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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里的历史:黄永胜的另一面

(2008-07-26 16:45:45) 下一个

自认定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后,黄永胜就成了人们揶抡和嘲讽的对象。

权延赤在他的《林彪将将》中借用段苏权将军的嘴说,黄永胜是击鼓冲锋,鸣金玩妓。权延赤写的东西以虚构细节著称,水份太大,不能够认真。

还有一本叫《叶群之迷》的书,借用叶群贴身服务员的嘴,十分细致地描写了黄永胜和叶群是如何苟合,令人恶心。当然,这纯属伪造。

许多人非常喜欢张正隆的《血红,雪白》,有人甚至当做“正史”来读。这本书写到黄永胜时说:“黑土地上的颇有几位会玩的将军,他(指黄永胜-笔者注)是其中之一。打猎,打麻将,跳舞,逛城市,听说玩,后脑勺乐开花。花钱大手大脚,流水似的不把钱当钱。还会赶时髦。有人说街上流行什么,他那儿就有什么。什么好地方都想去看看

,玩玩。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时,谁也没告诉,由他带头,和两个将军擅自跑去香港玩了三天。玩起女人来,那魄力也不比打仗、花钱、游山玩水差。据说,进城后,罗荣桓发的最大的一次火,就是为黄永胜玩女人而发的:这么大年纪,这么高职务,还不改,还要不要脸了!?”张正隆的话有几分可信,但说到罗荣桓批评黄永胜时,也用了“据说”二字。因为张正隆写此书时采访了许多“四野”的老人,书中用的材料只是很小一部分。而一些老人并不回避这样一个事实,罗荣桓和黄永胜关系很好,二人在井冈山时期就相识,黄永胜始终对“教书匠”出身的罗荣桓尊敬有加。文革中,总政的几位和罗荣桓共过事的副主任被冲击的厉害,但总政的大字报中鲜见批判罗荣桓的。除了罗荣桓死于文革前这一因素外,林彪、黄永胜等人没有说过罗荣桓一句坏话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林彪倒台后,一些人把罗荣桓抬出来,把罗说成是反林彪的,顺便捎上了黄永胜等人,其实这是贬低了罗荣桓的人品。罗荣桓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更不是一个对自己的老战友和老部下刻薄的人,否则尽管已死,也难过文革这一关。

把审判林彪集团认定是“铁案”的肖思科在《超级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提到了林立果1970年秋录下的叶群和黄永胜长达100多分钟的电话通话,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叶群说:“你的手绢到现在还在我的乳罩里,一天到晚捧着你”;“怕你要追求生理上的满足闯出祸来”;“那个没有来”,“因为没有反应”,“而且我们又采取了那个措施。万一要有,如果弄掉的话,我希望你亲眼看我一次。”然而,接近林彪和叶群的人都对这样的谈话内容表示了置疑。更为蹊跷的是,这样公然给林彪戴“绿帽子”,涉及到自己母亲极端隐私的录音,林立果自己不保存,而是交给了于新野,放在了空军学院的“据点”。除于新野外,“联合舰队”的其他成员也可以接触到这个录音。林立果不是弱智,就是缺心眼儿。肖思科的《超级审判》一书漏洞百出,贻笑大方的地方太多,不值一驳。

在审判黄永胜以前,黄永胜自己讲的一番话倒是耐人寻味: “今天最后一次谈话,实际上给我戴了一顶帽子,说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一,犯有严重罪行。人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想法?我走过的道路,看到的一切事物,使我没什么可以留恋的。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有什么可以想的?说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之一,你说不是林彪成员,为什么关了九年?我和林彪在一起工作三年,说不是重要成员也过不去。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从大局着眼,委曲求全吧!不过有些问题我想不通,我成了不管部部长,凡是和林彪有联系的问题都成了罪行。我想不通,但又不能申辩。如果我申辩不就是翻案吗?那样不就成为罪大恶极了吗?”这段话最精辟的就是黄永胜把自己称为“不管部部长”。如何理解黄永胜这样的提法,相信读者自有高见。

这里,笔者要讲的是黄永胜的另一面。

在此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下黄永胜的简历:黄永胜(1910—1983),原名黄叙钱。湖北咸宁人。1927年6月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参加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随部上井冈山。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在中国工农红军任排长、连长、副团长、团长。1932年起,先后任红三十一师、红六十六师师长。1933年任红一师三团团长。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先后任红四师副师长、红二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教导第二旅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热辽军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1949年先后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军长,第十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曾参加辽沈、平津和广西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三兵团代司令员、司令员,曾兼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第十五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后兼广州市警备司令员。 1951年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南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和政委,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1952年任中南军区参谋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1954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68年递补为中央委员)。1961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于 1968年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长,1969年兼任军政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是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1年9月被撤销全部职务。1973年8月20日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 18年,剥夺其政治权利5年。1983年4月26日病死于青岛。

可以说,黄永胜的前半生是辉煌的,他完全是凭着战功,一步一步,从战士做到共和国的上将军。黄永胜1910年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县高桥镇黄铁村一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1927年7月的某天,黄永胜去了崇阳县城,在崇阳县团防局当了一名民团士兵。那时的黄永胜仅十六岁,从此开始了他的当兵生涯。以后有一种说法,说是黄永胜染上了赌博恶习,负债累累,债主们日夜上门逼债,黄永胜才决定离家出走。这种说法并无真凭实据,黄永胜家徒四壁,小小年纪,当兵完全是为了有口饭吃。而且那时的民团是离家不离乡,躲不了赌债的。

黄永胜原名黄叙钱,是毛泽东为他改名黄永胜。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4省举行秋收起义。崇阳县民团在此之前改名为崇阳县农民自卫军,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混编,加入到了秋收起义之中,黄永胜随起义部队来到了井冈山。在一次战斗中,一股敌人突然打到前敌委员会与红四军军部附近。时任班长的黄叙钱来不及请示连长(连党代表是罗荣桓),立即主动率全班战士向敌人反击,击退了敌人,保卫了前委与军部的安全。战斗结束后,前委书记兼党代表毛泽东表扬了他,并问他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黄叙钱说:“报告毛委员,我是湖北咸宁人,我叫黄叙钱。”毛泽东笑眯眯地又问“是哪个叙字呀?”他结结巴巴比划着说:“是余字加又字的叙。”毛泽东说:“叙钱,叙钱,还是讲钱呀!那不好,革命战士不能只讲钱,要讲为无产阶级而奋斗。”“这样吧,我给你改个名字,希望你在革命的道路上永远胜利前进,你就叫黄永胜吧!”由此可见,毛泽东认识黄永胜是非常之早的。

黄永胜打仗的剽悍不在许世友之下。我们不必去详细分析黄永胜参加过的历次战斗。到是一个与黄永胜毫无关联的人的话是最可信的。柳传志,原“联想”集团总裁,当今中国企业界的“龙头”级人物,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在军事院校时的班主任讲的一些故事,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在辽沈战役中,班主任所在的部队总觉得自己是战斗力很强的一个团,有一次到黄永胜的纵队里去配合作战。黄永胜跟该团团长约定好占领某制高点的时间,到达目标时,全军发动总攻。但在真打起来时,该团却怎么也拿不下来,眼看时间快到了,再不行的话就要影响总攻了。黄永胜大怒,当场就把团长给撤了,换上了自己的精锐部队,结果快速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他的那些战士根本不怕死,一个个往上冲,部队这种冲的劲头不得了,为达到目标不顾一切。”看看黄永胜的部下如何勇猛,就知道黄永胜打起仗来是什么样的人物了。

黄永胜的为人到底如何?有人说黄永胜是门“大炮”,头脑简单,整起人来专打头阵。例如,1968年3月,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后,未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便指示广州军区对军区党委副书记的文年生将军进行专案审查。从4月4日起,将文年生非法关押、审查。51天之内,连续批斗文年生达31次之多,使文年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严重摧残,健康状况明显恶化,却又得不到及时治疗。6月7日,文年生终于被迫害致死,时年61岁。还有, 1968年,黄永胜成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黄永胜上台以后,曾经狠批赵紫阳,还把赵紫阳的材料报送到中央专案组,结果被周恩来制止。周恩来对广东的造反派说:“赵紫阳就是个小爬虫,你们斗他能说明什么问题?不触及要害嘛!另外他一直搞农业的,只会说养猪(众人大笑),不懂阶级斗争嘛。”所以,赵紫阳的专案被压下。但另一方面,黄永胜也敢炮打江青。1967年初,黄永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大嗓门地向江青喊到:“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狂潮中,广州“红色造反者”一派的造反组织猛批黄永胜反对中央文革,还发出了“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惹得黄永胜大怒。以后,黄永胜上调中央,对江青始终敬而远之。说起整人,黄永胜不及许世友。许世友在江苏和南京军区抓“五· 一六”分子,殃及几十万人,光是副军级以上的军队干部就关押了几十人。整死和自杀的人少说也要上百。文革之中,当权的人不是整人,就是被人整,谁也不能免俗。

黄永胜的私生活到底是怎样的?“9.13事件”后,许多涉及黄永胜的文章把黄永胜描绘成了一个粗鄙不堪的“色情狂”。然而,黄永胜身边的工作人员对黄永胜有两点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黄永胜喜欢古典音乐,一台古色古香的老唱机放在卧室,一部日本进口的磁带录放机放在洗手间,工作再忙也要不时的听上一段。二是黄永胜平常对人非常严肃,特别是对高级将领,说一不二,难见笑容。但对下属却是另外一种态度,特别宽容。黄永胜的贴身警卫因结了婚不能够再做贴身警卫了,黄永胜要他一定要去军校学习文化,这个警卫不愿意去,黄永胜很不高兴,但还是尊重他,给他安排了一个副师职的位置。不过,黄永胜留下了一句话:“不爱学习,不能够任正职!”

1969年,黄永胜身边出了个“李必达事件”。文革前,广州军区政委陶铸从全国各地要了140名大学毕业生想要安排到军区司、政、后机关,逐步实现机关工作人员的知识化。李必达就是这140名大学生中的一个。但是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陶铸要来的这批大学生被分配到基层,李必达当上了连副指导员。正巧黄永胜的前任秘书于贯文在这个团当政委。黄永胜自己文化不高,但对能写会画的人很喜欢,李必达擅长诗书绘画,由于贯文推荐给了黄永胜。然而,李必达是一个对毛泽东有着那个时代的人都有的绝对的个人迷信,爱屋及乌,对江青也有着深深的个人迷信。竟连续写了两封信给毛泽东,“揭发”黄永胜和叶群等人在背后“议论”江青。李必达将其中一封信交给了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的温玉成,但温玉成把信转交给了林彪。李必达后被关进了广州军区监狱。“九·一三”事件后,李必达得到“平反”。但奇怪的是,李必达现仍以反对林彪集团的“英雄”自居,但并不敢全部公开自己写的信的内容。道理很简单,因为黄永胜说江青的那些“坏话”,现在看来,都是事实。

黄永胜在1971年9月24日被“隔离审查”前,家庭的情况大致如下:夫人项辉芳,她是长征干部(2003年去世),文革期间,黄兼任军政大学校长,项是军政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黄从未到过学校,实际是项辉芳负责。他们有四个儿子:长子向阳,“九·一三”事件前在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当参谋,同林立果一起工作,其妻刘小萍,是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刘兴元的女儿;二儿向林,在北京部队某部当连长;老三向辉,在广州部队工作,是搞文艺的;另外还有一个幺儿。

说出黄永胜的另一面,只是心中感慨。逝者如斯,不必往他们身上再泼污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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