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是如何过的关（组图）

政治领导人历史应该有透明度，让广大群众都知道。但在“对毛主席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年代里，只要传出伟大领袖一个声音，就能改变事实真相，平息一场争论，决定人的政治命运。

毛泽东接见陈永贵

老贫农赵怀礼讲大寨村史

１９６４年春夏间，毛泽东虽然还未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但在党内领导层已经听到毛泽东“农业要靠大寨精神”的讲话，因此新华总社国内部农村组和山西分社领导，就派我到大寨蹲点采访。

来大寨不久，就和一位名叫赵怀礼的贫农相识。他是陈永贵儿媳花妮的伯父。当时大寨还没有招待所，外来客人都挤在几间平房里，为找个安静地方写稿，我就住到他家里。

赵怀礼对来人谈话也无顾忌。平时，他不上地劳动，也不参加队里活动，也不会迎合干部。闲下就躺在铺着毛毡的炕头上聊起天来。我是从他口中才知道１９４５年昔阳刚解放的历史。

听了赵怀礼对大寨和陈永贵历史的讲述，联想到陈在《党员登记表》填的参加过“兴亚会”，知道他的经历很不一般。没想到后来他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竟由此引发出一连串政治事件。

毛泽东接见陈永贵、钱学森

刘格平把张怀英证明信转给“中央文革”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在阳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员李观海（大寨公社武家坪人）的档案中，发现李在１９５５年镇压反革命时交代他曾参加了昔阳县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并担任情报员。该情报组中还有阳泉市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王写的材料，也承认自己参加过日伪组织“兴亚会”，内中还有“领导人是陈永贵”的字样。

当时六十九军在阳泉市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将此情况向党委作了汇报，军党委派人审查了同案人的口供，查阅了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一二九师锄奸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就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是伪村长，情报员身份。日本关押时的审讯材料，上面写的是“归顺释放”。陈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每周两次去昔阳城给敌宪兵队送情报，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支左部队负责人说，当时群众称他是“陈二鬼子”。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凡是在国民党、日本统治时期被捕过的都是重点审查对象，而且一开始都是当敌我矛盾，交给造反派审查、批斗，从刘少奇到基层的当权派，都逃不过此关。

这是关系陈永贵政治命运的问题，与他一起“造反”掌了权的“战友”都捏着一把汗，因为他们的政治命运和陈永贵联系在一起。

“文革”初期，和陈永贵同时进到省核心小组、并担任办公室主任的张怀英对陈永贵说，你的历史问题我清楚，我在一区工作５年，县里工作１０年，对当地的社会情况比较了解，我写份材料，让刘格平（当时的山西省革委主任）转给中央文革。１９６６年７月，张怀英在大寨对我说：１９４８年６月考察陈永贵入党问题时，就调查过他的历史问题。当时规定，吸收党员要有两人介绍，区委书记签字。我当时是大寨所在区的区委书记，对待这个问题特别慎重。大寨所在的一区是在县城周围，被迫参加伪组织的较多，一区肃反时，凡是“兴亚会”、“自卫团”的一律不登记，不填表，一笔勾销，使这些人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当时的区长张立栋说，陈永贵的伪代表问题搞不清，而我对陈永贵搞“老少组”印象好，于是亲自调查，知道“兴亚会”原来是特 务组织，后来成了群众组织。

张怀英按这个口径向中央文革写了材料，刘格平又把向上反映的情况告诉了陈永贵，陈永贵心情平静了些。

我地下工作者谈“兴亚会”社会背景

昔阳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１９３８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到这里，一边和日军打仗，一边宣传，播下了革命种籽，在皋落等远离县城的边远山区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日军占领昔阳县，经常到乡村扫荡，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当时的秦基伟、赖际发支队参谋，和打入当时日伪宪兵队的我地下工作者、昔阳籍老干部刘增玉他们都向我讲过，在昔阳县城只有１００多个日本兵，凭借着有洋枪洋炮和“武士道”精神，闹得１０多万人民鸡犬不宁，老百姓深恶痛绝的 “棒棒队”就是一伙无恶不作的汉 奸走 狗。日本人又通过“新民会”这些外围群众团体控制“良民”。日本的大本营叫红部，译成中文叫本部，汉奸特务的大本营叫 “宪兵队”，其情报组织就是“兴亚会”。这里的监狱叫留置场，为首的日本兵叫清水，是个上士，他控制着“兴亚会”情报网，伪代表搜集的情报都送到他这里。抓来的八路军和有“八路”嫌疑的无辜百姓都在宪兵队审讯、处刑，一般都是“活着进来，死着出去”。打人、杀人，也很费力气，为了省劲，索性在西河滩挖出一丈多深的大坑，将人活活埋掉。

这个仅有十多万人口的小县，日军占领期间竟有５０００余名青壮年被残杀，２．９万余头牲畜被掠杀，２１００万斤粮食被抢走或烧毁。

陈永贵大难不死

１９４０年，日本侵略军推行“三光”政策，大寨有２７名青壮年被活埋葬身。在兵荒马乱、饥寒交迫中，先后有３５人死于非命。

陈永贵６岁随父到大寨，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不久，父亲因贫困潦倒，卖妻抛子，走投无路，上吊身亡。无依无靠的陈永贵就寄居在一寡妇家，为地主放牛，扛长工。他本是穷光蛋，又是从外村来的，社会地位更为低下，而他又不安分守己，因而受过种种屈辱。他为改变地位，奋力抗争。

陈永贵胆子大，又能说善辩，受到当时村长、地主贾泰元的赏识。１９４２年当了维持会代表，那年陈永贵２７岁，他给日本办事，还与八路军干部保持着联系，说明他很会周旋。不料，因一次送粮出了问题，宪兵队以通匪罪将他逮捕，关入留置场。

怎样出狱的？陈永贵自己说是八路军干部把他营救出来的，还有材料说是他妻子李虎妮托人保出来的，从敌伪档案中查出是“归顺释放”，后以“兴亚会负责人”身份继续向“宪兵队”大队长清水送情报。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一周后，昔阳县城从日军溃退中解放。而盘踞在五六十华里外的平定、阳泉的阎锡山部队随时准备占领昔阳。阎方要攻，我方要守，昔阳县城经常处于“坚壁清野”的战备状态。军民警惕性特高，只要从阳泉、平定来的都怀疑为间谍；往阳泉、平定去的被怀疑是逃亡汉 奸、地主。

为保卫解放区，昔阳县领导根据《太行区１９４６年工作方针》批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奸反霸，诉苦清算运动。接着就搞土地改革。

陈永贵是大寨贫雇农中的一员，却列为“反奸”对象而被批斗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日，中共建党纪念的那天，昔阳县委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会场就设在“万人坑”的西河滩。县委领导宣布开会后，有一项议程就是处决一名汉奸。将这个汉奸吊到树上，脱去衣服，赤条条的，民兵又用刺刀从汉 奸的大腿上割一块肉，塞到他嘴里。以这种方式纪念党的生日，足见对汉奸仇恨之深。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曾被群众称为“二鬼子”、当作汉 奸嫌疑斗争的陈永贵，引起群众的激愤是可想而知的。

在日寇刺刀尖逃生、解放后又在反奸除特斗争中险些丧命的陈永贵，经过了各种痛苦和磨难，真可说是大难不死。据说当时主持斗争会的还是当初怂恿、支持他当伪代表的贾泰元。陈永贵认为受了这些有权有势人的愚弄，激发起他对这些人无比愤恨和从斗争中求生存的决心。

土改中，陈永贵挺起了腰

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昔阳的土改是在“急风骤雨”中进行。离县城十几里的大寨也在清算自己血泪史。大寨村只有６４户，１９３口人。按当时划分的阶级成分：贫下中农４４户、富裕中农１６户，地主富农４户。全村土地７００多亩，４０多户贫下中农只有１４４亩劣等山地，就是说，６０％的耕地归地主富农所有。领导大寨土改的贾进财、贾承福，他们按照党的政策，通过民主讨论，把土地、浮财分给了贫下中农。

陈永贵以一个“赤贫”的“无产者”身份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贫雇农一样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政治上抬起了头，他响应党的各项号召，主动报名参加民工支援前线。新旧社会对比，激发起他对地主富农的仇恨，对穷哥儿们的同情。他说：“现在翻了身，就要革命。”“宁死在马前，不死在马后”。他认为地主、富农本性难移，“狼就是狼，变不成羊”。他的极“左”情绪开始暴露。一户富裕中农是军属，也分到一份浮财，他质问贾进财：“土改是给穷人的，为什么分给富裕中农”贾进财只好收回这份浮财。

我要向毛主席请罪！

虽然陈永贵成了高举“三面红旗”的旗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但他对历史问题心里很虚，到关键时刻就慌了神。

党的“九大”召开前，中央责成山西“支左”部队党委审查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谢振华当时是第六十九军军长，后为省委第一书记是审查小组负责人。陈永贵是“九大”代表，他知道此决定后，主动找谢振华交待他这段历史问题。

《谢振华回忆文集》写道：“当时我约他在迎泽宾馆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和他谈话。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我说：‘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他说，‘我在抗日战争的１９４２年，被日寇抓去后，被迫自首了，后来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寇送了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我又问他，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陈回答：‘是和日本驻昔阳宪兵队的清水大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 ’”

《谢振华回忆文集》又写了向上反映的经过和自己的看法：“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被发现以后，于１９６８年９月，我即派当时出席‘军工会议’的李金时（六十九军副军长）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遵照周总理指示，１９６８年１２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

“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我又当面向他作了请示。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仍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批极“左”和“黑材料事件”

六十九军按组织程序把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材料呈报北京军区党委，军区党委上报到党中央、毛泽东。这个问题没有影响到陈永贵１９６９年在“九大”当上中央委员，也没有妨碍陈永贵１９７３年在“十大”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人意料的是，批林批孔中，“四人帮”整谢振华时冒出一个“整陈永贵黑材料”事件。

批林批孔，实际是借题发挥。一天，江青穿着军装到山西赴京的《三上桃峰》剧演出处，“炮轰”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司令员谢振华。说这个剧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此剧与刘少奇毫无关系，谢与此剧也无关系）。

１９７２年８月２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外贸、外事和宣传会议上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

山西省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同时对各个行业进行整顿。工厂反对停工，保证正常生产，农村则抵制学大寨运动中搞“穷过渡”、取消自留地，实行“政治工分”等一系列“左”的作法。

山西省委批极“左”时，陈永贵却在昔阳县“反右倾”。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前后的两个月里，昔阳县连续召开县社干部会议。陈永贵在会上说，批极“左”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他要求全县干部充分认识“文革”的目的，要充分思考“每当斗争激烈的时候，毛主席要求我们干什么”他针对一些干部怕抽调专业队上大工程会违反政策的顾虑，大批“保守”、“右倾”，以增加专业队人数，组织大兵团搞“大会战”。

王洪文、纪登奎、倪志福、陈永贵接见山西代表时，陈永贵说：“到现在还搞我的历史背景。”王洪文说：“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材料不是小事，不是一般问题……谁搞的，关起来。”在这种高压下，如实向上反映陈永贵“历史问题”的干部招来横祸。

１９７４年５月，陈永贵到昔阳县白洋峪公社等地抓典型，向干部们说“批林批孔是全国性的，我们拿不出经验是不行的”。“什么复辟，倒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都要给予迎头痛击”。

不批极“左”批右倾，陈永贵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符合了毛泽东意图，受到“四人帮”的赞赏。接着，四人帮”又批谢振华、曹中南（省委第二书记）“抵制和干扰农业学大寨运动”。

江青说：“大寨在山西，你们应当感到是很光荣的事”；“学大寨要学它抓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不复辟，不倒退。”王洪文说：“你不学大寨的路线，学什么？”当场责令谢、曹回山西接受造反派批斗。　当时的中央要陈永贵主持批斗大会，集中批谢、曹“错误”，还要他们交代整陈永贵“黑材料”问题。

因谢振华在担任六十九军军长期间通过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报告过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北京军区党委又把驻山西的六十九军领导集中到军区，要他们同“谢振华划清界线”，对反映陈永贵历史问题作出交代。新调来的六十九军政委戴秉孚是个正派老实人，他认定向中央如实反映问题是军党委的职责，没有错。

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时，也发生了争议。有人说，这是按组织程序层层上报的材料，不能说是黑材料，于是修改稿把“黑”字抹掉，只说是“整大寨材料”。又有人提出异议：在自己职责范围内，通过部队党委向上反映问题，为什么当错误检查？ 正在争执不下，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

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是“文革”中能直接听到毛泽东指示的军政要员，他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但也不说反映问题的六十九军和北京军区党委有过错，他向六十九军领导传达毛泽东声音：陈永贵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

“主席知道了”，这在当时如同传下了“圣旨”，谁都不吭气了。

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知道了这位４２岁才扫盲的陈永贵会讲“逻辑”，过７１岁生日时特地请他吃饭，称他是“庄稼专家”，对这位“文革”中“步步紧跟”、坚持集体化道路的英雄人物关爱有加，把他领导的大寨当作农业发展的方向，一个理想的模式，中国农业过关，就靠举这面旗帜。据说，毛泽东认为陈是受压迫的穷苦人，所以对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不予追究，保护过关。

陈锡联抗战早期是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是有名的战将。他代表中央作解释工作，说他抗战初期就在昔阳这一带打仗，那时玉米长得只有膝盖那么高；现在长得一人多高，语重心长地说：“农业还得靠大寨！”

陈永贵又是一次有惊无险！不仅未追究历史问题，反而平步青云。继１９６９年“九大”当上中央委员、１９７３年“十大”当上政治局委员，１９７５年１月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上陈永贵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是当作绝对保密只在少数有关的高级军政领导中传达，因此议论只在这个范围内平息下来，而参与过陈永贵历史问题调查和争论的人不知道毛泽东对陈永贵历史问题的态度，只看到他地位越来越高，声望越来越大，还以为陈永贵真的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无端攻击，因此，对调查陈永贵历史的人都还当作“整中央领导黑材料”，更理直气壮地“保卫中央领导”。直到１９７７年初，揭批“四人帮”中，阳泉市还有人提出“整陈永贵黑材料”事件，有关人员被列为清查重点。山西日报驻阳泉记者写的《内参》中说，对王敏等２９人非法审查，住进“土监狱”的６人，进清查学习班的１７人，勒令“讲清楚”的３人。看管小分队三班轮番逼、供、信，市公安局副局长王贵玉被整得终身致残。直到１９８０年９月还未纠正“清查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

陈永贵也以胜利者姿态出现。他向张怀英说：“谢振华整我的黑材料，说我是叛徒，他没资格。”他以为，只要有毛泽东保驾，他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没想到，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紧接着粉粹了“四人帮”，又批判“两个凡是”，陈永贵领导的大寨被作为极“左”典型而受到批判。

陈永贵于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６日在北京病逝。按说已经盖棺论定，但他的历史问题仍被人议论。１９９２年出版的《谢振华回忆文集》中写到陈永贵历史问题时说： “很清楚，有人证、物证和本人也承认，他确实自首叛变，又当了特务情报员。但事隔几年，陈永贵摇身一变，在主持省委扩大会议期间，竟逼着我承认整他的黑材料，企图置我于死地，杀人灭口，以隐瞒他的罪恶历史。” 政治领导人物的历史应该有透明度，让广大群众都知道。如果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一旦发现，就告诉广大群众，也让他本人向公众说个明白，要群众理解他，他不至于背这么多年的历史包袱，也不至于身后有人再写文章数落他。更重要的是不要因“黑材料事件”让“保”他的干部群众与“揭”他的干部群众斗得死去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