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我给毛泽东当翻译03】接待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

盛情接待伏罗希洛夫引起赫鲁晓夫不滿 　　

　　 1957年4、5月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伏罗希洛夫名义上是苏联的国家元首，他的这次访问，受到了高规格的热情的接待。毛主席和其他党政领导人亲自到南苑机场迎接，毛主席陪同伏老乘坐敞篷汽车缓缓驶向中南海，几十辆汽车组成的迎宾车队跟随其后，从南苑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受到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当毛主席和伏老乘坐的敞篷汽车行至天安门时，数不清的欢迎群众自发地冲破警戒线，拥向车队，挥舞着鲜艳的花束，高呼“毛主席万岁！”、“伏罗希洛夫主席万岁！”，欢呼声响彻云霄，一时间车队只好停下来，过了好一段时间，才从人群包围中驶出来。伏罗希洛夫及其身边警卫人员、儿子、儿媳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代表团其他人员被安排在东郊民巷宾馆。访华期间，伏老一直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陪同。在北京、东北、上海、杭州、广州和武汉，每到一地都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动人场面，数十万群众夾道欢迎，展现了当年“中苏友好”的确深入人心的史实。对中方的高规格的热情地周到细致地接待，伏老多次表示滿意。

　　 然而，对伏老的热情接待却引起了赫鲁晓夫的不滿。特别是苏中关系恶化后，他不止一次地抱怨，他访问中国从来没有受到如此这般的接待。甚至说，中国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是故意要贬低他赫鲁晓夫的。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米高扬秘密来华 　　

　　 伏罗希洛夫回国后不到一个月，苏共内部发生巨变，即发生了所谓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事件。1957年7月2日，苏联使舘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受苏共中央委托，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主席，说有重要事情转告。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刘少奇在中南海会见了他。接见时在座的有彭德怀、王稼祥、杨尚昆等，我担任翻译。阿布拉希莫夫说，赫鲁晓夫要他向毛泽东通报日前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追随他们的谢皮洛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介绍了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党”活动。当时在座的中央领导人表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都是苏共的老同志、创始人，说他们“反党”很难理解，对于这样一些老同志所犯“错误”能否采取别的处理办法？我们党内有个王明，他的教条主义给我们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但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时还是说服代表们选举他作中央委员。最后，刘少奇说，我将把你转告的情况向毛泽东同志报告。

　　 显然，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等人的处置没有得到在京中共领导人的支持。对于当时尚未站稳脚根的赫鲁晓夫来讲，毛泽东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马上派他的坚定的支持者、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中国，面见毛泽东，争取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理解和支持。

　　 7月3日，杨尚昆通知我说，米高扬来华要见毛主席，毛主席在杭州，要我跟他一起去杭州。

　　 7月5日，当晚7时许，毛主席在汪庄靠西湖边上的会议室接见了米高扬一行。在座的中央领导人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杨尚昆、李维汉、胡乔木。我担任翻译，田家英担任记录。会谈一直进行到次日早上3时左右。

　　 米高扬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详细介绍了“反党集团”与赫鲁晓夫在内外政策上的分歧以及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决议的情况。毛主席表示，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全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他说，苏联在内政、外交方面采取的改革措施，我们是满意的。对莫洛托夫我们比较清楚，他是守旧的。他们的小集团企图更换领导，这是不利的。这个时候应该加强领导。过去我们替你们担心。现在这样解决了，很好。现在，你们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已经没有资产阶级了，但是也不是天下太平无事了，要准备有事。总之，谨慎小心不会坏事。最后，毛主席说，这件事在我们党內有些震动，我们已经采取措施。昨天我们已决定支持你们的决议，今天我们中央发了一个电报给你们中央，已经广播了。人们不了解內情，许多人不相信他们是反党集团，还要说服。（莫洛托夫）他们是怕两条，一条是主席团要增加人，一条是怕追究肃反责任。还有个思想问题，旧的观点不愿有所改变，这是他们犯错误的基础。毛主席叫我把政治局的决定翻译给米高扬听。在告别的时候，毛主席表示，他接受赫鲁晓夫的邀请，将于11月初去莫斯科，参加10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和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对于毛主席的谈话，米高扬十分满意，连声道谢。毛主席、中共中央的支持，对刚刚摆脱困境的赫鲁晓夫来讲无疑是“雪中送炭”。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站在一只脚上，很需要中国的声音”。为了进一步密切同中国的关系，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增加对中国的援助项目。在此之前，中方曾向苏联提出提供核技术援助，但苏方一拖再拖，迟迟没有答复；这次赫鲁晓夫终于下决心同意提供核技术，以换取毛泽东更多的支持。10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表示在火箭、导弹及原子弹技术方面对中国予以援助。

　　 这次会见的会议室房间不大，里面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狭小的空间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大家一边听一边擦汗，一边扇扇子。离京的那天，我带了一把黑色的新扇子。我一边扇，一边翻译。米高扬讲话的时候，我集中精力记录，就把自己的扇子放在桌面上，翻译一段就拿起扇子扇几下。毛泽东用的也是一把黑扇子。他扇几下放下来停停，过会儿拿起来又扇，无意间把我的扇子拿去了，我也随手拿起一把。回到北京后才发现带回来把旧扇子，扇子的扇柄内侧有“毛泽东”三个字，看上去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报纸上剪下来贴上去的。这时我才知道是主席的扇子。这把扇子到现在还珍藏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