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中南海电信局

中南海电信局创建于1949年。同年6月，中南海电信局首批话务员进入中南海。几十年来，中南海的话务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说个名字就能通话的传统未变”。为此，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扬。

中南海电信局创建于1949年。这年元月31日，被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达一个半月之久的北平终于宣告和平解放。同年2月，军管会接管了北平电信局。

1949年3月初，为准备中共中央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来北平西郊香山，保证中央通信的需要，北平市军管会物资接管委员会电信接管部部长王诤指示：务必于3月23日前建立香山专用局，后选定香山慈幼院理化馆旧址，作为香山专用局的局址。

装机工程于3月10日正式开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机、线、话务员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奋战，装设自动交换机和无纽人工台；在香山、八大处、玉泉山和青龙桥一带架设中继线和临时专线、安装小交换，还扩充了部分郊区线路，并架通了到市内电话五局的中继线。全部工程于3月23日如期竣工开通。

遴选话务员工作是2月份进行的。一天，北平电信局年轻漂亮的长途话务员颜志明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去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北平市委举办的第一期干训班。她刚到教室，就有人通知她，叫她马上回去见军管会代表李玉奎同志。

她急急忙忙地来到李玉奎办公室。李玉奎严肃地对她说：“你是一名地下党员。党员要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要绝对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

李玉奎停顿了一下，继续说：“现在，党组织决定你暂停学习，调你去直接为党中央、毛主席服务。任务十分重要，也很紧急。要离开家庭，到新的地方去。”

颜志明听后，站起身说：“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李玉奎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向她宣布三条纪律：一、不准和任何人联系，包括不准和父母通信；二、到岗后不许随意走动、外出；三、不许出任何差错，并严守秘密。

谈话第二天，颜志明和刘玉茹、祝静殊、张景兰等同志被送进香山大院，成了话务班的第一批话务员。

她们来到香山，便投入到建立香山专用局的工作中。

香山专用电话局建成后，周恩来前来视察，他对使用自动电话提出了意见，认为拨号电话不如人工电话方便，于是中央办公厅的叶子龙、汪东兴立即找到有关同志，要求马上想办法，限一天改完。有关同志立即带领机务人员进城，从原国民党联勤总部拉回一台磁石交换机和若干单机，线务员重新装机配线，只用了一天多时间，及时为中央领导装上了人工电话。

1949年4月，为保证部分在西郊的中央军委和中央单位的电话通信需要，将围城期间被国民党军队破坏的西郊28局局所进行修复，于4月27日开始装设共电复式人工交换机，至5月19日竣工开通。

随着中央逐步转入中南海工作和筹备第一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加强保密和提高通信效率，北平电信局根据中央办公厅的决定，于1949年6月26日开始筹建中南海专用局。1949年7月15日中南海电信局竣工开通。

中南海专用局开通后，香山局作为党中央通信服务的专用职责即告结束。而颜志明等同志也离开香山，随中央机关迁入中南海，成为中南海电信局的首批话务员。

作为中南海的话务员，她们感到无比幸福。当她们初次从交换台上听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历史巨人的声音时，她们竟然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泪水。

这些在北京长大的姑娘，能够走进红墙，直接为这些伟人们服务，的确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莫大的满足。但是，有一个难题也困扰着她们，有时在首长们浓重的地方口音面前一筹莫展。有一次，一位话务员接到毛主席的电话。这位话务员本来就有点紧张，再加上主席的湖南口音，听完后，这位话务员却不知所云。幸好主席察觉到了，又很慢地重复了一遍。原来，主席是要刘少奇同志听电话。

这件事，对话务员们触动很大，于是她们便开始苦苦揣摩各地的语言、方言，经过一番苦练，她们很快就适应了首长们的各地地方口音。

但她们并没有满足，而是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服务水平。由于她们苦心搜集，她们对首长与通信有关的一切细节都了如指掌。首长的秘书是谁，警卫是谁，常和谁联系，常去哪里，甚至连话机放置的位置，都清清楚楚。几十年来，她们把这些融入服务之中，做到了只要首长说个名字，就能马上接通电话。由于话务员对首长的习惯很熟悉，以至她们摇铃的长短轻重都有区别。话机离首长近些，摇铃就轻些、短些，话机离得远些，铃就摇得长些重些；估计首长已经休息，就摇得轻些、长些。不同的习惯，摇铃也不同。周恩来总是要处理各种事务，所以，精神亢奋些，只

需轻轻一摇，电话就接了；而毛主席往往沉于写作或思考之中，所以电话就摇得重些。强烈的责任心和热情的服务，使她们很快就获得了首长们的信赖。首长们开始把一些属于秘书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放心地交给她们。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会议通知。时间久了，连很少开玩笑的少奇同志，也在电话里戏称她们为“电话秘书”了。

话务员们工作认真细致，她们能随机果断处置一些紧急情况。

有一次，周总理的专车正在向北京西郊某地疾驰，在行至动物园附近时，交通信号灯刚刚由红灯转为绿灯后，仅一秒钟，又变成了红灯。总理的车刚要起步，又不得不停了下来。总理正在纳闷时，穿白色制眼的交通警察走到总理的专车跟前，向已经下车的总理敬了一个礼，报告说：“接中南海电信局话务员转达的通知，刘少奇主席请总理立即回中南海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周总理听后，马上叫司机掉头，驰回中南海。因为总理知道，既然信息出自中南海那些极端负责的话务员之口，那就肯定不会有错。周总理曾不止一次地赞扬这些话务员说：“世界上哪一国的妇女也没有我们这些女同志本事大。只要告诉她要找的人，即使不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她们也总能千方百计地给你找到。”

这次找周总理，话务员们也是费了一番心机。这天，周总理刚刚离开办公室，刘少奇就打来电话，请总理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周总理日理万机，从黎明到深夜，往往一天要去十多个地方，上午在大会堂开会，下午就可能深入某单位听取汇报，而晚上可能又到了外地去视察了。这些日程，又是属于机密。但是，只要有重大事情，中南海的话务员就能千方百计地把电话接到总理身边。

这天，话务员接到少奇主席的电话后，经多方询问，得知周总理乘车去西郊某地，至于最终目的，则谁也不知。话务员在对总理的出车时间、可能走的路线进行分析后，果断地把电话挂到了动物园附近的交通岗楼，请值班交警转告路过此地的周总理。就这样，她们圆满地完成了少奇主席交办的重要任务。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中南海的话务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说个名字就能通话”的传统一直没变，这给中央领导同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大家或许不知道，这样的超一流服务是在设备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做到的。当北京普遍用上自动电话时，她们还在人工接转电话；当北京大面积推广程控电话时，她们手上的设备还是其他地方开始淘汰的步进制、纵横制。现在设备已经更新了，但由话务员人工接转电话的方式依旧。因为，如果没有话务员这一环节，电话就可直接拨向任何一位领导人的办公室或床头，这样，我们的领导人就成天只能接电话了。

由于她们的精湛的业务素质，她们细致周到的工作态度，她们忘我的责任心、事业心，非常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交办的重要事宜，时时刻刻地保证了通信畅通，因而，她们也获得了殊荣。从1963年起，她们就成了全国邮电系统的一面红旗。现在则是邮电部命名的“全国电信优质服务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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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彭润田

    大灶中灶都要站着吃

    香山专用局位于香山慈幼院理化馆旧址，是进入香山后第一个能看到的建筑。院中房子不多，西、南、北各有一套白色的平房，北房后面还有一排平房，最后面是小院，前后院有几棵树。机、线、话的工作房间在北面前后两排房里，工作间很简陋，没什么先进的技术设备，也没有冷暖气设备。几个女话务员被安排住在西房集体宿舍。

    专用局党支部建成后，要求大家过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当时在香山的中央机关对外称“劳动大学”，上级领导机关发给专用局的工作人员一人一枚“劳动大学”校徽，佩戴校徽就代表是香山内部的工作人员。

    专用局开始是吃大灶，与中央警卫连战士一起在专用局院外山坡下东北角的一个院子里吃饭。没有饭厅、饭桌、坐凳，几个人围个圈蹲在地上露天用餐，主食是小米和高粱米，一盆熬白菜。不久，在领导关照下，专用局被改到中灶吃饭，标准有提高，有了饭厅和饭桌，但没凳子，还得站着吃。每周有几次大米白面，菜也多，在这里有机会见到中央机关各部门的领导和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

    因为人员少，在香山专用局里大家干活不分工种。架线装机任务重，机务和话务全上，女话务员也曾和线务一起爬山架线、装机。

    周恩来只喜欢手摇机

    北平解放前，我是西柏坡军委三局电话队的负责人，电话队里有总机排和架设排。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准备将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香山。1949年2月，中央领导未进北平前，我就跟着时任军委三局局长的王震进了北平城，接管北平电信局。在电信局待了一个月，我就接到上级命令，带人上香山。这支特殊的电信队伍有机务员、线务员、话务员，这些人大部分是原来北平电信局里的地下党和表现突出的工作人员。

    从接到任务到完成任务，我们只有十几天的时间。十三天后，西门子自动交换机一百五十门、无绳人工台一部都安装到位。还在香山、八大处、玉泉山和青龙桥一带架设了中继线和临时专线，安装了小交换机，扩充了部分郊区线路，架通了到市内电话五局的中继线。

    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后，周恩来亲自视察了香山专用局，看到拨号的自动电话，周恩来说：“要找号码，还要记号码，我们还能办公吗？”要求把拨号的换成手摇的。第二天，机务人员进了北平城，从原国民党联勤总部拉回一台磁石交换机和若干部单机，线务员重新装机配线，一天时间又为领导装回了人工电话。用人工电话，从外界打给领导的电话由话务员转接，领导往外打电话拨“0”，然后再由话务员转接。

    主席题词“电讯”改“电信”

    1949年7月，中央领导搬进中南海。香山专用局的工作人员也跟随中央进了中南海，局址选在原成达中学院内的平房里。1949年7月15日中南海专用局正式开通后，香山专用局为党中央通信服务的专用职责结束。
中南海专用局在局内安装了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中继台、蓄电池，迁入人工磁石交换机，还敷设了地下和架空电缆。

    1951年4月，中央办公厅和邮电部决定，在中南海新建自动机房，由已经改名的北京电信局负责执行。新的自动机房安装了新机器，旧机器也进行了扩容。

    1952年7月，配备两千门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和人工交换台的电话局新楼落成，局号定为39，对外称“北京电话三九专用局（简称三九局）”。我找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想请主席题字。毛泽东起初题了“中南海电讯局”，我觉得“讯”字应该改为“信”字，第二天，毛泽东又重新题写了“中南海电信局”。

    1982年10月，北京电信局在中南海专用局的局址上建设了新的机房楼，安装了数千门纵横制电话交换机，更新人工磁石交换机和人工共电交换机，并淘汰了一批交换机。1989年11月，三九局正式对外更名为“中南海电信局”，并改扩建为程控局，安装了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和数字复用设备，布放了光缆，但人工转接的交换机仍然保留。

    记录本上留首长行踪

    我的妻子徐敬媛曾在中南海专用局当话务员，每月单位规定只许回家一次，不许在家住宿，不许随便外出，不许与亲友通信，不许向亲友透露自己的工作地点和任务，不许听领导同志的电话。

    领导们来自不同的方言区，话务员多是北京姑娘，要听懂领导的话就得揣摩各地方言，要接通每一个电话，就得记上千个号码，还得掌握领导每天大致的工作情况，所以话务员一般跟领导的秘书很熟。

    在专用局里，话务员不只是转接电话，还必须负责接通电话，只有找到要找的人并通上话，话务员的任务才算完成。专用局话务员是轮班制，为了保证迅速准确地接通电话，每个话务员上岗前都得先翻看、记忆总台上的一本记录本，本子上记录着领导秘书提供的每位领导一天的具体行程安排。掌握了这些，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哪位领导。

    周恩来称中南海的话务员：“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女士也没有我们这些女同志本事大，只要告诉她们一个人名，不知道电话号码，她们也总能千方百计地给你找到。”一天，周恩来刚从中南海出去，毛主席有急事打电话找他，总机话务员根据周总理的行车路线，判断出周总理大致的位置，并立刻通知交警。当周总理的轿车行进到一个路口时，突然亮起了红灯。就在周总理摇下车窗想询问出了什么问题时，过来一名交警“啪”对总理行了个标准的立正礼，低声说道：“毛主席有急事找您，请您立即回中南海！”

    红黑电台级别有区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电台有红黑之分，红色电台是首长保密电话，黑色电台是首长的普通电话及其他单位的电话。红色电台、红机子在保密网内，黑红不能混接。一般电话找到首长就要接黑电台，领导拿错了电话还需要换接。

    除了值守电台外，话务员还要值守长途台，同时负责给用户查电话号码。长途电话要做记录后通过北京长话局专线台转出去。要做到快速记录，就要学习地理知识，掌握各省会及其简称，甚至各大省市大的招待所的名字。同时还要学习百家姓，只要用户告知姓名，就能按规定的用语向用户解释，如姓赵解释为走肖赵，姓甄解释为西土瓦甄。而且还不能使用禁用语，如姓牛，不能说是牛马的牛，必须说是午字出头的牛等。

    当时话务员的月工资是八十多元，工作中的差错分小、大差，严重差错及事故，差错多少与评奖挂钩。如错叫了一次一般电话，只要响铃了虽未接通仍视为差错。红电台首长的电话更严格，只要插了一下用户塞孔，没摇用户也算大差，摇了首长拿起机子视为严重差错，接通讲话为事故。

    还有，夜班不能随意摘下耳机，值机不论何时都要坐姿端正、持塞待接。渴了也不能任意离席喝水。背号、查号要定期检查，每人成绩通过图表进行公布。每次考核一百个号码。   

（摘自《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