霉时，许多人明知他冤枉却不敢替他讲话，更有甚者还要投井下石。亚平最鄙视这种人，他决不昧着良心去干这种事。
当时在我们系教课和工作的有三位老师，都是所谓有问题的人。一位是我们的外文教师，他早年留学日本被定为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我
尤其是我们在校的最后两年——七六年、七七年正是风云变幻的年代，亚平用自己的行动唱出了与“四人帮”搏斗的最强音。
他知道进不去后就决心拍摄总理灵车的照片。他在刺骨的寒风下一直在长安街上站了四个多小时，
在天安门事件后，亚平因一月去北京拍灵车照片受到追查，我也因传抄所谓总理遗言被小人出卖而受到严厉追查。亚平虽处境不好，但千方百计保护我，他说：“要是再问你谁说那是总理遗言，你就说是我说的。”我知道亚平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文革中本来家里麻烦就不少，就坚决不肯这样说。后来亚平帮我编了一通非常巧妙的谎言，我总算蒙混过了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后不久我又在天津车站贴出了大字报歌颂天安门事件为邓小平同志平反。当时亚平要求在我的大字报上签名，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他家还是挨整的，不能给他家长找麻烦。他说：“不让我签名我就帮你抄写。”亚平为我抄写了二份又帮我贴到了院部和天津西站。当时这样干是十分危险的，班上大部分同学看我们这样干，都默不做声走开了，亚平毫不畏惧。以后当天津市公安局调查我时，亚平极力为我讲话，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这不是人在年轻时的冲动，这是我们一代青年为国为民担忧是一片赤子之心。当年亚平是这样，他到了美国后还是这样，他的心永远和祖国一起跳动，他的脉搏和祖国的心律永远相同。改革的成功他为之欢呼；少数人搞倒退他为之痛心。他是不会昧着良心说假话的，说真话也许有时会倒霉，但人人都敢讲真话，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他不是顺着潮流而走的赶潮人，他是站在时代潮流的顶峰勇于搏击中流的勇士，他不是龟缩在屋檐下的燕雀，他是在长空中奋击的雄鹰。
奋击不仅是在政治风云中，也奋击在知识的大海之中。亚平天资聪慧智力过人，但他总说自己笨，他的治学精神是我十分折服的。在工农兵学员中我因原来是文革前老高二的，因此不太用功贪玩。亚平也喜欢玩，但他学习抓得非常紧，看书非常细。他常常能提出一些非常好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经过深入思考是绝对不会想到的，我有好多时候或回答得是似而非或被问得张口结舌。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我的学习。他在文革前是老初一的，我的“文化水平”在当时班上竟然是最高的。同学过去常问我，但亚平的刻苦学习很快就显示出了效果。他待人又耐心、认真，最后班上同学有了问题首先问的就是亚平。亚平也确实是班上最拔尖的学生，他于七九年考上了研究生，成为河北工学院几千名工农兵学员中仅有的几个研究生之一，这足以证明他经历了怎样刻苦的拼搏。
亚平在研究生毕业后分到了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之前亚平的英文还不是特别好，他坚持天天听英文广播、背英文字典，英语水平很快就达到了听、写、说都相当棒的程度。当马里兰大学的教授在我国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讲学时，亚平任口语翻译，这位教授一下就看中了亚平，以后他让所里推荐一个人去美国学习，所里列出了十个人的名单，名单上没有亚平的名字，这位教授很不满意说所里打了埋伏，后来所里将亚平的名字报了上来，他马上就说：“我要的就是他。”这个三十二岁的青年已经显露出了他的才华。
亚平的确很有才华，他毛笔字、钢笔字、画画、拉手风琴、唱歌都相当出色。从写字说无论魏碑、隶书还是行书都写得相当漂亮；拉手风琴不但可以为人伴奏而且还可以独奏几个曲子。至于唱歌更是风靡我们学校，每次学校文艺汇演台上都回荡着他那浑厚的男中音，他也必定为我们班夺得一个奖状。他在体育上也是多面手，打排球他是校队的二传；游泳他在少年体校受过多年的训练；中长跑每次他都是我们院的前三名，而4×
这些业余爱好使他的心灵陶冶得更加高尚，更坚定了他心中最崇高的目标——向科学高峰进军为祖国尽力。
在华东计算所他一般都是选择别人认为最不好的时段——半夜12点之后上机，而将好时段让给别人。他爱人关心他的身体劝他不要这样拼命他说：“不行啊，我已失去了十年宝贵的时光，我要夺回来，不拼怎么行呢？不拼就要落后。”
但是他太累了，多年刻苦学习、工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的肝功能各项指标都远远超过了正常指标的几倍。今年三月份我在马里兰大学见到他时就感到他的体质大大不如大学时，经常感到疲乏，开汽车时间稍长一些也要躺在草坪上休息一会儿。我关心地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一年来太累了，应该好好地休息休息了。”
是的，他太累了，是该好好休息休息了，但不应该是现在而应该是十年前、十五年前在从他立定攀登科学高峰的目标那一天起。
他终于休息了……
31日凌晨5时匆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