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历史鲜为人知：胡适和他的两位红粉知己

穿梭在纽约华埠的巷弄里，经常有柳暗花明的惊奇，从游客如织的勿街（Mott street)，朝孔子大厦的方向走，左转进入披露街(Pellstreet)，狭窄的弄道内有个教会，大门高处镶著“纪念堂”的牌匾，下款的题名人为胡适，但并没有上款，这是在纪念谁呢？

教会名为“中华第一浸信教会”，楼宇有近百年的历史，外墙漆成赭红色，里外都维持得相当好。出于好奇心，我拜访了教会牧师李泽华，从教会的纪录文献得知，“纪念堂”是为纪念创会牧师李韬。

哥大同窗李终身未嫁

而胡适为“纪念堂”挥毫题名，系因李韬的女儿李美步(Mabel Lee)博士的缘故，胡、李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窗，两人关系匪浅，李美步终身未嫁，胡适曾在写给李美步的信函中，称她是“我的圣女”（My dear Saintly Lady）。

李美步非常敬爱她的父亲李韬，一九二四年李韬因公悲愤去世后，胡适为了帮佳人完成孝心，以好友身份积极募款、筹建李韬“纪念堂”，事后为牌匾挥毫题名，还亲笔题词“功不唐捐”赠给李美步，以及赠题“见义勇为”为纪念堂永久训词。

李美步博士原名李彬华，一八九六年生于广州，是李韬牧师的独生女，一九○○年七月和母亲来美和父亲团聚。李美步自小聪颖，辩才无碍，青少年时就立志社会改革，十六岁时参加纽约市“女权运动”时，骑著马和其他人一起带领示威游行，可谓时代先驱。

女权先趋骑马带领示威

李美步一九一三年中学毕业后，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一九二一年取得哥大经济哲学博士，为哥大校史上第一位获此荣誉的华人女性，其博士论文由哥大编入《中国经济史》一书。

胡适在一九一五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他和李美步在哥大期间，先后担任中国留美同学会会长，李美步后来推荐宋子文为后期会长。

“中华第一浸信教会”牧师李泽华指著墙上的黑白照片，其中除了前排中间坐著李美步外，其余全都是男士，照片中的人物气宇轩昂，胡适也在里面，都是当年学生领袖，穿著笔挺的西服和领结，可以想像当年的各领风骚。

李美步在哥大毕业后，一九二三年前往欧洲考察大战后的经济，同年应聘厦门大学系主任，但她父亲李韬牧师因调解堂界纠纷，于次年悲愤过度去世，她随即回美为父亲举办葬礼，并留在纽约承继父志以及奉养母亲，婉拒一切聘约，后来出任浸信会晨星书馆主任。

李感念父筹建纪念馆

李美步感念父亲李韬的开明，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让她受到高深的教育，因此想为父亲建立纪念堂。由于李韬牧师生前声望，李美步很快从朋友、侨社筹足经费，期间胡适出力甚多，后来购买下华埠披露街廿一号的楼宇，经重新修缮后，一九三六年竣工定名“李韬纪念堂”，一、二楼作为教会使用，三、四楼为文物展览，成立李韬牧师纪念图书馆。

胡适相当记挂“纪念堂”事务，他一九三六年到上海时，特地选购了大批中国古典文学书籍，以作为纪念馆藏书，并于中日战争爆发前寄抵纽约，全部费用一千美元，由孔祥熙捐赠，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字。

胡助筹款还亲笔题字

纪念堂落成后，大门上方的牌匾“纪念堂”三字，胡适为了题字煞费苦心。胡适在写给李美步的信中说：“书写之夜，下笔后不满意的废纸，已抛满了书房地板，只得拣出数张任由挑选。”

胡适和李美步惺惺相惜，从他写给李美步的信中可见一二，一封签署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信中，胡适写道：“亲爱的圣女：自从离开纽约以来，心中想到给你写信，可是在横贯美洲大陆的车途中，我总是找不到最合适的时间和宁静来写信。”

胡适还写著：“在这一个半月里，我常惦记著我那位在纽约华人教会的神圣教士，也想到在我的旅馆中我们的谈论，以及在帝国大厦顶楼上那美丽的夜晚，我常想知道这位女士会永远在这华埠教会献身吗？她真的快乐吗？她说她是非常快乐的，可是我怀疑。我为何对你亲口回覆我的问题，却无法接受呢？”

胡适的信函墨宝现存放在“纪念堂”，从英文的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出不为外人所知的情愫，胡适始终和妻子胡江冬秀在一起，李美步则一直保持单身，一九六六年病逝，享年七十岁。

我忍不住问李泽华牧师：“这么说来，李美步是胡适的红粉知己？”李牧师笑笑，含蓄地说：“这段历史其实很少人知道。”那么，胡适的另一个同时来往的红粉知己韦莲司呢？女人对感情是极其敏感的，根据书信纪录，李美步和韦莲司应知道彼此的存在。

同一时期与韦莲司来往

胡适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八日给李美步的英文电报中，提到韦莲司夫人(记者按：韦莲司小姐的母亲)请他推荐下次聚会的主讲人，胡适在电报中写著：“我立刻想到你是这场合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我提供了你的名字给她，现因时间仓卒，我只好拍电报通知你，请原谅我的‘冒昧唐突之罪’。”

李美步单身以终，韦莲司亦然，暧昧的情愫，无言的缘分，都是上世纪才女的心事。华埠披露街终年游客不断，过往人们鲜少注意到“纪念堂”匾牌，一段未竟的情事淹没在杂沓人声中。
 
王良芬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