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组图）

“文化大革命”，我成了“保皇派”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为我也生活在那个年代，当然也就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所在的教育改革工作组就撤出了北京航空学院。我自然也就跟着回到机关。

在人们的心目中，好像我是个最走运的人，认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就不会挨批挨斗。其实错了。我也同样离不开那个时代，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形势，我也同样受到批判，被勒令交待问题，被列入“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中。孔令华也被说成是埋在我爸爸身边的定时炸弹，没完没了地挖了起来，不也同样挨批挨斗吗！后来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俩同时受到批判。不过我俩也有不一样的时候，就是他戴过高帽子，我没有戴过。但这比起一些挨批挨斗的老干部来，我个人受点冲击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在我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抛开个人的得失，为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保护一些老同志尽了我一个公民、一个党员、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

在我的记忆中，有几次批判会，我至今无法忘记。

一次，是在北京航空学院批判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的大会。

钟赤兵是长征途中英勇战斗失去了一条腿的红军干部。当时他因有严重的心脏病，正在三○一医院住院治疗。为了批判他，就强行把他从医院的病床上拉起来。他是带着氧气瓶到北京航空学院礼堂接受批判的。

看到这种情况，说实话，我心里非常难过，心情非常沉重，可我又无能力来阻止，因为我也在受批判。我为此心急如焚。

等到会议一结束，我就不顾一切地向中南海跑去。我一心想见爸爸。我要向爸爸反映这一真实的情况。

走到中南海西门，警卫人员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无论我怎么说都没有用，因为我已经没有进中南海的任何证件了。

那我也要力争，我还真有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我就左说右说的，想法说服了警卫人员。还真好，他们真的就让我进去了。我很高兴，虽然费了些周折，但总算是达到了目的。

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爸爸的住处。谁知刚刚进门，就碰上了江青。真是冤家路窄。尖酸刻薄的江青看见了我，就阴阳怪气地挖苦我说：“小保皇回来了呀！怎么偏偏在这时候回来呀！是不是想摸底？”一进家门就被江青扣上了“保皇”的帽子。

江青的话，让我爸爸听到了。爸爸生气地说：“你去告诉她，就说你是回来摸底的，看她怎么办。”

“爸爸，您别生气。我是回来向您反映情况的。”说着，我就把批判钟赤兵同志的情况如实地向爸爸作了汇报。

爸爸听了我的汇报后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

“您的话我可以转达吗？”我问。

爸爸点点头，同意我转达。

我回到机关后，向有关领导转达了爸爸的指示。这也算是我为保护老干部做了一点工作吧。

“文革”进入高潮，批判会在步步升级。那些残酷批斗老干部的会议及方式，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我非常反感也感到了极大的苦恼。当看到斗萧华同志并让他坐 “喷气式”时，我无可奈何，就和坐在一起的一位女同志写了一张条子，“要文斗，不要武斗”传给主持人。但这却无济于事，他们仍然我行我素，继续采用这种残酷的批判方式。

当我看到罗瑞卿同志被用筐子抬到台上批斗时，我实实在在不忍再看下去，就站起来，当即退出了会场，以此表示我的不满与抗议。我想，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不一会儿，周围许多同志也相继退出了会场。我想，他们的心情肯定和我是一样的。作为一般工作人员，我们也只能以此表示反对了。

又如，原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同志，是因心脏病去世的。当时，有些人说他是自杀，是叛徒，要打倒他。我就找机会跟爸爸讲了这件事。爸爸说：“赵尔陆是个好同志，是井冈山的人。”我明白了，爸爸是要保护他。

我问爸爸：“能不能转达？”爸爸说：“能。”

我如实将爸爸的指示转达给有关人员，尽到了我的责任。

爸爸给我讲：“人批的过火了以后受不了。就像烤鸭不能烤煳，不能烤焦，要恰到火候。批汪东兴的错误就像烤鸭一样，不能烤焦了，焦了就不能吃了。”

爸爸还给我说：朱德是司令，我是政委。批司令，政委也有责任。

我欣慰的是，我曾经帮助过徐海东同志。那时徐海东同志因病住院。“四人帮”强迫医护人员不予他应有的治疗，并强行中断了输氧。

徐海东的家属找到我，让我想办法救人，我一个普通人能有什么办法呢？

但没办法也要想办法，因为救人要紧呀。我首先想到了我的爸爸。

我进不了中南海，只好打电话告诉爸爸。

我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同志说：一定要保证治疗。

我将汪东兴同志的话转达给有关人员，这样保护了徐海东同志。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时，爸爸还特意点名要徐海东同志坐到主席台上。

1962年，毛泽东与女儿李敏及女婿孔令华合影

我们戴了高帽，挨了批判，爸爸却乐呵呵地说：经风雨见世面嘛

国防科委领导讲过：别让主席为难，别增加主席的负担。不要为这点小事叫主席分心，影响工作。李敏的事就由我们来管吧。就这样，才让我到国防科委工作。我才成了一名解放军干部的。

1968年初，因为北航老找国防科委领导提出要“勒令”我交待问题。没办法，领导就让我跟机关的同志到北京郊区王四营公社参加农业劳动去了。直到麦收之后，我才又回到国防科委机关。

1969年10月25日晚，我又随国防科委机关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省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劳动农场。

当晚，钟赤兵同志赶来车站送行。钟赤兵同志由夫人陪着拄着拐杖登上车厢，和机关干部们握手送别。他见到我就问：“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去种菜。”我回答他说。

“我残废了，不能劳动。我去给你们看门吧！”他风趣地对大家说。

我把自己的行李物品，先托给一位同志代为照料，随后我也去了遂平。

我回到家后，买好火车票，把我的儿子宁宁送到上海妈妈家里，请妈妈照料孩子。一切都安排好后我又回到北京，就与机关的第二批干部一起到了干校。

因为1971年初，爸爸对我说过：“你和李讷到中央办公厅江西省‘五七’干校劳动去吧。”我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说：“我是国防科委的干部，还是到科委干校去吧。”

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我才和同志们由干校一起回到北京。

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在揭批清查林彪集团罪行的过程中，我也被列入了他们所谓的“国际口‘五一六’”的黑名单中。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是其他同志们意料之外的。

1973年12月，国防科委党委为我们这些黑名单上的干部正式作出了平反决定。

原以为从此以后我的日子会好过些，就会平安无事了。谁知事隔不久，一天，爸爸告诉我说：“江青要抓你‘五一六’，你要小心。”看看，我又要倒霉了。

听到此话，我觉得似乎不大可能，但我又想到世间什么事都会发生，我还是防着点好，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我首先想到的是妈妈送给我的珍贵纪念物———一条她与爸爸共用过的毛毯。这件东西绝对不能落到他们的手里。我将毛毯送到我的一位姓钱的亲戚家，请她为我保管起来。

我最初见到江青时，别看她对我又抱又亲，那是假的，是做给别人看的。在日常的生活中，江青的所作所为，我可是都看在眼里。江青总是冷淡我，这是周围的人所共知的。当然我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好感。

我最不愿见那些高高在上、把人不当人看的人。江青就是这样一种人。

她身边有一位服务员叫小张，工作挺好的。江青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事事找小张的麻烦，处处跟小张过不去。变着法地欺侮小张。小张实在受不了江青的气，都想寻死。我知道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爸爸。

爸爸狠狠地批评了江青，又安慰了小张。为此，江青恨我，恨得牙根都痒，总想找机会报复我。

现在看来，江青借这个机会报复我、整我那真是轻而易举的事了。对她来讲，这只是举手之劳。但既然爸爸告诉了我，我还是防着点好。

江青不仅找我的茬儿，也找令华的麻烦。

令华是1971年3月到三十八军的。是我的爸爸毛泽东同意让他到部队去锻炼的。作为军人，他当然要穿军装了。

1971年8月，我们在青岛陪伴我的妈妈贺子珍时，接到通知告诉我们说：江青也要来这儿。

我们同样按时到站相接，按时陪伴她。

当江青见到我们时，第一句话就问令华：“你怎么穿军装了？”

“爸爸（毛泽东）同意我到部队锻炼去。”令华如实地告诉了她。

江青不是个健忘的人。可事隔三年后，也就是1974年，江青要到部队抓点了。且单枪匹马地要到三十八军，要到某团八连抓点。这一抓，当然就抓到了点子上，这个八连，正是令华所在的连队。

当时因为工作关系，我不便带着孩子。所以儿子宁宁就到令华那里去了。孩子玩耍时因不慎，跌坏了胳膊，需要人照顾。所以江青到时，令华没有去见她。

江青在三十八军说：“我们的女婿在你们这儿。他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和主席都不知道。他又没有失业，到部队来干什么？他的背后是不是有黑手？他是不是通过他的父亲孔从洲走后门来的？要查查嘛！不过，他还是个老实人。”

江青也还说了一句实话：令华是个老实人。

当年我俩都同时挨批判，令华被迫戴上用纸篓糊的高帽子。因为纸篓大，挨批判时，他还时不时地用手扶着高帽子。那样子也够狼狈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见到了爸爸。谈到当时的形势时，我说：“令华和我都在受批判。我是‘随叫随到’，他还要戴高帽。”

我想，爸爸听了这话，可能会安慰令华几句，给他宽宽心。谁知，爸爸听了后，没有说话，只是冲着我俩笑，而且笑得很开心。就像那年我们为他祝贺生日一样，乐呵呵地笑出声来，而且声音还挺大。

“经风雨见世面嘛！”笑过之后，爸爸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事后爸爸让王海容给令华所在的三十八军打电话说：“告诉他们（三十八军领导），孔令华到三十八军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告诉令华要安心工作。代我问他好。”

如果不是爸爸这样处理，江青很可能让人查令华背后的“黑手”，一些人很可能继续深挖埋在爸爸身边的定时炸弹了。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