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的《最后遗嘱》（图）

转自《 中国将军政要网》

谢富治的《最后遗嘱》其实是他生前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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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们这些高干子弟不争气的样子，我们老一辈真痛心，这倒不是你个人前途完蛋的问题，而是我们事业后继无人、要完蛋危险的大问题。你们想：你们跟我们，跟毛主席还能跟几年，还不努力，要等到什么时候呢？难道你们就这样回答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期望，就这样对待为你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孩子，你们要快些加劲，努力跟上你们的父母，将来才会超过我们，才能接班，才能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底啊！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事业在你们手中断线，你们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先烈，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啊！

      我只有两个孩子，我希望你们百分之百的好，如果一个不争气，那就坏了百分之五十，对党的事业就等于损失了一半啊！我常想：你们能领导好一个七亿人的大国家，我们的亲生孩子都不听我们的话，我们流血战斗正是为了你们。而你们却不懂得我们的事业，革命战争中我们打了败仗没有气馁过，我们在战斗中，我们的同志牺牲了，我们没流泪，更坚定了我们的革命信心，在无数艰难挫折中，我们没有难过，没有痛心，我们终于以最大的革命勇气战胜了敌人，实现了胜利的理想，终于看到了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终于看到了自己孩子的幸福成长。我们对人民尽了我们的责任，贡献了全部力量，我们对你们也尽了最大的责任，但当我看到我们老一辈打下的江山没有一个象样的人来继承、守住我们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你们这些革命后代，没有能力来接班，我心里难过呀！怎么能让我们不痛心呢？你们这个样子怎么能接班呢？你们连起码的学习，你们连一点苦也没有吃过啊！象你们这样的娇嫩的肩膀，怎么能担得起革命的重担呢？我们为你们奋斗了一辈子，难道你们来反对我们。来反对马列主义！这样我们的血就白流了呀！孩子啊！不要忘记了你们的出身，不要忘记了整个阶级，不要忘了整个党啊！

      现在我快六十了，毛主席已经七十多了。你年轻，正是有为的时候！你们不要错过了时机，好好跟着党，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父母的话，希望你们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你们跟我们跟毛主席的时间已经不长了呀！你们怎么不想呀！你们还能跟我们多久呢？加紧努力呀！儿子，不要后悔，再后悔就来不及啦！好好想呀！你们怎么不争气呢，就不觉悟嘛！你们不懂得革命嘛！许多干部子女都是父母死了都明白过来。看来我还是早点死好，早死一天，你们就早一天成左派，要不就死不觉悟，麻木。

      孩子啊！为了你们，我们一辈子吃了多少苦，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认识到呢？我的两个孩子，我希望你们百分之百地听党的话，百分之百做父母事业的接班人。百分之百的成为新革命的“死硬派”，这是我们的希望。实现不实现要靠你们的努力。不要忘记我们这一代的奋斗事业，你们要继续去奋斗，奋斗到底，努力到底！你们一定要去吃苦，吃苦才能了解父母，才能了解我们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业，才能了解党啊！不吃苦，你们就不能接班，就不能成为革命的左派，就不会和我们走一条路。今天给你们说的话，记住吧！孩子！过去给你们说的也不少，但你们没听进去。听是（—）回事，争气不争气又是一回事，我希望你们争气，不要让父母难过，不要让党，让毛主席难过，不要让自己难过一辈子，我还是相信你。


      孩子啊！你一定要做革命的后代，我的好儿子，党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革命干部子弟不带头来接班，谁来呢？你们的担子重啊！要带头努力！我们总是要死的，我们事业的存亡承带（承载）在你们身上啊！努力啊！孩子！

                                                  谢富治

 不管谢富治本人如何，但从这篇遗嘱中，可以看出，当初的领导干部，确实是百分之百地想着党的事业！


谢富治简历：

　　谢富治（１９０９－１９７２），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谢富治，１９０９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区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１９３０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１９３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２年起，谢富治在红四方面军任宣传队队长、连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红九军二十六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参加过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和川陕苏区反“围攻”。

　　１９３５年，谢富治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曾担任红九军政治部主任、中共懋功中心县委书记。１９３７年８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训处主任；后政训处撤销，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任该团政委。此后，历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委，太行军区第六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太岳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等职，率领所部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

　　１９４５年９月７日，太岳军区主力部队组建成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９月１０日至１０月１２日，陈、谢率太岳纵队参加了上党战役，同兄弟部队一起共歼国民党军３．５万多人。上党战役的胜利，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配合了重庆谈判。１０月上党战役胜利后，太岳纵队正式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下辖第十、十一、十三等三个旅，仍由陈赓、谢富治任司令员和政委。此后，在陈、谢领导下，第四纵队先后举行了同蒲路南段阻击战、临（汾）浮（山）战役、晋西南战役、汾（阳）孝（义）战役、晋西南攻势和乡宁战役，共歼国民党军６万余人。

　　１９４７年７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４个纵队１３万人挺进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陕鄂；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皖苏，展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根据中央决定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和第三十八军共１０个旅（师）８万人组成陈谢兵团，陈赓任兵团司令员兼前委书记，谢富治任兵团政委兼前委副书记。８月２３日至１０月１３日，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共歼国民党军３万余人，解放县城１２座，到达党中央指定的位置，开辟了豫陕鄂解放区。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此后，陈谢兵团又先后参加了伏牛山东麓战役，平汉、陇海破击战，洛阳战役，宛西战役和宛东战役。

　　１９４８年５月，刘邓野战军和陈谢兵团改称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陈赓、谢富治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委。到１９４８年８月陈谢兵团（四、九纵队和三十八军）南征１周年时，已先后参加２４５次战斗，歼国民党军１１万余人，解放及收复县城５１座。同年１１月，陈谢率第四纵队参加淮海战役。在该战役第二阶段消灭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参加攻击的部队组成了东、南、西３个集团，西集团由陈锡联指挥；南集团由王近山、杜义德指挥；东集团辖中原野战军第四、九、十一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由陈赓、谢富治指挥。经３个集团军的共同努力，将国民党主力兵团之一的黄维兵团１２万人全部歼灭。

　　１９４９年１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整编的第二野战军，下辖第三、四、五3个兵团；陈锡联和谢富治分任第三兵团（辖第十、十一、十二等３个军）司令员和政委。此后，陈锡联、谢富治率第三兵团参加了渡江作战和西南战役，解放了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等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富治历任西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中共川东区党委书记、川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１９５２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军区副政委、云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昆明部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１９５６年９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富治卖身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同年８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１９６７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１９６９年４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７１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外，他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央军委委员等职。

　　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１９６６年８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带头诽谤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１０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又追随林彪、江青，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１９６７年２月，谢富治和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勾结在一起，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企图打倒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８月，他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

　　１９６８年，谢富治参与炮制《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他迫害致死。他利用公安部部长的职权，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随意抓人、捕人，大搞逼供信。

　　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６日，谢富治病死于北京。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治、康生进行审查。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的两个审查报告。鉴于他们两人的罪行，党中央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对他们的悼词。１２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审。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