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雨前茶
图：
１。《台州农民革命风暴》封面
２。 何建明与村民合影
３。李宏响
《台州农民革命风暴》——揭秘“包产到户第一村”
作家何建明新作揭秘“包產到戶第一村”
2008年11月11日 10:17 來源：北京日報
昨天，著名報告文學作家何建明新作《農民革命風暴》問世。何建明歷經3年調查採訪後獲得一個重大發現：該書揭秘了浙江台州皂樹村當年冒著極大政治風險進行分田到戶搞承包的歷史史實，而此地才是比安徽小崗村更早、更廣泛實行中國農民分田到戶大承包的真正發源地。
台州是浙江的一個地級市，地處溫州和寧波之間，而就是在這麼一個鮮為人知的地級市下面的一個偏僻山村——皂樹村，卻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首先搞起了分田到戶大承包。為了生存，皂樹村人冒著可能被批鬥、坐牢的風險，用樸素的生活智慧頂住各種壓力並與之週旋，找到了適合他們自己的生存道路。
專家們認為該書是“一部改寫中國農村改革開放史的好書”，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它將校正和填補相關的黨史史實。《農民革命風暴》的真正意義，在於通過這個歷史事實的重要發現，說明中國農民當年為了改變自身命運和尋找生存出路所付出的勇氣及智慧是何等可貴。
(記者路艷霞)
何建明《农民革命风暴》揭秘重大历史事件
揭秘一个比小岗村更早、更广泛的分田到户大包干的重大历史事件
2008年11月06日17:56 来源：人民网
《农民革命风暴》 何建明 著 作家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28.00元 责任编辑 安然
该书被专家们认为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一部改写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史的好书，它将校正和填补相关的党史史实。我们认为《农民革命风暴》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这个历史事实的重要发现，说明中国农民当年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和寻找生存出路所付出的勇气及智慧是何等可贵，历史必需记住他们的功绩。
事实上，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什么事件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农民为自身的命运而举行的革命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十年文革，中国经过了政治和经济的严重摧残，广大农民的生存环境更是十分恶劣，所以包括小岗村在内的不少地方农民们自发起来进行包括分田到户的自我革命形式大有人在。而何建明在《农民革命风暴》中所披露的浙江台州皂树村一带农民分田到户的事件正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史实。
台州是浙江的一个地级市，地处温州和宁波之间，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台州几乎不被国人所认识，而就是在这么一个鲜为人知的地级市下面的一个偏僻山村——皂树村，却早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首先搞起了分田到户大承包，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
为了生存，皂树村人冒着可能被批斗、坐牢的风险，吃尽苦头仍然团结一致，用朴素的生活智慧顶住各种压力并与之周旋，找到了适合他们自己更好更合理的生存道路。这种不畏强权，敢于冒险，勇于开拓，富有创造进取的精神，造就了台州昨天和今天的历史。这种精神和这一现在读来还令人感慨、痛心而又生动的故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传颂……
专家们还认为，《农民革命风暴》的出版为广大读者了解当年改革开放所经历的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激烈斗争和严酷现实提供了一个重要文本，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不可缺少的一个特殊贡献，对广大年轻人更有现实的历史教育意义。
（责任编辑：文松辉） |
《台州农民革命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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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
| 在隆重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社隆重推出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全国劳动模范、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何建明历经三年调查采访获的一个重大历史发现，这就是《台州农民革命风暴》一书所揭密的比安徽小岗村更早、更广泛的中国农民分田到户大承包的真正发源地——浙江台州皂树村及周边几个乡村当年冒着极大政治风险进行分田到户搞承包的历史史实！ 本书被专家们认为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一部改写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史的好书，它将校正和填补相关的党史史实。我们认为《台州农民革命风暴》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这个历史事实的重要发现，说明中国农民当年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和寻找生存出路所付出的勇气及智慧是何等可贵，历史必需记住他们的功绩。事实上，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什么事件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农民为自身的命运而举行的革命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十年文革，中国经过了政治和经济的严重摧残，广大农民的生存环境更是十分恶劣，所以包括小岗村在内的不少地方农民们自发起来进行包括分田到户的自我革命形式大有人在。而何建明在《台州农民革命风暴》中所披露的浙江台州皂树村一带农民分田到户的事件正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史实。 台州是浙江的一个地级市，地处温州和宁波之间，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台州几乎不被国人所认识，而就是在这么一个鲜为人知的地级市下面的一个偏僻山村——皂树村，却早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首先搞起了分田到户大承包，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 为了生存，皂树村人冒着可能被批斗、坐牢的风险，吃尽苦头仍然团结一致，用朴素的生活智慧顶住各种压力并与之周旋，找到了适合他们自己更好更合理的生存道路。这种不畏强权，敢于冒险，勇于开拓，富有创造进取的精神，造就了台州昨天和今天的历史。这种精神和这一现在读来还令人感慨、痛心而又生动的故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传颂…… 专家们还认为，《台州农民革命风暴》的出版为广大读者了解当年改革开放所经历的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激烈斗争和严酷现实提供了一个重要文本，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不可缺少的一个特殊贡献，对广大年轻人更有现实的历史教育意义。 | ||||||||||||||
2008年11月19日 星期三
浙江台州皂树村 比小岗村更早的“包干策源地”
新闻午报 2008-11-16 09:46:23
翻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各种叙述，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段记述：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按手印分田，从而掀开了中国农民的又一场伟大革命……其实，最早分田到户的并非小岗村。著名作家何建明经过采访，发现台州市白水洋镇皂树村远比小岗村18户农民的分田包干要早出好几年，而且更惊心动魄！
“我们分田到户，
要比小岗村早出十几年”
浙江台州的白水洋、双港和黄坦三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间，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演变过行政管辖权。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前一二十年，别说台州市领导，就是临海县的领导能够跑一趟双港或黄坦，也实在太不容易了。难怪当我把黄坦和双港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大面积分田到户的史实告诉在临海当了十几年领导的台州市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广建时，他十分惊诧地说：“我怎么不知道黄坦和双港有这么伟大的事情？”
“他们当然不知道！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这儿农村的分田到户大包干，从公社和区委、区政府的干部开始，所有人都是瞒着上面干的，上面知道了就麻烦大了！”老区长王植江这样解释。
“你们的分田到户，与安徽小岗村到底时间比他们早多少？方式有什么不同？”
“我们这儿的分田到户，最早的一些生产队上世纪70年前就分了，我敢说要比小岗村早出几年、甚至十几年！我们这儿的包干、分田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一开始就是按人口分的，不像小岗村，他们是那种几个农户联合起来形成的一种反抗集体土地制的形式。”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并支持农民们分田包干的呢？”
王植江不假思索地告诉我：“1976年。当时我任双港区副区长。”
“你是怎么发现这里的农民其实早把地分掉的呢？”
王植江很骄傲地说：“我们双港区除了白水洋镇情况好一点外，双港和黄坦是临海最穷的地方，尤其是黄坦，基本都是山区，又是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地方，农民们一直吃国家返销粮过日子。但由于人民公社后，土地归了集体后，农民们吃返销粮仍然不能吃饱，所以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有生产队把土地按人头分给了各家各户。可那时不允许分田到户，上面听说有人分田分地后，就要求我们去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可一下去，我们才发现农民们分田单干的实在太多了，多得让我们简直无从下手。你今天到某一个生产队把他们分的地合起来，明天你工作组还没有离开村子，他们又把地分了。于是我动员工作组人员，说，为了防止农民们偷偷分田单干，让白天从地里收来的黄豆全部倒在生产队的晒场上，这样谁的黄豆就分不清了。哪知他们笑着将我领到晒场，然后用脚轻轻扒开满地的黄豆。我一看，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农民们在黄豆下面或放了几根稻草，或放上几块小石头，将张家李家的黄豆分得一清二楚……”
“哈哈，农民们就用那么简单而充满智慧的做法蒙混过关了！”我听后忍俊不禁。
“这个情况一直延至到1979、1980年。后来听说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有人跟着学他们时，我们这儿的干部和农民们只是笑笑而已。”
王植江突然想起一件重要事似的说道：“大概在1979年吧，有个经济学家叫薛暮桥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叫做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文章后，引起了全国大讨论。当时我们区里各乡的干部都坐在这个会议室开会讨论，议题只有一个：分田到户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各乡的老百姓也来了不少人，他们在外面听着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讨论整整持续了一天，当社员们听我们会议室的干部说分田到户没有什么错时，他们立即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等会议结束时，那些没有分的土地，几乎在一夜之间又全部给分掉了！”
“有这么快吗？”
“就那么快。”王植江向我证实：“分不分土地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有没有活路的大事情，他们太关心了！你想想，这儿虽然是山区，可一顿饭的工夫，区委干部赞同分田到户的消息就传遍了每个角落！”
“王老，据你所知道的，当时分田搞单干的，在咱们双港、黄坦两个公社中，哪个村最早、最典型？”
“黄坦的皂树村。”老人不假思索地告诉我。
“同饿神在决斗，
分田到户其实是逼出来的”
“我已经快30年没来过了。基本上还是老样子……”王植江老前辈望着皂树村，感慨道。
“我当会计那会儿，村上的人最多时共有296人，101户。现在少多了，常住在这儿的有70来人，其他的都出去打工了，有65户到临海、台州买了房子，甚至还有到杭州、上海买房子的。他们都不会回来了……”现任村支书李方满向我介绍说。
“我们皂树村都姓李。全村有100亩粮田，其中旱地30亩，水稻田70亩，还有460亩山村，是个很小的山村。人民公社时，我们曾经是一个行政生产大队，根据自然村又分了三个生产小队。因为都是山地，种植的粮食不够全村人吃的，在吃返销粮的那些年里，全村得到的返销粮在一万斤左右。到了‘文革’后，返销粮断断续续，村里的百姓日子就难过了。可日子总得过，怎么办呢？光靠外出讨饭不是个事。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把地分给社员自己去种……”
“这么说，分田到户，其实都是逼出来的？”
“那是！安徽小岗村农民画押，也是逼出来的，他们那个地方饿死人的特别多，他们的分田到户，其实是农民兄弟跟死神在决斗。我们呢，是同饿神在决斗。”
“那——你们能不能准确地说出你们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分田到户的呢？”
“不是1965年，就是1967年！”有人马上说。
“应该是1967年。”有人则说。
“那到底是1965年还是1967年呢？”我想弄清楚，因为这很重要，如果这一时间成立，等于说皂树村的分田到户，其实要比安徽小岗村早出十年！
“这是肯定的。我们可以拍胸脯保证比他们那儿分田到户早得多！”
李方满的话可能比较接近事实，他说：“我是1966年底、1967年初当生产队会计的。在这之前，我们村上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搞起来的食堂已经停了几年，记得1964、1965年村上的粮食还是不够吃，我当会计时，生产队上就研究决定了先把30亩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零碎地全部分到各家各户。但这一招还是没有根本上管用，第一、第二年下来，社员们普遍反映粮食还是不够吃的。这可怎么办呢？这时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村上还有70多亩好田好地怎么种就是上不去产量，而相反已经分掉的那30亩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那些零碎地倒是产量挺高的。总结来总结去，只有一条理由：就是大田好地是集体在种，社员们不像对分到各家各户的那些旱地和边角地种得认真，所以生产队的粮食总产量还是上不去，社员的口粮还是不够。针对这个情况，生产队最后决定把剩下的70亩好田也按人头，全部分到了各家各户……”
“这事上面一点不知道？”我问。
“公社知道。”
“知道了还同意分？”
“那是‘文革’最疯的时候，是打击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年景！我们哪敢顶风公开分田嘛！”
“那你们采取了什么招数？”
“这你问问我们这些老干部。”李方满指着隔我而坐的一位老汉，说：“他是大队的副大队长，又是三队队长，他知道。”
农民的智慧：以种菜地、猪口地等名义分田
老汉叫李文君。老汉说：“公社才不会让我们分田呢，分了大田就等于是反革命分子！我们是以种菜地和猪口地等名义分的……”
“啥叫猪口地？”
“就是猪的口粮地。当年农业学大寨时，我们农村养猪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支援‘文化大革命’，这是上面号召的，还有种菜籽地也是上面号召的，所以我们借上面的号召、为多种菜籽地、种好猪口地名义把地分了……”李文君咧着掉了好几颗牙的嘴巴，憨厚地朝我笑着说。
“当时我们还利用政策，掩饰了我们分田到户的做法。”李方满说，“人民公社讲的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于是我们根据这一政策，就把原先的三个生产队，再分成小小生产队，又三分为九，成了九个小生产队，这一分，全大队等于把所有的地通过合法的政策，全都分给了各家各户……”
“我不太懂这层意思。”我被聪明的农民们有些搞糊涂了。
“哈哈……”于是全屋的人大笑。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我们皂树村本来就都姓李，基本上是一个族的本家人，再分成九个小小生产队，所以便成了“父子队”、“夫妻队”、“兄弟队”、“亲戚队”为主的“分田到户”和“包产到户”了。
真是聪明绝顶！合理合法的分田到户、到人制度，与当时的社队三级所有制又相符。
“后来公社知道了，又派人来，要求我们合并。在上面看来，三级所有制是大事，不能随便再分什么小小队，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形式上重新合并成原来的三个生产队。这大约是1973、1974年的事。”李方满回忆说。
“公社的人走了后，我们几个干部坐在一起又商量，这回采取新办法：按耕牛分田！”李文君介绍说。
“按耕牛分田怎么讲？”我又不懂了。
李方满忙接过话茬，解释道：“我们是山区，基本上家家户户养着一两条牛。当时上面根本不会同意按人、按户分田，一听按人头、按户分田，那就是了不得的搞资本主义！所以我们就想出了个办法，你不是不让分成小小队吗？那我就按耕牛来分田，牛是农业学大寨时的主要生产工具，政策鼓励大力养牛，按牛分田，上面就没法说不同意，因为中央文件上没有哪一条规定不能按牛分田，只有鼓励大力养殖耕牛的精神。我们就是借这一个精神，来了个‘按牛分田’……”
高，实在是高！我忍不住伸出拇指把皂树村的农民们夸耀，他们笑着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我听后，说这是“真正的高明办法”——因为它既没有与当时的政策相抵触，同时又结合了皂树村的实际。
“为半亩地，受到批斗和撤职，还被罚15元钱”
“如果就从1967年算起或者以耕牛数量分田的1973、1974年算，到中央决定可以分田的1980年，这中间有六七年、十来年，是中国政局比较复杂的‘文革’时代和‘文革’刚结束的‘两个凡是’阶段，你们的分田到户搞包干，有没有因此受过牵连？”我进而问。
“有。越到后来斗争越艰巨！”李方满指着李文君：“老队长最清楚了！”
我突然发现，老汉的眼里闪着泪花。
“他可受大罪了。”有人在一旁说。
李文君猛抽了几口烟后，瓮声瓮气地说道：那应该是1976年五六月份的事，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村口有块半亩来大的坡地种了包心菜，全村每人15株，人人都有份。菜地长势好，又在村口边，刚巧被下乡检查工作的公社新上任的那个姓金的书记发现了。他发现我们的那块半亩地分掉了，就把我揪到全公社干部大会上批斗。他们在我的胸前挂了一块硬纸牌，上面写着“分田头子”。还让我手拿着一面小铜锣敲，一边走一边敲，从山底下的公社所在地一直往山上走，走到安基山顶的茶场……
李文君说得并不复杂，也并不太悲凉，但在他讲完后，整个屋里的人沉静了很久。
“作家你想想：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村口的半亩地被发现了，还要出现这么大动静的批斗，如果上面真要是知道我们把村的田地都分光了的话，那不知要落下什么大灾难啊！”是李方满打破了沉没的气氛。他的这一问话让李文君重新开了口：“我敢说，全大队的干部都得下台，几个主要的干部得坐牢去。”
“可不，才半亩地他们批斗了几次，也停了我的职。假如他们知道全村的地都分了，他们知道那性质不一样了！”李文君告诉我，就为这半亩地，他除了受到批斗和撤职外，还被罚15元钱。”管具体分田的另一名队长李义洪也被罚了15元。他家情况好一点，交了现钱，我家穷，没有钱，只好把家里的一只木箱子拿出去抵了，那箱子是我老太婆当年的嫁妆……”
他的话再一次让一屋子的人沉默了。
然而，因为要活命，皂树村的干部和群众，并没有被一次次的这种批判和惩罚所吓倒，他们顶着坐牢、甚至可能被枪决的风险，早在“文革”最严重激烈的年代，以各种非常智慧的办法，瞒天过海地将土地分给各家各户种植，使得这个小山村的百姓得以继续传宗接代。这难道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吗？难道我们的党史和社会主义国家史该遗漏皂树村和黄坦乡、双港乡他们的分田到户搞包干的事件吗？
中国台州网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偷偷摸摸地把一些麦田、油菜田承包到自己家里去种，搞起了“包产到户”。自此，中国农村开始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方式不仅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使农民走向了富裕。
台州也不例外。在临海黄坦公社、天台南山公社、黄岩店头公社……富有创造精神的台州农民自发开展的“包产到户”，也同时点燃了台州农村改革的火种。近日，记者经过多方寻访，找到了1977年临海黄坦公社皂树村“秘密分田到户”的亲历者、现任临海市白水洋镇黄坦办事处黄家山村村委副主任李宏响，听他讲述“包产到户”公开推广前那一段“偷偷摸摸”的故事。
一。日子凑合过，好在还饿不死人
临海有句俗话：“脚踏石子两头翘”，说的就是地处偏僻山区的黄坦。不过当年的地理概念，和现在完全不同，如今叫“临海市白水洋镇黄坦办事处”，而当年称为“临海县黄坦公社”，我家在黄坦公社皂树村第三小队。
1976年，台州农村与其他地区一样，实行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当时的黄坦公社也不例外。在“大呼隆”的生产方式下，我们每天听生产队干部的哨子上工、下工，集体劳作。除了大年三十和年初一两天不用下地干活，所有人所有的时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那时候，有一个被大家经常提起的故事：当时的一个女社员早上出工前，需要左手抱着孩子喂奶，右手端起碗喝稀饭，一只脚还伸进地上的盆里拌猪食。
人民公社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那时候，种什么种多少，都按国家计划来；干得多干得少，都是一个样儿。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才二十多岁，正值青壮劳动力，但我和妻子两人辛苦一年劳作之后，最后分到手的口粮还不足300斤，还是带壳的原粮。
我家里还有一个孩子，这点粮食根本就不够吃，只能喝稀饭。那样的日子只能凑合地过，好在还饿不死人。不过，更多的家庭并不像我这么幸运。特别是到了年关，那些劳动力不足的家庭都要靠借粮过年，到第二年集体粮食分下来再还回去，生活相当艰难。
二。分了两亩包心菜地，被批斗了
粮食越吃越少，人越过越穷，照这样下去，村民上工的积极性也会越来越低，该怎么办？对饥饿的恐慌使得村干部们开始焦急地商量如何度过绝境，当时我们皂树村一小队队长李义华就是其中一员。
1976年10月的一天，看着地里刚刚冒出来的包心菜秧，李义华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这些菜分给村民自己种，或许大家积极性会更高，种得会更好？
李义华的建议立即得到了第一小队十几户村民们的强烈赞同。正好，当时村东头有一块两亩左右的包心菜地，于是大家决定将这块地作为“试验田”：反正地里的包心菜是大家“集体”种下去的，现在只需要分给村民自己管理就行了。令大家感到欣喜的是，没过多久，到了收获包心菜的季节，每个村民都分到20几株大大的包心菜。
尽管村民们满心欢喜，尽管分的只是一块小小的包心菜地，但在当时全国宣传“三面红旗”（即1958年推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三项核心工作，分别是总路线、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的高潮期，村民们的举动还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获知消息的公社领导来到村里专门调查此事，最先提出建议的村干部李义华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而负责将地里的包菜分给大家的村民李义洪甚至遭到“批斗”，罪名就是“单干户”。
三。偷偷分了田，庄稼收成好了
在当时，分田到户被认为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从上到下各级部门都在“坚决抵制单干风”。但是，面对原有人民公社制度造成的贫困饥荒局面，大家又一次自发“团结”起来。1977年4月左右，“包心菜地”的风波还未完全平息，皂树村的村民又坐不住了。这一次，率先行动的是我们第三小队的村民。
当年我只有24岁，分田之前的“思想斗争”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太大的波澜。只记得那时大家在一起讨论，都说太穷了，走投无路了，分田到户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再加上有了分包心菜地的经验，很快，我们小队的田地全部分给了十几户村民手中。我记得，那时候我家两口人，按照500斤口粮的标准分到1亩左右的田地。
但不可否认的是，对违反政策的恐慌当时对我们也是一种“折磨”。为了不让外面的人发现我们的“阴谋”，大家表面上仍然没有改变原来集体生产的方式。每天早上，生产队的干部哨子一吹，大家就一起上工，去地里干活。不过，大家私下还是有一些约定，譬如，今天你家的全部劳动力帮我家锄草，明天我家的全部劳动力再去帮你家翻地。
就这样，分田到户悄悄地、隐蔽地进行着。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大家的积极性也是空前的，生产进度加快了，庄稼收成也好了。我记得，当年我家就收回100多斤小麦、600斤左右的稻谷。
四。正大光明种“自己的田”
我们村自发“分田到户”的事情后来渐渐传开了，黄坦公社的其他生产队也纷纷开始效仿我们，悄悄地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高了，粮食产量上去了，公社干部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强烈反对，后来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变成了“默许”。上面调查下来，大家就说是分操作组，不是搞单干。后来听说公社干部曾多次遭到县委领导的批。
到1980年以后，农村包产到户逐渐由农民自发行动转变为政府统一领导下的行动。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我们再也不用偷偷摸摸，而是正大光明地种“自己的田”了。
■记者手记
台州农村30年的巨大变革，影响最大的是广大的农民；而对于分田到户，体会最深的莫过于曾亲身经历过这件事的普通村民。很幸运，我们找到了李宏响。
见到李宏响时，他正在地里忙活着。“那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会很重要吗？”对于记者的到来，他起初感到很茫然。当了解到我们的报道旨在通过他的私人回忆展现那场变革中的真实细节时，李宏响感到很高兴，立即放下锄头和记者聊了起来。
“穷则思变嘛，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自然就会发生变革。”对于那段过去的往事，李宏响有着深刻的印象和感悟，但对于一些细节的记忆却并不是非常清晰，于是他找来了当年共同经历过“分田到户”的几位村民，尽可能向记者还原当初那段真实的历史。但当记者提出为他们拍照时，这群朴实的庄稼汉纷纷起身离开，只留下李宏响在镜头前拘谨地笑着。
采访中，村民们勇于自主、积极创造的精神让记者感慨，但同时，记者也为他们的“壮举”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和史料而感到遗憾。“那时候，分田到户都已经严重违反上面的政策了，我们只能悄悄地口头讨论协议，怎么还敢留下证据？”李宏响说，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争时间先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值得庆幸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后便在全国广大农村公开推广了。“而现在，我们都生活得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
李宏响：1977年，我们偷偷把田分了
发布时间： 2008-5-13 中国台州网
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