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折服基辛格（图）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邓小平为中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曾代表中国政府先后与美国多位总统、国务卿等领导人谈判、会谈。邓小平在1974年至1975年间，在中美建交谈判过程中与基辛格的多次外交交锋我们可以领略到邓小平的外交风采和独具特色的个人魅力。

给基辛格留下深刻印象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逐渐担负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1974年4月，联合国决定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参加。毛泽东亲自点名，由邓小平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不负重托，于4月10日下午，走上了联合国大会讲台，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致称赞。

在纽约的近一周时间里，邓小平会见了很多外国领导人，美国国务卿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代表团团长基辛格就是其中的一位。

4月14日晚上，基辛格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为中国代表团举行宴会，并与中国方面讨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宴会上，宾主切入正题。“我们美国政府正致力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一时想不出办法来。”基辛格故意推托说。

其实，尼克松总统早在1973年11月派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时，已对中国作出了承诺：“在任期的头两年，解决好与台湾的问题，削弱驻台美国力量，美中互设联络处。在后两年采取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与台湾保持某些民间往来。”

邓小平非常清楚，美国政府并非“一时想不出办法来”，而是尼克松总统被“水门丑闻”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中美关系。

“博士，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我们能够体谅美国政府的困难。”邓小平笑了笑，很有分寸地说。

许多年后，基辛格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认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我在纽约和他一起吃过晚饭，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抨击美国的“双轨”政策

1974年8月8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福特继任后表示，美国对华政策不变，将在自己的任期内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1974年11月25日，受福特派遣，基辛格访华。26日到28日连续三天，邓小平先后同基辛格进行了四次会谈。

11月26日上午，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邓小平说：“外界有很多的说法，认为我们的关系在冷下去，发展缓慢。但在本质上，我相信我们双方都同意，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但这些说法也并不是空穴来风。例如，博士昨天以及在10月份同外长会谈时提到，我们开炮更频繁了。”

“是的，而且也变得更准确了。”基辛格回答道。

邓小平郑重地指出：“当你们把一位大使送往台湾，当他们在美国建立起好几个领事馆的时候，有些议论和猜测是自然的。”

基辛格解释道：“特别是你无法相信我们的这些行为是愚蠢和毫无计划的结果时，更是如此。领事馆的事是已经做了我才知道的。”

邓小平又说：“就我们关于关系正常化的观点而言，我们认为博士和其他的美国朋友对这个很熟悉：这就是，日本方式(即中日建交以日本断绝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为提前)。”

基辛格听后，对邓小平谈了自己的想法：“副总理先生，你给了我们一个总的想法，也就是日本方式。但我们有一系列日本没有的具体情况。我认为，在日本模式的框架中，我们应该坦率谈出我们认为必要的东西，同时又不违背你们的原则，然后看是否能寻找到达到我们目标的途径。这之后，我们才能提出具体的方案。”

对此，邓小平表示：“我们可以在专门的小组中谈细节问题。”

基辛格笑道：“我同意。”

邓小平又一脸严肃地说：“但我必须先放一炮。那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欠了我们的。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

随着会谈的不断深入，双方的态度都变得严峻起来。

当天下午，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基辛格首先发言，他首先回顾了1971至1972年美国对中国的承诺，例如采取措施削减在台力量。接着，他全盘托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方案：

关于外交地位问题。我们准备按日本模式加以实质性的解决。有一种变通。

关于美军在台湾的驻扎问题，我们准备把军队全部撤出台湾。我们想与你们确定一个时间表——到1976年夏天撤出一半，剩下的1977年撤出。

其次，在我们同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之后，我们对再在台湾维持战略基地显然没有兴趣。

但我们需要一个方案，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保证和平统一。如果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方案，那就意味着，我们接受北京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我们会撤回我们对台湾的承认，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我们就会从台湾撤出我们的军队。

而且我们需要一个使公众舆论适应的过渡期，目的是不引起国内的过度紧张。

很显然，基辛格提出的方案表明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后退，它并未决心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不动声色，很有耐心地听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就这些？”

基辛格马上听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忙说：“是的，这是基本的。容我强调一点，对我们而言，防卫承诺的问题主要是如何以政治方式表现的问题，而不是无限期维持下去的问题。”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主要是你们的立场倒退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华盛顿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联络处，你们在北京也建了一个。你们在台湾还保持着大使馆。这本身即表明，还不存在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别人会得出一个结论，这实际是一中一台的翻版。因此我们很难接受这个方案。另外，如果我们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遵守《上海公报》定下的原则，那么，和台湾的防卫条约就必须废除。”

基辛格一时语塞。过了一会儿，基辛格辩解说：“关系正常化以后，防卫条约就不可能有国际(法)地位了。”

邓小平听后，立即正色道：“但它还有实质上的意义。所以很明显，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机还不成熟，因为根据你们的方案，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关系正常化。它看起来像是你们仍然需要台湾。”

“不，我们不需要台湾。这不是问题所在。我们希望的是一步一步地同台湾分离。”基辛格立即否认。

邓小平紧接着说：“另外的问题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假定你们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应该留给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至于我们用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相信毛主席在他的谈话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基辛格接过邓小平的话茬说：“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毛主席声明了两点：一个是他相信问题最终是由武力来解决。但他也说，中国可以等一百年使问题得到解决。”

邓小平强调指出：“毛泽东主席已经把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它应该留给中国人来解决讲得很清楚了。”

基辛格只好表示：“我同意。这也正是我所记得那段谈话的内容。”

11月27日上午，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邓小平再次明确地重申了中美建交的三个原则，提出它只能按照日本模式，一旦华盛顿终止它与国民党当局的防卫条约，台湾就将成为中国人自己解决的“内部事务”。

然后，邓小平表示，如果华盛顿由于“需要台湾”和因为“国内的困难”，还有待于时间，那北京可以等待。会谈中，双方唇枪舌剑，但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差距很大，又不愿让步，最终没有达成协议。1974年的中美关系就在这样不太愉快的气氛中闭拢了帷幕。

批评美国的“缓和战略”

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为了扭转自己的被动处境，勃列日涅夫政权采取了继续敌视中国和对西方施展“缓和战略”的策略。于是，美国迎合苏联的“缓和战略”，同苏联谋求缓和的姿态明显热烈起来。

从1973年开始，中美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对苏战略的争论。基辛格每次访华，双方的会谈都要涉及这个问题。

1975年10月19日，基辛格第八次访华。这一次，基辛格是为美国总统福特年底正式访华来做准备工作的。

邓小平还是作为中国方面的主要代表接待了基辛格。双方就国际形势和福特访华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再次向基辛格批评了美国对苏联的“缓和战略”。

在会谈过程中，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两国都对对方无所求。”

邓小平立即反驳说：“我们非常欣赏尼克松总统在会见毛主席时讲的话。他说，他是出自美国自身的利益到中国来的。中方欣赏尼克松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邓小平的话使基辛格脸都红了，颇为尴尬。

邓小平指责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就如同1938年英国和法国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政策——“绥靖政策”。

当时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参加了邓小平和基辛格会谈的布什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对邓小平的印象：“邓小平在同外国领导人会谈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才能。他能恰到好处地掌握强硬与亲善相结合的分寸。但他同基辛格会谈时的情绪有些激愤，谈判的口气很强硬。他的抱怨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他抱怨美国在面对苏联对世界的威胁时表现得太软弱。“

在1974年至1975年基辛格两次访华期间，基辛格与邓小平共举行了七次长时间深入的会谈。邓小平在会谈中表现出来的严正态度和锐利措辞，以及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坚定性和原则性，给基辛格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