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一冤案 毛泽东：我意此案处理不当，请军委讨论一次（组图）

高敬亭（1901-1939），河南新县人

高敬亭，是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战略家、军事家。与此同时，又冒出一个拉不直、画不圆的问号：高敬亭犯了什么错误，得罪了什么人，蒙不白之冤而遭杀身之祸？为此，笔者不揣冒昧，抛弃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观念，作出若干探讨，以求教于革命前辈和专家学者。

将军功高大别山

高敬亭，河南新县人，1907年出生，1928年参加革命，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党委书记、红军第25军75师政委、红军第28军政委等职。1934年11月，省委率红25军长征后，他与中央失去联系，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困难条件下，他重建红 28军，勇敢地担负起全面领导边区党、政、军的革命重任。

高敬亭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以不足千人的队伍转战鄂豫皖边区45个县，面对百倍于己的敌人，创造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和战术。政治上，部队建立各级党组织，建立政委制度，团以上设政治部，自己担任红28军政委（无军长）；军事上，坚持红28军能散得开、收得拢、打得赢、拖不垮。像 “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敌情明则打、地形有利则打、伤亡小则打、缴获多则打”，反之则不打的“四打四不打原则”。地方上，在鄂豫皖边区组建起111个便衣队，做到“主力红军与便衣队结合，山区作战与平原作战结合，内线与外线结合”。另外，还有“敌上山、我下山”、“化装偷袭”、“杀回马枪”等游击战术。

3年游击战中，高敬亭与敌战斗数百次，典型战例67个。其中，大胜26例，小胜28例，双方各有伤亡8例，失败5例，总计歼敌7.5万人，牵制敌正规军68个团约17万人，气得蒋介石撤去“鄂豫皖剿匪总指挥”梁冠英的职务。到1937年，在边区22个县建立起游击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是南方8省14个游击区中惟一保留军、师建制的红军队伍。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称赞“红28军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1938年春，周恩来在武汉接见了高敬亭，当面夸奖说：“中央红军长征后，你们在十分艰苦、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你们功绩很大。你们在敌后保存住这样一支红军部队，这是了不起的。”

1937年7月，高敬亭率部由鄂东北突围到岳西南田村，从何耀榜处得到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文件，他怀着喜悦之情，认真研读了3年来第一次看到的中央指示。起初，他深感意外，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围剿”等种种罪行，无论从思想和感情上都难以接受。当他领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认识到历史转变关头，自己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便不计前嫌，于7月13日主动通知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卫立煌，要求派代表商谈共同抗日。

谈判桌上，高敬亭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有坚持党性的高风亮节，又有灵活机智的英雄本色。他向国民党代表刘刚夫提出红28军番号应由两党中央共同决定，委婉辞退了国民党任命的“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委任状。7月28日，停战协议正式签订，红28军的做法不仅早于其他各省游击队，比党中央与国民党达成的合作抗日协议还早半个月。随即，红28军及所属地方武装1800余人，陆续到达七里坪，在这里设立招兵站，扩大武装；又派人到河南桐柏山区与周骏鸣领导的豫南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高敬亭多次在大会上强调，不要因为合作而丢掉了红军优良传统，“我们还是我们，我们仍然保持过去的阶级友爱，过去的红军作风。”

国共和谈达成协议不久，中央军委将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这是新四军中人数最多、力量最雄厚的支队（新四军4个支队10个团，高敬亭占4个团3100人）。根据中央“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命令，1938年3月，高敬亭率部奔赴皖中和皖东，成为新四军进军敌后最早的部队。他们在进军和县、含山、无为、巢县、庐江、全椒、肥东、合肥途中，几乎村村有哭声、处处是难民，凄凉景象惨不忍睹，国民党杨森部不战而退，“皇军不可战胜”的论调甚嚣尘上。高敬亭决定打几个胜仗，鼓舞军民士气。5月12日，在巢县东南蒋家河口设伏，全歼出扰日军，打响新四军对日作战第一仗，比苏南韦岗战斗早一个月。首战告捷，意义重大，连蒋介石都致电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7月，遵照中央袭扰日军后方运输线的战略意图，连连在合肥至六安、安庆至合肥、舒城至六安等公路沿线，取得大关、小关、范家岗、椿树岗、棋盘岭、铁铺岭、西卅铺、七贤岗等30多次战斗的胜利。

据不完全统计，高敬亭从东进下山至1939年6月罹难的1年零4个月里，先后战斗90余次，其中，同敌千人以上集团作战4次；阻击80至500辆汽车的车队6次；毙、伤敌2300余人（包括日军1700余人）；俘敌400余人（日军9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1400余支，轻机枪17挺、军马20匹；击毁汽车 156辆、汽艇两艘，给日军和伪军以沉重打击，给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特别值得称颂的是，高敬亭所到之处，念念不忘宣传和发动群众，时时关注和组织群众，全力以赴发展地方党组织和武装，扩大了我党我军在群众中影响，使抗日烽火在皖中、皖东大地熊熊燃起。

新四军名将——高敬亭

原则分歧惹祸端

高敬亭对党无限忠诚，革命坚决彻底。他为人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办事坚持原则，宁折不弯。他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从而赢得了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正是这些难能可贵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引来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杀身之祸。

为大别山得罪了王明。早在1937年12月，高敬亭赴武汉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军事会议。王明趾高气扬地宣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党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分析利弊、据理力争，要求在大别山留下一支部队，否则“那不是让俺党将人马、地盘全部交给国民党吗”？王明气得暴跳如雷，大声斥责：“放肆！”斗争结果，高敬亭被扣上“在言论上反对中央、轻蔑中央，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不尊重至极”的大帽子；而国民党白崇禧部第五路军全面占领了大别山。长江局和中共安徽工委号召“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派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桂系军队改造基层政权，训练乡、保长，登记户口，建立保甲制度。

一年后，刘少奇以中原局书记身份到皖东指导抗日斗争，他严厉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指出这种错误的后果之一，是没有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他发电报给中央军委，请示能否派一支部队再进大别山。可惜，这已经不可能了，桂系军队已在那里站稳了脚跟。

招兵买马得罪了五战区。1939年初，国民党出台一系“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他们一面拖欠和克扣4支队薪饷，限制4支队发展；一面限令4 支队全部向淮南铁路以东的狭小地带开拔，妄图“借刀杀人”。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委曲求全、一再迁就，强令4支队全部执行。高敬亭一边推托、延宕开拔时间，一边按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在皖中创建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当时，项英提出“精兵主义”口号，严格控制民众参加新四军，在皖南参军比挑女婿还难，所谓疤、麻、秃、丑者一律不要。高敬亭却自行恢复9团，在皖中地区掀起“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的参军热潮，使4支队人数猛增到万余人。据新四军秘书处统计，这一期间，1、2、3、4支队共增加兵力4523人，其中4支队增员3865人，占增加数84％。

十分惊恐的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向五战区和皖南新四军军部诬告4支队“乱缴民枪、乱筹饷款”、“擅自招兵买马”、“在皖省横行骚扰”等 7大罪状。奉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项英，斥责高敬亭“破坏兵役法”、“对党的扩大部队政策完全不执行”；并向毛泽东告状：“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自行准备扩为3个团。”从此，高敬亭又多了一条罪状：不服从领导，对党的政策采取消极或积极对抗态度。刘少奇到皖东后，立即指示江北指挥部，应在皖东全境放手发动群众，猛烈发展武装力量，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多次强调：“革命的兵为什么不能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能买？”遗憾的是，刘少奇来迟了，高敬亭罹难已近半年了。

为皖中得罪了项英。1938年3月8日，高敬亭东进到合肥为中心的淮南铁路两侧地区。其中，8 团到达肥东梁园、石塘一带，歼灭了葛传江、刘孟乙等汉奸土顽武装；9团到巢县、无为地区，在蒋家河口打响对日作战第一枪；高敬亭随领导机关驻舒城西港冲。项英致电中央称：“高敬亭来汉情况甚好……高部准备在安徽所指示地区作战。”

5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并致电长江局：“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使高敬亭支队成为这一地区主力。”作为鄂豫皖军政委员会主席兼司令、政委的高敬亭，他怎么能置中央指示于不顾，贸然率部离去？这也是高敬亭在东、西港冲滞留很久的原因所在。8月，董必武偕聂鹤亭到舒城视察，高敬亭汇报了欲在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想法，董老表态说：4支队留在皖中很好嘛，这里地理条件好，又接近老区，只要能发展部队多打胜仗，就留在这里。

4支队在皖中的发展壮大，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安。1939年1月，他亲自电令4支队必须将淮南铁路以西以及舒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让出来。项英无视中央 2月份“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的指示，答应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指派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与安徽省主席廖磊达成 “第四支队向淮南及津浦南段活动，限三个月开拔完毕，只留一部在无为与军部联络”的协议。高敬亭向张云逸反映了不同意见，陈述在舒、桐、庐地区建立根据地，具有地势地形有利、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等六大优势。张云逸说这是项英决定的。

为执行军首长指示，高敬亭于3月抱病东进至肥东青龙厂褚老圩，戴季英和政治部驻离此不远的李家圩子，同时命令在怀宁一带活动的特务营返回舒城，向皖东滁县地区进发。4月初，项英对江北工作发出指示：要求“军事上控制津浦淮南两条铁路”，对国民党“行政上采取多方赞助”，民运工作应“避免单独活动形式”，“不宜提出创建皖东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否则使同盟者害怕”。项英还批评高敬亭说：“你们只知道农民……这样搞会得罪地主，使自己孤立的。”与此同时，多次向中央反映，说高敬亭不执行他所谓“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等有关情况。

4月中旬，张云逸、郭述申、方毅等到李家圩开会，郭述申传达了中央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指出“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张云逸传达项英指示：4支队不再扩大部队，全部撤往淮南路东，淮南路西由国民党一七六师接管。会议发生僵局，最后决定等叶军长来了再说。高敬亭因胃病和口腔大出血，主持完会议便回舒城西港冲休息。4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指明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决不是单纯以控制两条铁路为目的，批评了项英的错误主张。让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中央正确指示未能贯彻，叶挺却带来了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令，新四军第一冤案发生了。

后来的实践证明，4支队离开皖中地区，地方党组织受到严重损失，国民党一七六师区寿年部占领皖中，舒城、桐城、庐江、金寨、潜山、霍山等县数以千计共产党员惨遭杀害；留守皖中与军部联络的部队，在国民党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部反复进攻下，根本无法立足，被迫转移到皖东。万般无奈中，不得不于1940 年7月，重新派部队、以生命为代价来开辟皖中地区。更具讽刺意义的是，1941年元月，蒋介石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项英也照下毒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不东进”及“杨曹事件”

高敬亭冤案风风雨雨几十年，中央已经平反了，似乎可以画上句号了。其实不然，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经办高案的负责人又好给人留尾巴，平反结论中留有“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的尾巴，给正确评价高敬亭抹上重重阴影。其实，只要尊重事实，只要以事实为依据，就可以抹去阴影，还历史本来面目。

不东进，是高敬亭被冤杀的重要借口之一。时至今日，仍有一些报刊载文说4支队犯有未认真贯彻中央东进抗日的指示。方毅为此事大声呼吁过：“当时，他的思想，他的行动，都是积极东进的。党中央批评新四军不贯彻东进指示，是指项英把江南部队放在云岭军部旁边，不愿东进苏南和吴淞地区，怎么把新四军不愿东进的罪名加到高敬亭身上？说高敬亭不东进是冤枉的。”王明、项英之所以说高敬亭不东进，主要是说他未把大别山、皖中拱手送给国民党。大量的历史事实再次说明，至1939年5月，4支队已经到了皖中、皖东，并在敌后打开局面。杀害高敬亭以后，整个8年抗战中的4支队（后改为2师）在新四军上级领导下，又东进多远呢？基本还是高敬亭被杀前部队开辟的格局。

为敦促4支队按蒋介石和省政府命令撤出皖中，1939年5月10日，项英指派叶挺军长到舒城西港冲，以军事会议形式，强迫高敬亭表态。高敬亭以“后方机关和医院一时走不了为”由拖延时间，叶挺断然宣布：“限两星期必须出动。”13日，叶挺应廖磊之约去省府，就落实统一战线相关问题再协商。廖磊颠倒是非、混洧黑白，向叶挺诬告了高敬亭一大堆罪状。5月底，项英向党中央并通过五战区向蒋介石发去请示处决高敬亭的电报，蒋介石回电 “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项英等领导人，在未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执行了这一电令，从而出现了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的、借国民党刀杀自己高级将领的怪事。

叶挺带着蒋介石电令到肥东青龙厂褚老圩，高敬亭闻讯从舒城赶来，有人劝他提高警惕，最好不要去。高敬亭坦荡地说：“俺心里没鬼，俺要去。”行军途中，得知7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离队出走，高敬亭说，前指为什么不向我报告？我到下塘集（叶军长通知高敬亭到下塘集开会）怎么向叶军长讲啊？

这里必须说明，当年2月20日，有人检举杨克志、曹玉福在攻打定远周家老圩时，缴获钱财没全部上缴。高敬亭责令7团从皖东撤回舒城干汊河休整，召集军政委员会处理杨、曹问题。戴季英、林维先、吴先元、胡继亭等都参加了会议，决定撤销杨、曹职务，由秦贤安、李世焱接任。由于戴季英说情又暂缓执行，杨、曹继续带7团去皖东活动。据仍健在的知情人、新四军4支队老战士称，杨、曹这次出走，是他们获悉了叶挺前来处决高敬亭的密报，为逃避受株连的命运，他们率少数人到湖北大山中打游击去了。多年来，一直讲杨、曹逃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即使如此，国共合作时期，逃到国民党那边也不算大错，不能把责任全推到高敬亭身上，更不能作为枪杀高敬亭的理由之一。因为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叛逃，没有任何人对此负责；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逃叛，也未追究任何个人责任。今天，共产党的省部级高官，侵吞巨款逃到国外，他们的上司亦不了了之。有人欲置高敬亭于死地，不发生杨、曹事件，高敬亭也在劫难逃。

高敬亭到青龙厂褚老圩，并未见到叶挺的人影，警卫员武器被缴，自己被投入牢房。6月21日至23日，叶挺主持连以上干部大会斗争高敬亭，邓子恢宣布主要罪状：反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指王明）；不服从命令，对抗军部领导；擅自招兵买马；破坏统一战线等等。高敬亭一条也不承认，他以大量事实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当说到大家最清楚、最公认的事实时，会场出现异常死寂。高敬亭沉痛地说：“红28军在艰难困苦中战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错！”“我们3年多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在大别山孤军作战，能坚持到今天，容易吗？”

高敬亭的拒不承认，招来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被起吊起用细竹条抽得遍体鳞伤。肉体的伤害更激起他比义愤。高敬亭怒声责问：“过去都不知道你们搞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你们搞什么的？现在来整我。”在一次去会场途中，他纵身跳入褚老圩圩沟里以死抗争，结果被捞起继续斗争。大家实在不愿看到这种斗争场面，一致要求对高敬亭进行教育帮助，给予立功赎“罪”机会。24日，叶挺的警卫班将年仅32岁的高敬亭押赴刑场，高敬亭大义凛然地说：“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叶挺安排完高敬亭后事，亲自到卫立煌处向五战区作了汇报。

高敬亭罹难后，邓子恢率工作组进驻4支队“肃清高敬亭余毒”，红28军许多干部、战士受株连，一时人人自危。这当中，有的被降职；有的被送皖南军部学习；有的被清洗；有百余人离队；主持西港冲后方工作的参谋王占元、连长沈查辉、号官郑、警卫员常海等被处决。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项英“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电报后，气得大声疾呼：“项英好糊涂啊，内战时期，蒋介石曾以重金悬赏高敬亭的脑袋而不可得，现新四军主动要求杀高，蒋岂有不准之理？”

“反对党领导”及“新开岭事件”

高敬亭压根不存在反对党领导问题，即使在非常险恶形势中，也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1934年省委率红25军长征后，高敬亭按党的指示，重建红28军，他愿意别人称他为军政委，因为军政委是代表党的。他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以党的精神建设红军，使党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大别山上。3年游击战中，高敬亭几度身陷险境，国民党多次以高官厚禄利诱收买，他始终坚贞不屈，革命到底。

和党中失去联系期间，高敬亭数次派人寻找党中央，把重建红28军情况向中央汇报，后因敌人封锁等多种原因，未能联系上。他在1935年7月的一封信中写道：“省委同红军走了，大半年无上级指示”， “省委只留我一人在此苏区……红25军走将整个苏区大小队伍编好带走，只留28军20余支枪，30几个便衣队……”“望中央急派一人来领导”，“望派人指示”。当获悉中央提出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时，他积极响应，开了国共谈判的先河。1937年9月9日，高敬亭将谈判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再次表达盼望中央派员来领导的心情，他恳切地写道：“上级若不及时派人前（来）指示，马上还要受胁制……祈上级急急地派一主要负责同志前来，以作主张一切，是为至盼。”

党中央、毛泽东先后派郑位三、肖望东、戴季英、郭述申、方毅、程启文、彭康等30多人到4支队。程启文在《从延安到七里坪》中回忆赴大别山前，毛泽东找他和郑位三、张体学、肖望东等4人谈话，强调指出：“找到高敬亭同志以后，切记不要高唱什么主义，他们长期脱离中央的领导，会有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和问题，要由他们自己去认识，去总结。千万不要用在延安批判张国焘那一套去套他们。要很好地团结他们，统一在党中央的路线、主张之下，一道抗日，发展胜利。” 程启文等到七里坪，受到高敬亭的欢迎，请他们对红28军进行全面整训，举办了干部轮训班和青年训练班，全军上下面貌一新。这些都是有目共睹、人所共知的。方毅在《矢志革命，忠贞不渝》一文中，回忆他和高敬亭共事的感受，一再重申“说高敬亭反对党中央是很难成立的，说不过去的。说他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就更不符合事实了”，“从他的思想言行、做法，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是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

那么，新开岭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有必要重温一下戴季英的有关情况。戴季英是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曾是高敬亭上级，1934年随红25军长征后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他热衷于肃反，就是他把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关押起来，幸亏毛泽东及时赶到才得释放。戴季英被中央立案审查，反省自己的问题，正是高敬亭向中央指名道姓要他到身边来，才使他及早解脱。戴季英到七里坪，担任4支队政治部主任，他没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去团结、引导高敬亭，而是以中央使者自居，和高敬亭发生了不愉快，还经常向长江局、军部反映高敬亭的不实情况。

1938年7月，4支队领导成员会合不久，高敬亭发现与上级往来电报有问题，怀疑是政治部向长江局发报告他的状，经追查译电员承认有此事，高敬亭便将译电员交戴季英处理。戴季英深感棘手和不安，自行通知延安来的干部，包括 9团政委、政治处主任和7团参谋等到8团驻地西汤池“避难”，这就是所谓的“新开岭事件”。如果高敬亭真像有些人讲的那样“心胸狭隘”，那么，至少戴季英的历史要重写了。由于东进战事紧急，高敬亭让戴季英及政治部机关从新开岭移驻东港冲，自己率4支队机关驻到西港冲，很快拉开对日作战序幕。1953年2 月，毛泽东视察安庆，谈及高敬亭被冤杀时，他怀着沉重而又惋惜的心情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后来中央识破了，发电报指示不要枪毙高敬亭，但是电报晚了。

“破坏统一战线”及“肃反扩大化”

高敬亭能坚持3年游击战并取得胜利，除军事斗争外，他执行了正确的统战政策不能不算重要原因之一。高敬亭从实际出发，把单纯的反蒋斗争，改变为抗日与反蒋相结合，改变了张国焘时期“左”的做法。他改变了过去对地主豪绅既要钱又要命的过头行动，对联保主任、保长等敌基层政权人员，采取打击与争取相结合，做到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对罪大恶极、冥顽不化、严重危害革命的反动分子则坚决镇压。高敬亭团结国民党军官，影响了其他国民党军政人员；对俘虏不准搜腰包，不打不骂不侮辱，在敌军中产生极大反响。高敬亭还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改变过去打菩萨、烧庙宇的过火行为……大别山人民群众称赞高敬亭部队是仁义之师，主动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送粮送水、抢救伤员。应该说，高敬亭没有破坏统一战线，而是抵制了王明、项英“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做法，抵制了他们以统战为借口，向国民党的屈服、退让，模范地执行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作出在大别山、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英明决策。

在青龙厂褚老圩斗争高敬亭时，会议的另一位主持人在揭发高敬亭肃反扩大化问题时，被高敬亭抢过话头：“我替你说，你说我不服从党中央领导，这是毫无根据的。搞肃反扩大化，我曾错杀过同志，但我也杀对过。你不要忘了张国焘主持的大肃反，你从白雀园一次就抓走15人，我得知被抓的都是好同志，冒着被杀头的风险，从你屠刀下，把他们保了出来，现在的张顺安同志可以作证。”

肃反扩大化，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党性的历史错误，国际上苏联大规模肃反影响中国，中央又把鄂豫皖等地肃反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区的领导和红军部队的领导，都不同程度存在肃反扩大化问题。党中央只是把它当做历史教训记取，并没有追究任何地区或部门的领导责任。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焘，在红25军中借肃反排除异己，迫害了曾中生、邝继勋、许继慎等大批优秀指战员。据徐向前回忆，红四方面军有2500多干部在运动中被肃掉；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被捕或被杀。高敬亭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也不赞成，1932年12月，他与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联名写了《关于反四次围剿及坚持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向中央揭露了张国焘的有关错误及严重后果。3年游击战中，红28军虽遭受重大损失而不溃散，与高敬亭改变了张国焘的错误做法也有很大关系。他大胆起用了不少因肃反留在苦工队的干部，又把苦工队变为2营。被撤去师长职务、正在做苦工的林维先，高敬亭认为他有军事才干，果断地起用为军部参谋、特务营长。

高敬亭将军塑像

还有红82师政委方永乐之死，一些书刊上绘声绘色地介绍，说是因高敬亭的肃反，致使他在战场上有意把身子暴露给敌人而牺牲。这种说法，若方永乐在天之灵有知，他绝对不会同意。护儿山战斗前，一些被肃反的人招供方永乐是他们同党，高敬亭一直持怀疑态度。在护儿山这场关系红28军生死存亡的战斗中，高敬亭十分信任地委方永乐重任，先让他指挥82师战斗，关键时刻又让他掩护全军转移，在即将完成任务向后转移时，方不幸被敌人一颗子弹击中。高敬亭当时悲痛欲绝，当年参加战斗的不少人写文章都谈及了此事。说方永乐故意让敌人击中，只能是主观臆断而已。

党中央、毛泽东对高敬亭问题始终持慎重态度，始终坚持团结为主的方针。鉴于高敬亭与王明、项英、戴季英等存在的种种矛盾，中原局曾向中央提出过处理高敬亭3点意见，也完全符合慎重、团结的精神。 1943年周骏鸣在延安党校看戏，毛泽东对他说：“周骏鸣，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反映了毛泽东对高敬亭的怀念和反思。刘少奇也对周骏鸣说：“不让出大别山，不是更好嘛，有这块根据地，跟敌人斗争不是更有力量吗？到路东没有基础。”如果高敬亭和土生土长的4支队不出大别山，那么，解放战争中，就不会出现“中原突围”和刘邓“挺进大别山”了，革命形势发展将会更快更好。同年秋，党中央又电询：我们要送高敬亭来延安学习，你们为什么要杀他？要查清原因报告中央。

针对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严重失误，中央提出了批评。叶挺得知中央曾经有过对高敬亭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邓子恢、张云逸是“反高斗争”负责人之一，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二人分别总结教训，主动承担责任，并且引以为咎。

毛泽东于1975年12月14日亲笔批示说：“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平反通知书。198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合肥接了高敬亭夫人史玉清和女儿高凤英，他对高凤英说：“你有一位好爸爸，要向他学习。” “如果有人认为平反后还应有尾巴，那是错误的。”1989年6月，方毅副总理、万海峰上将、林维先中将，主持召开了高敬亭遇害50周年纪念会。

（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