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张治中在香山的单独谈话（图）

作者：余湛邦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延安机场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名义率领代表团由南京飞抵北平。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住香山双清别墅，8日单独接见张治中，毛、张谈话连吃饭，近三小时，周恩来副主席在座，内容十分重要。后来我为张代笔撰写回忆录时，他把谈话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我当时有记录，概要如下：

　　毛一见张，就马上起立紧握张的双手，满脸笑容地说：“谢谢你在重庆谈判时的殷勤接待，照顾得无微不至；不过我很抱歉，当时你用上等好酒席招待我，而你后来三到延安，我没办法，只好用小米招待你，很抱歉咧!”毛的态度有如老朋友久别重逢，使张感到十分亲切友好。“不敢当。当时从谈判到事务，一切都是和恩来先生商量好的，是他想得周到，我不过略尽地主之谊而已。”张谦逊地说。

　　“到这里后生活怎样?住旅馆方便吧?有什么需要和意见，请随时告诉接待同志。”毛诚恳地问。

　　“没有什么，很好，很好。”张说。

　　“这几天大家谈得怎样?”毛不多寒暄，直接进入本题。

　　“我已经和恩来先生谈了不少，涉及各个方面。同来的代表也和中共代表个别谈了很多。当然，分歧还是有的，需要慢慢来谈，好好协商。”张答。

　　“是的，国共两党从第一、二次合作到现在，经过无数次的商谈，有些问题当时得到解决，有些得不到解决就暂时搁下，有的当时解决了但事后又有反复，是需要耐心地慢慢协商的。

　　不过，主要的是双方要有诚意。现在中共方面已经表示诚意，因此事情就有了50%的把握，只要你们也有诚意，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毛说。

　　“李代总统早就公开表示过以您在1月14日所提八条为谈判基础，我们当然以此为依据来谈，但事情总是复杂的。”张治中到北平前，曾两次到奉化溪口，就毛所提八条请蒋介石表示意见，进行了摸底。在南京时又由何应钦主持研究出《和谈腹案》九条，胸中早有成竹，现在是想先听取毛的意见。

　　“当前核心问题是和谈，和为贵，但我们不是为和平而和平，我们有其远大的目标，就是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我们所提的八条也是环绕着这个远大目标而设想的。”毛对和谈作了一个概括。

　　“要和，也不能回避历史问题。国共两党的斗争已二十多年，谁是谁非也一时难以算清。为了实现和平，我们得现实些，战争罪犯问题和战争责任问题，看来是和平的两大障碍，我已和恩来先生、中共其他代表谈过，是不是可以暂时搁下，静待历史公断?历史终必会做出结论的，人民也终必会做出结论的。”张直接提出他最关心的问题。

　　“重庆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都是你亲身参与缔结的，谁撕毁这些协议，谁首先发动战争，你比别人都清楚，这不是我们要提的要求问题，而是客观历史自行鉴定的问题，完全否定它们，全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毛坦率坚定地表示。

　　“国内的情形您是清楚的，国民党内部的情形您也不比我们知道得少，战犯名单和首恶元凶这些具体字样，希望所有的人都加以接受是很难很难的。主观要求是一回事，客观现实是另一回事，现实障碍不去，是根本无法获致协议的。”张委婉地加以解释，事实上是为蒋介石争些面子。

　　“原则上可以灵活些，我们是对具体的人作具体的分析和处理的。不问是谁，只要他能认清是非，幡然觉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的，都可以给予宽大的待遇。至于文字规定，等到双方谈判得到协议，是可以量情斟酌的。”毛的话含有暗示性和伸缩性。

　　“希望形式上不提名单，对人则作具体处理，那么协议就比较容易达成。”张似乎不大放心，再补充了这两句，然后又说：

　　“恩来先生对我提到，由于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也就是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所以兵联祸结。对此，我们感到满怀惭愧，国民党的失败，确实症结在此。多年来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渴望和平能够实现，现在是双方隔江对峙，人民希望流血惨剧到此为止，希望国共双方约束自己的部队，化干戈为玉帛。”张希望宣布停战，划江而治的话，险些脱口而出。

　　“革命是必须进行到底的，不然人民不会同意。国民党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人心失尽，必须引咎自责，以谢国人。至于何时渡江，如何渡江，双方代表团是可以协商研究的。”毛明白了张的用意，委婉地关上大门。

　　“从目前情形看，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国共两党的斗争亦将结束了。谁胜谁负，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亦有历史作评判。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变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人的轻视鄙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耻辱!作为一个革命党人，我们有诚意承认错误，有勇气承认失败，今后是您们执政了，您们怎样做?”张坦诚地说出了心里的话。

　　“不，不是的!是我们大家来做的，是靠大家合作来做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内部也不是清一色的，其中有不少开明进步分子是不赞成独裁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和我们合作，一切真正主张和平的人，我们都欢迎和他们合作，而且希望他们多出主意，多提意见。”毛也坦然地说。

　　“今后怎么办?我倒有一个意见，不知您可愿意听?”张说。

　　“那很好，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毛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的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孤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面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我是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但在亲苏联共的总方针下，不妨在外交策略上美苏并重，保持同等距离。我曾经向蒋委员长反复建议过，可惜他犹豫不决，不能实行，不知您以为如何?”张试探地说。

　　“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分成以苏美为首的两大集团，互相对立，剧烈斗争。以苏联为首的是社会主义集团，以美国为首的是资本主义集团，前者是革命的、民主的、要解放全人类的，后者是垄断的、侵略的、压迫剥削穷人的，我们只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集团，而不能倒向以美国为首的集团。”毛扼要地说明。

　　“我的设想是从全世界局面出发的，现在中国在远东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如果我们能够采取善意的中立，那么对苏有利，对美也有利，对中国更有利。相反，如果中国不能采取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以对付苏联，以军事观点说，美国必须调动大量的海陆空军横渡大西洋来协助中国，中国便成为美国一大负担；如果中国联合苏联来对美作战，苏联也必须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出动大量陆空军来协助中国，而且形成两面作战，在战略上说，是顶不合宜的事。所以我说，中国如能保持善意的中立，对美有利，对苏也有利。还不止此，中国善意中立之后，如政治上运用得宜，还可以通过国共合作以促进美苏协调，通过美苏协调以加深国共合作。这一长远的战略政略如运用成功，还可以保证远东的和平，进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的。”张具体地、详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必须从根本上看到，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边是社会主义，另一边是帝国主义，当今之世，非扬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准备写一篇专文，与你以及和你具有类似观点的人进行辩论，我们准备为此辩论一百年!”毛最后幽默地说。

　　“如您刚才所说，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之后，就要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就是说要进行全国性的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建设不可能只靠自己，还得向外寻求援助。我认为，光靠苏联援助不够，还得向英美等国去争取援助才行，光靠任何一国都是不行的!”张换一个题目继续发表意见。

　　“在目前，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英美统治者现在还是帝国主义，他们会给我们以援助吗?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只会侵略、压迫、剥削我们中国，谁曾见过哪个帝国主义者援助过我们?孙中山先生一生中向资本主义国家吁请过多次援助，结果落空，反而遭受打击；所以他临终总结经验，谆谆嘱咐大家要把目光转向‘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不要再上帝国主义者的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一边的，真正的援助只能向苏联一边去争取，而绝不能把目光投向帝国主义的一边。”毛温和而坚决地向张解释。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生意。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向，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尤其和发达的苏、美、英等国做生意，而不能像清朝时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张从问题的另一角度提意见。

　　“是的，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建立邦交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洋行买办等人。我们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击破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毛进一步说。

　　“我们既然主张和平，既然要和各国建立邦交和做生意，那么我们就得注意态度，不一定对别人采取敌对或刺激的做法，例如我们最近对沈阳和上海的美国领事的态度，是不是会引起刺激?”张具体地提出问题。

　　“首先，我们要区分反动派与革命派的界限，对于国内外反动派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你刺激它是这样，不刺激它也是这样。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反正它要吃人。我们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没想到张治中对敌友界限一时还不易区分清楚，所以严正地说明。

　　谈话至此，张治中告辞，毛泽东握手道别。

　　以后不久，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对“一边倒”、“要做生意”、“要国际援助”等问题，作了深刻的、系统的阐述，进一步回答了以张治中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的疑问和主张。

　　当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拒绝中共提出的条件，使北平和谈彻底破裂后，张治中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劝告，留居北平。不久，毛对张说：“我们将举行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请你参加。”张说：“过去一个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毛笑笑对张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

　　重新做起，在毛泽东的关心帮助下，张治中在新中国担负了许多重要职务，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这次重要谈话距今已五十五年了，抚今追昔，颇多感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边倒向社会主义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崇高的理想与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一面倒向社会主义，并不等于一面倒向苏联。苏联和中国具有明显不同的国情，采取不同的革命方式方法；在建设上，也和我们具有不同的特点、途径和模式，我们绝不能因为崇拜“老大哥”而亦步亦趋。过去曾长期一面倒向苏联，后果如何，有目共睹。

　　在思想体系上一面倒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正确的，但经济上呢?科技上呢?当时苏联的经济、科技，尤其是科技水平，除了个别方面外，一般都比先进国家落后十多年，甚至更多，我们也是不能完全学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