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玫瑰（3）

“是读---斯，不是读---输！”妈妈常大声纠正她的发音，一遍纠正一遍摇头，“多头，侬格样子，以后回上海被人家笑死脱落！”

“读---斯…”于是小微认真地模仿着，可是一转头又变成了“读---输”。

在外面她的名字叫于小微，在家里大家叫她“多头”。爸爸妈妈想生一男一女，也如愿以偿了，一子一女，凑成个圆圆满满的“好”字，不知怎么地又生了一个她，所以叫“多头”，她就是人家过年的春联上“花好月圆”衬着那个大大的“好”字的红纸，风吹雨打地有些褪了颜色，到底还是红的。

“多头，倒垃圾！”“多头，去买包草纸！”“多头，去拷半斤黄酒！”“多头，阳台上的橘子皮晒干了伐？晒干了好去中药店卖掉了！”“多头，把保暖鞋刷一刷！”“多头，今天天好，把被子晒一晒！”“多头，快帮我把锅子架到黄鱼车上，电影要散场啦！”“多头，把你姐姐的月经带收下来重新搓一遍！”“多头，带侬阿姐去打针啦！”妈妈成天像个陀螺一样滴溜溜转着，嘴里“多头”这个“多头”那个地叫着，小微便也跟着像陀螺一样滴溜溜转着。

姐姐得了脑病以后，妈妈几天几夜没说话，恢复常态之后，对爸爸说，“幸亏还有个多头。”她听了心里却更加难过，仿佛自己天生就是个备用胎。

“让老大去上班吧，”爸爸说，“厂里好不容易有个缺。”

妈妈半天没有说话，猛然抓起梳子朝镜子扔过去，玻璃“哗啦啦”裂开，里面的投影顿时支离破碎。“老二无论如何都要考回上海去！”她摇啊切齿地说。

姐姐本来读书是很好的，人也长得漂亮，爸爸妈妈对她寄予厚望，可是想不到高考时发挥失常，连大专都没考上。雪上加霜的是，有个和她要好的男生考上了交大，提出分手。姐姐淋了一夜的雨，得了场大病，昏迷了两个星期，病好之后，变得神神叨叨，反应特别灵敏，说话也清楚，问题是她说出的话放在一起听，怎么听怎么不是味道。医生说生过那样的病，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不错了。她的病，夏天轻些，冬天重些，所以，每到冬天就要去精神病院挂一种针，养护脑细胞。

小微的爸爸妈妈是在“把三线建设好，让毛主席睡好觉”的口号声中去福建的，他们都不是什么专家，无非大工业机器里两颗小小的螺丝钉，和成千人一起被连机器带人运去了福建。二十世纪中国史上充满了类似的时刻 ----- 一个看似细小的决定，其深远影响远非当事人可以预料，甚至左右着子孙万代的命运。当年爸爸妈妈背着简陋的包裹在上海老北站挥泪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里接过一包大饼油条茶叶蛋时，自然也想不到，日后他们带着孩子，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几经周折，才算在上海几百公里外某个小县城一栋三层楼二楼正对着垃圾桶的窗前安下家来，好歹那里有直通上海的铁路线。

妈妈提起过去就恨得牙根发痒，骂这个骂那个，爸爸乐观一点，“等到退休了，阿拉就回上海去！”

“想得容易，回上海，回上海，钞票呐？房子呐？小宁呐？”妈妈连珠炮似地发问，伸出手指一顶爸爸的额头，“侬迪只窝囊废一日到夜只会放空屁！”“ 窝囊废”她总是用普通话讲，夹在咯嘣松脆的上海话里，像夹心饼干里面一颗郑重其事的杏仁。

[tao1977]

刮辣松脆山北盐炒豆。

[USASD]

好看。上海味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