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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师傅

(2007-10-29 16:41:59) 下一个

                 夏师傅

                ·陈 平·

  一九八七年冬天,我在旅行社前台卖了近一个月的机票,经理才准许我带团出去。

  第一天是一个两人的散客团,旅行社的车都出去了,经理让我自己到外边叫辆出租。我站在马路边一招手,开过来一辆土红色的皇冠。司机座上坐着一位一身蓝涤卡制服,留着说不清是分头还是寸头,胡子拉喳的大脸,像是京郊农民的“土老帽儿”。我有点担心,就问:“上八达岭,你知道怎么走吗?”“土老帽儿”好脾气地笑了:“放心吧!我昨天还拉人上那儿去了,上来吧!”我把俩老外安排在后座坐好了,自己坐到司机旁边的座位上。上了公路,才发现这司机开车熟练,很稳。

  到了长城脚下,我让那美国老夫妇坐在车里等着,自己顶着寒风先去把门票买好了,再叫司机把车开上去,开得离入口尽可能近些,才打开车门,让那老夫妇出来,他们一叠声地谢谢,老太太也一口一个“哈尼”地叫。开始爬长城,我有意走得很慢,边走边给他们讲秦始皇修长城,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还把远处的烽火台,近处的小村庄指给他们看,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才爬到第一个炮台。这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我建议先下去吃午饭,吃完饭如果高兴,再回来爬,老头老太太齐声赞同。看那老头老太太脸蛋被冷风吹得通红,我知道下午再回来的可能性不大。出了长城,我还是让他们在背风处等着,自己下去找司机。我一边往下边的停车场走,一边想,司机肯定在抽烟,把车里熏得呛人;要不就是在睡觉……找到那辆土红色的皇冠,我惊奇地发现,师傅既没抽烟,也没睡觉,正坐在里头看昨天的《北京晚报》。

  见我进来,他问了句:“累了吧?”

  我更吃惊了——知道心疼人的“车豁子”可不多。我尽量没让脸上的惊奇露出来,轻描淡写地说了句:“累倒不累,就是风太大,天儿太冷。”其实我冻得上下牙直打架。

  师傅听了说:“我这儿还有点热茶水,你要不要?”

  我又是一惊:“那师傅你?”

  “我早晨吃饱喝足了才出门的。”

  我不再说话,接过保温杯,“咕咚咕咚”,把多半杯热茶水都灌下去了,立刻,我就觉得身上有了暖和气,脸上也不针扎似的疼了。

  把老夫妇拉到旅行社指定的对外餐馆,坐下来,点好了菜,看着他们吃上了,我和师傅才走到隔壁中国人吃饭的地方,叫了六两包子和两碗汤。两个包子下肚,我问师傅贵姓。

  “免贵姓夏,夏青。”

  “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位重名?”我笑着问。

  “是啊,我父母都是工人,没文化,天天爱听个戏匣子,听见里头有个‘夏青’报新闻,就给我也起名叫‘夏青’。”夏师傅一口老北京话。

  他接着问我名字,“北外”的还是“二外”的。我摇头说都不是。咽下嘴里的包子,我告诉他我是某某大学毕业的,夏师傅嘿嘿笑了。

  “这就对了,我看着你就像东北人。”

  “你怎么看出来的?”自以为练了五年的北京话可以乱真了,没想到一个早晨就被这老北京听出了破绽,我不免有点不快。

  “我在东北插过队啊!东北姑娘都你这作派。”夏师傅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你插队在东北哪旮瘩呀?”既然已经被夏师傅看出来了,我干脆放松,舌头也不卷了,直接用东北话问道。

  “吉林省镇赉县四方台子公社韩村大队二小队。”夏师傅连个“倍儿”都不打地报出这一连串的地名。

  “那你是老三届了?”

  “六七年初中毕业。”

  我刚要问他七七年七八年怎么没考大学,话到嘴边咽了回去——那不是戳人家疮疤吗?七七年七八年考大学的,有几个是工人的孩子?

  “你开出租几年了?”我改口问。

  “三年了。怎么着,查户口?”夏师傅笑道。

  “不是,不是。”我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咱们倒是可以合作。”夏师傅看着我说。

  “嗯?”

  “你负责找客人,接待客人,我负责开车。一个旅行社有这么俩人就够了。”夏师傅看着我,认真地说。

  听了夏师傅的话,我心里一亮,是呀!以前我也听说过这种导游和出租汽车司机联合起来“干黑活”的事儿,没想到这事其实就这么容易。

  “好,这事就这么说定了,下次我有了客源就找你。怎么跟你联系?”我问。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我家住前拐棒胡同6号,记住了,6号。”夏师傅递过来他的电话号码。

  这一带团不要紧,连着二十多天,天天去长城。每天早晨我一来上班,就听见值班经理发号施令:“陈平!八人的美国团,上长城!”“陈平!十一人的加拿大团,长城!”同事们戏称我是“长城专业户”。到了第二十三天上,磨挲着皴裂的双手,看着镜子里被风刺出来的红脸蛋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找到经理,问能不能给我换个地方。经理说,你第一天带团就是去长城,回来客人说你讲得好,所以就还让你去长城。我大叫冤枉,说如果第一天让我去故宫,我肯定一样讲得好。经理一听也有道理,第二天就把我换成去故宫。

  故宫一天下来,讲得口干舌燥,走得腿肚子转筋,这才明白过来,还是长城的活儿好,去的时候在车上介绍一番就行,上去不用爬多远就往回折,中午在八达岭吃顿饭,磨上两个小时,下午三点就打道回饭店了。故宫从午门进去就得不歇气地讲,几个大殿不用说了,防火的水缸,看时间的日咎,都得说说,有时想偷懒跳过去不讲,肯定就有人问。故宫里可看的东西太多了,可讲的故事也太多了,常常讲到后花园珍妃井时,我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借故上厕所溜开。那时候故宫后门里有个卖大碗茶的地方,我有两个星期,天天上那儿去润嗓子,里头的人都认识我了。回到饭店,跟经理说,还是让我上长城吧。经理说长城已经让小顾去了,你回前台坐着去吧。

  这天我一个人在前台正坐得无聊,来了两个美国妇女,问上长城怎么走,多少钱。我灵机一动,说,我可以给你们组织一个PACKAGE TOUR,长城加颐和园,车,导游,午饭,门票,全包,两人一天一百美元。两人一听很高兴,说好了明天一早出发,我马上就溜出门去,给夏师傅打电话。

  电话接通了,那头是一个老头的声音,“你找谁呀?”我说找夏青。“几号的呀?”老头又问。我这才明白夏师傅给我他家门牌号码的用途,原来这是胡同口的公用电话。我赶紧掏出小本,冲电话大声喊,“6号的!夏青!麻烦您了!”老头搁下电话找去了。仿佛过了无尽长的时间,电话那头才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喂?”

  我有点蒙,难道一个胡同里还有两个夏青不成?我赶紧说我找的是男夏青。

  “我知道,我爱人出去了,你找他什么事儿?”女人小心谨慎的声音。

  “噢,请你告诉他,有两个老外明天去长城,我包的活儿,让他明天早晨八点半准时在饭店门口等我。我叫陈平。”说完我就把电话撂了,免得那女人又盘问我。明天如果他不来我就临时在饭店门口叫车,我心想,有钱赚还怕没人开车?

  第二天出师不利,先是我坐的323在花园村堵车,下了公共汽车都八点四十了,又发现导游证忘带了,这就意味着中午吃饭不能去指定饭店了,我一路小跑到了饭店门口,一眼就看见夏师傅坐在他那土红色的皇冠里,正翻《北京晚报》呢,我顿时觉得踏实,朝他挥了挥手,又指了指酒店大堂。夏师傅冲我点点头,把车发动起来。

  车上了去八达岭的公路,我告诉夏师傅,我没带导游证。他说没事儿,到中午他会带我们去一个“又好吃,又便宜的地儿”。

  从八达岭上下来,夏师傅开着车过了那两间“国家旅游局指定饭店”,绕了两个弯,进了一个村子。村口一家小馆子,木头桌椅,又干净,人又少,地中间点着个炉子,把整个屋子烤得暖哄哄的。看见有老外来,老板亲自出来,问我们想吃什么。原来他们盖这个餐馆,就是想从八达岭那两家指定饭店抢点客源,无奈地点太偏,导游们都不知道。我问两位美国人想吃什么,她们说想吃面条。我根据我了解的美国人的口味,要老板做大卤面,告诉他多放蔬菜和鸡蛋,少放酱油和盐。出来的结果两位美国妇女很满意,直说这是最好吃的面条,还要跟老板合影留念。

  那天我和夏师傅去掉汽油费,给出租汽车公司的“份儿钱”,饭钱和门票钱,净赚了六十多美元,按黑市价就是将近五百元人民币啊。夏师傅对这天的结果很满意,我因为长时间没挣这么多钱了,也很兴奋。夏师傅坚持要我拿“大头”,我开玩笑说,“夏师傅,你要是学会说英语,我就失业了。”

  “等我学会说英语,黄瓜菜都凉了。”夏师傅自嘲道。“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瞧你这又是大学又是研究生的,多少年哪,才练到今天这个水平。”

  “我那么多年,可不是天天学英语来着,我的专业是计算机。”我笑了。

  “噢,这我倒不知道。那你说说,要达到你这个水平得多少年?”

  “全脱产,两年吧。”我说。

  “嘿,那我还有希望啊。”夏师傅高兴得像个小孩儿。

  “真的,你要学,明天我就给你盘带子,你这什么王洁实谢丽斯就甭听了,改听《英语900句》吧。”

  第二天,我就把上大学时听的《英语900句》的老带子翻了出来,交给了夏师傅。夏师傅拿着带子和书,挺高兴,又问我:“你看我,行吗?”

  “怎么不行,你有听不懂的地方就来问我,我不带团时就在前台那儿坐着。”我鼓励了他一把。

  “好嘞。”夏师傅应着,开着车走远了。

  那以后,夏师傅就特别注意我和客人之间的谈话,第一次听出了几句简单的英语,他兴奋得脸都红了。他也试着开口说,但总是带着浓厚的北京口音,把CHINA说成“拆那”。

  到了一月份,我赴美的护照和签证都办好了,三个月来旷课当导游,挣了一千二百多美元,我辞了旅行社的工作,从研究生院退了学,临上飞机前一天晚上给夏师傅打电话告别。夏师傅一听我要走,就说他开车去送我。知道夏师傅是个实在人,我也没推辞。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和两个送我的朋友把行李拖到楼下,夏师傅的车已经在院里了,朦胧中隔着玻璃看见坐在方向盘后边的夏师傅,我心头一热。到了机场,夏师傅一个人拎着我的两个大箱子,走在我们后边。进到机场栏杆里边很远了,我回头一看,夏师傅和我的两个朋友仍站在那里看着我,夏师傅的兜里,还揣着不知是哪天的《北京晚报》。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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