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六一
生于一九六一
童年的重彩 水乡的素描——读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
·陈 平·
近年来，王安忆以《长恨歌》著名。这部作品去年被搬上了电视屏幕，许多从来不看小说的人也因此知道了王安忆的名字。电视剧《长恨歌》所以受到欢迎，是与它符合国人目前口味的故事情节分不开的：一位四十年代选美获胜的“上海小姐”，在“接收”她的国民党大员逃跑后，经历了被小开抛弃，独自抚养私生女儿，文革中颠沛流离的命运。小说的最后，这位前“上海小姐”惨死在一个可以做她儿子的年轻人的黑手里，此人名为“老克腊”，实为一个上海滩上的流氓。整个故事是一个人从生走向死的历程，结尾阴暗，令人绝望。
而王安忆的另一部作品，《上种红菱下种藕》，却充满了一个女孩成长的生机。虽然她的道路上也有陷滩和暗流，但生命超越死亡，青春征服颓废，却是这部作品无可争辩的主题。它再现了一个万花筒般的女孩的世界，描画出了一个女孩成长过程中的欢快和焦虑。这个小女孩的一段经历，放在在发展迅猛的江南小镇的幕布下，折射出了当今中国农民大批离开土地、中国农村城市化这一时代背景。
一、水乡背景
故事的主人公秧宝宝生在水网密集，文化深厚的江南。九岁这年，因为妈妈要到外地去帮爸爸做生意，秧宝宝被送到邻镇一家人里寄养。《上种红菱下种藕》就是秧宝宝这段在别人家生活的经历。
张墅农村的家，是秧宝宝熟悉的地方。后院的一草一木，大房子里祖先的沉淀，隔壁的老公公，同村的好友张柔桑，构成了秧宝宝生长的土壤。但是这现有的秩序即将被打乱，秧宝宝要到一个崭新的环境里去。从张墅老家刚出门，在妈妈羽翼的呵护下，秧宝宝充满了自信和对明天的盼望。到了李老师家，妈妈一离开，焦虑便淹没了她。周围满是陌生人的面孔，闪闪的促挟更加重了她对新环境的不安。这时，巧遇蒋芽儿，对秧宝宝不啻是个解救。而蒋芽儿，又正好是一只充满热情、生机勃勃的动物，于是，两个孩子的携手探险开始了。
九岁是探险的年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都是在从未使用过的内存上刻上崭新的一笔。她们“每天都能在这镇子上发现新鲜的事物，这个小小的镇子就成了一个无底的宝藏。”
这是一个变化中的世界。绍兴周边农村，和长江三角洲的大部份地区一样，弃农兴工，大批农民工从内地不发达地区涌向这里，给华舍，这个古老的江南水乡镇子，添上了时代的重彩。号称中国“乡镇之星”的华舍，早在清朝就有了“日出华舍万丈绸”的美誉，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轻纺工业，更给华舍带来了迅猛的变化。
王安忆在文中多次写到这新旧两街的对比。“新房子和新街快速铺陈开来，几乎将旧时的镇制格局掩埋。只有老街，破烂，朽败，又所剩无几，则隐约流露出原来的依水而生的面目。” 迅速成长起来的工业，给老镇带来的是无情的摧毁，“太多的纺织厂，印染厂，污染了河水。”千百年来依水而居的水乡人，早已不吃不用河里的水了。然而孩子对此种变化并不敏感。更吸引她们的，是镇碑前来往着的外地打工客。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久香出场了。这个女人，带着不安的意味和危险的信号，出现在众人面前。她是有魅力的，第一次见面，她就把两个孩子征服了。
孩子的观察往往是不连贯的，很多事情她们尚不能理解，又因为缺乏人生经验，不但无法从点滴现象推导出符合逻辑的结论，而且常常做出在大人看来荒谬的判断。黄久香这个极具时代特征的“坏女人”，在两个孩子的眼里，却成了一个充满魅力的神秘人物。她来无影，去无踪，似乎掌握着重大的秘密，有过非同寻常的经历，然而又和镇碑下的人一样，在一间小工厂里谋生。她矫好的面孔，沉着的态度，以及众人对她的关注，都在两个孩子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们不自觉地模仿起她的举手投足，为她的一颦一笑所牵动。
每天傍晚镇碑下的乘凉，带给两个孩子电影画面般的兴奋。外地民工口中的故事，他们颠沛流离的生活，镇上的“抄书郎”，正在兴建的基督教堂，“小小影楼”，笃信菩萨的蒋芽儿母亲，田间喧闹的工厂，改成录像厅的电影院，附近繁忙的柯桥公路，贩卖药材的东北人，无一不折射着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
世界在两个孩子身边飞速地变化着，而身处其中的她们却浑然不觉，世界于她们，更象一只万花筒，在被生活的担子压倒之前，她们要好好地享受一下看世界的乐趣。这就是童年。
二、 水乡的人们
虽然李老师的家在秧宝宝眼里不尽人意，但是这个家却是秧宝宝事实上的港湾。这家人正派、积极、向上、稳定，在大家庭分崩瓦解的当代，仍旧恪守着温馨的连系。这个家庭深扎在老街的土壤里，带着江南文化的沉淀。可以看出，王安忆是把这个家庭作为外面嘈杂、混乱、动荡的世界的对立面来写的。
陆国慎是一个“好女人”的典型。她浑身散发着母亲的慈祥。她宽容、诚恳、过着脚踏实地的生活。秧宝宝一进家门，自然而然地把她认作了朋友。这两个人，却因为给一次秧宝宝梳头而结下了疙瘩。陆国慎爱秧宝宝，爱得那么体贴，因为知道秧宝宝的倔强，她不越“禁区”一步，耐心地等待和解的机会，同时又不断发过去友好的信号。
秧宝宝是倔强的。一句口头禅“怕你！”是她性格的点睛之笔。她尚不懂“能屈能伸”，也没有“既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的成人式的圆滑。她不吃硬，因此和快人快语的闪闪合不来。但和闪闪不同的是，秧宝宝把自己的爱和恨都藏在心里。她是个内向的孩子，同时又我行我素，喜欢用行动说话。她爱陆国慎，就跑了十几里，到医院去给陆国慎送鸡蛋。刚到李老师家第一天，闪闪笑话了她一次，她就牢记在心里，坚决不再理睬闪闪，甚至秧及闪闪的孩子小毛。秧宝宝的倔强性格在这一段里凸显纸上。
闪闪是个有棱角的人，却并非无心。她给秧宝宝的爱，是所谓“强硬的爱”，是陆国慎温柔的中和。她带给秧宝宝的影响是要她坚强，要她长大成人。雨天一段的描写，显示了王安忆作为一个成熟作家的功力。“均匀的雨声笼罩了镇子。署气，嘈杂，腐味，全在雨中偃旗息鼓，静谧下来。”天空是一种水蒙蒙的浅灰，铺到很远。远到极处，却亮起来。 有一道起伏的青色的线，那就是会稽山。”这里的描写，勾出了一幅淡淡的山水画，“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的诗情画意跃然纸上。在这样一个湿润的背景下，秧宝宝和闪闪这对冤家和好了。
黄久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人物。她是个外乡人，又是女人，处在一个陌生险恶的环境里，四周的黑暗中满是觊觎的眼睛。她给自己加了个保护层。她究竟在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她是“那种人”？她不是？孩子的脑袋里，常常同时转着几个悬念。大人一眼便看清楚的局势，孩子不能明白。他们缺乏人生经验，还没有建立起一些固定的模式，来把人们分类。在他们眼里，只有“喜欢”，“不喜欢”，尚无没有道德评判。从小说提供的蛛丝马迹中，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她是个卖淫从业者。警察“严打”，她转入工厂做了几天工。警察走了，她重操旧业。但又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卖淫女。她心里有爱，她拿两个孩子当人看，也怀着对神明的敬畏。这个女人来了，又消失，就象这个无常的时代。
但是小镇过去的关系网仍旧活跃。李老师的学生在雨中托人给她送来古老的酥饼；秧宝宝的妈妈不在，“小小影楼”的妹囡便自动充当起监视的任务；钮木匠对自己名声的爱惜；张墅邻居们对独居的公公的关照；……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都市人眼中所谓的“农村人”。他们尚未沾染上都市的冷漠，与人交往尚且没有障碍，生存竞争还没有把他们之间的联系湮没。在他们中间，封闭社会里人们相互依存、友好和睦的气氛尚未被摧毁。
三、成长的焦虑
秧宝宝他乡遇故知，在华舍遇到了蒋芽儿。
蒋芽儿这个名字，暗示着一种夹缝中生长的艰难。这个孩子“胳膊和腿都细得像筷子，还略有些鸡胸。头颈又软，小小的脑袋便总是向后仰着。”， “与她孱弱的身体相反，她精力格外旺盛，……一对绿豆眼里，时时放射出狂热的光芒，”“建材店老板终日忙生意也还忙不过来，他女人是个吃斋念佛的人，凡事都托给菩萨。蒋芽儿便被放任自流了。”蒋芽儿像一株没人打理的小树，一边长出疯狂的枝叉，一边又因缺乏养分而脆弱易折。她收养了一群弃猫，每天放了学就和秧宝宝到菜市场去讨猫食。猫儿们是蒋芽儿生活的寄托。她需要的温情，父母不能给予，只有到猫那里去寻找。丢猫以后蒋芽儿的悲哀催人泪下。有感于秧宝宝对她的爱护，她对秧宝宝说道，“秧宝宝，只有你看得起我。”这个看上去没心没肺的孩子原来是有心的。
女孩在这个年龄需要母亲，因此她自然而然地寻找“替代”。于是黄久香出场了。她给两个孩子梳头，请她们一起吃饭。这两个孩子，一个被放任自流，一个母亲不在身边，温柔又具有亲和力的黄久香，多少起了母亲的作用，因此在黄久香神秘消失后，秧宝宝和蒋芽儿自然而然会去寻找她。秧宝宝再次见到黄久香，是在柯桥镇上。大热天，只凭一个背影，秧宝宝就不顾一切地追上去，没追上，她万分失落──孩子对母爱的信号是不会错过的，谁爱她，她心里最清楚。
在李老师家里，陆国慎是这个母亲的“替代”，然而好景不长：陆国慎保胎住院去了。秧宝宝一直想到医院去看陆国慎，但是她琢磨带什么礼物给陆国慎的情节却尤为感人。我们自己童年不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大人对我们的问题没有兴趣，我们只好自己想办法，而一个孩子可以动用的资源又是那么少。秧宝宝回到老屋，她开始并没有什么计划，却因为帮公公写了几封信，出人意料地得到了几只母鸡的头生蛋。看到这里，读者的心不禁为秧宝宝欢呼，她小小的身体走回华舍的路上一定是雀跃着的。
秧宝宝与张柔桑的纠葛是典型的发生在女孩之间的纠葛。张柔桑不如秧宝宝和蒋芽儿性格鲜明，但她是一个非常有女孩味道的人物。你看她后来通过递条子的方式和秧宝宝联络，多么具有外交手段。秧宝宝的性格是多面的，因此她的朋友们也是多样的。
在与世界磕磕碰碰中，秧宝宝在长大。有时我们也能在孩子脸上发现大人的阴险和世故，而秧宝宝却保留了一个孩子的纯洁，带着孩子的青涩，没有被世界污染，所折腰。因为她的真，她的不会逢场作戏，她的有情有义，秧宝宝赢得了周围人们的喜爱。柯桥医院门前的那一幕，是秧宝宝性格的点睛之笔：秧宝宝爱陆国慎，因此在陆国慎保胎住院的时候，特地跑回张墅的家，为她弄来了母鸡的头生鸡蛋，又顶着炎热的大太阳乘车赶到柯桥医院。到了医院门口，她却却步了。为什么？因为“她们还没有说话呢！”──多么孩子气的理由！然而女孩在那个年龄，就是这样的思路。两个人闹了别扭，和好之前，谁要主动说话，乃至任何表示友好的举动，都是十分扭捏的一件事情。
秧宝宝和蒋芽儿最后在华舍的分别也是十分孩子气的。孩子不懂得掩饰，他们凭直觉知道分别是痛苦的，因此无法装成有礼貌的样子，像大人们那样粉饰太平，秧宝宝和蒋芽儿都拒绝出来与对方告别。
四、 变化中的江南农村
金华饼、米团子、老酒、菱角，溇头、鸭棚、老街、石板桥，王安忆调动了众多与水乡有关的道具，来强化读者头脑中的印象。
秧宝宝和小毛随顾老师去老友家求画一段，是整个小说最温馨之处。江南水乡的特色在这里充分展开。岸上的房屋，“屋檐几乎伸到河面上来了”， “新洗晾的衣服，滴滴答答溅着水珠，溅到船上的客人脸上”，“船上架着八仙桌，桌上摆了糕点；桌下是成箱的啤酒 ，饮料……穿了新衣的男女老少分坐在前后”，秧宝宝和小毛两个小孩手持莲蓬，坐在船舱里，水面上的雾气渐渐散去，船帮碰撞的声音，浆划水的声音，机动船的马达声，一幅多么动人的水乡图画，可谓造境与写境的统一。
公公为自己准备棺材这一情节，暗示着水乡的过去正在离我们而去。公公的下一代都已离开了家乡，他是全家最后一人。他固执地要抓住土葬的传统，也许这是他抵抗扑面而来的城市化的一种方式吧。那首点题的歌谣，带着湿润的江南风，恐怕也只有公公这样的人还能唱得出来了：“状元岙，有个曹阿狗，田种九亩九分九厘九毫九丝九，爹杀猪吊酒，娘上绷落绣，买得个溇，上种红菱下种藕，田塍沿里下毛豆， 河勘边里种杨柳……”这首歌谣一定会在秧宝宝的记忆里留下印象。有一天，在人潮翻涌的都市里，这首歌谣的片断将会在秧宝宝的脑海里重现。
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耕农城市化正在中国进行。秧宝宝的父亲夏介民，是一个典型的浙江农民出身的小商人。秧宝宝的爷爷奶奶五十年代从商人回到农民，而夏介民走的路正好相反。他“先是替人打工，有了本钱，再自己做。” 他和秧宝宝的妈妈为了生存，夫妻分别，孩子寄养，在大城市里，“或是临时搭建的油毛毡顶铁皮门脸后面的店铺，甚至只是货栈的一角，用旧床单拦起，住上几对夫妇，” 离开土地的农民，为了建立新生活在大城市的挣扎，其中的辛酸苦辣，是城市居民所无法体味的。
秧宝宝的家乡还保留着农业社会的点点滴滴：人们经常相互串门；厨房升不起火来，可以到邻家解决一顿；谁家外出，就把自家房子托给邻舍。小说里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张墅的人情味，公公造阴穴，人们来观看；公公几天没出门，人们便翻墙进去关照他……王安忆描画的仿佛是一个“理想国”， 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但是，城市化的推土机已经隆隆地开来了。从秧宝宝在张墅乡下的家，到开始工业化的华舍镇，透过秧宝宝的目光，读者好像闻到了老街上河水的味道，听到了柯华公路上现代化的车声。
在网上的一篇谈访中，王安忆曾表示过对小镇生活的向往。她认为小镇的人情和密集的程度，是最适宜于人居住的。故事的结尾传递着“失乐园”的哀伤：这镇子“真是小啊，小得经不起世事变迁。如今，单是垃圾就可以埋了它，莫说是泥石流般的水泥了。眼看着它被挤歪了形状，半埋半露……它的腥臭烘热的气息，逐渐淡薄，稀疏，以至消失。”
秧宝宝不看电视。她每天在外边跑，参与世界，而不是被动地观察电波里的虚拟世界，这几乎是六十年代儿童的生活。当代儿童经常关在家里看电视，玩计算机游戏，比较缺乏与人的交往。大城市孩子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秧宝宝是一个农业时代的幸存者。儿时贴近泥土的欢乐，是电视、互联网所不能替代的。故事的结尾，秧宝宝要去杭州了。我不禁为这孩子担心：一株幼苗，连根拔起，放到城市的水泥地上，她还能郁郁葱葱吗？
长大了，是令人欣慰的，同时也是叫人哀伤的，一种青春不再、处子不再的哀伤。人生只有一个九岁。秧宝宝过完了她的九岁。她并没有意识到，这刚刚溜走的时光是多么的珍贵。孩子在九岁的时候，总是盼着那标志着成人的十八岁。而十八岁却仿佛在和她捉迷藏，永远也不肯让她捉到似的遥远。突然有一天，这孩子已经三十岁了，在十八岁的车站没有站一站，就飞也似的永远过去了。也许直到那一天，秧宝宝才会回想起儿时的伙伴蒋芽儿，而蒋芽儿，也许早已被险恶的人生吞噬掉了。我不愿看秧宝宝前面的路。
也许我的担忧是无来由的，这孩子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她绕过了黄久香的险滩，她超越了老房子的死亡，她没有被孤独击倒，她有爱她的父母……为什么，秧宝宝不能象征服华舍那样征服杭州呢？是啊，她完全能够。在故事的结尾，秧宝宝离开华舍，到杭州亲戚家去上学。我却忍不住要去再一次回顾她美丽的九岁。
愿秧宝宝永远不失红菱的新鲜，莲藕的洁净。
2006
你观察事物很透彻，一粒米在你手里能稻谷飘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