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什么能够在“九一三事件”后复出

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后，他只对家人说了八个字：“林彪不亡，天理难容！”8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情不自禁地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

的震惊和愤慨！”信中除了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还汇报了自己两年来在江西的情况，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后退休。”信中还请毛主席帮助安排好几个孩子。

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毛泽东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这封信对于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具有重大影响。在政治阅历和经验十分丰富的邓小平看来，林彪集团垮台后，毛泽东必然要重新考虑政治格局和人事安排，无疑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历经5年坎坷折磨的邓小平，当然会抓住这个机遇，争取复出，为党、国家和人民再做工作和贡献。

事情的进展如邓小平所预料。林彪集团覆灭后，中央形成了新的工作格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方面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解放军方面的工作，由叶剑英主持，讨论重大问题时“请总理参加”；“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工作，由江青集团把持。当时的基本政治格局是：一方是以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主持党、政、军的工作；一方则以江青等为代表的“文革”势力继续捣乱和破坏。这个互相制衡的人事安排，是毛泽东对林彪集团覆灭后反思的结果。一方面，为了保证党、政、军工作得以继续运行，他必须任用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文革”理论和实践得以继续坚持，他又必须任用一批“文革”势力。为此，他着手纠正“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为，特别是开始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为他们恢复名誉和恢复工作。

1971 年11月14日，周恩来、叶剑英等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等同志。毛泽东谈话时为被批判的所谓“二月逆流”平反。他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随后，他多次指示，要求纠正对朱德、陈云、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的错误处理。他还多次说：“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对被迫害致死的贺龙，他表示：“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

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发出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重要信号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抓住机遇，大力推进领导干部的“解放”工作，使一大批被关押、被迫害、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获得平反昭雪和恢复领导工作。这时，毛泽东想到邓小平。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席陈毅追悼会，在陈毅遗像前三鞠躬。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在谈话时，毛泽东还提到邓小平，并且把邓小平和时任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为刘、邓，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在同回国述职的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时，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毛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定性”，是他想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信号。这正是周恩来所期盼的，期待邓小平早日恢复工作，还期待由此带动一大批领导干部早日恢复工作。为此，他当场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传出去，为邓小平早日“解放”和复出广造舆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一些场合也为邓小平的复出下“毛毛雨”。1972年1月24日，他在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谈了邓小平。他说：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不符合主席的意思，毛主席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年的4月下旬，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送奶奶到天津后，回江西路过北京时，去看王震，受到热情接待。王震郑重地对她说：“毛主席说你爸爸是人民内部矛盾，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并要她赶快回江西，把这些告诉她爸爸。

此后，邓小平的处境开始有所好转。

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生作出肯定评价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在江西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叛乱罪行报告的传达后，立即致信毛泽东。信中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林彪集团的揭露和批判。他在对林彪集团进一步揭发、批判后，对自己的“错误”也作了检查。信中最后提出了工作要求。他写道：“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毛泽东于8月14日阅看这封信后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引者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在批示中，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后，还加写“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这就是说，在邓小平被“打倒”后，毛泽东对他早就形成了这种评价。然而，在批示中，毛泽东没有直接提出重新起用邓小平的意见。

第二天，即8月15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批告汪东兴“立即照办”。当晚，他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信的批示内容。

这时，毛泽东是想要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但鉴于种种因素，他还在观察和思考适当的时机。一是，在“文革”中，号称邓小平是所谓“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是被打倒的对象，如今要起用他，实际是对“文革”实践的一大否定，影响是重大和深远的。二是，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的势力有所加强，对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的复出，他们是坚决阻挠和反对的，而毛泽东要执意把“文革”进行到底，还要依靠和利用江青一伙。三是，林彪集团倒台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向纵深发展，实际上是在纠正“文革”错误，遭到江青一伙的拼命反抗，毛泽东也不能容忍，而邓小平复出，必将对这场批极“左”思潮的斗争产生有利的巨大影响。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致使邓小平复出问题被搁置了4个多月。

周恩来机智地促成毛泽东决定邓小平复出任职

周恩来倡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受挫后，各地在实际工作中仍然继续肃清极“左”思潮的流毒，特别是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除了对一大批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的审查和监禁，并且恢复工作。

周恩来说：“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这时，在周恩来看来，如果邓小平复出工作，就为“解放”老干部树起了最大的“标杆”了。

为此，遵照毛泽东的意见，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给纪登奎、汪东兴，特意说毛泽东曾几次提过邓小平要求工作的事。信中先说了毛泽东批准谭震林回北京治病的问题。信中写道：“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同时，信中特别提出：“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他还强调：“主席曾提过几次。”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致信周恩来，就安排谭震林、邓小平重新工作问题提出：将谭震林同志调北京安排工作。邓小平同志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阅信后批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在周恩来建议后，毛泽东终于下决心起用邓小平，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3年2月，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近期返回北京的通知。同时，周恩来让汪东兴为邓小平安排好回京后的住所，并要他通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复职问题。

3月9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毛泽东审定，并附信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信中提出：“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会议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信中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立即告汪东兴，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和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并征求对有关内容的意见。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这时，周恩来已重病缠身。就在这个《决定》发出的当天，他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他在会上介绍了自己病情发展情况，为防止进一步恶化，提出检查治疗的具体方案，并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病假两周。会上，他还对他在病假期间的党、政、军方面的工作作了妥善安排。第二天，他将会议决定的事项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

3月10日至24日，周恩来由邓颖超陪伴，在玉泉山做全面检查治疗。在此期间，他委托邓颖超先后前去看望李富春和蔡畅、邓小平和卓琳，以及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的刘伯承，告知他们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情况。24日，病情渐趋稳定，便回中南海西花厅工作。

随后，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对邓小平复出后的工作进行具体安排。3月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约见邓小平。这是邓小平复职后第一次正式的工作谈话。

2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当天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会见邓小平。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这是邓小平从1967年5月之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晚，邓小平参加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根据毛泽东提议，会议当场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4月1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关于邓小平复出任职的决定并讲话。他说：“今天这个会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

4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在6年前被打倒的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出席晚宴，特别引人注目，中外来宾都深感惊讶。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海外媒体关注和评论的“热点”。许多国家的新闻记者直奔邮电局，向全世界传播这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

后来，邓小平在回顾“文革”磨难经历时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1973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邓小平复出后，任重道远。首先是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而当时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中，有8位副总理被打倒，有3位被批判，有3位已去世了，秘书长也被打倒。只有周恩来和李先念还在操持国务院工作，而且周恩来已经被绝症缠身，暂告病假。因此，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就落在邓小平和李先念肩上了。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

为准备召开中共“十大”，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提前召开中共“十大”。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于5月20日主持这次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后，他强调指出：今年三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代表性的文件，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周恩来的这句话是寓意深长和用心良苦的。这就是说，期望在“文革”中被批判、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能够在中共“十大”复职。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有些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进入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也有几位老一辈革命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但是，当时邓小平只当选中央委员。

中共“十大”使江青集团的实力大大增强，形成了“四人帮”。在中央内部出现了以周恩来等同志为代表的健康势力，和以江青等人为代表的“文革”势力两大营垒。

“十大”后，经与周恩来商议，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向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思考，而且这时因外交部《新情况》和同基辛格会谈两件事批评周恩来的风波也已过去，于是，毛泽东下决心在更高层次上重用邓小平。

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表示赞成叶剑英的意见，“全国各个大军区的司令员互相调动”，并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2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在14日的会上，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12月 15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有关委员及各大军区司令员谈话。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参谋长(指邓小平。———引者注)。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指邓小平。———引者注)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2 月21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他说：“朱老总是‘红司令’。”“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指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1968年3月被林彪、江青一伙诬陷打倒。———引者注)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

12月2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并注明此通知可下达到党内外群众。通知全文是：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至此，邓小平已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政、军的重大决策，并主持日常工作。在“文革”中已苦撑危局整整8年的周恩来，这时病情日益沉重，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同时，毛泽东下决心赋予邓小平更大的职权，对他抱有厚望，期望在周恩来不能承担工作时，由他接替，以维系党、政、军工作运转。

摘自《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