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铸回忆录10】卷入乔冠华的政治斗争中

天安门四五事件一两个星期之后，一部从北京开来的车驶到干部学校，要载我立即去见外交部长乔冠华。车子在石家胡同乔冠华的私邸前放下我，这大宅以前属于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乔冠华亲自在门前迎接，把我引入书房，早已有三杯茶放着。乔冠华和他的夫人章含之都显得有点神色紧张。

乔冠华开口说：「小冀，你也知道，外交部的唐闻生和王海容是一个大问题。情况现在更加变得不可能了。我做什么都要她们批准。她们事事干涉，整天开斗争会，现在更斗到我头上，说我是右派。」

我没有答话，但我和乔冠华一样紧张。章含之说她曾经写信给毛主席，投诉这两个女人。她这样做，无疑是因为她父亲在解放前曾长期支持毛泽东，她相信她的信有影响力。但是信件被人阻截了。总之是，她的信全无下文。

「我相信主席对这两个女人的胡作非为一无所知，」乔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让主席知道。」乔冠华坚决的口吻让我血脉翻腾。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阴谋，但是有机会的话我愿意和这两个女人斗争。

「我需要和主席亲自说一次话，告诉他真正的情况，及摆脱这两个女人，」乔继续说。

「但现在她们把持一切，我很难打进去。她们不给我机会。如果主席让你到他的住处做翻译，她们不能阻止，因为是主席的意思。假如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跟你一起去，她们也不能阻拦，因为我是外交部长。因此，我已经决定再派你做主席的翻译。」

「我已经没有为主席翻译许多年了，」我说。「他有唐闻生，为什么还要我？」

乔说他已经和毛的私人秘书张玉凤安排好。由于此事无关痛痒，张已经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我认为没有用，因为我相信这两个女人一眼便望穿乔的计谋。但乔解释说唐闻生和王海容正与江青吵架，环绕着毛泽东周围的权力斗争正随着毛的健康的恶化而愈演愈烈。「唯一可以赶走这两个女人的方法，是得到江青的支持，以影响主席，」他说。

我简直不相信，乔冠华要行这个险着。我说：「这非常危险。江青犯众人怒，这是最差最差的方法。」

乔狡猾地微微对我一笑，「你知吗，小冀，这是以毒攻毒。」他告诉我他已经不能容忍这个情况：他身为外交部长，负上重大责任，但却经常听命和受制于这两个女人。我重覆表示这太危险了。但乔、章两人非常坚持。乔说：「这是最后的斗争，你不明白其中的复杂性。」是的，我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我没有选择。外交部长命令我给毛翻译，我不能拒绝。自从我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和斯诺翻译后，时间已过去六年了。我对许多事不知道。乔冠华把我收藏在他家里几天，在这几天里，他把进行中的政治斗争，从政治局以下，逐层向我解释。

最后有一天，司机把我和乔冠华载到毛泽东的住处，替他和纽西兰总理莫尔顿（Muldoon）作翻译。这是莫尔顿的第一次官式访华。我看见了毛泽东的衰弱情况，这把我吓呆了。他说话的能力已下降到喃喃自语的地步。翻译的时候，他嗫嚅一些话语，然后等张玉凤用清楚的说话给他复述。如果张玉凤说得对，他便点头，我便根据张的复述用英语翻译出来。如果张玉凤说得不对，他便摇头，用笔在纸上写几个字，协助张玉凤了解他的意思。

毛泽东是八十二岁了，自己不能站起来。当客人要离去时，张玉凤和护卫员搀扶他的臂弯，把他架起来。当他握手时，张玉凤和护卫员支撑他的手，软弱无力地给对方握一下。奇怪的是，毛泽东虽然这么衰弱，他的头脑却运作得很好。他虽然说话不清楚，但却并非说昏话。

于是我再一次为毛作翻译，而这对我是带有危险性的，因为我卷入了乔冠华和章含之的政治阴谋。翻译完成后，我松了一口气，立即返回干校，继续我的养猪种菜「事业」。

我最后一次给毛翻译是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来访的时候，日期是1976年5月27日。毛已经不能把头抬起来。他身体浮肿，咀部不能合紧，眼睛鼓起，头靠在沙发上。当他后来看见这次接见的官方图片时，他说他不再接见外宾了。

几个月之后，江青倒了台，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开始整肃乔冠华，连带我也被批判。我被迫参加一连串的斗争大会，目的是要把我赶离外交部。乔冠华被外交部那两个女人指控和江青搞在一起。几年后，乔患癌病逝世，他的以毒攻毒的计策未能成功。乔死后许多年，他的遗孀章含之承认：「乔冠华和我太天真了。」

龙年确是名不虚传，7月26日，距离北京东南12里的工业城市唐山发生大地震。二十五万人死亡，也差不多有同样的人数受伤。这是中国四百年来最严重的地震。地震时我刚好在北京，全城都震动起来，但损毁却属轻微。当时人们都担心有大的余震到来，我立即安排家人飞往较远的西安。向同在那里有亲人，她和孩子可以留在那里直至情况稳定为止。至于我，则留守大本营，像其他数以万计的人一样，睡在首都的街道上，以策安全。

中国的传说，在帝皇驾崩之前，总有凶兆，这些凶兆或许是自然大灾害。9月9日，即唐山发生大地震45天之后，毛泽东逝世。和周恩来死的时候人们自发哀悼不同，毛的丧礼非常形式化和人工化。9月18日，整个天安门广场都堆拥着各个机关的干部，他们被命令与学生、工人、农民、兵士等一道出席丧礼。每人都戴起黑袖章，站在行人路指定的地点。我和我的外交部同僚站在一起。时序是初秋，天气仍然相当懊热。仪式进行了许多小时。有些群众在哭，但我们大部分人感觉到的是口渴和疲倦。当仪式最后结束我正在走回家的时候，听到向同在后面叫我的声音。我回头一望，见到她手里拿着两支冰棒满面笑容走过来。对于我来说，她和冰棒都是我欢迎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