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第十一章 你们没资格审讯我

作者：师东兵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二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的历史上将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已经向一个新的时期的转变。这个转变来得很快，快到了几乎叫某些人应暇不及的地步。相当一批人已经习惯了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对这次全会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难以接受对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就是张春桥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

一连几天，他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长时间地沉思和叹气。 

监管员在他看的刊登全会的那张《人民日报》上，发现了他划过的记号： 

“会议指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硬把一九七五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会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张春桥用水笔批道：“华国锋不再谈鄙人是‘在批邓上另搞一套’了，而是彻底不搞‘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要跟着大搞翻案了。那么他哪个‘高举’跳到哪里去了？”

他在另一段下划了大大的问号，这段话是： 

“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之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会议一致认为，采取这些步骤，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主席旗帜的表现。”

张春桥批示：“简直是光天化日之下说胡话，损着毛泽东的眉眼，又挖鼻子挖眼，还说这是给毛泽东梳妆打扮，亏得这些人真能说得出口！如果说这是政治骗子的话，华国锋可称得上是最大的政治骗子了！如果彭德怀平了反，那么毛主席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强调和所抓的阶级斗争，也就全部要否定了。连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都丢得干干净净，还要空谈什么高举，这不是骗子又是什么？”

张春桥很清楚这次全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已经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所谓准备，无非就是掉脑袋而已。他暗暗地说：“这样也好，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再不会给历史造成了更多的麻烦。我张春桥终于可以实践了‘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而献身’的这句誓言了。”想到这里，他故意露出了坦然的神色。 

这天吃饭的时候，他吃得很香。哨兵说：“今天你怎么了？看上去倒是很高兴的？”

张春桥说：“一个正直的人活在世上，我看有三怕。一怕不明不白地死，二怕背上了不白之冤，三怕遭到了人民的误解。而我这三条恐怕都不存在了。通过邓小平站了出来，我们党的许多事情都可以得到了解释。我张春桥死而无憾了。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我今后不会有什么精神负担了，我要吃得饱饱的，准备去见毛主席和马克思。我过去就没有什么野心，现在也不会有什么求生的追求。”

哨兵看到他没有什么特别反常的举动，就没有再多和他说什么话。 

张春桥盯着刊登公报的报纸。出神地回忆起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毛泽东从武汉到了上海，在和他谈话的时候。曾经问他：“你们批判过彭德怀吗？”他说：“上海还没有好好准备过这样的会，可以召开几次。”

毛泽东说：“我看彭德怀还没有批深批透，更谈不上臭了。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召开以后，国内出现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加上帝修反的包围，我们不可能再把彭德怀端出来批判了。在党内造成一个影响，好像他有什么先见之明。其实，彭德杯的问题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他没有自首过，战争时间里好像立过大功，抗美援朝战争他投了大机，给他钻了空子。其实，抗美援朝的具体指挥是我，他有好几次不听招呼，使我们吃了大亏。总之，这个人要批判，使全国都知道他的要害，不然他还是要翻案的。一九六二年闹翻案时，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支持他的。他在党内并不是那么孤立呀。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党还是要走回头路的。”

张春桥说：“我有个建议，把一九五九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重新发表，并配上有关的文章，使我们党内的同志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党的那次路线斗争的情况，以便提高识别那类人物的免疫力。”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和北京的秀才们来操办吧。”毛泽东说，“我在那年的八月十六日写了一篇《机关枪和迫击炮的由来及其他》，讲过：‘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要到阶级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还有这样的话：‘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从一开始，就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全会当时就说明了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你看，直到现在都没有过时。”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张春桥和姚文元几次和陈伯达取得了联系，要他也组织几篇有份量的文章，系统地批判彭德怀和陶铸等人。 

陈伯达给张春桥来电话说：“当前应该把批判刘、邓放在首位。彭德怀是死老虎了，已经臭了，没有什么批头了。再批只能是联系刘邓来批。现在谁还敢替彭德怀翻案呢？没有人了。但是给刘邓鸣冤叫屈的人可是大有人在。”

张春桥说：“批彭德怀是主席的意见。主席认为并不是彭德怀已经是死老虎了，不但没有死掉，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人替他们翻案的。主席认为，刘少奇的路线是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和发展，这两条路线是紧密相连的。不把前面的批好，就不能准确地认识后头修正主义路线的源头和根子。”

“既然是主席定的，那我们就按主席的办吧。”陈伯达懒洋洋地说。 

那几天，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乎每天都要亲自审读上海等一些地区的大批判文章，张春桥对姚文元说：“你再亲自动手写一篇批判陶铸的文章，这个人，江青可是把他恨透了，主席说：‘让文元写文章把他好好解剖解剖，这个两面派是有代表性的。凡是要夺权和翻案的野心家，在今天他不搞两面派就混不下去。这个人物解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你写好以后，送主席审阅后再发。”

一九六七年夏天，姚文元写好了《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毛泽东亲自修改，批示：“写得好极了！”这篇文章对陶铸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据监守陶铸的报告：“陶铸看了这篇文章后，仰天大哭：‘姚文元害死我了！姚文元害死我了！’”可见这篇文章的战斗作用是多么的大！ 

张春桥至今还记得亲自在那篇文章里加着的段落： 

“历史的前进，总是那些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昏头昏脑地想把自己装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为令人嗤笑的小丑。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当这位自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在万人大会上，飞扬跋扈地向群众吼叫‘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时候，他是多么自傲啊！简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来恐吓群众：谁敢反对他这个‘老革命’，谁就要倒霉，而他这个‘英雄’是绝对‘垮’不了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动派，垮得就越彻底。回头去看，他的自我标榜、威吓群众的丑态，只不过在两面派的脸谱上增添了一道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翻过来了。真正垮台的，是我们自己。而那些被毛泽东亲自从政治上判了死刑的人一个个仿佛死而还阳，就要重新站起来了！这不能不使张春桥感到脊背上一阵阵发凉……

“张春桥，你在报纸上写了些什么？”专案组的人员把他在登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报纸上写的那些话摔在他脸旁，怒斥道：“直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就是抱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也得接受人民的审判和党纪国法的处分制裁，你在这里要装什么洋蒜？”

紧抿着嘴巴的张春桥突然开口了：“你们这些毛主席的无耻背叛者，根本没有资格来审讯我！我从来就不承认你们的审讯，我到现在是什么也不会和你们讲的，你们从我的身上别想捞到任何的稻草。我再次告诉你们，我是一个毛主席亲自培养起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革命者，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修正主义投降的。你们回去告诉邓小平和华国锋，想杀我就早点杀，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那天起，就没有准备会有好日子过，这样的失败，我们准备了好多次了。到现在我失败了，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干好。我和你们的华国锋已经早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了。早点把我打发了吧，我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终究会有胜利的那一天的，不管我能否看到，我都坚信这一点。”

专案人员清楚地看到，张春桥在说此话的时候，右手在打哆嗦，牙帮子也发出了咯咯的切齿声。这完全是一个不甘心失败的政治家的绝望叫喊……

张春桥现在的仇恨是集中在对华国锋身上了，对邓小平则是恐惧和悲哀多于愤怒。还在一九七六年初周恩来刚刚去世时，张春桥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批判邓小平时说： “我看你邓小平是不会真正认识到你的错误的，你现在迫不及待地要翻案是小翻案，如果我们再给你更大的条件你则要进行大翻案，直到给刘少奇翻案。毛主席早就对你有所担心，估计到你就会对文化大革命来一个大清算。果然你在一九七五年当上党中央副主席后就急切地跳了出来了。你以为毛主席重病在身，已经控制不了整个形势了，所以可以放心地大搞你那一套修正主义了，其实你已经中了毛主席的计，毛主席就是以身体不宜为现象，就是要看看你，当然不光是你，有你所代表的那股政治势力，究竟会干些什么。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果然看到你的脸谱了。你的表演，也使我们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看到了还在走的走资派的嘴脸和他们的真正用心。”

当时，华国锋在会上口口声声地说：“刚才，张春桥的话很重要，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同志们，春桥同志讲的，正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理会春桥同志刚才所讲的那几句话，非常深刻，把毛主席的部署理论化了。”

后来，到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华国锋拉住张春桥的手说：“现在实践证明你对邓小平的批判和斗争是多么的正确，要是不把这个祸害除掉，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真要被这个家伙给丧送掉了。你看爆发的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多么恶劣，他们的气焰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都如此嚣张，如果一旦毛主席离开了我们，那后果简直不可收拾了，你的确有先见之明，今后你可要给我当好掌舵的人呀！”

张春桥咬牙切齿地骂道：“如果说华国锋不是标准的两面派，那么党的历史上就没有什么两面派可言了！过去说陶铸是典型的两面派，现在看来他比陶铸要坏得多。”

想到陶铸，当年的一段故事又浮现到张春桥的眼前……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是被毛泽东誉为“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陶铸指使熊复等人打算召开一个一百多人的纪念鲁迅的座谈会。张春桥立刻对江青说：“陶铸是湖涂了还是故意这样做，今年是在文化在革命的高潮中纪念鲁迅的，本应该轰轰烈烈地、大张旗鼓地纪念鲁迅，为什么只搞这样一个小小的规模？这难道不是故意在贬低鲁迅吗？”

江青马上大发其火：“陶铸这个人就是在故意捣鬼！鲁迅在三十年代是和周扬四条汉子做斗争的，主席对鲁迅作了具体的高度评分，这是我在里面所起的作用。陶铸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要包庇某些人，就要在这个时刻搞点小把戏，戳穿他！制止他！我们要大张旗鼓地重新搞一个纪念大会！”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出面，组织了上万人的纪念大会，由姚文元作中心讲话，具体地概括和总结了纪念鲁迅的意义。那篇讲话，同样是张春桥帮助修改，画龙点睛地点破了主题的：“只有革命的人们，才有资格来纪念革命的战士。”“我们纪念鲁迅，他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向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向着文化战线上的各种鬼魅，向着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冒充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伟大的英勇的斗争，粉碎了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和反动文化，彻底揭露了胡适、梁实秋、‘民族主义文学’者……等等地主资产阶级走狗的卑鄙面目，反映了革命的‘中国的大众的灵魂’，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和张春桥逐字逐句地推敲和写了下面的这段话： 

“我们纪念鲁迅，特别要纪念在他的晚年，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立场上，保卫了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痛斥了周扬等人所执行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鲁迅尖锐地揭露了他们‘所谓革命作家’的招牌，‘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的反动本质，揭露了他们‘喊喊嚓嚓，招是生非’的宗派主义的手段，揭露了他们两面派的‘恶劣方向’，揭露了他们借‘联合战线’之名，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卖国主义和叛徒哲学的罪行。鲁迅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批判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的信任，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坚决执行，表现了鲁迅晚年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永远引起我们深深的尊敬……”

这就划清了他们和陶铸等人纪念鲁迅的根本区别。他们就是要借鲁迅来打击一些人，以抬高他们自己。就在这个会上，陈伯达也发表了一篇精心制作的讲话： 

“鲁迅逝世的前夜，留下了一篇著名的遗嘱，其中有些很深刻的话，到现在还值得大家深思。他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勿和他接近。 ’他还说：‘……还记得在发热时(指鲁迅肺病发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认为，这是鲁迅给我们很重要的遗嘱，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遗嘱。”

说完这些，陈伯达接着说：“时隔三十年，在现在，鲁迅的话，还完全保存着他的先知的光芒。让那些恬不知耻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听一听鲁迅的这些话吧！难道鲁迅当时揭露投降主义、揭露叛徒的每一句话，不就是对他们而说的吗？”

这个会的召开，达到了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预期目的。就在这天的晚上，张春桥收到了陶铸打来的电话：“请你来我这里一趟，我有重要的话要对你讲！”

张春桥赶到陶铸的办公室后，陶铸亲自把门关住，显得很有点神秘。等张春桥坐下来以后，陶铸问了一些有关纪念鲁迅的话题，然后突然地问道：“你三十年代在上海工作的时候用过‘狄克’这个笔名吗？”

张春桥一怔，冷冷地反问道：“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陶铸一下子就感觉到了这个人深沉和老练，马上放缓了语气，说：“没有什么意思，有群众组织给我来信，揭发说你在三十年代化名狄克攻击过鲁迅。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里回答的那个‘狄克’就是你！”

张春桥站了起来，在陶铸的办公室里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再次反问：“是我又怎么样？不是我又怎么样？文学和鲁迅发生分歧进行争论是正常的，无可指责。鲁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他晚年的杂文很少有片面性，但是不等于他没有片面性。对鲁迅个别观点的不同意或者争论，并不能等同于反对鲁迅。更重要的还要看鲁迅的不同意见是什么。这个道理我想你不会不懂吧？”

陶铸没有想到今天的张春桥在自己面前竟然是如此的傲慢，不由得也沉下脸来说：“听你的口气，你是承认你就是当年的那个狄克了？”

要是没有揭发张春桥的信，陶铸也许真的没有时间看鲁迅的这两篇文章，正因为有了这封信，陶铸特地看了鲁迅的文章。鲁迅当年为田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作序，完全是一种借题发挥．是斥责国民党政府的。透过那一行文字，人们仿佛看到了那位老人的冷峻和辛辣： 

“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去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钳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承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许不能开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莫谈国事’，是我们作小民的本分。”鲁迅在抒发了自己心中沉闷的愤慨后，话锋一转，写道：“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烟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北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钳口。这书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好书为什么倒会不容于中华民国？那当然，上面已经说过几回了----‘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这就是鲁迅序言的精华所在。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星期文坛”上发表了一篇署名“狄克”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里面有这么一段评论的话：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它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鲁迅在一个月后．即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写了《三月的租界》，对这句话和狄克的文章给予了答覆：“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谁有空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这样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陶铸认为，最让狄克感到难堪的话是鲁迅紧接着的讽刺：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的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到这里，就是坦克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同时。还有鲁迅对他的题目的刺激：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鲁迅的笔锋犀利而更甚于挖苦，“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 ’，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责，是可以令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 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陶铸问张春桥：“你对鲁迅《三月的租界》有什么看法？”

张春桥毫不考虑地说：“那是正常的文艺评论，根本不是什么政治问题。类似这样的评论在鲁迅的文章里多不可数，丝毫不奇怪。就是狄克的文章里也只是对田军的小说提了些意见，没有对鲁迅有半个字的指责和损害。一小撮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作文章，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陶铸把那封信转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认真地审阅了信件和看了鲁迅的全文，很不耐烦地对陶铸说：“小题大作！狄克的信件和文章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个热血青年的文章，就算有点问题算什么？鲁迅要是活到现在，看到这样的后生也会高兴的。别再大惊小怪了，我们要抓的是真正的类似周扬四条汉子那样的坏人？” 一张春桥联想到现在的报刊上重新把狄克和自己挂起钩来大批特批，心里不禁暗暗好笑：“毛主席难道没有你们这些人聪明，毛主席定了的案现在统统都要推翻，包括是打倒或树立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对我进行审讯呢？”

所以，从这时起，他对所有的来审问自己的人，都采取了嗤之以鼻的态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