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无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十二月中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这是神秘古书《推背图》“第三十九象”对抗日战争的预言,60年前的1945年正好是鸡年,“一朝听得金鸡叫”被解释为对日本战败投降时间的预言。转眼就是一个甲子的轮回,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声音此起彼伏。从小,我们就从中学历史教科书知道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整个抗战进程,驳斥了当时盲目乐观的“速胜论”和悲观的“亡国论”,断言抗战必然是持久战,并清晰地分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世人大凡对毛的军事谋略、战略家的风采不禁钦佩得五体投地。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早在1935年8月21日的日记中就对日本必败有信心,而且对最后胜利也有大致上的时间表,比1938年5月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约早三年:
“(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以后的历史变化表明,日本侵略的步骤、最后的结局都与蒋的推测大致吻合。以美、英、苏为核心的国际社会果然出面干涉,这一天离1945年日本投降果然是10年之内,只是日本国内并未发生内乱。1939年9月5日,欧洲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传来,蒋不无窃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已至矣。国际情势虽甚险恶,如我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1941年12月8日,当珍珠港事件消息传来,蒋更是喜不自禁,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下“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令他如此兴奋的是在多年前的计算和预测终于变成了现实。
然而,日本对华侵略蓄谋已久,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早晚总是要爆发的。对此蒋也不是毫无预感。他之所以一再试图拖延全面战争爆发的时间,就是希望能准备得充分一些。1936年9月26日他日记中说:“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这一点他在三年前,即1933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实际上,在1937年前的5年间,抗战准备的成效确实也是显著的,比如:
1、任用德国顾问,修订公布了陆军典范令;2、任用俞大维,将步兵兵器标准化;3、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的军械弹药能自足;4、空军扩充到飞机600架(尽管能实际对日作战的只有220架);5、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6、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公有;7、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8、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等分头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等等。
等到1936年12月意料之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实现合作,结束内战,共产党宣布接受蒋的统一领导,共同抗日,蒋的个人声望大大提高。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胡适早在1935年8月就说过:“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也把蒋视为抗日的重心,要抵抗外侮,没有重心是不行的,哪怕蒋有很多方面不尽人意。
我无意为蒋介石评功摆好,但历史不是文学,是容不得任意想象和虚构的。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重温蒋介石日记,我们不能忘记他为民族抗战作出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不仅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有着许多致命的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他身处一个急剧变化的近代社会,而他的脑袋还属于传统型的古代农业社会。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现代型的政治家,无论是在书生从政、与蒋有过近距离接触的经济学家何廉眼里,还是在与蒋打过多年交道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日记中,蒋的统治方式都是有严重缺陷的。他没有开放的气度,缺乏以推进民主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勇气,不了解底层社会特别是亿万农民的需要,还有他的个人独裁作风,他对传统权术的依赖,他对制度的忽视,他的统治基本上依靠人身依附关系,他不能割弃裙带关系对政权的损害,他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性远超过了制度化的机构设施。
如同他对部下对其个人忠心和驯服的要求超过了对才干和正直的要求,蒋介石更相信的是策划于密室之中的权谋,是精心的利害算计,早在1926年3月26日,蒋介石在广州的权力舞台上初起之时,就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不过,他在此前3月5日,在日记中写过另外一句话:“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诚哉斯言,但他却未能做到“顺应时势,迎合众心”,所以他即使惊人般准确地预言了抗战的步骤和胜利的时间表,等待他的也注定了内战中迅速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