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最真实的抗日女间谍郑苹如(组图)

     她说：“作为中国人，你们竟会干出如此恶劣的勾当？”还要求“不要打我的脸，我不希望脸上有枪伤”。随后按照对女犯执行的规定，让她坐在一个早已挖好的四方土坑前，按林秀澄十分肯定的说法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坐着”，旋即向她作了宣判，并从后脑处开了枪。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08年第4期

第一西比利亚门前的枪声

1939年12月21日下午6时20分许，也是夜幕正降，华灯初上的时分，坐落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135—1137号的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门前，响起了连连的枪声。

喧闹而有序的静安寺路陷入了一片混乱。枪声响起的前一刻，一个从皮货店里冲出来的中年男子，正直奔对面安登公寓弄口的一辆1936年型的别克(黑)牌轿车而去，机灵的司机见主人奔来，立即发动起车，几乎与枪声响起同一瞬间，那人钻进了车门，轿车便急急地向东驶去，身后飞来的子弹撞击在防弹玻璃和车身上发出“卜卜卜”声……

第二天，各报都以大同小异的文字，报道了这起真相不明的枪击案。惟有汪伪集团的《中华日报》，刊以“静安寺路匪徒枪击黑牌汽车”的标题，使人意会定是抗日志士的锄奸行动。直到第十天，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才以转刊“香港电讯”方式，明明白白地登载了“丁逆默邨在沪被刺”的消息，并说丁已受伤，“生死不明”。

挨枪击的确实是丁默邨，不过除了防弹玻璃和车身上留下的弹痕，丁本人则是毫发元损，虚惊一场。

丁默邨，何许人也?汪伪集团头号特务头子也。他是当时沪上令人闻名变色的杀人魔窟特工总部的主任，又是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社会部长和特务委员会副主任。

丁，初名聚川，后改默邨，湖南常德人，1903年生。湖南省立二师附小毕业后，于1921年下半年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过常德地区团组织的书记。次年1月又来上海，加入了国民党，投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门下。1926年任职中央组织部调统科。1927年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秘书。次年起任汉口特别市政府处长。1932年任调统科上海区直属情报组组长和《社会新闻》主编，1934年任军委会调统局本部秘书兼第三处少将处长，与分任一、二处处长的徐恩曾、戴笠同为三大特工头目。但丁氏命运多舛，先是1933年春，调统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被中共特科狙杀，他以嫌疑而被捕，后总算由其密友、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力保得释；1938年春夏际，他负责招待刚投靠国民党的中共叛徒张国焘，又被戴笠在蒋介石那儿密告了一状，说他贪污招待费。结果，同年8月特务机构改组，分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时，由徐、戴两人分任副局长，主持局务，而他只拣了一个军委会参议的闲差，不久，虽被任命为汉口市政府秘书长，又因汉口沦陷而有名无实。一气之下，便以肺病复发为由，跑到昆明养病去了。这一自忖不得志的心态，正是他日后丧失民族大节的根因。

也就在这时候，先已投日的昔日部下李士群为组建特务机构派员前来游说。结果，两人一拍即合，丁便转道香港到了上海。在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的导引下，1939年2月，丁、李两人来到了臭名昭著的虹口重光堂，面谒日本特务头子、对华特别委员会主脑人物土肥原贤二，提交了一份“以组织对组织，以特工对特工”的《上海特工计划》。这一计划，获得了时任日本陆军部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的大力举荐，很快为日军参谋本部批准，并规定其直接向参谋本部负责．还指派了土肥原的助手晴气庆胤具体联络指导。5月，汪精卫由河内经香港抵沪后，丁氏在影佐、晴气安排下，又在名义上归入了汪的门下。专以汪工作为目标的梅机关成立后，影佐任主脑长官，即从参谋本部划归梅机关领导，晴气担任总联络代表，塚本诚和中岛为常驻联络员。

从那年3月份起，丁默邨他们每月从日军参谋本部领取30万日元的经费，还装备了500支手枪、5万发子弹和500公斤炸药。其据点也从原来的大西路(今延安西路)67号先迁诸安浜路10号，最后迁入由晴气亲自选定的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遂有了“七十六号”这个俗称。凭着大把的钞票和原来的关系网，76号很快聚起了一帮原中、军两统特务、帮会分子与各种社会渣滓，到11月份，已拥有1个警卫总队，4个行动大队，1支租界突击队，督察、专员、化验、审讯和电务、总务、情报、机要以及对付军统、中统等各方面的4室8处，此外，还有以丁默邨的别名称之聚川学院的警官训练班与女特务训练班、警犬训练班等等，由此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器。

极司非尔路76号，本是国民政府高级将领陈调元的住宅。其宅位于越界筑路区，上海沦陷时被侵华日军没收。这是一块长约百米、宽约90米的近似正方形的地基，经丁、李自行设计，将第二道门改建为具有碉堡功能的牌楼式铁门，除陈氏大洋房用为丁、李等人的办公室与卧室外，将原花棚改造成拘押人犯的牢房监所。将另一幢两进三开间石库门楼宇，改建为大礼堂，1939年8、9月间就在这儿召开了汪伪国民党六大。此外，在这片近9000平方米的高墙圈内，还大兴土木，建造了一批西式平房，用作警卫总队的营房、审讯室、武器库、印刷所、车库，还有日本联络官卧室与会客室等等。同时，还将旁侧的一条叫作华村的里弄和极司非尔路对面的一批住宅霸占，用为总部人员的家属住所。可就是这样一座伥鬼群集的魔窟，对外却称“昌始中学”，那些穿着草绿色制服的特务，凭着一张淡蓝色的证件进进出出。

“七十六号”的正式名称是汪伪“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不过，汪精卫曾对另一名大陈公博说过：“你今天还以为特工是我们自己的吗?”确实，“七十六号”听命的并不是这个集团的首脑汪精卫或担任着特务委员会主任的周佛海，而是梅机关。具体地说是听命于梅机关所派的总联络官晴气，还有侵华日军驻沪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林秀澄，他们才是七十六号的真正太上皇。中岛和涩谷，就是分别代表梅机关和特高课的常驻代表。就在“七十六号”的大门对面还设有梅机关的一个分机关，实际监视着“七十六号”的行动。“七十六号”每个月都要以“丁默邨工作报告”的名义向梅机关报告工作情况，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档案材料，在一份关于1939年12月份的工作报告中，内容不仅包括特工总部、特工总部化学室和上海党务、青年、大学、新闻界、劳动、商人、农民、铁路、社会团体、帮会、中国海员总工会、中华民族复兴大同盟等方面分报告，还附有该月上海重要新闻调查。除梅机关和上海宪兵司令部外，这份绝密级的报告还规定分送日军参谋本部、陆军省、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驻上海的第13军(即登部队)司令部、上海警备司令部、藤机关、华中宪兵司令部、南京宪兵本部、苏州宪兵队和杭州宪兵队，而唯独越过了汪精卫和周佛海。所以，说丁默邨是侵华日军的鹰犬，那是绝不过分的。

中统下达密裁令

当时，侵华日军虽然占领了上海的华界，却还无法染指租界。华界沦陷之初，上海民众抗日情绪继续高涨，一些爱国人士在有“孤岛”之称的租界里，或以报刊为阵地，报道抗战消息、揭露日军暴行、鞭挞投降活动，或以文艺的形式，大演爱国戏，《明末遗恨》、《文天祥》、《巾帼英雄花木兰》、《木兰从军》等话剧、戏剧和电影纷纷演映，激励着人们的抗日精神。两统潜伏人员。按“杀一儆百”方针，制裁“下水”的，周凤歧、顾馨一、尚德明，周柳五等，相继饮弹毙命。对投降暗流也起了震慑作用。面对租界中的抗日活动，侵华日军当局一时束手无策。开始也曾利用闸北青帮头目常玉清之辈，组织了安清同盟会、黄道会，制造了一些恐怖事件，然而收效甚微，反而激起如抗议诱杀司机事件的全市出租汽车司机大示威之类的大规模反抗。所以，当丁默邨他们捧出《上海特工计划》时，影佐、晴气之流大加赞赏，认为找到了解决的妙法。

于是，“七十六号”组建之始，就针对新闻、教育、司法各界，制造了一系列的恐怖事件，特别是两统在沪组织更被破坏殆尽。丁、李及“七十六号”骨干大多出身两统，深谙其人事及活动规律，软硬兼施之下，两统元气大伤，人员或被捕被杀，或反水投降。特别是中统上海区，1939年9月，副区长兼行动组长苏成德反水，除区长徐兆麟、会计蔡均千及情报组外勤嵇希宗等少数几人得隙脱逃外，全部被抓。1939年12月份，“七十六号”内共关押116人，除案由不明的27人外，其余89人中，以暗杀、暴动、内奸、谋反、情报及三青团、中央情报员、CC为案由者62人。该月，“七十六号”“判决”杀害9人，仅1名为强奸抢劫犯，8人分别为军统周希良、余延智、徐阿梅、詹森、王祥生，中统朱承我，三青团赵子柏、赵炳生。虽然其中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人领袖徐阿梅，实是中共党员，但“七十六号”当时以两统为主要对手，则是十分显然的。

故而，早在1939年夏秋之际，两统就相继下达了对丁、李的制裁令，之后又多次催促。1939年12月，重建中统上海区后，即加紧了实施步骤。第一西比利亚门前的枪声就是中统对丁的制裁行动，可惜没有成功。

“原来是郑苹如干的”

躲过了制裁者的子弹，丁默邨的座车直驶虹口，去赴一个高级的宴会。尽管历经多年的宦海浮沉与特工生涯，丁默邨早已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了，梅机关的犬养健在回忆中就说他“爱低着头，少言寡语”，“一直没看到过他的笑脸”，但坐在车中的那段时间里，他努力压制和调节着自己的心情，可是阴沉铁青的脸色还是告诉了别人，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在这之前，宴会的参加者中早已有人因他的迟迟未到而有了反应。宴会预定于7点钟开始，在将近7点钟时，周佛海就让人打电话去询问，电话是打到潘三省家去的，据说那天丁是在潘家吃的午饭。潘家回答说丁在6点钟前就离开了，算算早该到了。

就在周佛海纳闷不解之时，特高课长林秀澄已接到电话报告，说丁默邨在静安寺路遭到了枪击，还说当时丁与郑苹如在一起。林放下电话，马上向上级汇报说，这事有可能是郑苹如干的，丁恐怕也明白。

林秀澄为什么立刻就有这样的判断?这个郑苹如又是谁?

郑苹如是丁默邨当时的女友。说是当时的，那是丁先前与一个专演《大劈棺》、《纺棉花》之类色情戏的女伶鬼混着，在沧州饭店开着专门的房间，林对此是一清二楚的。丁与郑往来也已有几个月了。这天，丁拉了郑到潘三省家吃午饭，饭后又一直玩到将近6点钟，丁说去虹口参加一个宴会，郑苹如嚷着也要去，丁说“这个宴会你去不得”，郑便说要去南京路，于是，两人就一起上了车。车过静安寺，郑向丁提出：“圣诞节到了，该送我一样礼物了”，丁问她要什么，郑说想买件皮大衣。过了西摩路(今陕西北路)，那是上海高档皮草行最集中的路段，自西向东排列着西人、盖特那、佳克、西伯利亚、第一西比利亚、西比利亚等十多家皮草行。那时的交通规则规定车是靠左行驶的，轿车在安登别墅弄口停了下来，两人下了车，挽着臂进了第一西比利亚店门。这是一家两开间的皮货店，本是一位名叫弗柳斯的俄籍犹太人于1930年开设的，这家商行享有“上海第一皮草行”之誉，进出的都是当时上海中外人士中最富贵的一族。

丁让郑挑一件“最满意”的，自己则掏出了香烟，点上了火，在店里逛了起来。突然，透着橱窗玻璃，他看到两个胁下夹着纸包的人，也就是刚才穿马路时见到的那两个人，不住地向店内张望。丁警觉起来，搞特工的人警觉性都极高，丁更是一个疑心病极重的人，他住在铁桶般箍着的“七十六号”里，还总疑心会有人在夜间来暗杀，所以从不睡卧室。往往在浴缸上，放一张棕绷作为临时床铺。本来，他以为这事是上车后郑苹如临时提出的，不过是敲竹杠而已，又是顺路停下来，应该不会有危险，那才答应的。按照特工规律，在不是预定的地点，停留不超过半小时，一般不会有危险。但出现了新情况。他立即走到柜台边，拿出一叠钞票一丢，说了声“你挑吧，衣服做好了送到潘三省家去，我有事先走了。”转身就从另一扇门冲了出去。枪手没有想到丁会那么快出来，一时不及，待到开枪，丁已钻进车里了。对于迟开枪一节，汪曼云则另有一说，他讲中统找了一个帮会的神枪手，此人一见丁默邨便犹疑了，原来丁也是帮会中人，他认识的，于是错过了最佳射击时机。汪还说此人回去，同他的上级还吵了一通，怪上级没对他讲清杀谁。不过，此说得不到其他佐证，因为那天现场指挥是陈彬，这是有档案可凭的。还有一说丁有多辆车同行，枪手盯着丁平时的座车，但他却在另一辆车上，故未打中，此说与报纸所刊不一，明显不可信。但不管怎样，反正丁默邨这天是逃过了一劫。

然而，林秀澄凭什么说丁默邨一定明白“原来是郑苹如干的”呢?郑苹如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上海滩出名的美女

1931年初的一天，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万宜坊67号搬入了一家新的住户，一对中年夫妇，带了三个女儿两个儿子。这家人，走进走出，和气得很，特别是第二个女儿，十六七岁的样子，非常漂亮，又十分机灵。

这里的住家，大都独幢独户，除了同学关系的小孩，相互间绝少走动。但不久，有些好事者，从守弄堂的司阍、买菜的娘姨，还有包车夫和卧车司机等人的口中，知道了这户人家姓郑，从太平桥菜市街(刽顷昌路)搬来，先生留学过日本，在高等法院做事，太太是日本人，那个漂亮的二小姐正在大同大学附中读书。不久，大小姐出嫁了，在生了女儿不几天就不幸死了。仿佛，这位先生似乎去外地做了一阵子官，后来又回来了。回来不久，大约是1934年春节刚过，他家又搬进了88号，为的是可以有一个汽车间。还是从司阍、司机的嘴里，知道了郑先生已荣升高等法院特区分院的首席检察官了，那官可不小，本来上海特区法院的待遇就居司法系统之 首，首席检察官又与院长平级，月薪就有800元大洋呢。后来又听说两个儿子去日本念书了，那个二小姐也进了法政学院。

郑二小姐就是郑苹如，一个生性活泼，爱好广泛，又整天笑眯眯的美貌女孩。根据她的妹妹郑天如(今名静芝)、堂弟郑昭的介绍和所见史料，她对体育、文艺、摄影、社会活动都有兴趣。喜欢游泳，自行车车技很好，能倒踩而行，还向大弟学过柔道；会弹钢琴，能唱京剧，喜欢演话剧。1931年3月12日《图画时报》上，就刊登了一帧她扮演话剧《父归》中女主角珍娘的角色照，那时，她是大同附中话剧团的成员。她特别喜欢拍照，至今留下了数以百计的照片，1934年5月3日《申报图画特刊》上，也刊有她为女友蔡洁丽摄影的照片。此外，还能吃点辣，这可是郑家女性中的唯一。作为如此活跃的一个学生，自然获得了各种不同的称呼，有人谓之“校花”，有人称是“学生领袖”，总之，是一名学生中的“活动分子”吧！1937年7月出版的第130期《良友》画报，用她的巨幅照片作封面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不过，那时只标作“郑女士”，可见当时编辑对她并不太知情，今天当然更无法确切地知道《良友》因何作此安排，又是怎么得到那帧照片的。当时的编辑马国亮先生在200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曾说：“我们刊登这封面时并不知情”，“直到好几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她是一个轰轰烈烈、献身抗日的爱国烈士。她的全名是郑苹如。”“这在全面抗战军兴以后，才略有所闻。已故中国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和郑苹如的父亲是素识，曾亲口谈过此事。在以后的年月中，《良友》也没有机会表扬这位壮烈殉难的中华女儿。事隔五十年的今天，我认为仍应该把她的英勇行为，告诉我们过去的读者，并表示我们对她的敬意。”对着那些照片中颇为华贵的衣服，郑苹如的妹妹说：“其实，她平时衣着是很朴素的，她不喜欢大红大绿，除了桔红色，学生时代常穿的也就是白衬衫和黑裙子，在社会上活动则多穿旗袍。照片上那些很华贵的衣服大多是充当伴娘时穿的，也是那时候照的。”

郑苹如自幼爱国正直，颇有侠气。“九一八”事变之后，她与姐姐真如、大弟海澄用零花钱，买了许多纸张，印成抗日传单，跑到浦东市镇上去散发，还作演讲。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她与一些同学抬来了好些缝纫机，在家中缝制衣服，支援抗日。抗战前夕，曾有一位平时相识的俞太太，请她静忙营救被捕房抓去的先生，说是共产党案。那位俞先生，郑苹如也认识，她马上交代俞太太，通过接见时告诉他“坚决不要承认身份”，然后，又借了父亲的名头去找了捕房律师。俞先生终以“年幼无知，偶有偏激”，表示了“悔过”，就被保释了。出来后，两人去“西北”前，特地来向郑苹如道谢，也告诉她自己确实是共产党。

庭训有度

郑苹如这样的性格与素养，是家庭教育的结果。要说郑家的家庭氛围，只消看父亲郑钺的习性便知一二了。这位一家之长，喜穿中式长袍，爱喝加点牛奶和糖的印度红茶。所以，整个家风“既开明又传统”。

郑钺，谱名柏荫，字英伯，浙江兰溪人。1876年生。郑氏是当地的大族，明亡以降，这一郑氏家族颇有反清意识，至清末都无一人赴考科举。郑钺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与于右任等结交；县衙得到消息，常来查询他是否返家，意欲抓捕，为了打点衙役，家中花了不少银子；后郑钺在日本结婚，妻子木村花子是日本人，生了第一个儿子，又以民族英雄郑成功封号“海澄”作名。郑钺笃信佛教，让妻子拜佛念经，木村说“中文佛经看不懂”，他便说只要常念一句“阿弥陀佛”即可；大女之名“真如”就是佛经语词，出自《成唯识论》；坐落于恺自迩路(今金陵西路)、淡水路口的关帝庙住持云烟法师、功德林老板邵某等都是他三四十年代的挚友。他还深受继母兰溪诸葛氏家族文化的影响，嗜好诸葛起课，也相信爻卦的结果。但在根本上，郑钺是一个爱国、正直的高级司法人员，看不惯邪道，除于右任外，政界的朋友只有邵力子、王陆一等少数几个。

郑钺以自己的信念治家，家人也以此为训。孤岛时期，汪伪集团为扩大投降言论的宣传，办了《中华日报》，免费送报上门，一日，一送报者上门，在郑家帮佣了十多年的周妈拒绝收受，以至从争执、推搡而扭打起来，引出了左邻右舍，最后一起将那送报人轰走了。邻居中有一对李姓兄弟，一为上海犹太富商哈同的账房，一开珠宝店，似为珠宝弄假，引发了麻烦，开珠宝店的投江自杀了。有一天，李家的一个女孩邀请郑苹如去她家欣赏电吉他，郑苹如很想去，但父亲冷冷地说了三个字“不许去”，不管女儿怎么央求，就是不许，听任女儿哭着上楼。在郑钺的眼中没有正当职业或为人不正的人，是不应结交的。所以，对子女来往的朋友，他都要将此人家庭“审”个清楚，这大约也是一种职业习惯吧!不过，对于共产党的看法，这位秉执司法者似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后来对共产党嫌疑的革命青年多有周旋，以至50年代初时有受过他恩惠的干部来找他道谢。正因为他正直得近乎古板，所以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始，于右任与居正专门议论过他的任用问题，两人都相知有年，于右任更是刎颈之交和老上司，都深知其为人，他俩一致认为郑钺认理好争，只宜当司法官而不能当政务官，他不具备政务官需要的灵活与权变，一句话，他不懂得滑头。这是郑昭听他的父亲，也就是郑钺的弟弟、在中央党部当总务科长的郑杰讲的。正是这样的家教熏陶出了郑苹如那种认定目标便百折不回的韧劲。当然，也因为郑钺留过洋、开过眼界，自然也懂得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培养与发展孩子。几个孩子都似郑苹如一样爱国、正直而有教养，并且多才多艺。大姐真如拉得一手绝好的小提琴，写得一手绝好的魏碑，她还是上海女子摩托车驾照的第一个领有者。大弟海澄，精日本柔道，乐于助人，好打抱不平。二弟南阳的名字是因敬仰诸葛亮而起的，他下得一手好围棋，十三四岁时曾同寓沪北洋元老段祺瑞对奕。小妹天如爱好艺术，是大画家、大雕塑家张充仁的人室弟子。

情报奇才

林秀澄没有说错，这事确实是郑苹如他们干的。她是一名卓越的抗日情报人员。

说起郑苹如加入特工队伍，纯属偶然，相中她的人名叫陈宝骅。

陈宝骅，又名肖赐，是控制国民党组织部和中统局的两陈(陈果夫、陈立夫)之堂弟。1937年9月，陈宝骅正任军委会调统局一处驻沪专员，后来就是中统局驻沪专员，公开身份是新生命书局经理。驻沪专员虽不参与上海区具体工作，只代表处局本部，与党政军警及租界捕房各方联络与协调，但举凡上海区的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都有知情权和汇报之责。

1937年9、10月间，在一次友人聚会上，陈宝骅见到了光彩照人、洋溢着青春活力的郑苹如，立刻认出就是前 不久《良友》封面上的美女。接谈后，发现是郑钺的女儿，大为惊异。八、九年前他就见过郑苹如，那时郑钺正任法官惩戒委员会机要科长，他则是组织部的科员，机关与居所大都在南京的大石桥、成贤街、三条石、鸡鹅巷与会宾里一带，相互都认识，当时苹如还只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闲聊之间，知道她是上海法政学院的学生，也很快摸清了郑的思想倾向与性格特征。望着这个怀着强烈爱国激情的大学生，端详着她那天生的丽质，想着她既有高官身份的父亲，又有日本血统的母亲这种特殊家庭背景和精通日语的条件，陈宝骅立即产生一个大胆的设想。于是，便向郑发出了“加入团体”的邀请，说是为了“更好地抗日，更好地报效国家”。郑苹如就这样成为了中统的一员。

直到很久以后，郑苹如才向父亲坦白了自己的身份，老父虽然也曾有过疑惑和察觉，可在这时才真正知道女儿在干什么；也就在那时，女儿再一次获得了父亲的“为了国家，什么都可以牺牲”的教勉。

郑苹如果然不负所望，很快融入了侵华日军驻沪各机关的中上层交际圈中，以半个日本人的身份和流畅的日语，八面玲珑地周旋在那些军官和文职人员中间，她结交了上至首相近卫文磨之弟近卫忠麿、谈判代表早水亲重，与“宋子良”作过香港谈判的今井武夫，陆军特务部的花野吉平、三木亮孝、冈崎嘉平太，驻沪日军报道部的花野慊仓，海军谍报机关长小野寺信等等，从花野的回忆录《历史的证言》中还隐约显现，郑苹如通过花野，与时任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负责人之一、日共党员中西功也很熟识。

依靠这些关系，郑自由地出入诸多日军的机关与部门，成为了小野寺机关的翻译和日军报道部的播音员，获取了大量的高端机密。晴气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到过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二课和第三军司令部里的两名年轻的参谋军官，只因为郑向他们提供了一些经过了过滤的重庆消息和上海近郊游击队情报，便在欣喜若狂之际，向郑泄露了日军最高机密，晴气虽用英文字母隐去了他们的姓名，却以嘲弄的口吻说这两个年轻而单纯的家伙，“做梦也没想到”郑会是重庆的间谍。但郑曾以假的、过时的或无关紧要的情报，套取日军高端机密事，竟有人信她是“双重间谍”，这实在是一种无知。郑获得的诸多情报中，最重要的当是从早水那儿获得的汪精卫叛国的信息，那还在1938年8月早水告诉郑汪将有“异动”，12月初再次告知汪将于“近日”异动，郑获悉后，都以急电向重庆报告，成为迄今所知预报汪精卫叛国的第一人。可惜，两次报告都没有引起重庆高层的重视，他们大概不相信一个小小的特工能获得如此重大的情报。直到汪精卫经昆明出逃河内，并发出艳电之后，才对郑特别重视起来，以至中统内部有郑是局座们的“掌上明珠”之说。抗战后期，郑天如到重庆，就受到徐恩曾的热情款待，让她与自己的女儿住在一起……

联络日本反战人士

郑苹如开展了大量的联合日本反战人士的工作，以求从日本国内军内发动斗争，达到制止日本侵华战争的目的。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中央调查局的一份材料中有郑“深为日反战派之赏识”，其“对敌工作，虽以刺探敌情为主要任务，然方式上则以中日共存、中日直接谈和为饵，故其接近敌方人物，均为高级官佐及日方具有左倾思想者，实便于应用耳”一节，这是中统高层的指令，还是郑主动为之，目前还不清楚，但她这样做了，却是事实。

在侵华战争问题上，日本国内军内存在着目的与策略各有不同的反战派。上海是国际大都会，存在着号称中立的租界，具有广泛接触、联络国际与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条件，因此，日本国内各反战派代表人物也都云集上海。在郑结交的日本友人圈中，花野和早水就持有反战观点。花野是日本北海道江别町(今江别市)人，1912年生。扎幌商业学校、横滨高等工业学校(今横滨国立大学)毕业。1935年人“满洲国”大同学院，后任职“满洲国”民政部地方和社会科。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他愤而辞职，先后在上海、广东、澳门、东北等地，暗中联络同志，积极宣传和组织反战活动。1939年5月、1945年3月两次被捕，战后才得出狱。他于1937年10月到达上海，不久就与郑苹如一家人相识并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并与郑苹如一起活动在日军官佐中，进行反战活动。这位花野，就是丁默邨在受审时，多次提到过的“被敌方拘押严办”的“郑之密友”、“日人花水”。

花野是一个坚定的反战人士。在上海，他任职陆军特务部。该部主持人为原田少将，下设经济、总务两部，由楠木和盐泽两名大佐分掌，总务部内设有“思想第一班”，主任管野谦吉中佐，班长三木亮孝，补佐花野与早水，后来毕生致力中日民间贸易与交往的冈崎嘉平太那时在经济部。花野与冈崎、早水、三木等彼此交换反战观点，广泛联络其它部门和部队中的志同道合者，并与国内反战团体左翼转向派、新国民同盟会以及日共党员尾崎秀实、中西功等建立了联系，也与幼时的友伴、时任近卫内阁秘书官岸道三互通信息。早水本是近卫文麿的亲戚，后来成了近卫委托的在沪代表，使他们能与外务省、内务省中的反战人士建立联系，还能充分而及时了解国内高层的动向。在花野、早水、中西功等多方面的推动下，以驻沪日军机关内中层官佐中的反战派为主体，组织了一个名为“思想经济研究会”的团体，以具体研究新政治体制为该会任务，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这个研究会的一批成员，在日军内部宣传反战观点，甚至在一次参谋本部军务课召开的会议上，公开提出“从中国撤兵”，“及时肃清谋略军人和战争扩大派”、“反对扶植汪精卫”等主张，明确要求改变对华政策，建立日本新的政治体制。当时，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曆出于某种需要，一度在对华问题上作出貌似温和的诱降姿态，曾多方寻找与重庆接触的渠道，先是派近卫忠麿到沪，并委早水为与重庆接触的代表，后又让自己的女婿兼秘书细川护直、儿子近卫文隆和海军特务部的小野寺信等赴香港，寻找与蒋接触的机会。笔者的一位日本友人研究发现，当时上海最大的日侨医院——福民医院(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院长顿宫宽也曾受委，欲通过其好友上海私立南洋医院院长顾南群，寻找这种接触的可能。正是这样的背景，使花野他们曾一度拥有活动间隙，也认为似有这种成功的希望。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郑苹如与花野、早水、三木等人相遇了，我们现在无从确切知道花野是怎样认识郑家的，但据花野回忆，他是郑钺在卧病家中期间所接待的仅有的两个日本人之一，另一个是肥后武官。花野多次拜会郑钺，向他了解与请教诸如《新生》周刊案等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些历史事件，他以坦诚的反战立场博得郑家对他极友好的接待，所以花野在步入老年后所编的《书简》文集中，曾由衷地写道：“我被郑先生夫妇视为家人一样对待，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在中国社会中非常有用的教诲。”正是这一终身不渝的友谊与情感，令花野愤怒地谴责影佐对郑钺的诽谤，令花野一直深深悼念着为反对日本进行这场罪恶战争而牺牲的郑苹如，并在郑牺牲后尽力保护郑家。

郑苹如与花野他们由相遇相识而相知，在密切的过从中，积极推动日军内部的这场反战运动。他们之间互通情报。早在1937年底，郑就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斡旋中日谈判一事告诉花野。当然，这只是日军在进攻上海、南京的同时，策划的一次对国民政府的重大诱降活动，而国民政府在军事重压下则视此为谋求摆脱危局的一条途径，至少可以以谈判争取点时间。此事当时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由陶德曼出面沟通双方谈判的条件。花野闻知后，认为这或许是推动停战撤兵的机会，便立刻去东京找岸道三、细川等人了解内幕与细节，只因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参谋本部、特别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等力主军事进攻，待花野他们稍有了解时，近卫内阁已发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即所谓第一次近卫声明，陶德曼的斡旋宣告失败，花野他们也只能惋惜地作罢。虽然，花野他们的想法只是美好的愿望，根本不可能改变军部为主流的日本军国主义方针，但对这种愿望和努力还是应当肯定。当郑苹如及时获悉了汪精卫出逃的预谋和日军谋划建立汪伪政权工作的情报后，在急告重庆的同时，也将此信息在日本反战人士中散布，以推动日军反战派和对此有不同主张的人士开展反扶植傀儡政权的活动。消息传开后，给梅机关的对汪工作，增添了许多阻力。如小野寺并非反战人士，他与参谋本部主流派之间只是策略分歧，但该消息在他主持的海军特务机关中，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应，为此进行了很多针对性活动，企图力阻汪政府的建立。

随着郑与日本反战人士关系日益密切，他们具有组织上联合的倾向，至少举行过一次会议。花野在《历史的证言》中写道：一天，在法租界的一家中餐馆里，他、三木、早水三人与包括郑苹如和一位“中央情报局训练军犬的官佐”在内的8位中国人举行了会议，在这次热闹的酒宴中，花野他们表明了反战立场，着重发表了三点意见：

一、我们深感日军机关所属的日本军阀之堕落与日本的帝国主义色彩。我们这些虽身在日军机关的人，却很敬佩在座诸位，你们活跃在中华民族斗争的最前线，你们是民族的斗士。我们不是想把你们当作，更不是想靠你们来维持现行体制，或是靠你们来获取情报。我们的同志也遍布军部与民间，作为日本革命的战士，我们有为实践这秘策不怕死的觉悟。请你们明白我们的想法，并信任我们。

二、两国的民族政治革命是要靠两国实践者的力量，在日本由我们的同志行动，而在中国应由诸君的力量来实践。我们也赞同中国民族统一的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所以，两民族有必要团结起来形成同志般的共同行动。

三、当前的现实是寻找能够尽快停止这场残酷战争的办法，我们将挺身讨伐日本军阀的日本革命，希望在这方面得到你们的协助。

关于这次会议，笔者从档案中找到了两份可资印证的材料。两份材料都形成于五六十年代，一份是郑南阳(郑苹如之弟)自写材料，要点为：1938年的一天，在伟达饭店(原霞飞路993号，九十年代拆)，早水、花野和另一名日本人，中国方面有上海新闻学校陈则高、郑苹如、郑南阳等人参加一次聚会，内容是“如何可以避免战争，寻求和平”。另一份是郑南阳那时的一位名叫何基华的朋友写的，他曾是早水的翻译，说约在1938年冬，郑南阳对他讲曾去伟达饭店为日本人当翻译事，并说“有件大事要发生了”，据此可证确有此事。

花野、犬养健、晴气、林秀澄等人，都谈到过郑苹如曾安排过一个被称为“戴笠”的国民政府特工代表与小野寺接触过，两人在南京路的一家饭店里谈判，当然那只是个假“戴笠”。再据2005年11月19日和2006年4月1日郑静芝电告，她曾跟了姐姐与哥哥去过贝当路(今衡山路)的一家饭店，那天是早水与陈宝骅会谈，“我只感到早水的学问很好，屈原什么的都知道。”看来，在联络日本反战派并与之沟通接触诸方面，郑苹如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其中的详情至今并不清晰。

值得注意的是在郑苹如与以花野为代表的日本反战派的活动中，隐约显现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和合作。前述所说的伟达饭店的那次聚会，实际上是新四军为答谢花野、三木帮助援救了被捕人员而举行的宴会。花野回忆道：中国通讯社的一位熟人带了新四军的代表，来到他们设在新亚饭店内的陆军特务部机关，要他帮助营救被蚌埠日本宪兵队逮捕的两个人。三木便与蚌埠特务部机关长樱庭进行了联络与交涉，说那两人是本机关的，并由该机关涉川联系的一位叫二村的人奔走经办，两人终获释放。花野说：“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失败的事也有。”可见花野他们与新四军之间有着多次的联系与合作。

这样的答谢宴上，出现了郑苹如、郑南阳，岂不发人深省?中国方面的85个人中，除郑氏姐弟外，目前只知“上海新闻学校陈则高”和“中央情报局训练军犬的官佐”两人，其他人的情况尚不得知。故丁默邨在受审时，反复辩称郑案“非常复杂”，郑苹如与共产党有联系等等，恐非空穴来风。当然，这些情况还很不清晰，看来欲全面理清郑苹如的情报活动，将有待中日两国及海峡两岸档案的进一步披露。

花野在1939年就明确主张日本应立即停止这场“愚蠢的杀戮”，应“从中国全面撤兵”、放弃台湾、朝鲜和‘满洲一’，实行“有条件投降”，并要“狠狠打击战争责任者”。他的反战观点是健康的、进步的，表达了日本人民的愿望，郑苹如与他们联络推动，无疑也是进步的和正确的。然而，迄今有关郑苹如的文章中，都没有涉及郑在这方面的功绩，笔者认为这是郑最光辉的一章，千万不要只被刺丁的枪声夺去了注意。为此，对郑苹如应当有新的认识和更高的评价。郑苹如被捕杀，某种意义上正是日本军内上自东条英机下至影佐、林秀澄、晴气这批谋略军人和战争扩大派，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日本国内和军内的反战运动的需要，正如花野所说，影佐“很惧怕他的对手蓝衣社及中共的特派员”，自然就更惧怕日本反战人士与“蓝衣社及中共”联系。于是，便制造了一系列镇压行动。

郑苹如这些活动史料的发现，也将为抗日战争史研究开辟一个新的视角。

让日本首相的儿子“与蒋介石谈谈”

1939年，侵华日军攻陷太原、武汉与广州，但有限兵力与偌长战线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中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近卫内阁的诱降因无重大收效，使那些谋略军人和战争扩大派愈加不满。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1月4日，近卫内阁倒台，取而代之的是平沼内阁。然而，近卫文麿作为一股政治势力的代表，在日本的国策之争中仍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还不时地发出声音和发挥着作用。面对强硬的平沼内阁，重庆国民政府自然看好和怀恋曾经向他们挥动过橄榄枝的近卫文麿。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郑苹如鼓动近卫文隆偷赴重庆，想“与蒋介石谈谈”的事。

这件事极富传奇色彩，甚至令人目瞪口呆。经过大体如下：

近卫文隆是近卫文麿的长子，1915年4月生。近卫文麿有心栽培他成为一名政治家，近卫文隆中学毕业后，便被送到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读书。这时的文隆已是一名体态高大匀称，酷爱体育运动，性格爽朗，为人大方，极易接近的帅哥，一手精湛的高尔夫球技，令他跻身全美大学生一流选手之列。虽然学习成绩不突出，但交际广泛，是学生社团核心人物。为此，也带来了花费过大的问题。普林斯敦与哈巴特、埃尔本是美国学费最昂贵的大学，但近卫仍然感到不安，便向老朋友、美国驻日大使馆参赞尤金·多曼打探情况，竟发现文隆的花销，是多曼儿子在哈巴特的五六倍，于是，文隆被召回了日本。为了培养他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先让他当了一阵自己的秘书，随即派到了上海，在东亚同文书院当一名学生主事，并协助其叔近卫忠麿，继续寻求与重庆接触的可能。

文隆是那年2月23日来到上海的，半个月后的3月10日，他与郑苹如相识了。按照日本传记小说作家西木正明据一些文献与采访资料写成的小说，那天的相识很戏剧性。

大约在上午11时稍过，文隆与一个犯有过错的学生谈完话，刚回到办公室，他的助手近藤向他报告，说有一位未经约会的女客来访，反正当时没什么事，他便答应会见。按西木正明所写，当郑走进文隆办公室时，“像微风中飘舞的一杆花枝”，文隆顿时“惊呆了”，郑穿着一袭橙色的旗袍，双叉略高于膝头，无论颜色与款式都十分得体。小小的鹅蛋脸，宽宽的额头，两道弓形的眉毛，眼角略微上翘，双眼皮，大眼睛，淡茶色的眼珠，一汪秋水。长长的头发，于脑后扎成一束，自然地泻在双肩上。一双白色高跟鞋，使她那5.3尺(日制1尺等于30公分)的身材略显高挑。苗条的身体好像芭蕾舞演员没有一点赘肉，右侧一个浅浅的小酒窝，使充满青春气息的脸上春风浩荡。她以一口流利的日语向文隆抱歉，她说：“尽管母亲一再教育过我，未经约会的拜访是十分失礼的，但您的朋友张伟珠告诉我，您很随和，没关系的。于是，我还是来了。”可是，文隆并没有听清她在讲些什么，在悦耳动听的声音中，眼前只有洁白的皓齿和粉红色的舌头在翕动。他破例没有叫近藤而是自己起身为她倒茶，却在不自禁的慌慌张张中碰翻了杯子。

郑所说的张伟珠，是文隆随父亲来上海时，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西劳士酒吧认识的一名侍女，文隆这次来沪后曾去找过她。据郑后来告诉文隆，张是上海一位家具巨商的女儿，战争爆发后，家人们去了内地，她则在舅舅开

设的西劳士内独立谋生。那天，文隆大体知道了苹如是中日混血儿，很想去日本留学，找他是为了了解和学习日本的贵族文化。文隆邀请她共进午餐，苹如以下午要上班而婉辞了，但答应下班后再见。

那天晚上他们约在外滩沙逊大楼内的凯撒酒吧见面，尽管下着雨，文隆还是坐了黄包车，于6时55分提前到达等候，而苹如也按上流社会的礼节于7时过5分钟进了酒吧。晚上的苹如又是另一副打扮，换了一件十分亮丽的旗袍，化了浓妆，头发也梳了起来，引得满座注目。那天，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喝了酒，文隆邀请她一起跳舞，苹如仍以次日要上班而推拒了。大约到10点钟，文隆将苹如送了回去，那是一处很小的民宅，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附近。

小说中的这些细节描写，西木正明既非目击者，所见文献也绝不会如此生动逼真，其中不乏想像和臆测，但却深刻描写出文隆对苹如的一见钟情。

那天，文隆回到同文书院，开始魂不守舍了，却又无法与郑苹如取得联系。一天下来，虽然谈得很多，但仍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在一家日本公司当翻译，问如何联系她，郑苹如则说：“我来联系你。”

度日如年地过去了两天，第三天下午3时许，苹如来电了，约他6时仍在凯撒酒吧见面。那天晚上，吃完了饭，他们漫步在外滩江边。从此，百乐门、仙乐斯等舞厅，凯司令、西劳士、D.D.S，等咖吧酒吧，帕拉马温夜总会，大光明、国泰、兰心等影院戏院，华懋、礼查等饭店，还有新新、先施、永安等，当时上海最时尚的场所，都留下了这对俊男靓女的身影。

这段日子里，这场战争自然也是谈话的经常主题，文隆毫无顾忌地述说了他对这场战争的厌恶，苹如也有意地引导他更深刻地认识这场战争的恶果，如4月2日，在苹如的带引下，他们去了南市，参观了法籍神父饶家驹创办的难民营，看到了难民们贫病交加的凄惨，听到了伤残者缺医少药的呻吟。双方都认为应该立即停战，应当谈判，也谈了对汪精卫的看法，苹如说“扶持汪精卫没有实际意义，只会招致中国人民的反感，应该与蒋介石沟通”。文隆表示了同感。苹如半真半假地怂恿文隆去重庆，与“蒋介石谈谈”，回去再向父亲报告。文隆说很愿意这样做，本来就负有寻找接触渠道的使命。4月8日，苹如将文隆带到了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的一位名叫高恩博的人的家中，说他是一位轮船公司的老板。那位高老板表示可以帮助安排他去重庆。20日那天，文隆按照前一天的电话通知，去了英国领事馆，一位接待他的人说，已通知重庆方面，将安排他秘密赴重庆见蒋一面。

与此同时，两人的关系似乎也愈来愈亲密了。5月7日星期天，在东亚同文书院运动会上，以“女友”的名义，文隆正式将苹如带到了同事面前，还发了一封信给妹夫细川，明白地写下要“娶苹如为妻”的心思。

14日，又是一个星期天，两人先在大光明看了场美国影片《人猿泰山》，又逛了新新公司，文隆为苹如买了一串珍珠项链，随即来到了苹如的“住所”。这是文隆第一次去她的“家”，那是位于拉都路(今襄阳南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附近的一幢三层小楼，苹如的住所只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就在那儿，苹如向文隆表明了自己是“为尽快停止这场战争在工作”，接着告诉文隆：已接上峰的指示，立即送他去重庆，路上大约要一个星期，让他带些衣服。听到这个消息，文隆很高兴。随即又不高兴了，原来只是他一个人去，苹如因“另有工作”无法同去。“会有人来接应的”，苹如安慰地说。

突然，有人送来了通知，日本宪兵队便衣马上就到，苹如不得不立即离去。第二天，文隆被带到了日本领事馆。不久，被遣返回了日本。之后，影佐指使和堀场两名下属，一再向军部告文隆的状，检举他这种有损帝国的行为，给近卫家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文隆终于被征发到中国东北去了，并成了苏军俘虏，在西伯利亚关押了十多年。1954年鸠山一郎组阁后，在苏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谈妥了将他放回，文隆却在临行前夕，突然病亡。

文隆返回日本后，依旧难于忘情，以需整理所遗物品名义回过一次上海。一到上海，他便去找张伟珠，打听苹如的下落。张告诉他“一年半载也不会碰到她的”。失望之余，他留下了印有东京地址的名片，央张交给苹如，希望苹如能去日本找他，即使是在战后。怀着永远的思念与痛楚，文隆才真正地离开了上海。

那么，郑苹如到哪去了呢?14日那天，她离开了拉都路小屋，很快闪人了高恩博的住宅，据日本宪兵队密探的报告“一直未见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就似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上海的社交圈中看不到她的身影。

郑苹如鼓动近卫文隆潜往重庆事，由于居于主导地位的谋略军人与战争扩大派的破坏而未果。但在后来各类回忆中，大多抽去了两人于制止战争上的共识，变成了“绑架人质”而广为流布。惟有文隆的嗣孙近卫忠大所著《太平洋战争中的近卫家族》和西木正明依据史实撰写的近卫文隆传记体小说两书，较为如实地反映了这一事件的实质，也比较翔实地反映了郑苹如谍报工作的战略价值。

受命刺丁

至夏秋之交，消失了足有三四个月的郑苹如又悄悄地出现了，这次出现的场合竟是“七十六号”主任丁默邨的办公室。一项新任务又开始了，那就是密裁丁默邨。

如前所述，为打击“七十六号”的嚣张气焰，并报地下组织的屡被破坏之仇，两统曾多次发出制裁丁、李的密令。中统上海区经过研究，决定派郑接近丁，创造机会，果断制裁。

缘何让郑作刺丁诱饵?这有两点原因，一是丁默邨好色，二是郑不仅是出类拔萃的美女，且与丁可以扯上一点关系。丁的好色在敌伪圈中是著名的，据与丁颇熟的金雄白所说，丁虽瘦弱得似已弱不禁风，患着第三期的严重肺病，却仍仰仗春药不断地与漂亮女子鬼混。丁曾当过民光中学校长，郑恰在该校读过书。但据郑静芝说“姐姐并不认识丁默邨”。笔者从档案中发现：1933年9月，郑插班民光中学高三，读了一个学期便休学了，1935年9月才复读；次年2月春季班毕业，又插班进了上海法政学院法律系二年级。丁是1934年1月任民光校董和主席校董，但同年12月前已离开民光，主席校董由吴醒亚接任。两人确有可能“不认识”。附带说一声，从档案上看丁默邨没有当过民光的校长，从1932年民光创办到1936年郑苹如离校，明光的校长先后为廖兆骏和汤增敘。尽管如此，名义上总可以拉一下师生关系吧!就这两点原因，中统将钓丁上钩的任务交给了郑苹如。

那么，如何使郑自然地去接近丁默邨呢?恰好熊剑东正关在日伪的监狱里。熊是1939年3月7日被捕的，身份是军委会别动军淞沪特遣分队队长，兼忠义救国军太(仓)、昆(山)、松(江)、青(浦)、常(熟)、嘉(定)六县游击司令，是军统的一员大将。中统上海区 让熊妻唐逸君去找郑苹如，说郑与丁默邨有师生之谊，熊剑东是新昌人，与兰溪可算浙江大同乡，不妨找郑帮忙，或能通过丁救熊。熊妻一求，郑就答应一试。至于郑第一次如何去找丁的，说法就多了，晴气的说法是“电车巧遇”；丁在法庭上称是 “日本人介绍”给李士群，由李介绍见到了丁；中调局档案说得更具体，是通过沪西宪兵分队长藤野弯丈作“桥梁”，“谋与”丁、李诸人接近。总之，郑苹如是成功地进入了“七十六号”，成功地结识了丁默邨。

丁郑相见之后，丁确实为之倾倒，两人过从顿时密切起来，按晴气的说法，郑似乎已当上了丁的“秘书”，这当然是无据之说，但出入同车，约会频频，那全是事实。据特高课的监视记录，两人约会至少有50次之数。取得了丁的信任，中统开始了行动。按照副区长张瑞京的决定，拟在12月10日，趁丁送郑回家，在郑家后门处狙击。不知那天丁确实有事，抑或警觉性高，不管郑如何邀他“上楼坐坐”，就是不肯迈出车来。一计不成，这才有了第一西比利亚门前的行动。

黄雀步后

7点钟过了，丁默邨踏进了宴会厅。关于这次宴会是有不同说法的，林秀澄说是汪精卫欢迎石渡庄太郎任经济顾问的宴会，汪曼云、马啸天说是梅机关影佐慰问“七十六号”大头目的辞旧迎新宴。地点也有两说，林云说在六三花园，汪、马说在月迺家。不过，这无关大局，那天丁默邨是去虹口参加一个高级别的宴会，那是无疑的。

向主宴和在座者点头致歉后，丁走向自己的座位，他的座位在周佛海的下首，坐下后便向周低声地说了许久，周侧着头听着，现出了吃惊的表情，在周另一侧的影佐也关注地听着，吃惊着。丁讲完后，又站起了身，走到宴会厅外的电话机旁，拨打了好几个电话，都只是几句简短的问话和吩咐。林秀澄也出来了，“受惊了吧?”林主动发了问。丁看出林似知道些什么，便约略地将经过告诉了他。“这家伙如果没有被捕，就会一次次地将我们哄骗。”这位特高课长恨恨地说。

“这家伙”，显然是指郑苹如。原来，特高课早就在监视她了。还有日本驻沪领事馆警察局，也对郑进行了监控。按林的说法，1938年年中就知道她是重庆的间谍了。

他们对郑的监控，起因恐怕还是她与近卫忠麿这些显贵及花野这些反战人士的交往。作为首相弟弟，宪兵队和领事馆警察局自然有保护责任；花野他们的反战活动，也自然是宪兵队梅机关取缔的对象，1939年5月执行逮捕花野和三木的就是梅机关的塚本。因此，郑早就不断落在众多日特机关的视野之中了。之后，郑又与近卫文隆在一起，连他们自己都发现身后总有穿着便服的日本人跟着，对文隆而言这似属“必要的保护”，不足为奇，对苹如说来则完全明白被监视了。一次，在某舞厅跳舞，苹如突然发现座位上的提包不见了，待她舞罢回座，提包又好好地在那里了，打开一看，没缺少什么，但知道已被仔细检查过了，也就是说被日特机关盯上了。

为此，鼓动文隆赴重庆失败后，郑马上躲了起来，蛰伏在法租界的家中好几个月，后来，并没有受到通缉，她与她的上级又乐观了，认为没有破绽可被抓住嘛，便又复出了。然而，她与她的上级都忘记了，文隆事件失败之日，正是花野他们被捕之时，联贯思索一下，点点轨迹足以勾勒她的真实画像。何况文隆在领事馆里受到了数天的质询，交代了与她交往的每一天的情况。反之，领事馆警察局也告诉了文隆，郑领他去的那座小楼，是她与一个叫李寒烈的人一起租用的。总之，如果说林秀澄所称1938年就知道苹如的间谍身份是一种夸张，那么，到1939年5月日特机关对郑确是一清二楚的。郑苹如被捕后，日本宪兵队打过电话给她母亲，说：“我们早就知道郑小姐是重庆间谍，只因为她身上有大和民族的血统，这才一直没有抓她。”因为是“半个日本人”而不抓那是假的，花野、三木及后来的早水、尾崎、中西功，都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还不是照抓吗?甚至迫害致死。暂时不抓显然另有目的。

所以，郑苹如长期处于被监控之下，只是她与她的上级漠然不觉而已。她与丁默邨的交往，林秀澄他们也同样一清二楚，就像他们约会的次数，林那儿就有着精确的记录。所以，枪击事件发生后，丁还没有到达宴会处，林却已经得到报告了。

如果说林秀澄是在事发后最快得到报告的，那么还有一个人在事发前就已了如指掌了，此人就是李士群。李是怎么会知道的呢?源头仍在唐逸君身上。原来郑为营救被“七十六号”抓获的军统特务熊剑东向丁说情后，丁也确向周佛海提议过，说熊是个军事人才，不如为我所用。因汪伪集团多无行文人而少统兵大将，故周佛海同意采用软化的办法，以引为己用，于是，熊便一直关押不决。转眼已到12月份了，唐逸君急了，认为八九个月过去了，金条也用去了一大包，为何不见放人?素闻两统不和，为何中统会热心帮忙?越想越怀疑被人耍了。于是，她又托人与李士群搭上了关系，并将中统让她找郑通过丁救熊的主意告诉了李，还按李的吩咐设下了诱捕张瑞京的圈套。12月12日，张瑞京如约来到了十三层楼(今锦江饭店北楼)内的一家酒家，一到便被逮捕。李、张本有旧交，张被捕后，和盘托出所知，包括郑的身份和刺丁计划。李一听大喜，决定玩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其后”的游戏。须知眼下的李士群已非昔日之吴下阿蒙了。那时，自知筹码不足，才拉丁入伙，还让出头把交椅。于今羽翼已丰，正待凌云展翅，恨不得立马将挡道障碍踢开。当时，汪精卫他们正酝酿成立伪政府，丁将出任警政部长，李妒火更盛。张提供的情况，无疑是天赐良机，中统成功，既帮他清除障碍，又可获破案之功；中统失败，则可借此攻讦，迫丁退出“七十六号”，独揽大权，警政部长之职也可能入其囊中。思谋至此，李士群一边封锁消息，将张解南京另押；一边布置亲信，控制第一西比利亚周围。

唐逸君出卖了张瑞京和郑苹如，想想不妥，又来告诉郑，说“七十六号”已知道她的身份了，让她自己“当心”；接着张瑞京被捕，郑苹如他们着实紧张了一阵。几天下来，不见异样，便认为机密未泄漏，又怕日久生变，于20日决定行动。21日，正好丁约郑去潘家吃饭，郑以事先商定的暗语通知嵇希宗，陈彬他们随即前往伏击。就这样，出现了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枪击丁默邨的一幕。

密捕内幕

刺丁行动失败了，郑、嵇他们按预案到法国公园碰头后，立即分散避匿。郑躲到了虹口，那是“七十六号”的手伸不到的一个死角。当天晚上，她从虹口给沪西日本宪兵分队长藤野打了一个电话。

郑在电话中试探地问：“我做的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藤野因不知是什么事，便模棱两可地说了几句。挂断电话后，藤野就向林秀澄报告，林告诉了他丁被刺事，并对藤野说：现在郑如 想求日本方面庇护，“只有找你了”。林指示藤野，如果再来电，对郑要“不即不离，不要断绝关系”。这个藤野是比林晚一届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被林认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后来就是他接任特高课长。他会讲法语，与郑很谈得来，有时也一起看看电影，算得上是相处不错的朋友。可是，从未真正受过特工训练的郑苹如，哪具备职业特工的对被侦查的洞察力与反侦查的手段，她根本没想到这个藤野正是林安排专门接近她、掌握她动向的人，并且对她的行动一清二楚。

果然，不出林之所料，郑不仅又打电话给他，还在几天后突然闯到藤野控制的沪西宪兵分队的一个联络点去了。那天，林秀澄接到报告，马上发出逮捕指令，但又说由日方还是由“七十六号”执行，还需协调一下。至此，郑苹如已实际上被沪西宪兵分队逮捕了。这一被捕细节是林在1974年3月30日接受口述史采访时讲述的，与以往流传的各种说法颇有差异，但可信度较高。

郑苹如怎么会突然只身闯到藤野那儿去的呢?原来，在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按照嵇希宗的安排，她打了一个电话给丁默邨，以观察丁的反应。丁接电后先怒气冲冲地说：“你算计我，赶快来自首，否则我杀你全家。”郑马上哭了起来，说自己都已吓出病来了，“你还要冤枉我”。一听郑哭了，丁也立即改变了口气，对郑安抚了一番，还约了再见的日期与地点。对于这个电话，郑苹如他们进行了反复研究，曾让郑逃走，但郑不愿意，因为“赶快来自首，否则我杀你全家”这句话在耳边反复地响着。自己一走了之，老父老母和家人将遭连累，刺丁的任务又没有完成，于国于家都无法交代。再认为买皮大衣完全是临时提出的，谅也抓不到破绽。

台湾中调局与郑静芝都说郑是去自首的。“12月25日那天，吃了饭，姐带了一把白朗宁手枪出了门，我还以为是圣诞大餐呢!”郑静芝如此地说。但中调局档案又记载：“丁逆出言如郑烈士不自首，决格杀全家为胁，烈士自思如此情况，乃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决心，决亲往沪西伪特工总部，再谋觅取机会。”显然是拼命去的。

联贯考察上述史料，结合郑苹如爱国爱家、执著负责的个性，不难看出，自首之说是她对家人的安慰与告别，拼死一搏是她的决心与打算，到藤野那儿去是想利用他谋觅见丁杀了之机会。但是，以旋风般的爱国热情从事谍报工作，却又缺乏特工经验的郑苹如，哪知对手的诡谲呢!12月25日的上门，恰恰是自投罗网。

林交代了藤野将郑苹如拘押起来后，便放下了话筒，驱车来到了“七十六号”。先找了李士群，李说：“我无法答复，这件事你还是问一下老丁吧!”找到丁后，丁马上表态：“我们来抓。”再进行了一番商议，林就决定将郑交给“七十六号”“处置”了。

“于是，我就到藤野少佐处来押解郑苹如，并在当日引渡给‘七十六号’。”“就把她关在一幢大宅院里”，林秀澄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至于“七十六号”派谁去藤野处押解郑苹如的呢，从李士群在逮捕问题上不肯表态看，应当是丁默邨所派。据1946年12月27日“七十六号”特务张振华揭发函中所写：是由林之江，“出动汽车四辆，特务人员二十余人”，将郑“绑回”。据此，诸如什么美琪门口被捕说；藤野陪同进入“七十六号”，涩谷支走藤野，李士群命吴四宝逮捕说；本人进入“七十六号”自首说等等，显然都不可信。其实，晴气也说过是日本宪兵队逮捕郑之后，再交给“七十六号”的。

被捕地点实际是在藤野的沪西宪兵分队地下联络点，“绑回”的地点或是林秀澄所说的“大宅院”。前者可能就是张振华所说的“沪西舞厅”，后者或就是郑南阳在法庭上所述的“潘三省宅”，即开纳路(今武定路)10号。

被捕日期也有颇多说法，犬养健云14日行刺，24日被捕；林秀澄道24日行刺，过年后某日被捕等等，都误。事实当为1946年11月16日郑母致法庭函所认定的1939年12月26日、郑南阳在法庭上所述12月26日下午4时。如郑静芝的12月25日离家之说也不妄的话，则郑被藤野逮捕，到由“七十六号”绑回之间隔了一夜，或许这就是林所说的“引渡时间差”。

坚不吐实

郑苹如被捕后，较长时间关押在忆定盘路(今江苏路)37号，所以，在1939年12月份的总部监押的囚犯名单中没有郑的名字。负责看管的是林之江，负责审讯的是佘爱珍和沈耕梅等。

据金雄白说，郑在审讯中“承认了为重庆工作，而且是奉军统之命行事”。但此说并无佐证。根据汪曼云、马啸天等所写的材料，都说她只承认情杀，因丁默邨变情别移，这才买凶出气，要让他知道“天底下女人不尽是可欺的”。对郑极尽咒骂之语的晴气也没有提到过郑供认了什么。梅机关要员犬养健在其回忆录中更明确地说：“在被丁审讯时，苹如始终隐瞒真情”。嵇希宗、陈彬、李寒烈等人也都安然无事，看来郑确属坚不吐实。金雄白之说显然不实，其实，他得之的是传闻，又事隔多年，在他写的文字中，连郑的出生年份、所属特工系统都搞错了，更不要说是从林之江嘴中吐出的那些不实之词了。那末，郑苹如是怎样应对审讯的呢?又哭又闹，呼冤叫屈，再就是大骂丁默邨。丁也去审过她一次，不仅同样一无所得，郑反而哭闹得更凶了。

对郑既无好办法，遂作出“感化”的假象，以待最后发落。所以，郑被捕后，表面上没有用刑，生活上也颇优待，让她给家里打过电话，接电话的是南阳，苹如说：“在‘七十六号’里很好，请父母兄弟等不必挂念。银行领款的图章请弟妥为保存，我的皮服请即拿来可穿。”还写过几封信，最后一封信写于1940年1月16日，这些信后来都成为了审丁的罪证，于今都保存在有关卷宗内。不过，据林秀澄说其中有两封信是他们伪造的，大约是他们写了之后，逼郑抄的。某天夜里，一个妇女来到郑家，说是同狱难友，家住新闸路聚庆里(478弄)20号，丈夫叫潘世荣，因丈夫案牵连被押，她带来了一张纸条。这是从报纸上撕下的一张纸角，上写：“爸爸：我很好，请放心!苹。”这张纸条与《良友》画报封面上那张大照片，一起夹在一个大镜框里，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抄家时被毁掉了。据此推断，郑后期关押地点似乎变了，不像是忆定盘路37号了，而是在“七十六号”内；张振华也说过，郑在忆定盘路只关了一个月。

大约在关押的初期，一天，来了几个女人，有负责审讯的佘、沈等人，还有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丁默邨的老婆赵慧敏等，据说是杨淑慧要看看“让老丁神魂颠倒的女人究竟是怎么个样子”，这几个女人一进来，其中一个就歇斯底里大发作，大骂郑是“妖精”，此人就是赵慧敏，真是“敌人加女人，敌意加醋意”。其他几个在旁煽风点火，议论纷纷，之后，只要她们聚在赵的面前，就会撩拨煽动。金雄白说过，一次在周佛海家吃午饭，这批女人就称：“此豸不杀，无异让她们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胆胡为。”在苹如之死上的有些说法，也许即缘于此。

从容就义

1940年2月15日后的一天，郑家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了，传来了嵇希宗的声音。自从郑苹如被捕以后，嵇、陈他们都销声匿迹了，昔日同志一个电没有来过，连电话也没有。每说到这一点，郑苹如的妹妹郑静芝至今有气。

这次总算来电了，听到是嵇希宗的声音，多么希望是关于营救郑苹如成功的消息，可传来的却是噩耗，“苹如已于前几天殉难了，这是15日潘世荣出狱时带出来的消息。”说完，电话挂断了。

尽管，郑的父母早已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总希望有关方面会全力营救，早水也受郑母之托，多次去找林秀澄。尽管近卫已下了台，对这位近卫的亲戚和代表，林不得不表面敷衍，但内心嫌烦得很。不久，早水也因反战而被捕，释放后又去找林，询问郑的情况，林就挖苦地说：“如果现在对郑苹如事情再说三道四，你又要被关进去了。”如今，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郑苹如殉难后，家人一直得不到其被难的细节情况，连具体日子、地点、有何遗言、遗体何在，都不清楚。即使在时隔近60年后的今天，依旧扑朔迷离。

最早披露郑苹如殉难经过的是1946年12月27日张振华致《大同报》的检举函，当年国民政府审判档案记载：因郑女士不肯妥协，丁默邨命令林之江执行郑女士之死刑。刑场在徐家汇过火车站(今凯旋路2115号，即凯旋路、中山西路口附近)之荒野地方。执刑时，行刑者不忍下手，由林之江亲自射击，二中头部，一中胸部。当时郑穿金红色之羊毛内衣，外披马皮大衣，佩有金项链、鸡心挂件等，首饰与大衣均为林之江劫去，林以300元塞众人之口。

据特高课长林秀澄1974年3月30日口述，执刑时，由他监刑。那天，以去看电影为名，骗郑苹如上了车。郑当时很高兴，穿了一双金色的靴子，刻意打扮了一下，还洒了点香水。旁坐林之江和一名日本宪兵。经过繁华地方后，车又驶向了郊外，当车驶近刑场时，先已到达的林秀澄听到了她的哭声，显然她已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林秀澄听到她叫着“林先生、林先生”，那是在叫林之江。到刑场后，两个人将她架下车，她讲了一些话，事后才知道她是在抗议，她说：“作为中国人，你们竟会干出如此恶劣的勾当?”还要求“不要打我的脸，我不希望脸上有枪伤”。随后按照对女犯执行的规定，让她坐在一个早已挖好的四方土坑前，按林秀澄十分肯定的说法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坐着”，旋即向她作了宣判，并从后脑处开了枪。林还说，“对于郑的死讯，我封锁了一段时间，郑的母亲托人找到我时，我还故意说，郑在汪机关中工作了，去广州执行任务，但在那儿生了病，短期内回不来。”

然而，到了金雄白的笔下，那个杀人劫财的林之江却变成了心慈手软的同情者了，虽拒绝了郑的再次“色诱”，却“手颤心悸，下不了毒手”，只得“背过脸”，“急忙走远了几丈”。这哪像沾有两百多条人命的刽子手和杀人狂啊?金并不在场，当然又是林之江讲的，金的“秉笔直书”又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

还有一个不在场的晴气，也曾绘声绘色地写了郑如何怕死，“不问是谁抱着就求救，声嘶力竭地哭叫饶了我这一次吧!”“死死抓住车门不放”。因“无法把她带到预定的地点，于是在没有宣判的情况下就地枪决了她。”比照一下啃气与林秀澄的口述，谁的可信，白痴也能分辨。晴气所述错处极多，如刑场移植到了他所熟悉的“七十六号”通常选择的苏州河北岸的一个小树林中，这是因为他于12月27日和29日在那儿监刑，那天杀了朱承我、余延智、徐阿梅等人；执刑人也变了，变成了12月27日和29日的执刑的吴世宝及其手下了。

犬养健也不是目击者，回忆中虽也有郑苹如“请求饶命”的文字，但对郑的临刑，他说：“当来到一座凄凉的红土山包上时，苹如发现距路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新挖完的深坑。苹如对一切都死心断念了。她虽然还在抽噎着，但还是顺从地从车上走下来。”当最后问她“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苹如用上海话简短地回答说：“呒没个(没有 了)”。哪有什么“死死抓住车门不放”，“在没有宣判的情况下就地枪决”等情。根据犬养健所述，车是顺着“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一直朝西走去”，“开进了多是红土的丘陵地带，”也可证明刑场是在徐家汇西南乱坟地上。至于个中细节，各人陈述中矛盾之处极多，如有说看电影去，有说买东西去，有说换个地方，甚至解南京去等等。根据犬养健所说，在执刑前后还各摄过一帧照片。

关于郑苹如牺牲的日子，均无记载，只能以潘世荣出狱的2月15日前推“几天”，而断为2月10日前后两三天，具体时间似为午后4点钟左右。有云是“一个星月无光的晚上”，那是不正确的。郑牺牲后，“七十六号”收起了她的遗体，电告了郑家，要郑家拿钱去赎，其时郑家在银行的存款早被冻结，实在无力筹措，所以，烈士遗体从此下落不明。林秀澄说归还家属，也记错了。

最后提一下，被林之江劫去的财物还远不止张振华看到的那些，应当是3克拉钻石2粒，麂皮而不是马皮大衣1件，金首饰3两，这有郑母致法庭函为准，中调局材料与胡兰成对人所说也谈到有林之江垂涎或劫掠郑的钻戒一节。

处死背后

郑苹如牺牲了。抗战胜利后，在审判时，郑的家人坚持起诉，在社会舆论的声援下，1947年7月5日丁默邨被执行了死刑。至于刽子手林之江，于抗战胜利前后又搭上了军统，以“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而逃脱制裁。但终究因杀人太多，整日生活在被冤魂追索的幻觉里，在恐惧中于上世纪50年代死于香港。这样，事情似乎过去了，却由于金雄白所写的“丁默邨最初也余情未断，颇有怜香惜玉之心，并不一定欲置之死地”的一行文字，引出了究竟是谁要杀郑的问题。

对于谁力主杀郑同样众说纷纭。晴气说“丁默邨坚持要求对害得自己被赶出七十六号的郑苹如处以死刑”，并说最后是汪精卫下的命令。中统局档案上说“是林之江见财而起杀机，为的是觊觎郑烈士所戴之钻戒”黄美真先生等根据汪曼云所写材料，认定是“李士群示意马啸天，要他瞒着丁默邨下条子给林之江，将郑枪毙”。其余还有丁妻赵慧敏私下命林之江杀、李士群令杨杰杀害等等说法。此外，还有晴气、李士群欲免郑一死的说法，晴气说：“我不知为什么，很想救她，哪怕是免她一死也好。”“也许因为她是日华的混血儿吧；在她身上流着日本人的血。”“为了那位日本籍的母亲，也想请求饶她一命。我与李士群商量，设法寻求一条可免一死的活路。”接着他又说：“但是，李士群哭丧着脸说：‘其实，我也想尽了各种办法，但都行不通’……我已是无能为力了。”又是一大堆彼此矛盾的叙述，真实的情况究竟怎样，在处死郑苹如的背后又隐藏了什么玄机。

玩政治的人惯于说假话，即使在数十年之后有人还是如此。郑苹如之死，实在是这批日本谋略军人、战争扩大派与汪精卫集团骨干们联手的行为，是为催生汪伪政权而向祭坛供上的一份牺牲。晴气就说过：“我虽然可怜她，但一想到汪兆铭政府会发生动摇，也只得无能为力了。”林秀澄更直率，他说杀郑是为成立汪精卫政权的“血祭”，是为汪伪政权立威。

其实，就在抓捕郑苹如的那天，林秀澄、丁默邨、李士群他们已就如何处置郑苹如的问题达成了默契与一致——要杀害郑苹如。

那天，在丁表示了由他们捕郑之后，林就接着询问“如果交由贵方处置，你们会作出何种判决?”未等回答，就以一种明显的语言施加压力，说：“如果交由军法会议处置，我想那多半会判死刑，不知贵方意下如何?”其实，林自己也知道，“如果提交日本的军法会议审判，按理说是不会判处死刑的”。这大约是帮助谋刺未遂的性质，加上郑家具有早水这样的背景的缘故。接着又直逼丁默邨，怕他因好色而手软，说什么“丁先生与郑苹如至今仍接触频繁……”，遂迫丁作出“理当严惩不贷”的承诺。行刑通知书送达宪兵队后，林又认为“如果单由汪政权方面处死郑苹如的话，他们也许会放跑她，所以有必要让(日本)宪兵将校亲眼确认。”因藤野、琢本不肯去，只得自己前去监刑。

30多年后，林秀澄曾反躬自问：判郑苹如死刑似乎是“我的主张，不知是否过分了”!比较起晴气一贯以“重庆的白蛇”、“娼妇”、“艺妓”等恶毒字眼谩骂郑苹如，又不惜生造事实污蔑与诽谤郑苹如和郑家，而最后却要说一番“很想救她”的假话，林秀澄还是一个对历史敢于承担责任的人。

特高课在杀害郑苹如问题上居于主导地位，是否表明丁默哪不想杀郑了呢?否。晴气说得很肯定，“丁默邨坚持要求对害得自己被赶出七十六号的郑苹如处以死刑。”

其实，郑案前后，李士群对丁步步紧逼，丁默邨招架不迭，实也没有怜香惜玉闲心情之可能。下面是从周佛海日记中摘出的有关内容，很可洞察那段时间丁的心情：

1940年2月14日，旋约士群来，谈至下午二时，调解其与默邨之感情，并加以抚慰。下午午睡未成，默邨来，与之详商如何使二人感情融洽。余提议，警察与特务分开管，特务而由余直接指挥之。

2月18日，默邨来，表示同意特务独立，渠不问事，由余直接指挥。正见其深识大体，惟不知士群方面有无其它额外要求也。

2月19日，十时晴气、琢本来，谓余之方案，以李士群专管特务，丁默邨任警察，士群不同意，不禁烦恼，因托其再往一谈。

2月20日，苏成德、彭年先后来，均系谈丁李之事，各有所偏袒。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丁李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矣!下午，默邨、思平来，谈两小时，默邨表示辞警政部长，余与思平大为感动，默邨此次受尽委屈，而能如此让步，实为顾全大局，殊可感佩。……琢本、晴气来，告以默邨自愿辞警政部长，二人亦表钦佩。

周的日记明白反映了在杀郑前后，丁、李之间环绕警政部长一职与特务工作权属两大问题，斗得不可开交，郑案是丁被李点中的死穴，丁高调杀郑以解危局犹恐不及，岂会放过郑。何况对于而言，只要有了权，漂亮女子多的是，何必在乎区区一郑苹如。所以，金雄白之说，绝无可能。至于其它各说，更是无稽之谈。判死刑不是实行暗杀，胡均鹤在法庭上也说过，就手续上言，“七十六号”处死刑需要汪精卫批准，晴气回忆中也讲到这一点。所以，林之江谋财、丁妻私命均无可能。所谓李士群让马啸天背了丁默邨下条子或私命杨杰杀郑，都不可能。

爱情悲剧

与大多数女孩子一样，郑苹如也有青春的梦，对爱情充满了向往，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举凡美貌活跃的女孩，都不乏追求者。“提亲的人，不可胜数。连对面震旦大学的一些学生，也常常带做意徘徊在弄口，想碰上我姐姐搭腔交朋友。”郑苹如的弟弟郑天如如此列笔者说。据说还有为宋家、孔家这样的豪门年少来提亲的，还常常有来电约她去骑马、打网球。

在众多的追求者中，一位空军军官有幸成为这位美女中意的白马王子，他叫王汉勋。王，寅兴人，1912年生。他们的相识，缘于郑的同学与邻居胡福南。福南住在13号，是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的小女儿，是郑苹如在大同附中的同学。同学兼邻居，双方的父亲又彼此敬重，于是，两人便成了极要好的朋友。王汉勋是福南的哥哥新南的同学与好友，也是大同附中的毕业生，长得高大英俊、敏捷潇洒。后来进了中央航校，是该校第二期的高材生，曾派赴意大利进修。归国后任试飞员、训练 教官，继为攻击中队中队长(当时国民政府空军仅有的两个攻击中队)。据说他的驾驶技术特高，能试飞各种类型的飞机，宋美龄非常器重他，当宋赴美商谈购买战机时，总要选他当随员。在大同附中校友的一次聚会上，由新南、福南兄妹的介绍，他们相识了，并且很快热恋了。从此，郑苹如亲昵地唤王汉勋为“大熊”。工的人品、才能和背景，自然顺利地得到了郑钺夫妇的首肯，也很快得到苹如弟妹们的欢迎与喜爱， “大熊”成了郑家对王的专称。

战争迫使这对恋人天各一方，可两人心心相印。2007年元旦，一位署名古稀翁的王之故人，在美国洛杉矶《世界日报》上著文回忆王汉勋，说他每天给郑写信，记述自己的思念，用笔向恋人倾诉娓娓情话乃是王的必修课。从今存为数不多的信函中，笔者曾发现一件趣事，原来在鸿雁传情之余，郑还暗中布置了对未婚夫的考察，考察他是否另有花心，这足可表明她对王深深的爱，也反映她性格中的小小狡黠。1939年春，王汉勋曾两次来信，约郑赴香港结婚。但严酷的斗争形势和肩负的重任，使郑无法脱身，只得相约于胜利之日，再步入婚礼的殿堂。

郑苹如牺牲后，天如辗转万里来到成都太平寺空军基地，将噩耗告诉王汉勋，王顿时悲痛欲绝，哽咽地说：“我不要她死，宁可是她变心别恋，也希望她好好地活着。”为了避免他过于伤心，天如并没有将实情完全相告，只对他说姐姐“病亡了”。从此，王整个人都变了，一天说不了几句话。1944年8月7日，时值日军发动桂林之役，王汉勋奉命驾机由灵南至衡阳运送军需补给，因天气骤变，于衡山撞山牺牲，时为空运大队长，军衔上校。

战争，这场由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粉碎了郑苹如与工汉勋的爱情之梦，也粉碎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全部理想，使这对民族忠贞儿女的人生恋歌，以悲哀的音符作了句号，诚如台湾中调局那份半为事略半似祭文的材料结尾处所写：“惟求彼俩能聚首来世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