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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林语堂竟是为一床蚊帐而绝交吗?

(2011-03-21 13:59:14) 下一个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在鲁迅逝世的第四天后,林语堂写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但鲁迅曾在《天生蛮性》一文里写道:“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看来鲁迅对林语堂多少都是有些意见的。

鲁迅和林语堂究竟有着怎样的隔阂呢?鲁迅与林语堂是因为一床蚊帐而绝交的。说两人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时,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心里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未免太伤人了,便还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原委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恐怕并非如此吧。两人一位是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幽默大师”,一位是举世公认的“左翼文坛之雄”,应该不会为了一床小蚊帐伤了和气,说出去实在让人难以信服,那么究竟是竟然为了什么以至两人产生隔阂呢?

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出现裂缝,大约是在《论语》大获成功的时候。

林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北大的教授就已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而胡适则在办《现代评论》。《现代评论》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

1925年12月5日和6日,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向林语堂约稿,鲁迅当时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这便是鲁迅与林语堂“相得”的开始。林语堂,成了《语丝》最得力的撰稿人之一。林语堂比鲁迅小14岁,能与鲁迅同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加上又特别地活跃,不仅大量撰稿,放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也很是令人注目。林语堂虽与胡适也有着不浅的交情,但他还在站在了鲁迅的一边,可见当时林语堂对鲁迅是敬重且视其为好的盟友的。

后来,两人都避居上海,专门以写作为生,原以为交往会越来越深厚,却没料到彼此之间萌发的不是情谊,却是矛盾。林语堂和鲁迅手中握的虽然都是笔,其走向却不一样了。但真正把喜怒流于脸面的却是一件小事。

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使得鲁迅与林语堂因误会而疏远了。据鲁迅日记:“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四十年后林语堂作《忆鲁迅》一文,回忆此事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和事佬”郁达夫则在《回忆鲁迅》中,对此事很明确地表示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并作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破了的镜子即使能再重圆,中间也是会有痕迹的。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而且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语堂《行素集·序》),而鲁迅却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对林语堂,鲁迅也认为 “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开始对林语堂进行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而林语堂则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

后来,另有有一次饭局,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林语堂则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逗趣。鲁迅听了,却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很尴尬,甚是无趣。

鲁迅还曾写信劝林语堂别搞小品了,多翻译些英文名著。林语堂回信说“等老了再说”。鲁迅后来给曹聚仁写信,提到此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林语堂后来则说:“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而产生的恩怨,鲁迅和林语堂越斗眼越红,两人的友谊也渐渐再难以回到从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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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海潮 回复 悄悄话 在与林语堂的关系上,鲁迅是太神经过敏了。鲁迅摆老资格,主动进攻,挑衅,有时甚至是吹毛求疵,做的很过分。体现了鲁迅有时心胸比较狭窄的性格特征和中国文人相轻的历史传统。君不信,大可查阅鲁迅和林语堂论战的相关文章,可以以此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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