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户户长讲的故事

　　　　　　　　　　　　　　集体户户长讲的故事

　　　　　　　　　　　　　　　　·陈　平·

—　真要回国？国内那是武林高手云集，这儿也是，比我聪明比我漂亮的，都有，可他们那精神头儿都用到股票电脑上去了。我是选了一条跟别人都不同的路，好象我自己一人儿在跑道上，甭管跑快跑慢都是我第一。你一回大陆那接触面儿就不同了，个个都特棒，不跟咱们这儿似的，跟国内脱了节，跟人美国人也没什么关系，是一文化断层。我跟你说插队的事儿，你明白，刚才过去那俩“八国联军”，我要跟他们说插队，人早让我一边儿呆着去，再说插队英文怎么说我也不知道。

—　那你还讲你插队时候的事儿吧，我爱听。

—　刚才讲到哪儿啦？

—　讲到你出民工。

—　对，一出民工就是我们知识青年的事儿，因为一个知识青年顶不了一个全劳力。那些本地人都壮着哪，留在家里干活，知识青年出民工，修大堤去。我回集体户一动员，丫的都不去，懒，怕累。我是集体户户长，我就去了，一天还发两毛五哪！我说你现在还老把个穷字儿挂在嘴边上，那时候才真叫穷！我离开北京时手里有五块钱，一年以后回北京，还剩三块，一年就花了两块钱！　那时候我穷得连个饭盒都不“趁”，找女生借去。户里十六个人，七个女生住一屋。我一说借饭盒，半天没人说话。有一个说，我饭盒还没洗呐——明摆着不借。这时候，杜蓓过来了，把饭盒递过来，没说话。我打开一看，干干净净的。我也没说什么，拿了饭盒，就走了。到堤上一看，全县也凑了上千人，中午吃饭的时候，送来俩大桶，一桶高粱米籽儿，一桶白菜汤。

—　你还真吃过高粱米籽儿？

—　没少吃！吃完了饭，把饭盒在那边河里洗洗，再喝两口河里的凉水。第二天吃饭的时候，一个小子没抢上饭，就骂骂叽叽地，看我不顺眼，使劲推了我一下，我个儿小啊，一下就把我推到大堤底下去了。我从下头爬上来，抡起一把铁锹就跑过去，“咱哥俩儿练练！把你家伙也拿着！”　丫的说，“我不用家伙就能把你小子镇住！”　我抡起铁锹，一铁锹，两铁锹，当时就把小子打趴下了。堤上的人呼啦一下，全围过来了，跟看猴儿似地，把我们俩围在中间。这小子是他们队里一霸，长得又高又壮，谁都打不过他。这次让我给打了，人都觉着新鲜。有一个说，你拿家伙了，他没拿，这不算，让他也操家伙，你们俩再练练。他就抓了一把大铁勾子扑上来了，梆一下，没打着。哥们儿过去练过武术，知道怎么躲，得这样（做动作）。躲过去了，他又扑上来，一下把我从后面抱住，这招儿哥们儿也知道怎么对付，得这样，抱了拳，用胳膊肘打他弱处（做动作），一打就散。再趁着他没回过神儿来，一脚，两脚，都踢到他要害的地方，当时小子就没人色儿了，我也见好儿就收。这场架打完，我就有名了，老乡们都说，你别看那北京知青郭亚非个儿小，诚是会打架！

—　这么说你到堤上尽打架了，没怎么干活？

—　干！也累个贼死。二十天干完了，一人发五块钱。当时月饼是五毛钱一块，水果糖两快钱一斤，我买了两块月饼，一斤水果糖。把杜蓓的饭盒洗干净，把那两块月饼，再抓大约三分之一的水果糖，　放进去，回户里了。先上女生那屋，进屋就把糖口袋放炕上，“大家吃糖啊！”　再把那饭盒交到杜蓓手里。她接过去了，一掂，怎么有点儿沉，就看了我一眼，但是没打开饭盒。我也没说什么，就走了。

—　俩特务接上头儿了？

—　接上头儿了。这杜蓓我以前还不认识，离开北京时火车上才看见。当时一看就傻了，一零一中学还有这么漂亮的女生！以前怎么不知道！跟我分在一户该多好！到了白城，还真跟我分在一个集体户！后来我们俩就好上了。每年夏天，就这时候，我们俩买瓶酒，买点儿花生米，再买几块糖，坐在大堤上，侃。当时我十九岁，她二十岁。她可真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可丫就是不脱裤子，我怎么说都白搭。她说她怕怀孕。后来直到我们吹了，她也没让我进去一次。以后再跟别人好，哥们儿不管那个了，不脱裤子就扒，先问人一声这算不算强奸，不算，那就干了，先进去再说。杜蓓她爸爸是水电部的总工程师，文革后期“解放”了，把她弄回北京去了。她这一走，比我们，就高了一级，我就有点儿够不着了。我还跟回北京一次。我回家一进门，我爸正躺在凉席上看书，一看见我，马上坐起来，“你怎么回来了？”　“嗯，那谁回来了，我就也回来了。”　我爸没吱声，又过了一会儿，才问我，“你刚才那话，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我没听明白。”

—　你爸真好，能理解人。

—　我爸就这点儿好。不过我那次回来也没用，我们俩最终还是吹了，丫特革命，回北京后经常在信里教育我，让我争取入党。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早在那时候就对这党失去了信心，也可能是“黄皮书”看多了吧。我就写信给杜蓓，阐明我的看法。丫回信把我严肃地批评了一顿，说我的思想很危险。这我就不能接受了！我就又写了封信，连同她送我的笔记本一起寄给了她，跟她说，既然不能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别的也就算了吧。我们俩，就这么吹了。要是不吹，我跟现在就完全两样，我这泛爱主义就是打那儿来的。从北京回来就是夏天了，集体户里粮又不够吃了。知识青年一人一年６５０斤粮食，老乡一人５６０斤，我们又没他们吃得多，所以我们粮食多少有点富余，老乡就天天来集体户借粮，也没有秤，你一桶，我一脸盆的，到后来我们反而不够了。我当上集体户户长，第一件事就是要粮，把他们都吓一跳——这事儿得罪人哪！我把欠条一看，杨财借的最多。

—“扬财”还用借粮？

—　你不知道，队里有“五财”，邵财，刘财，韩财，孙财，杨财。穷得裤子都快穿不上了，还倍儿爱叫“财”。我领着人，到了杨财家，跟人好说好商量地，“您看粮食得还我们了吧？我们现在也有点紧。”就这样，把粮食还我们了，可从此以后丫的特恨我。反映在什么事上呢？春天浇地的时候，有一小子跟他开玩笑，把他的水筲拿起来就跑，大家手里来回传，我也参与了，他别人不看，就冲我来，一下就把我给按地上了，还吐了三口吐沫。

—　你怎么不跑啊？

—　跑不过他。他三十六岁，从小给地主放马，地主不让骑马，只能跟着马跑，所以跑得特快。三口大粘痰，特恶心！还有一件事是评劳力。他撺腾几个人，给我评了个“八里谷子”，相当于妇女劳力一级，给我气的！就因为我个儿小！我也不敢吱声，老老实实干着吧。终于干了一年多，再一评，给我评了个男劳力三级，还是“八里谷子”一类的，又是丫的杨财在里头捣乱！我就还找他要粮，他也还上我们那儿借粮，有时捎带还撮点盐回去。

—　这户长，难当。

—　后来白城铁路局招工，让我去了，这下哥们儿就成“吃红本儿”的啦——有国家发的粮本儿。我顶着北风“大烟泡”，走了十多里路，上公社办手续把关系转走了，回来一看，集体户屋里挂着霜，哥几个冻得都缩在被窝里。我也顾不上别人了，自个儿上哪儿弄点柴禾，拿草捆子搭个小窝，钻那窝里去，这才暖和点儿。这时候，徐兰来了。我最烦徐兰，她比我大三岁，跟刘建平搭上了以后，在县城旅馆住了两天，“腌小萝卜”，大伙儿就看不起她。她爸是什么设计院院长，高干，她弟弟也在白城地区插队，就不象她那么缺心眼儿。她来了，上门里一站。我说，你干嘛来了？她说郭亚非我心里乱着呢，想跟你说几句话。你一走，集体户就垮了……说着说着她坐门坎上了，我那会儿没这么流氓，要搁现在呀，早把她给办了，“腌上”。我说，我走我的，天也塌不下来呀。她说，你是不是特烦我呀？觉得我特流氓是不是？你知道谁是我第一个呀？不是刘建平吗？不是。这下我来兴趣了。可她又说，我怕，不敢说，说了怕活不了了。我说我帮你。她说，第一个弄我的，咱们都认识，特有势力，是……是杨财。我一听先吓一跳，后又狂喜。你知道“三河事件”吗？老乡把知识青年吊打，周总理派人调查，结论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该抓的抓，该判的判！

—　好，你逮着杨财的把柄了！

—　嗯。当时我一看门口一堆人，就让徐兰进里屋去了，把女户长吴杰叫来，告诉她，徐兰让杨财给强奸了，我找你来问问她，你们原来中学都是一个班的，方便问，现在中央正抓这事呢。我，齐森，吴杰，徐兰，都进了里屋，点个小油灯，徐兰口述，吴杰拿笔记本记。徐兰说着说着，我就也回忆起了这事儿。有一次杨财把我叫他家吃饭，吹牛说这老娘们儿就那么回事，我要在城里，也能娶个水汪汪的大姑娘。现在我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看着徐兰挺浪，就说，咱俩谈谈心吧，上场院谈去吧。俩人翻墙进了场院，杨财把徐兰按在谷子堆上，就亲她，徐兰说我特怕，他说不用怕，就骑人身上把人干了。后来杨财还不断来找她，动不动就“谈心”来了，徐兰一听就怕。

—　这个恶魔！

—　吴杰写完了，徐兰签了字，拿着笔记本我就上公社去了，找到武装部长，他说管不了，我就上县了。县里有一个革委会副主任，曾经说过，只要是知青的事，什么时候来找他都行，可又让他的秘书给拦住了，我跟秘书说，我们集体户一女知青被强奸了，他说这事你上公安局去吧。我又跑到公安局，把材料递上去，说要再不管我就上中央了。他们说一定管，我这才回去了。回到队里又跟老贫协，叫刘喜才的，说了这事，老贫协也不喜欢杨财。回到集体户，徐兰还直害怕。这时候杨财听说事情闹大了，就去找老贫协。老贫协说，我管不了，咱得听人家领导怎么说。过了一个月，我正在铁路局货场扛大麻包，主任把我叫去了，县公安局来了俩人，了解这事。我一看特紧张，但还尽量装没事儿人似的，把这事的前前后后给他们讲了，杨财借粮不还的事也说了。又过了几个月，开宣判大会了，把他判了五年，上四方坨子劳改去了。他整我三年，我还他五年，这上劳改局去了，一个工分不挣，别说“八里谷子”，连“二里谷子”也评不上了！后来我一个好朋友来看我，路上碰上一小子，姓杨，问他认识不认识杨财，他说是我爸，又问他你爸上哪去了，他说让那知青小郭给整监狱去了。

—　痛快！

—　还有一个和我结下仇的人，叫于显涛，公社武装部部长，丫动不动就什么“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他上集体户蹲点，我，杨财，马小槐捣粪，把粪弄碎了，妇女挑地里去。杨财拿二尺钩子比划两下，就跟妇女打情骂俏去了，我和马小槐就也歇了。结果杨财一回来就骂我们，说要给我们扣工分，我和马小槐更不干了，干脆回集体户去了。马小槐人缘好，把于显涛叫来了，丫的一口一个林副主席，不给我们记半天工。我们就罢工，歇了一个星期也没人理我们，自己又上班去了。

—　你可真逗！

—　第二批知青是浙江人，夏天来的，一人一个小扁担，“吱扭扭”，挑着行李，分在四家子大队，三十多人住一大屋。他们在村里偷鸡摸狗，把于显涛的鹅给吃了，于显涛领人半夜把屋子包围了，姓于的舞着盒子枪在后头鼓动大伙儿冲，没人敢冲。为什么？浙江人比我们这帮北京的心齐。僵了好几个小时，不了了之。小扁担们第二天呼啦一下子，全回浙江了。回去以后告到中央，浙江人属于经济移民，不能干扰，中央下了个文件，把于显涛小子判了七年，我这乐哟！

—　那徐兰后来怎么样了？

—　她后来跟一个叫富贵的结婚了，这“贵”队里也有七八个，穷了一辈子，连裤衩都穿不上，也叫“贵”！我离开白城之前还去看过徐兰，生了一窝孩子，满脸摺子，整个一农村老娘们儿的形象。你记住，狼走遍天下吃肉，狗走遍天下吃屎。

（写于１９９５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