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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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争我夺的年代
刘文辉生于1895年，他上面有五个兄长，老五刘文彩便是日后闻名全国的收租院院主，曾被视为是中国历史上恶霸地主的总典型，那名气要比刘文辉大得多。但四川刘氏家族的掌门人却并非刘文彩而是刘文辉。
在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的那年夏天，刘文辉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在大哥刘文渊陪同下，来到成都刘湘公馆谋职。已是川军将领的刘湘，将这位比自己小六岁的堂叔介绍到川军第八师陈洪范属下任职。其后五年间，刘文辉由上尉参谋升迁到旅长。1922年，担任川军第二军军长的刘湘又拉了堂叔一把，让他从陈洪范属下的普通旅长改任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这意味着刘文辉可以自立门户了。刘文辉在总揽了驻防的叙府（今宜宾市）地区军、政、财、文教大权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开始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棋：让五哥刘文彩来叙府担任船捐局局长兼四川烟酒公卖第二十分局局长。从这以后，刘文彩就成了刘文辉集团的财政总管。叙府地处川南，是长江起点第一城，又当云贵入川孔道。扼有叙府，可以视作刘文辉军阀生涯的开始，他站在叙府城外的翠屏山上凝神环眺，情不自禁地说：“这正是我尔后统一全川的策源地啊！”
这时的四川兵荒马乱，自从熊克武等人把滇黔军逐出四川之后，刘湘被川系军阀各军推举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可是好景不长，熊克武率领第一军击败了刘湘所统的第二军。刘湘辞职，由刘文辉护送回乡。次年夏初，刘文辉收到两份通电，一份是刘成勋任川军总司令，一份是孙中山先生任命他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刘文辉仔细盘算，觉得在这群雄蜂起，你争我夺的军阀混战中，不能丢掉保定系同学的人际关系。他决定与杨森、邓锡侯等十多名川军军师旅长联衔发出通电，拥戴刘湘出山，推举他为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东山再起，1924年他与杨森发动倒熊克武之战，大获全胜。刘湘让刘文辉收编了熊克武的部分残部，并接管了熊克武的部分防地。在弱肉强食的军阀混战中，二刘不时联手。次年春天，刘湘击败杨森。他不仅让刘文辉接管了杨森的原部分防区，而且把刘文辉扶上四川军务帮办的交椅。
北伐战争开始后，表面上看，川军已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但各派系的权力斗争并未停止过。刘湘、刘文辉统领的二十一军、二十四军联手先后击败刘成勋二十三军和赖心辉的二十二军，他们的所有防区皆为二刘所瓜分。到1928年，基本形成了刘湘、刘文辉主宰，二刘与邓锡侯、田颂尧四巨头分割四川的政治格局。就在这一年，南京国民政府指定刘湘担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的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叔侄二人终于成为四川军政首脑。
刘文辉与家人
刘文辉祖籍安徽省的徽州。刘家是清初移民入川的，初定居名山县，后迁居成都西大邑县的安仁镇，过着与千百万小农一样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可是到了民国年间，安仁镇刘氏家族平步青云，十余年间出了三个军长，八个师长，十五个旅长。而刘文辉与刘湘叔侄则是刘氏家族中最为耀眼的两颗将星。刘文辉的长兄刘文渊是清末举人，旧学功底深厚，年轻时在家设私塾，为族中子侄和诸弟授课，并做过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四川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兄弟中，比刘文辉大七八岁的刘文彩最擅经商，所以他是第一个被刘文辉接出来做官敛财的。随着刘文辉人马越来越多，刘文彩敛财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从银号到商号，从信用放贷到变相高利贷，从办加工作坊到近代工业企业，从田赋预征到统税杂捐，刘文彩都驾轻就熟，大获成功。至于鸦片，四川军阀鲜有不问津的。换句话说，只要能弄到钱，刘文彩都干。这些钱大多用来供应军队，小部分当作刘氏家族的家财。
刘文辉势力扩大以后，感到仅靠刘文彩一人不行，又把四哥刘文成弄到成都当了名为机械厂，实为造币厂的会办。刘文成没出来前，在安仁老家经营酒厂，敛财的本领也已不小。以后刘文成又兼二十四军机械所所长，负责监修枪炮军械，最后一直做到四川戒烟总局会办。刘文辉有了这两个为他筹集款项，修造枪械的兄长，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与中共接上关系
这时的刘文辉才刚刚三十出头，执掌一省权柄，手中拥有七个师，兵员在十二万以上，防区扩展到七十多个县，占四川全省之大半。再加上刘文彩生财有道，这使刘文辉决心实现自己的人生“宏图”了。他下令在成都创办政治学校以培养干部，这对日后刘文辉军事集团的发展变化起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各自势力的急剧膨胀，刘湘、刘文辉之间的争川之战也就箭在弦上了。刘湘投靠蒋介石，在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以及李宗仁、唐生智等人的战争中，他出兵鄂西，代蒋看守十八县。刘文辉在省内挟保定系以自重，他扶植滇军胡若愚打回云南，支持王家烈独霸贵州，又投靠汪精卫，拥护和支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反蒋。1931年，刘文辉以二百万元巨资，从英、日等国购买武器和飞机，拆散分装，从上海运往成都，经过万县时却被刘湘部队扣留。刘文辉多次交涉，都被刘湘拒绝。
刘文彩为了帮助兄弟，派了一个叫胡文鹏的刺客到重庆行刺刘湘。胡文鹏潜入刘湘的宅第，在树上躲了三天三夜，始终没有找到机会下手，第四天饿昏了，从树上掉了下来被活捉。刘文辉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命令驻防江津的部队截断重庆粮源。二刘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终于在1932年10月拉开了战幕。这场大战直打到次年9月，以刘文辉败北而告终。刘文辉身边仅剩两万残兵。刘湘想到，今后一旦邓锡侯、罗泽洲等人势力壮大，也会成为他的争霸对手，所以不如给刘文辉一条生路，以便牵制他们。1933年10月，刘文辉重返雅安。虽说不可能再返成都，但总算有了一块立足之地。刘文辉开始了他自己后来总结的西康十大建设。
1938年1月，刘湘在汉口死去。当晚蒋介石就在武昌行营召开会议，谋划如何以刘湘之死为契机，完全控制四川。蒋当即下令撤销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理由是司令长官既死，该战区自当裁撤。仅隔一天，又任命亲信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由四川地方实力派主掌的川康绥靖公署，亦准备撤销。消息传到四川，舆论大哗。刘湘旧部组织的“武德学友会”紧急商讨对策，同时与刘文辉、邓锡侯两部取得联络，决定共同抵制张群主川。会后，刘湘生前高级幕僚张斯可即专程会见刘文辉二十四军驻蓉代表，邀请刘文辉速往成都，共图大计。就在此时，中共南方局通过刘文辉的儿女亲家杨叔明和刘的部下张志和等渠道，与刘文辉接上了关系。1938年夏，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等去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取道成都，与刘文辉见了面。后来刘文辉说：“从同他们的谈话中，我慢慢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1939年，董必武、林伯渠在重庆曾家岩又与刘文辉会晤恳谈。中共中央还派吴玉章专门与刘文辉见面商讨如何救亡图存，刘文辉逐渐有了亲共倾向，他表示：“今天领教，顿开茅塞，以后我一定按照尊意去努力。”
因四川实力派联合抵蒋，蒋介石不得不做出让步。经过一番磋商，刘湘部将王缵绪做了四川省政府主席。以此为条件，王缵绪同意将雅安、西昌两个专区划交西康，并在财政上给予补贴。蒋介石被迫同意西康正式建省。1939年1月，刘文辉如愿以偿成了西康省主席。此时的刘文辉，既与四川各实力派达成了共识，又与中共接上了关系，虽说军事力量还小了一点，但毕竟使大邑刘氏家族集团在中国政治舞台又重新恢复了席位，这也更加坚定了刘文辉反对蒋介石控制的信念。西康建省，蒋介石即设行辕于西昌，以监视刘文辉。行辕设三个处，其中的第二处专管情报，由军统局特务头子徐远举任处长。同时，蒋介石对四川实力派实行分化瓦解，省主席王缵绪渐渐成了蒋在四川的代理人。这引起川系各派将领的不满，蒋介石不得不同意王缵绪辞去省主席职务，宣布自兼四川省主席。次年蒋即辞去四川省主席，再由张群接任。四川完全为蒋控制；而西康由于刘文辉的反控制，终于成为蒋介石难以插手的省份。
宣告“川西起义”
1942年2月的一个深夜，经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的安排，周恩来在重庆民族资本家吴晋航的公馆里会见了刘文辉。双方谈得十分投机，周恩来明确表示支持他的反蒋介石控制的斗争，并且商定了今后的联系方式。7月下旬，受周恩来的直接指派，王少春等三名中共党员携带电台来到雅安，帮助刘文辉建立了与延安的直接联系。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为徐远举手下军统特务所觉察，他们暗中从成都运来一部电台，设在雅安城内。正在他们想要进行侦察和干扰之际，刘文辉接到报告，立即派兵没收了军统的电台。刘文辉警告蒋介石安插在二十四军搞“特工”活动的政训主任丁国保说：“现在有奸人在雅安密设电台，图谋不轨，我已予没收，以后发现，定要严办！”他们抓不到刘文辉掩护中共秘密电台的把柄，只好忍气吞声。
贺龙接见刘文辉（中）等起义将领
王少春每逢收到明码电报，都抄送一份给刘文辉，还请刘转给成都、重庆的军政朋友暗中传阅。刘文辉还接待了中共中央代表华岗，华岗是受中央委派来西康专做刘文辉等人工作的。民盟成立后，得到了刘文辉的资助。刘文辉不久就加入了民盟，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支持川西的民主运动。1949年4月下旬，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共南方局希望刘文辉派代表去香港商谈起义事项。刘文辉立即请民盟中央委员曾庶凡代表他去香港，并派二十四军参谋长杨家桢到成都与邓锡侯商量，组成联合参谋部，统一筹划川康起义。8月，刘文辉通过秘密电台向周恩来报告准备起义，请指示今后如何行动。周恩来回电：大军行将西指，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到成都，当日下午便在北校场军校召见张群、邓锡侯、刘文辉等军政要员，给他们打气。第二天，蒋介石事先不通知，突然到刘公馆，表面上表示优遇，实则是来观察刘文辉的动静。之后蒋介石又派张群、胡宗南约同邓锡侯到刘公馆开会，要刘、邓与胡宗南“合署办公”，将家属先送台湾。刘、邓大发牢骚，说道：“我们是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共产党搞无产阶级革命，能要我们？”这才把张群、胡宗南堵住。
蒋介石一看不行，又通知刘文辉与邓锡侯，要他们在12月7日下午去北校场谈话，准备当场拘捕他们。形势紧急，刘文辉、邓锡侯立即逃出城。第二天，即12月8日，刘文辉以西康省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的名义通电起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起义使蒋介石“决战川西”的迷梦破灭，仓皇飞逃台湾。
重视教育
1935年，四十岁的刘文辉被侄子刘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主政西康期间，他十分重视教育。1939年，在一次演讲中，他语重心长地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 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
1930年代，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好奇的孙明经 就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刘文辉的话是有些不中听，但话粗理不糙：教育不兴，焉何能把西康“变边地为腹地”？为了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他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重视教育早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然而西康人民付出的代价是被预征了未来几十年的税款，在1939年时就把1939年到1997年的近60年税款全部预征了。当然这比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一口气预征到2050年还是稍微厚道了一点。今天的德格县依然偏僻落后——然而，70年前，那里的校舍却也这般的气派，学生们更是朝气蓬勃、精神抖擞，和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物质上的贫瘠可能会使人羸弱，但真正使人丧失自我的却是精神上的颓唐，而教育则是提振士气、昂扬民风的绝好途径。勤俭为政、倾囊兴教，开化民智、建设桑梓，是刘文辉一以贯之的思想。他的执政理念，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透射着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展示了那个时代地方实力派兼容并包、继往开来的特质，是民国发展进程中“黄金十年”的一个缩影。
国务院林业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刘文辉先后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可是随着四川大邑县筹建地主庄园陈列馆，即后来闻名全国的“收租院”，刘文辉的处境变得尴尬起来。刘本人后来被调往北京任国务院林业部部长。而襄助刘文辉半生的刘文彩，其实早在1949年10月就已去世了。到了北京后，国务院分配住在史家胡同——也就是荣毅仁家现在的那座四合院。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刘文辉的住宅门口突然贴了大字报，上称：“刘文彩的弟弟还住这种房子！”很快引来了红卫兵抄家，周恩来总理闻讯后将其转进解放军医院保护起来，1972年，刘文辉不小心摔断了腿，1975年又被发现患了癌症再次住院治疗。
1976年1月初，刚出院的刘文辉得知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后极为伤心，他强忍悲痛，让人用担架抬着他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不久，因病情恶化，刘文辉再次住进医院，6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遗著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
刘文辉从军从政一生，雄心壮志，经历刀光剑影；晚年回归平淡，他教导子嗣“搞政治没意思”；在弥留之际，他反复跟家人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编辑自《名人传记》 原作者：赵映林）
刘文辉遗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