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工资、财富及最后的歌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７日，是原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诞辰１１５周年纪念日，为此，笔者再次走进了秀美僻静的北京后海北沿那座４６号院的大门，走访了曾与宋庆龄朝夕相处的身边工作人员……

“我享受着‘皇家’待遇，尽管我不快乐……”

１９６３年４月，当春风再度吹绿古老京城的时候，坐落在后海北沿的一座僻静幽美的旧日王府花园里，迎来了一位高雅而富于传奇色彩的新主人——宋庆龄。那年，宋庆龄７０岁。

初夏刚至，宋庆龄在新居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一为庆祝她创办和领导的中国福利会成立２５周年，二为请朋友们在新居处相聚共叙。为迎接宾客的到来，宋庆龄和工作人员一起做了精心布置，庭院里碧树翠竹一片葱茏，客厅、餐厅、居室内外都摆满了鲜花和盆景。

那天，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陈毅、廖承志、廖梦醒等许多国家领导人和老朋友都兴致勃勃前来祝贺。大家谈笑风生，轻松愉悦的气氛弥漫在小楼内外。宋庆龄还邀请客人来到美丽的庭院，在碧树红花间漫步。聚餐后，还举办了舞会。周恩来首先邀请宋庆龄跳舞。在优美的音乐中，他们舞姿翩翩，优雅和谐，给在场人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宋庆龄常在北京、上海两地工作和生活。她在北京的寓所位于方巾巷。那里道路狭窄，环境较为嘈杂，政府考虑为她另修一幢新住宅。宋庆龄觉得国家正在大兴建设，各处需要很多资金，就一再谢绝。此事一直拖延了几年。１９６０年，政府安排她迁入西河沿居所，但由于房屋潮湿，常引起她关节疼痛。

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到宋庆龄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物，为中国革命做出过无可取代的重要贡献，而且她在国际上享有声望，经常要在住所会见中外宾客，应该有一处适宜的居住地。尽管当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中央规定一般不盖新房，但考虑到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需要，仍破例决定为宋庆龄新建住所。

当中央派人带着国家主席刘少奇请夫人王光美代写的一封信以及新宅设计方案到上海征求宋庆龄的意见时，她再次婉言谢绝了。她在给王光美的回信中说：“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因此她表示：“不打算再迁新址了。”

１９６２年，周恩来受党和政府的委托，亲自主持在北京后海北沿一座已经荒芜的旧日王府辟出一处幽静花园，为宋庆龄新修了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寓所。第二年春天，宋庆龄迁入新居。这座门牌为后海北沿４６号的院落，成为她生命最后１８年的安居地。

尽管她内心一直很不安，从不认为这是自己应该享受的，但对于这处环境幽美安静的新寓所，宋庆龄很喜欢。因为那是非常了解她性情的周恩来亲自选址修茸的。

１９６６年，曾有一位美国朋友格雷斯·格兰尼奇在给宋庆龄的信中问，听说你现在住在一座宫殿里，是真的吗？宋庆龄回信说：是的，因为是国家副主席，人民政府拨了一个旧日的王府给我作寓所。“……我住在醇亲王府里，溥仪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园子有小溪环绕，里面有许多美丽的树木……我确实在享受着‘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

她把几个鸭蛋放进李燕娥的篮子里

在搬进后海北沿４６号的最初几年，宋庆龄的生活基调是丰富、繁忙、愉悦的。她担负着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国务活动繁忙。她和周恩来、陈毅一起前往锡兰访问，会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她在北京、上海会见了许多国家的首脑人物和友好代表团；出席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并担任执行主席；她还抽出时间为报刊撰写了多篇有关儿童和妇女工作的文章。

闲暇时，她养花儿，喂食鸽子，偶尔还系上围裙，照食谱烧两个菜请客人品尝。当然，最让工作人员记忆犹新的，还是那几个欢乐祥和的圣诞之夜。

对于幼年就受家庭熏陶和西方教育的宋庆龄，过圣诞节很自然。每到这个节日，她家便成了欢乐的海洋。大客厅里竖起了一棵圣诞树，树上挂满了各种小玩意儿：有用乒乓球做的小灯笼，锡纸做的银球，有小娃娃、小鸭子等等，不少制作就出自宋庆龄之手。

当夜幕降临，圣诞树彩灯闪烁，工作人员便装扮成圣诞老人和美丽公主，在门口迎接孩子们的到来。宋庆龄给每个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子女都准备了礼物。孩子们亲热地拥到她身边，呼唤着“妈妈太太”，捧起心爱的小礼物，吃着香喷喷的蛋糕，然后像一群快乐小精灵，表演节目，尽兴玩耍。

记得有两次，宋庆龄还兴趣盎然地和大家一起玩起了“找彩蛋”的游戏。她先请管理员小张买回许多鸭蛋，然后一起动手，把鸭蛋染成红、绿、黄几种颜色，一个个藏进屋外的大草地。工作人员们提上篮子，分头去找蛋，看谁找得多。

有一回，与宋庆龄相伴多年的保姆李燕娥也参加了游戏，但她找到的鸭蛋不多。宋庆龄见状，赶快从保姆钟兴宝的篮里捡出几个鸭蛋，放进她的篮子，好让她开心。

“找彩蛋”，是宋庆龄小时候在上海家中草坪上玩的游戏。现在在北京新居的这片草地上，又让她忆起了父母带给她的温馨欢快的童年时光。直到宋庆龄逝世后，亲历过“找彩蛋”的工作人员才翻然醒悟：玩这个游戏时，正在宋庆龄生日之际。她是把幸福、温馨和大家一道来分享的。一向娴静、谦逊、不张扬的宋庆龄，生前是从不轻易把生日告诉别人的。

她的工资与财富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全国实行工资制度后，宋庆龄拿的是国家一级工资：５７９．５０元。从当时物价来看，这个工资是不低的。但从宋庆龄的实际生活开销来看，她的钱袋又常常很紧，有时还会出现赤字，需要预支工资来填补。偶尔周转不过来时，她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借过钱。

她的秘书张钰说：“记得有一次，我的工资从上海汇到北京后，还替夫人垫付过她的家用。当然，那只是暂时的。”

宋庆龄长年负担着上海和北京两个保姆的工资和生活，她的警卫员由于中风瘫痪，生活困难，两个女儿也长期放在她身边抚养。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她更是经常给予生活上的资助。无论是婚嫁、生子、生病住院、老家盖房、打井等等，宋庆龄总要送些钱和礼物给他们。

管理员张有还记得，１９５９年他结婚时，宋庆龄就请他们夫妇吃过饭，还赠送了一条印有鸳鸯图案的床单。他的两个孩子出生后，她又送小孩的衣物给他。他父亲病故时，宋庆龄特意让秘书带着司机赶去慰问，还送去了３０元钱。而当张有在四川上大学的儿子回京度寒假并带一些四川红橘请“妈妈太太”品尝时，宋庆龄收下橘子，却一定要给孩子１０元钱。

１９７３年，听说工作人员小杨的家里遭了洪灾，房屋倒塌，她立即拿出１５０元支援小杨家修补房屋。就在她去世前一年，工作人员刘玉宝的爱人生了个女孩，秘书给她写条说：“报首长知道一下即行。”可宋庆龄看了条子后，在边上批道：“请代我祝贺他，并代送他这条小毯。”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宋庆龄来说不胜枚举，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每位都能列举出几件来。

宋庆龄结交的中外友人非常多，经常的应酬活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每次有客人来访，她总是热情款待，亲自订菜单。更多的时候，她会订一些经济实惠的菜肴，既让客人满意，也能节约花销。这些吃饭应酬，她从来都是自掏腰包。

宋庆龄还一直珍视和保持着同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情谊。有时候，当她从上海买来一些很贵重的螃蟹带到北京时，就分送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处。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对此事印象很深。她回忆说：当时我们子女多，孩子的伙食并不太好。每次吃到她带来的大螃蟹，大家都很开心。

除此外，宋庆龄还经常赠送外国来访宾客一些礼品，这也是从她自己工资里开支的。对这项开支，她一直很认真地对待，容不得半点虚假。

１９６３年１月，宋庆龄要在上海寓所会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事前，她请上海的管理员为她在友谊商店买了一些绸缎料子，一是为赠送班达拉奈克夫人，余下还可作今后的赠送礼品。

事后，宋庆龄查看自己的收支账目时，发现没有这笔开销，就追问管理员周和康。周和康告诉她，有关部门说这是公务活动，将费用报销了。宋庆龄听后严肃地说：“礼品是我私人送的，费用应由我开支。一个人做事，要论理，论法。公就是公，私就是私。这样公私不分，不是贪污行为吗？”后来，她请工作人员将余下的绸缎全部退还给了上海友谊商店。

据宋庆龄的摄影师周幼马回忆，每次拍摄的照片，宋庆龄总要先洗小样，然后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拿着放大镜一张张仔细挑选，选定后才按要求尺寸放大。洗好后的照片连同底片一并交她保存。尽管周幼马每次都告诉她，这是用公家的相机和胶卷拍摄的，宋庆龄仍坚持自己付费。

“文革”前，国家考虑到她的情况，在工资外还给她增发了一些活动费用。“文革”时，她将活动费退还了国家，所有的开支就仅仅依靠工资了。

１９７５年，党中央出于对宋庆龄生活的关心，批准给她３万元的生活补贴。秘书写信向她报告了此事。她立即给秘书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谢绝这笔补助。信是这样写的：

杜同志：

你的信收到了，请代向中央负责同志谢谢他们的好意，但我决不接受的。我的工资５７９元整，超过别人的工资多倍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我就有些感觉，因此退还一些钱了。这次有几个人需要帮助、付医院账等，因此超过了我的预算，否则是完全够用的，请不要代收补助费了。谢谢。

宋１９７５．１１．１９

至于说私人的财产，宋庆龄可谓是两袖清风。她生前依靠工资生活，唯一额外的收入是稿费，可她大都捐献给妇女和儿童慈善事业了。她没有什么个人财富，以致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时，为了营救外国朋友有吉幸治，她不得不翻找出珍藏多年的、自认为还有些价值的母亲的结婚礼服，送给友人家属，让他们拿去变卖赎人。

宋庆龄虽然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和财富，但她清正廉洁以及不求索取、只求奉献的精神，却是留给后人的一笔价值连城的财富。今天，宋庆龄的名字已成为社会认同的公益、慈善、教育、福利事业的精神象征，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幼儿园、学校、医院、公益社团等遍布祖国大地。

毛线护腿与“八卦衣”

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参加国务活动，她都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她的服装，款式、色调总是搭配得那么和谐得体。逢外事场合，她必精心化妆，极少素面会见客人。直到晚年处于病弱之时，她对装束梳妆仍一丝不苟。她认为那是对客人的礼貌和尊重。许多来访的外国友人对宋庆龄雍容大方的风度、完美无瑕的形象赞不绝口，称誉她是中国妇女真诚、美好的代表和象征。

然而，她又是一个十分俭朴的人。她平日的装束很朴素，经常穿的便装和布鞋都是保姆自己做的。身边的护士还注意到，她的几件穿瘦了的便装和睡衣两边都接了布条；领口和袖子磨破了，补了很大的补丁。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她就很少做新衣服了。随着年纪渐大，体形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旗袍显得瘦了，她就在左右两边的接缝处对称地加上一条料子，继续穿。在她的衣橱里，就有不少上衣和旗袍是加了条的。

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曾亲眼看见宋庆龄穿着一件接条的黑色绣花旗袍参加活动，但由于缝接精细，熨烫平整，一般人是很难看出其中奥秘的。如今，这件黑色绣花旗袍，就陈列在她故居的第二展室里。

宋庆龄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经常感到腿疼，特别是她习惯凌晨起来办公，天气清冷，很容易受凉。为了保护身体，宋庆龄因陋就简，找来三种不同颜色的旧毛线，拼织成了一副毛线护腿。工作之余，她还和保姆一起，用２６块碎布拼成了一件棉背心。她很喜欢这件背心，经常穿在身上，护背保暖，还风趣地称之为“八卦衣”。

在故居的陈列品中，新陈列了三条手帕。它们都是宋庆龄当年用过的。手帕的角上，绣着她专用的“Ｓ”字母。其中一条较新的手帕，是她在公众场合用的，平时用的两条已很薄旧，但她一直都舍不得换。

在她的卧室里，使用的家具都很陈旧。一个自她结婚时就用的梳妆镜，镜面两边的水银都脱落了。工作人员曾劝她换一个，她说：“中间那镜面不是还好吗？”一直用到她去世。

书桌旁有一个造型古老的落地灯，灯罩用破了，她和保姆找来一块旧窗帘布，重新缝制了一个布灯罩，继续使用下去。就连桌脚边竹篾编的字纸篓，因使用年头过久，边口都散开了，她仍在用着，舍不得丢掉。

俗话说：观其物，识其人。从这些贴近、环绕她身边的普通衣物和用品，就能看到一个自然、本色、朴素的宋庆龄。

鸽子被首长们“不经意”地放飞了

众所周知，宋庆龄喜爱鸽子。自迁到后海北沿４６号后，宋庆龄就在北山前建起了鸽房，最多时有近百羽鸽子。空闲时间，她经常端着一个小笸箩，用面包屑和绿豆搀和自做的鸽食，亲自来给鸽子喂食。

听到她吹的口哨，鸽子就会应声飞来，落在她的周围，甚至她的肩上。有几只调皮的鸽子，有时直接从女主人的手里啄食。这是宋庆龄最开心的。曾有一张宋庆龄喂食鸽子的照片，就是当时真实情景的记录。

宋庆龄最早养鸽子，大概可以追溯到她与孙中山共同生活的时期，因为孙中山也喜欢鸽子，她们的上海寓所很早就饲养了鸽群。而说起在北京养鸽子，这里则有个小故事。

那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宋庆龄当时还住在北京的方巾巷。一天，两只迷路的鸽子飞进了宅院，管理员小张收养了它们。几天后，宋庆龄从上海回到北京，小张向她报告了这件事，并请示她如何处理。宋庆龄高兴地让他建个鸽舍，把鸽子饲养起来。从那以后，鸽子一天比一天多，有从市场上买来的，也有国内外友人赠送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就曾经送给宋庆龄一对通体纯白的名鸽。

在后海住宅，宋庆龄曾饲养过一只漂亮的观赏鸽，头颈和胸前生着亮紫色的羽毛，她十分珍爱。后来这只鸽子老死了，她很伤心，自己到院子里把它埋葬。以后她在招呼鸽群时，常唤这只鸽子的名字，群鸽就会一齐向她飞来，安慰它们的主人。

“文革”开始后，养花养鸟被斥为“玩物丧志”。宋庆龄心情十分沉重，下令处理掉饲养的鸽子。工作人员知道她那么喜爱鸽子，处理绝非她的本意，就没有执行命令。

后来，宋庆龄还是把大部分鸽子分送给了中央几位领导人。这些与她素有交往的领导人，同样理解她的心情，没有一人食用鸽子。几天之后，这些鸽子都被首长们“不经意”地放飞了，认家的小精灵们又回到了钟爱它们的主人身边。

宋庆龄喜爱鸽子，就是对鸽子的形象，她也有特殊的偏爱。

宋庆龄一生很少佩戴饰物，她珍藏在身边的几枚胸针，其中有一枚上面就雕刻着鸽子的形象。１９５２年，宋庆龄和郭沫若发起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她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这次会议的文件夹上绘有毕加索的画作“和平鸽”，宋庆龄非常喜爱这个鸽子形象，把这个文件夹放在她的办公桌上很长时间。

１９６０年１月号的《中国建设》杂志，封面是一个梳羊角辫儿的可爱小姑娘怀抱一只雪白和平鸽的木刻画。宋庆龄看后，高兴地给编辑部写信说：“我很喜欢这期杂志，特别喜欢这一期的封面。”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宋庆龄饲养的这些鸽子和鸽子蛋发挥了作用，它们作为当时稀罕的高蛋白营养品，被送给总理补养身体。

宋庆龄喜欢鸽子，不仅因为它们文雅、温顺而执着，更因为它们象征着和平。可以说，和平，才是宋庆龄毕生的追求！

对被迫害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他的家人充满了同情

“文革”开始后，把自己封闭在寓所中的宋庆龄，尽管被冷落、被另眼看待，但她仍不顾自己的处境，尽力去关心老朋友、老战友的安危，帮助他们解除危难。

在故居的展室里，新陈列了一份证明信。那是１９６８年宋庆龄顶着压力、担着风险为久居中国的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写的证明。

她在证明中写道：“我从１９３２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做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了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演讲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和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路易·艾黎后来曾十分感激地说：“孙夫人宋庆龄在‘文革’中亲笔为我写了一份证明书，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也使我的家人得到了保护。”

对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他的家人，宋庆龄更是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据宋庆龄解放初期的秘书罗叔章回忆：在全国刚掀起打倒刘少奇的高潮时，宋庆龄常请罗到她寓所来说话。她曾疑惑地问罗：“原来是伟大的革命家，突然变成了反革命，有这样的怪事？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

有一天，她坐车外出，当看到满街的大字报和“造反有理”的大标语时，不禁口中默语：“造反，还有理？”看到一些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她的脸上更表现出不解和疑虑。

“文革”前，宋、刘两家的私人关系很好。刘少奇曾对夫人王光美说，宋副主席是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的温暖。

他们知道宋庆龄非常爱孩子，就常让自己的孩子给她写信，还寄去图画、手工作品等。宋庆龄曾邀请王光美带孩子去她的寓所玩，对孩子们自称“宋妈妈”。每到圣诞节、新年前夕，刘少奇的孩子们就自动给宋妈妈制作和寄去贺年片。宋庆龄很喜欢孩子们的这些礼物，给他们写充满感情的回信，鼓励他们进步，还赠送每个孩子笔记本、糖果、小点心等礼物。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底，刘少奇全家已处于逆境，但他们仍收到了宋庆龄给几个孩子的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一切与往年一样。这是对受害者最珍贵的同情和支持。刘少奇全家看着那熟悉、刚劲的笔迹和给孩子们的无比亲切的“宋妈妈”的签名，犹如荒漠中饮到了一口甘泉，感到温暖和慰藉。

１９６７年后，刘少奇和他一家受到了更严重的迫害和摧残，全家被逐出中南海，弄得妻离子散，天各一方。孩子们千方百计打听父母的下落，万般无奈，他们只好给宋妈妈写信。宋庆龄不怕担风险，立即把信转给了毛泽东，同时，又尽她所能，努力保护孩子们的安全，照顾他们的生活，鼓励他们好好学习。直到１９７６年，宋庆龄还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刘少奇的子女转送物品。

一道红白酸辣“国共合作汤”

粉碎“四人帮”和“文革”的告终，使宋庆龄和全国人民一样无比欢欣。她预感到，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从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１年，是她生命的最后５年。在这５年里，宋庆龄的公事活动和著述为数日增，非常忙碌，为国家做了许多事情。

为庆祝１９７９年国庆３０周年，宋庆龄发表了一篇文章。她在文中深情地写道：“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念台湾的骨肉同胞。３０年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感到身有责任呢？”

祖国统一，是宋庆龄毕生所追求的事业。尽管她当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但仍不遗余力地想努力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她运用自己与美国及台湾的特殊关系，运用个人与当时台湾掌权者及有影响人物的亲属关系，从多方面进行这项工作。

有一次，宋庆龄在家中招待一批外国友人，席间上了一道她亲手做的酸辣汤。这个汤是用豆腐和鸡血块切成细长条做成的，红白相间，还有几叶绿色的香菜飘在上面，色香味俱全。宋庆龄一边笑着看客人们品尝，一边风趣地用英语说：“这个酸辣汤，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我们且把它称为‘国共合作汤’吧。”

宋庆龄在宴客时谈及国共合作不止一次。在早期的革命岁月中，宋庆龄曾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忠实助手，极力促成了国共的第一次合作。

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后，她又和中国共产党人同心同德，力促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现在，一生心系祖国的她，借菜妙喻，吐露内心，她希望在有生之年早日看到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期待着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团圆，并盼望自己也能与同胞弟妹们相聚！

１９７２年，中美关系“解冻”后，宋庆龄逐渐与海外亲友取得了联系。最令她高兴的是，她和最要好的小弟弟宋子安的遗孀婷婷取得了联系。另外，她还十分怀念已去世的大弟弟宋子文；关心宋子文的遗孀劳拉；牵挂寓居美国的二弟宋子良。对妹妹宋美龄她也非常思念，希望宋美龄能来北京相聚。她曾对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说：“如果美龄来了，觉得住在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

宋庆龄和儿媳陈淑英及孙子、孙女取得联系后，得知她们非常渴望了解她和祖国大陆的心情，就亲自每月给他们寄去《中国建设》杂志。

每当她的亲属中有婚丧嫁娶之事，哪怕相隔万里她也会传去自己的心意。陈恕的父亲陈行是宋庆龄的表亲，曾任国民党中央银行副总裁，宋庆龄始终如一地像朋友般待他，成为他非常钦佩的人。后来，宋庆龄又把情谊转到陈行的后辈身上，对陈恕一家非常关心。

陈恕的儿子在美国不幸死于车祸，宋庆龄即去信安慰，告诉他们：“最能克服悲痛的办法是工作，工作，再工作。”陈恕的二儿子结婚时，她又发去电报祝贺。再后，陈恕的大孙女出生了，她不仅为他们高兴，还送去了漂亮的衣服。陈恕全家人说：“我们真心实意地爱她。”

宋庆龄这样真心诚意地对待海外亲属，化解着历史积怨，也使更多的海外同胞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努力。

“我亲爱的管家患了可怕的疾病……”

在宋庆龄最后的岁月里，她的皮肤病发作得很厉害。那些日子，她不仅忍受着自己身体病痛的折磨，还因身边最亲近的保姆李燕娥重病，精神上加倍蒙受着苦痛。

李燕娥是广东中山人，从１６岁就来到宋庆龄身边，陪伴了宋庆龄整整５３年。她虽然没有文化，但爱憎分明、性格爽朗。解放前，在重庆、上海等地，国民党特务多次用金钱收买她，用介绍对象诱惑她，想通过她来刺探宋庆龄的情况，但李燕娥对宋庆龄忠心耿耿，丝毫不为所动。宋庆龄称赞她是“不拿枪的警卫员”。解放后，她尽心竭力地照看着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和那些孙中山留下来的遗物。

宋庆龄从不把李燕娥当作“下人”，而视她为家中的一员。李燕娥比宋庆龄小了近２０岁，但却一直被称着“李姐”。吃饭时宋庆龄与她同桌，并且让她坐在主人的位置上，自己则坐侧座。李燕娥身体比较胖，宋庆龄又让人专门改制了一张矮床，方便她休息。

解放后，宋庆龄住北京时间居多，为了抚慰李燕娥的思念之情，宋庆龄把自己的照片和北京寓所主楼的照片寄给她。李燕娥把照片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以便随时都能看到。有一次李燕娥受了伤，宋庆龄十分担心，专门指示上海的同志抓紧为李燕娥疗伤，还专程赶到上海看望。

宋庆龄为李燕娥想得非常周到、细致。她经常送一些小礼品给上海寓所的工作人员，每次总是专门准备一些火腿、广东腊肠等家乡食品，带给李燕娥。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８日，宋庆龄专门给上海寓所的管理员周和康写信说：“现在委托你办一件事：旧历１０月１０日是李燕娥的生日。她在我处服务快４０年了，我应该对她忠心耿耿的工作有些表示。请你在９日那天代买一只熟的大油母鸡及８斤苹果、２斤香蕉送给她（连同这张贺片）。多谢你！”

１９７９年，李燕娥患了子宫癌，宋庆龄万分焦急，亲自把她从上海接到北京，不仅请人照料她的生活，还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像对待她一样来照顾李燕娥。

她还请来最好的医生为李燕娥诊治。当医生确定她的癌变已到晚期时，宋庆龄十分伤心。她压抑着悲痛之情，尽可能抽出时间陪李燕娥聊天，以缓解她的痛苦。当时北京的青菜很少，她怕李燕娥不习惯，就请人想办法多买些新鲜蚕豆来补充。为了增加营养，宋庆龄特别吩咐每天要让李燕娥吃鸡肉，喝鸡汤。

对于病重的李燕娥，宋庆龄心情十分沉重。她曾给马海德写信说：“我亲爱的管家患了可怕的疾病，使我十分心烦意乱。她跟随我５０年了，她是那么的忠诚，也是我最可信任的朋友。我害怕她很快会死去……她躺在床上全然不知真正折磨她的是什么病痛！我是如此悲伤和六神无主……”

第二天，她又写信给爱泼斯坦：“近日来我为李姐（我５０多年的伴侣和管家）病重而极感心烦意乱。她不仅是我的助手，更胜过我的亲人……”

如果不是亲眼读到这些信件，简直难以想像，在任何巨大的压力面前都不曾惧怕、不曾退缩的宋庆龄，为了李燕娥竟会流露出如此强烈的悲伤。

１９８１年２月，在焦虑的煎熬中传来了李燕娥病逝的消息，宋庆龄顿时热泪盈眶。当李燕娥的骨灰盒被送到宋庆龄住所时，她迎上去，把脸紧紧贴在骨灰盒上，不住地抚摸着，亲吻着，泪水点点滴滴洒落……

在李燕娥骨灰移送上海那天，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自把骨灰盒从自己的卧室里抱出来，步履蹒跚地从楼上一直送到门口的汽车上。事后，她给一位友人写信说：“我痛心地告诉你，我亲爱的管家和同伴李燕娥……因患癌症逝世……我可怜的燕娥在几天前由一些信得过的朋友陪同，在上海埋葬了。她的骨灰将埋在宋氏墓地。我死后，将长眠在我忠心的同伴旁边。”

为了李燕娥的后事，宋庆龄特意写信给秘书说：“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并要求：墓碑“和李姐要做同样的”。为此，她还专门画了一张草图。

就在李燕娥去世１００多天之后，宋庆龄亦不幸病逝。宋庆龄的骨灰被送到了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就是今天的宋庆龄陵园。陵园中间，是宋庆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的合葬墓，东侧是宋庆龄墓，墓碑上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之墓”。西侧对称位置，是形状相同的李燕娥墓。墓碑上刻着“李燕娥同志之墓——宋庆龄敬立”的字样。

一位伟大的国家领导人，能和自己的保姆以同样规格埋葬在同一块墓地上，这在全世界或许也是唯一的。这是宋庆龄独有的情怀，是她一生人性光辉的再现！在宋庆龄眼中，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主仆上下之别，忠诚、信任，日久天长和胜似亲人的情感，才是最弥足珍贵的！她满足了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愿，也为世界留下了永恒的人性之光！

“我接受这个学位，并不是为了我个人……”

在宋庆龄病逝前的２１天，她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那时她患了绝症，身体极度危弱，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再一次支撑了她，使她为加拿大友人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形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自１９８１年初，宋庆龄就经常发烧，身体很虚弱，医生确诊她患了慢性淋巴性血液病。５月初，从异国传来一个消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决定授予宋庆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有关部门考虑到宋庆龄的身体状况，曾建议由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代表她接受学位证书；或在宋府搞这个仪式，以免她路上劳累颠簸。宋庆龄谢绝了这些好意，坚持要自己来接受这个学位，而且要去人民大会堂。她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国家的荣誉和友谊，同时也是对远道而来的客人的尊重。

５月８日清晨，她早早起了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衣服穿得大方整洁，服一些药物后，被医务人员扶上了轮椅，护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仪式开始后，乐队高奏中加两国国歌，身着礼服的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德华·佩奇博士亲自把荣誉法学博士证书送到宋庆龄手上。致答辞时，宋庆龄没有用事先准备好的录音，而是临时找来一份中文稿，以惊人的毅力，用清晰流利的英语亲自演说。她说：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成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崇敬和友谊的象征。

近２０分钟精彩的演讲、温和灿烂的笑容、雍容大方的举止，博得了加拿大客人的尊崇和敬重！外人也许难以想像，她已是一位连续卧床多日的危重病人。仪式刚圆满结束，宋庆龄便疲惫地倒下，后被抬上担架送回了寓所。

她的老朋友路易·艾黎曾写诗赞道：

有谁比她更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

又有谁像她那样终生为真理而战，从不彷徨。

孙逸仙博士的精神活在她的身上……

当晚，按照礼节，宋庆龄要举行家宴款待加拿大客人。虽然她病重卧床，不能亲自出席，但隆重的家庭宴会，仍在楼下大餐厅如期举行。来自北京饭店的厨师、服务员们，为加拿大客人精心制作的中国菜肴，赢得了宾客们的一致赞许和好评。

事后，病榻上的宋庆龄还不忘请秘书代笔，特给北京饭店写了一封感谢信：“５月８日的宴会，得以顺利完成，外宾欢欣地告别，有赖于你们所出的一份力量。我特地致谢并祝你们的业务在世界上赢得好评。”信后，她还专门附了一份参加服务工作的人员名单。

这样的行为举动，在宋庆龄的一生中是自然平常的，而她能将这美好品行一直展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则是不平常的。

最后的事情最后的歌

５月１２日清晨５点，病危中的宋庆龄突然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对守在身边的保姆钟兴宝说：“扶我起来，我有事要做。”两个服务员搀扶着她来到书房后，她请钟兴宝准备好笔墨。原来，她曾答应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要为《韬奋手迹》题写书名。

她集中了全身的力气，写了一幅，但由于体弱，手抖得厉害，写得不理想。于是，她又一次使尽力气写了一幅，供沈粹缜选用。写完后，保姆扶她上床躺下。她说：“我现在放心了。”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幅题词。

还是在这一天，宋庆龄特别安排了一次宴会，专门酬谢精心护理她的医护人员。尽管日夜守护在她身边的保健医生顾大夫和吴护士长知道她的病势危重，心情难过，但为了让她满意还是赴宴了。宴会结束后，钟兴宝到楼上的卧室向宋庆龄报告。宋庆龄躺在床上，拉着钟兴宝的手说：“这一件事，我总算称心了。”

又过了几天，她再次从昏迷中醒来，用微弱的声音说：“我怎么听不见小安的歌声了？看样子我的病很重了。”守在身边的护士赶忙去找多年来为她照管花木的管理员小安，说首长想听你唱歌呢。

小安的心情和大家一样焦虑、沉痛，怎么还有心情唱歌呢？但他知道，宋庆龄喜欢听他唱歌。在以前的日子里，年轻的小安经常一边在庭院干活，一边小声哼唱着歌儿。有一次，宋庆龄散步时从他身边走过，说：“小安，你唱得好听，大声唱吧。”

从此，小安干活累了，就坐在廊沿下大声唱一段他喜爱的歌。宋庆龄有时在楼上书房听到了，就用录音机录下来。有一次，宋庆龄还特意拿了面包、汽水，走到小安身边说：“你干活累了，吃了这些再干吧。”然后，她微笑着看小安把面包和汽水消灭掉。

此刻，小安强忍着悲痛，镇静下来，站在通往楼上卧室的楼梯口，唱起了宋庆龄喜欢听的歌：电影《怒潮》插曲“送君送到大路旁”、陕北民歌“高楼万丈平地起”等等。

歌声传到了楼上，宋庆龄听到后，脸上有了笑意，轻轻说：“我听到小安的歌声了，我的病快好了……”

没过多久，她又昏迷过去，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最后的宋庆龄是在平和、安祥中走的。她为自己的亲密友人、辛勤工作的医生护士们尽了最后一份心意。她也听到了给她憧憬、慰藉的歌声……

未与孙中山合葬之谜

宋庆龄在北京病逝后，有人猜测：一生追随孙中山的宋庆龄，一定会与孙中山先生合葬。

出乎猜测者的预料，宋庆龄的遗体在火化后的第二天，骨灰就用飞机被运往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这样做完全是尊重宋庆龄生前的嘱托和安排的。

对于宋庆龄为什么没提出葬于中山陵这个问题，曾受党中央委托全权负责安排宋庆龄后事、并与她有世交称她为“叔婆”的廖承志说：“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廖承志在《我的吊唁》一文中解释说：“她的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为此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据宋庆龄的秘书李云回忆，宋庆龄曾对她说过：“孙先生安葬在南京中山陵，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受到人民的瞻仰，我不应该去沾他的光。”

在病重时，宋庆龄特向守护在身边的沈粹缜和保姆钟兴宝交代：“如果我有什么问题，就去上海，去我父母安葬的万国公墓。他们旁边共有六个穴位，希望我们姐妹兄弟安葬在一起陪着父母。现在看来只有我一个人可以陪着父母了。在那里，朋友们会比在高耸的紫金山更容易找到。紫金山是只为真正伟大的人物服务的。”

宋庆龄的一生，和她最后的决定，表现了她的忠诚、她的谦逊。她一生始终不渝地怀念孙中山，但她从来没有想从“孙中山夫人”的身份中得到什么好处，相反，她为了这个身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有研究者认为，宋庆龄把她身后的安葬看成“私人的事情”，安排与她的父母及家人、与终身为她服务的“李姐”葬在一处，符合她的思想和性格逻辑，是可以理解的。

宋庆龄怀着某种歉疚依恋双亲，尤其是她的母亲。年过８０岁之际，宋庆龄曾在一封私人信函中述说自己２２岁时在上海不辞而别，投奔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并与他举行婚礼的事：“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去，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来。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而当国民党中有人竭力否认她的孙夫人地位时，宋庆龄表示：“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宋庆龄传》的作者爱泼斯坦分析说：“这可能最早透露出她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使她在病危时提出要同父母葬在一处的要求。”“文革”中，她父母的墓地遭到严重破坏，后来经总理参与才得以修复，这也许更促使她想要永久地陪伴在父母身旁。

还有人认为，宋庆龄对于身后事的决定，表达了她一生追求妇女独立解放的思想。早在１９１３年她在美国威斯利安女子学院读书时，就写下了《现代中国妇女》一文，提出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的思想，认为不仅中国革命成功离不开妇女，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１９５３年底，宋庆龄在一次重访武汉时，曾亲自为风景秀丽的东湖边上的九女墩题诗。九女墩是为纪念太平天国时期惨遭杀害的太平军九位女战士而立的，为避清廷破坏，故不称墓而称墩。这首诗成为她一生中为数不多的诗作之一。诗中写道：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远在过去很久的日子里，有九个无名的中国妇女，不肯屈膝不愿低头，她们反抗，为了人民，她们献出了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在她们之后的年代里，更有千万像她们似的继承者，燃烧着革命的火焰，裹扎起战斗的创伤，在人类新时代的歌声中，向前迈进，她们同样地无名，她们献出了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为那九个无名的妇女，树立起碑石，为了景仰她们，也为了景仰所有的中国妇女，我们今天纪念着过去，为了瞻望到将来，我们今日正在建设着明天，为了所有的人民。

这首诗歌充满了激情和浓重的历史感——中国妇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首诗也是她内心世界的反映，是对革命、妇女地位和人类进步的深厚关切的表白。这首诗由何香凝亲笔书写后刻在石碑上。后来，宋庆龄把诗文拓片用镜框镶好，一直悬挂在她寓所的书房中。

宋庆龄还在一篇题为《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文章中提出：“有一天，妇女将不再以伟人的妻子与昵友的身份，而凭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参加国家的活动。”这实际也是她个人的一个心愿。

从宋庆龄对身后事的安排来看，作为一件私事，也许是她想去实现“不从属于伟人”这一朴素愿望的举措吧。

《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