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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神话破灭后的南街村
2008-03-06 07:55:29 中国青年报
“共产主义”背后 神话破灭后的南街村
我没想到，南街村的末路会来得这么快。
中国三大明星村之一的河南南街村，如今已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南方都市报》的深度报道《南街真相》，破灭了这个神话
——原来，支撑“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的，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
银行的巨额贷款砸出无数小企业，上万外来廉价劳动力为3800多名南街村民提供剩余价值。
如今的南街村，早已资不抵债，欠银行的16亿元本息一分未还；
南街村的集体所有制，也在2004年“改制”为由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成员的12名自然人股东所有。
“集体所有”成为事实上的少数“干部所有”，这实在是众多“集体所有”的必然归宿，它迫使我们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思考当下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此时此刻，应该嘲笑的不是干部的腐败：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发现，这个每月只领250元工资的村干部，办公室的保险柜中却至少有2000万元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而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妇女以“二奶”身份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南方都市报》2月26日）
应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也不是村民的境遇：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这些东西并不属于他们，村民只拥有使用权。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村规民约”或者冒犯了村主要领导，他们的福利有可能一项项被剥夺直至搬出楼房，住回尚未拆除的旧房。
在南街村这个“典型性悲剧和闹剧”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两大受害者。
权力指使下的国有银行，当然是受害者，其贷款可能血本无归，而这背后，是全国人民深受其害。
但是，最大的受害者却是南街村这个典型本身！
在过去将近30年时间里，南街村民依靠
人均42万多元的银行贷款
和
外来廉价劳动力，
提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过着半寄生生活。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在外界市场中竞争的意识和能力，倘若南街村泡沫最后破灭，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即使根据现行法律，有那么一天进行破产清偿时他们的居住权利可保无忧，但他们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又将何所依靠？
倘若那帮村干部（现在南街村集团法律意义上的股东）看到大势已去，像当初“班长”王宏斌极力推动永动机研究那样，将村集体财产随意蒸发，甚至来个故意转移，又有什么力量能阻止？
因此，为了避免南街村滑向更加不可收拾的深渊，当务之急是村民们必须马上行动，按法律和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重新进行财产清算并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将南街村集体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像住房、家具、家电等，能够划归私人的，全部划归私人；对于村民共有的财产和企业，则引入现代产权和工资制度，建立董事会、监事会，通过内部推举或向外部聘请职业经理人的方式管理企业，按市场规律办事，而不是按社会理想办事，更不能靠政治谎言办事。
南街村的神话破灭了，保障村民的利益是现实的当务之急。
[相关阅读]南街真相:红色亿元村靠贷款发展欠债十亿
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
但是,这个号称资产数十亿的村办企业集团已经欠债十余亿,3年前悄然“改制”,背后意味着近30年来苦心经营的“神话”或将走向终结。
建立“毛主席共和国”：
1992年，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泽东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
它被誉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恩泽下，
是最后的“人民公社”、
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
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
发展的真相：“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
“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共产主义”背后的秘密：
法律上已经集体经济私有化
王宏斌原话，“我们无非给他们长期住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建了一座小别墅，那里面有小酒巴间、小卡拉OK厅，我们还专门掏了五万块钱买了一个麻将桌……”
发展的真相
在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土地联产承包制成为潮流度之际，南街村却选择了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南街村村办企业迅猛发展归之于“毛泽东思想”。
从此，自“文革”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
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
“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
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
集体的真相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
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
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
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
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
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
然而，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产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
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南街终结”了。
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解开其中的迷雾。
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
“共产主义”背后的秘密
毛泽东高大的雕像竖立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中央，标志性地伸出他那指引民众向前的右手，在他身后不远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环绕周围……2008年，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时间仿佛停滞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但矗立的高楼大厦及来往的汽车都在不时地提醒着人们，时光并没有倒流。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
在南街村，食品实行的是供给制，这是村民享受的14项福利之一。除了食品外，诸如住房、家电、医疗、求学等也属于福利供给的范围。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
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
行使这一权力的人，主要是被村民称之为“班长”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
20多年来，王自始至终都是南街村最有权势的人。20多年前，王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至今，他还在带领着这个队伍向前。
一直以来，南街村对外宣称他们信仰的是毛泽东思想，将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被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20多年以来被地处中国中原的几千农民自称热切向往并为之努力。
直到2007年8月，原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营业部主任关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凭证诈骗等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
此事虽与南街村并无瓜葛，却引起了南街村观察者们的注意，观察者获得一个意外的发现：
在2004年，经年坚称抵制私有制的南街村，却在法律意义上接纳了私有制。
白纸黑字、红章指印，证据确凿。彼时，反映在财务账面上的南街村集团，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
“欠债”、“改制”只是南街村众多秘密的一部分。
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
1977年12月，26岁的王宏斌当上了南街村党支部总书记。当时，他还叫王洪彬，参加工作时的第一学历是初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中部，隶属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因位于县城的南部而得名。有常住人口848户共3180多人。村民每人约7分土地，耕地近1000亩，土地面积1.78平方公里。
因地靠县城，南街村民多是亦农亦商。
王宏斌当年放弃了父亲给他争取到城里的工人指标，毅然回到农村当上了农民，19岁被选为南街村一队生产队长。
1980年，南街村干了一件大事。村集体办起了一个面粉厂和一个砖厂。这是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走向致富的第一步。
为了筹集建厂的款项，村干部们主动借款交给集体，王宏斌甚至变卖家产，直到“家里已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了”。在为了集体拼命的干劲下，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在南街村建成。
为了建立砖厂，王宏斌想出了“指山卖磨”的点子——他们先卖掉还没有烧出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砖窑。
在地处省级贫困县的农村，南街村当年创造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数字：40万元。这是两个村办企业的工业产值。
1981年，推行了20余年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土崩瓦解，南街村的村民们顺从了历史潮流，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度。
然而，由于亦农亦商传统的影响，土地对村民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村民们在县城做小买卖赚来的钱，甚至比务农还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承包到户的土地，因此大量荒芜。
村办的面粉厂和砖厂，也承包给了个人；然而，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让承包者发了财，他们却因经常不发工资、不上缴利润而引起众怒。村民们开始咒骂领导无能。面对这种境况，以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决心改变现状。
1984年，南街村党支部决定收回面粉厂和砖厂，继续由集体承包；面对大量闲置荒芜的土地，村领导又做出决定：将耕地逐步回收，进行集体经营。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
……
集体供应面粉，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最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小、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逐渐，村民们交出了手中的土地，并因此而得到了集体的保障。
彼时的王宏斌就像一个牧羊人，希望村民这些“羊群”进入集体的羊圈内呵护他们。交出手中的土地，就能进入羊圈的门。
找到“毛泽东思想”法宝
将面粉厂、砖厂收归集体，又将承包到户的土地再次集体化后，南街村开始走上了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对南方都市报说，南街村的发展，得益于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大环境。
1984年，南街村工业产值达70万，1986年，村办企业的产值则达到了320万元。
一个中原农村获得如此发展，南街村取得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彼时，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也让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集体感到困惑。
“80年代末，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一本讲述南街村的书如此描述。王宏斌找到了“信仰”——毛泽东思想。
“宏斌书记是找到了法宝，”知情者称，王一开始并没有坚定要信奉毛泽东思想，而只是利用其来调理南街村内紧张的干群关系，惩治那些不服从领导的村民。
很快，在南街村学毛选、唱革命歌曲迅速蔓延开来；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
在提出大学毛泽东著作以统一思想和大唱革命歌曲以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大学雷锋精神，以培养吃苦精神，并大力提倡雷锋的集体主义和傻子精神。
南街村领导层提出的一句口号是“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是最后属于傻子的。”
村干部们也自称是“二百五”的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月薪仅拿250元。
从此，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与大搞崇拜毛泽东思想运动相伴的是，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彼时亦属于快速发展时期。
早先就利用信贷资金等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基础的南街村，在1989年集体经济产值达到2100万元。
南街村现象引起关注
南街村的成就，引起了一些领导的关注。南街村一时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据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银行因此闻风而动，开始扶持这个典型，大量的贷款开始向南街村倾斜。
1990年9月17日，王宏斌在一次发言中说：
现在，咱南街要贷款不着什么难。
前几天我们的副书记郭全忠、黄经理，在北京跟国家总行达成了协议，答应给我们贷款。当前各方面的形势对我们南街都很有利，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
省水利厅、县水利局要在南街搞农田喷灌，所需款项都是国家拨款，一拨就是几百万元。我们要抓住每个机遇，在两三年内把南街来一个大的转变。
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号，并获得银行巨额贷款的南街村迅速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
彼时，中国社会上有一种思潮，“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南街村不但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教育人”，正好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
“这（南街村）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曾有人如此评价。
彼时，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即南街村集团）已下辖有26个企业，其中5个是中外合资企业，3个与日方合资，2个与港方合资。
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
当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
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
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
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村庄发展规划，并对“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做了更为完整和系统的表述。
当年，曾于1988年升格为党总支的南街村党支部，再次升格为党委，王宏斌依旧就任书记。
在南街村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规划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据称，因“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敏感提法，曾使王宏斌等南街村领导层感到不安。
但是，这一做法很获得了个别要人的肯定和支持。
建立“毛主席共和国”
1992年，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泽东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同年，为了维护南街村及其企业的利益，临颍县公安局特意在村内设立了南关派出所。该所的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维护南街村的良好治安形势，并为南街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两年之后的1994年，对南街村极为重要的一个金融机构在村中设立。将大量款项贷给南街村的中国农业银行，专门为南街村设立了一个支行。之后，漯河工商局南街分局也在南街村成立。
除了这些行政金融机构以外，南街村还设有直属漯河市军分区的武装部（与县武装部平行），法庭、检察室、纪委等属于镇级的机构也在此设置。
至此，一个拥有财政（银行）、武装力量（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司法机关（法庭）、“法律”（“村规民约”）、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设置的“小国家”现出雏形。
南街村人自称其为“毛主席共和国”。
在这个“小国家”中，王宏斌是领导的核心。南街村人习惯称他为“班长”，这是因为毛泽东曾说过“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除了任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外，王宏斌于1992年开始担任临颍县委副书记，这三个职务一直就任至今。
随着媒体宣传加剧，南街村声名鹊起。它被誉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恩泽下，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
王宏斌也因此被外人称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他确实也在刻意模仿毛，深居简出”，熟识王宏斌的一名人士说，有一次一名从外地来南街村参观的老红军，看到在院子里植树的王后激动不已，宣称自己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而南街村就是当年梦中的理想家园。
吊诡的发展速度
在举世瞩目之下，南街村像一个被急骤吹气的气球迅速胀大。
1990年初，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集团雇佣的员工已逾万人。
“那时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说。
一时间，方便面厂、啤酒厂、调味品厂、印刷厂等迅速拔地而起。
然而，除了调味品厂、面粉厂及印刷厂等少数几个企业效益还算可以以外，其他企业绩效平平甚至亏损。
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
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4100万，
1991年是1.01亿，
1992年是2个亿，
1993年是4.2亿，
1994年是8个亿，
1995年是12个亿，
1996年是15个亿，
1997年16亿，
1998年16亿，
1999年14.2亿，
2000年是14亿。
“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因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
2007年，南街村集团声称销售收入14亿，利税7000万。
南街村的发展速度，动力从何而来？
彼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几乎主要是两点：
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泽东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在1995年以前，南街村领导集体几乎不提“小平思想”——王宏斌称，因为毛泽东是发展公有经济，邓却允许发展私有经济。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
巨额的银行贷款 及 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
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
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
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
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不抵债的南街村集团
从1991年开始，南街村的贷款额连续多年数倍于其利税，即使多年未见效益，银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
可资印证的是，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页上记载：“1995年，村里上麦恩、拉面两条合资新线，因当时啤酒厂亏损严重，流资短缺，农业银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万元，为企业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再集体化之后，南街村集体企业开始大量雇佣外来劳动力。在1990年左右，外来劳动力的人数开始超过本村村民的人数，如今，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有万余名外来员工在各个企业工作——南街村的村民，多数从事的是管理工作，而外来员工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
与南街村民不同的是，外来员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他们只能拿“低工资”——150元—300元/月。
“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靠巨额银行贷款，二是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冯仕政说，在这两个因素中，银行贷款是首要因素，没有银行贷款，南街村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上项目，也就不可能吸引那么多劳动力。
在南街村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其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
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
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
1998年，号称将耗资5000万的南街村“长城”和朝阳门等也开始兴建。
然而，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开始连续下滑。
2004年，甚至发不出员工工资，多条生产线停工。
这除了因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紧缩银根，导致迅速扩张的南街村集团面临资金链断裂之外，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赖的轻工业，利润也日渐稀薄。
“为了贷款维持资金链，南街村驻郑州办事处的三层办公楼都抵押了多次，”知情者说。
南街村啤酒厂（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的建立，是南街村迅速膨胀的产物之一，也是南街村集团最明显的一个败笔。
1993年，声称将实现年利润1078万元的该厂自投产以来，年年亏损，最高年亏损达3000余万。
2007年，连续亏损了13年的南街村啤酒公司声称“实现了历史性的新突破”，开始扭亏为盈，有了20万的纯利润。
然而，该啤酒厂填报于2006年4月24日的《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书》及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均同时标明该厂“负债总额”为2亿6千万余元，而其“资产总额”仅为1亿1千万余元——这意味着该厂实质已经资不抵债。
对此，南街村委一名人士却认为，这正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如果是私人企业，它早就破产了”。
啤酒厂只是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一个缩影。一名熟识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人士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1998年之后，效益最好的是2001年，集团号称纯利润1亿多，但如果将银行贷款本金利息等计算在内，当年整个集团还属于亏损的状态。”
知情者称，南街村集团从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本金利息至今未还。南方都市报得到确凿的消息称，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现在一提要贷款都贷不出来了，除了一家银行外，其他银行与南街村集团基本不再有（信贷）业务往来”。
面对窘境，2003年前后南街村集团开始将经营权下放到各个企业，希望各厂“自谋生路”。
此前，各企业并无独立核算权，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而每年的生产和销售也都由“三大班子”在会议上做出计划。
据知情者称，作为南街村集团一把手的王宏斌，从未看企业财务报表，对企业经营发展并无成熟规划，“他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人物”。
一人说了算的集体生活
南街村的政治中枢是所谓的“三大班子”——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
实际上，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
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向“三大班子”集中。
在“三大班子”中，权力又向书记王宏斌集中。
南街村自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又开始逐步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需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
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楼，村民按人头数分配住房。
到1998年，全村人搬进22栋楼房。将全部村民动员搬入居民楼之后，南街村实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目标——“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王宏斌说。
至此，“羊群已进入羊圈”。南街村领导集体全面控制了村中的事务，大到集团企业发展战略，小到村民婚丧嫁娶。据称，用于保障村民的福利资金，一年至少需要2500万元。
“实际上，王宏斌可以一人说了算。”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领导集体并无真正的监督机制，形同“人治”。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原来的福利供给也将被掐断。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
事后，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个人承包一块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成为了向南街村模式挑战的第二人。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他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
此后，被认为当时最具经营头脑、南街村集团为数不多盈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也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
几位村民的离去，引起了外界对南街村模式的质疑。如在未经法定而克扣属于村民财产性质的福利，就曾引发法律界人士的关注。
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缴一切不正当收入，与星级挂钩”，“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怎么办？退出赃物，停发福利1—5年，职工开除”这样的规定，仍是“村规民约”的内容。
对此，有些南街村人将南街村比作是一个“牢笼”。不住在居民楼的张某说，“处处感觉受限制，在那养老还行。”张的父母住在居民楼内，而张在村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因没有“村籍”，他只能自称为“南街村人”而不是“南街村民”。
为了体现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优越性，南街村修起了一条被人称之为“长城”的城墙，其原本将修成环形，将南街村与其他村庄隔开，但后来因资金不足，只修了一面。城墙的一端，是一座仿天安门的城楼，名曰朝阳门。
一人决定的“永动机”项目
1999年，承认自己“一意孤行，独断专行”的王宏斌做出了一个决定，南街村要上马“永动机”项目。这个已经被科学原理及诸多实践证明不可能实现的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
熟知这一事件的知情者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为了上马“永动机”项目，王决定将一个盈利前景看好的冷库改造成项目研发基地。
经过几个月的研发，所谓的“永动机”得以生产出来。南街村为此买来了三台新的奥迪轿车用于实验，但将发动机拆卸后装上“永动机”的汽车并不能正常启动，轿车报废。
王并不因此灰心，“永动机”项目的几个负责人声称，之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神助，“如果能迎来八仙相助，永动机将获得成功”。
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彼时的南街村在村委大院的几个楼房的顶部，安装上了10余盏探照灯，加以各种小的彩灯，一共“九九八十一”盏。
晚上，村委大院灯火通明，探照灯光直射天空。不知道的人都认为这是为了营造“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的景象，“实际上那是为了恭迎八仙下凡”。
知情者称，王宏斌上马“永动机”项目，源于一个伟大的计划：
如果永动机研发成功，南街村可日进纯利近千万，这不但可扭转南街村陷于颓势的经济状况，有了钱——我们可以先收购一个镇，复制南街村的模式，然后再收购一个县，收购一个省……最后，让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对当时“永动机”项目了解的南街村民及观察者，证实了知情人的这一说法。
“永动机”项目并未给南街村带来任何经济效益，2003年左右，南街村才声称“被骗了”，还为此赔进了2000余万。
王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他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做了检讨而获得了村民们的原谅。一位当时检讨会的亲历者说，很多南街村老人因王公开向村民检讨，流下了眼泪，“班长为我们日夜操劳，还要受这等委屈”。
然而，至今仍有关注此事的观察者提出疑问：
2000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怎么说自己被骗了就完了呢？被谁骗了？骗子为何没有被抓捕归案？
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南街村有些人故意设下一个局，把钱‘造’走了？”对于这些疑问，至今成谜。
除了“永动机”项目，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这些项目是，能让番薯增产100%的“丰植露”（一种叶面肥）项目，亩产万斤的“党员试验田”项目。
“只有你声称信仰共产主义，就可以很容易跟南街村做生意，”一位南街村的研究者说。
“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
在南街村，除了王宏斌对这些项目的痴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之外，“三当家”王金忠的突然死亡，也为人们提供了管窥南街村领导集体成员不为人知的一面。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
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随着这些解构南街村自我宣传的事件接连发生，南街村的意识形态在此后开始向大环境做出妥协，开始将南街村的“成功”归结为“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各界关心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
——南街村自称这是所谓的“外圆内方”———对外与大环境接轨，对内坚持“共产主义”。
彼时，王宏斌亦放弃了伴随他近半个世纪的名字———“洪彬”，将名字改为了现名。
王改名的缘起，亦如南街村开始悄然承认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一样微妙。
本报记者找到了直接促使王宏斌改名的当事人。他透露，有一次在深圳出差，知道王书记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术士为其测命测名，“道士写了首藏头诗，大意是南街村和王书记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如果将名字改为‘宏斌’，南街村和书记可以继续辉煌”。
“改制”：谁的南街村？
王宏斌改名，并没有阻止南街村经济的颓势。
2003年，为了使南街村集团获得充裕的资金，曾有几名高管要求运作南街村上市以便融资，但王宏斌与推动“永动机”项目上马一样，坚持了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投了反对票。
彼时，运营逐渐规范、并有几家已经上市的银行也向宣传坚持“红色路线”的南街村亮起了红灯。
为了增加收入，2004年南街村开始开发“红色旅游”，为了使游客在南街村旅游变成对共产主义的朝圣之旅，南街村复制了毛泽东故居、遵义会议旧址、西柏坡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景观。
在观光园中，南街村还特意修建了一座用于收藏毛泽东选集（1～4卷）书法作品的“四卷楼”，但据称因资金短缺，至今未投入使用已略显破败。
2004年11月，在“法律意义”上，南街村宣告了其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历史的终结。
在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南街村集团核实股东，为集体企业）将12648万元股本中的1809万转让给王宏斌、1206万转让给郭全忠、1206万元转让给贾忠仁、387万元转让给王继春，转让后的股本为8040万元。此外，原属集团子公司的4个企业，也将相应股本转让给该企业法人代表。
在第26次股东大会上，再次对此进行了确认。南街村集团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集体性质）变成了1名法人股东及12名自然人股东。
除了中原工贸仍属南街村集体所有外，其余子公司已将股本转让给原来的法人代表。
至此，注册资本为5亿3千万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由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6%，贾忠仁6%，王继春6%，窦彦申6%，刘晓青6%，王金安6%，邓富山3%，张平3%，王武军3%，卢林政3%，姚喜兰3%.在12名自然人股东中，出资额最高为4770万元，最低为1590万元。
这12位自然人股东，都属于南街村“三大班子”的领导成员。
其中，郭全忠是村党委副书记，贾忠仁是村委主任，王继春为南街村集团党委副书记，窦彦申为集团总经理，刘晓青是食品厂厂长，王金安是村办公室主任，邓富山为包装材料厂厂长，张平是南街村彬海胶印公司经理，王武军、卢林政是集团副总经理，姚喜兰是南街村集团麦恩鲜湿面公司总经理。
众目睽睽下的否认
在南街村集团提交河南省工商局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等级申请书”、以及新的“公司章程”及漯河信利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审计报告上，都证明了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的事实。
此后，南街村的股东会议签章也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公章）盖章，变成了1个法人股东盖章及12名自然人股东的签名。
对于这一事实，王宏斌的回应只有寥寥数语：无稽之谈！
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则反问说：“这怎么可能？南街村还是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如果他们在台上说的和台下干的不一样，他们在南街村一天也立不住脚了。”雷说。
对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一事了解的时任党委办副主任王洪凯解释说，在变更时，工商局的人说集团公司应该有自然人股东，“所以就那么填了”。
本报记者从河南省工商局查阅的材料却显示，是南街村集团内部在2004年11月已经将股权结构、公司章程等变更完毕之后，才于2004年12月向工商局提交了变更等登记申请书。
在包括《公司法》在内的相关法律中，亦无集团公司必须有自然人股东的规定。
此外，在漯河市工商局，南方都市报记者查询到注册号为4111002103267、注册资本是8500万元，名为“漯河南街村全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家企业。在其股权结构中的23名自然人股东中，除了姚喜兰外，南街村“三大班子”的11名成员均是该公司股东，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包括王宏斌在内的南街村诸领导，对“改制”的消息均予以否认；如雷德全这样不属于企业高管的村委相关人士，也说这只是“形式上”的。大多数南街村的村民，更是坚称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
“背后有那么多高参，他们怎么可能不懂，那么容易被骗？”观察者们如此质疑。
在证明各南街村集团高管出资购买股本的“收付款项证明”上，王宏斌等12名南街村集团高管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手印，他们都坚称“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诚实信用原则，保证以上所述内容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如有虚假，甲乙双方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一个私德高尚的牧羊人”
2007年岁末，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给南街村捐了10万元，并希望该款用于改善南街村领导班子成员的生活；
王宏斌代表全体南街村民在给李讷的回信中则说，李的“无私捐助，体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以实际行动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破私立公政治课”，并表示此将激发南街村“加快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步伐”。
村民们既敬又畏的“班长”王宏斌，还是被认为是一个至今无人替代、私德高尚的领导人。
以他为核心的“三大班子”，有责任像称职的牧羊人般，为已进入羊的门的村民们寻找水草、遮风避雨。
2008年2月17日，春节还未过完，南街村已迎来前来参观的游客。
游客们在南街村导游小姐的引导下，感受这里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取得的成就。
南街村自称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建设共产主义奋斗了近30年。
走马观花的游客们，在听着导游小姐解说南街村的故事时，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国策，也已到了30周年。
独家访谈记者上官敫铭：南街见闻：村里为日本人修建的“小特区”
vingie：你什么时候得到的这个线索？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我对南街村现象一直很关注，一直想到这个地方看看。总觉得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不可思议。
南街村改制的事，是年初一个媒体朋友先揭露出来的。
此时，我们认为有必要介入了。
vingie：当时是怎么想做这个选题的呢？因为我们现在在报道中不仅看到改制问题，还看到了他的很多历史东西？那些以前被光环掩盖下的历史。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南都一直在做这方面的选题。加之我对南街村的浓厚兴趣，深度报道部领导决定让我来操作这个题目。
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我主要首先想澄清、甚至说是核实我头脑中对这个现象的一些质疑。
很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了他们一些灯下黑的事实。与自我宣传相差甚远。
vingie：哪些相差甚远？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 ：比如南街人的言行不一，这只是很小的方面。
vingie：你在采访中碰到哪些言行不一致的现象呢？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
比如，南街村领导的行为更他们自我宣传的不一样；
南街村民在接待游客时的状态（言行）跟他们的实际生活不一样；
南街村坚称自己反对的东西，恰恰是一直坚持的东西，比如迷信思想、集权……
再比如，有些南街村领导被人称之为“共产主义的领路人”，
但通过诸多事实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领路人”帝王观念、迷信观念一直伴随左右，这也是相差甚远的一个方面。
这么说吧，南街村善于自我包装，对外有一套，对内做一套。
他们美其名曰“外圆内方”——但也可以理解成“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可说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vingie：听说采访很难？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南街村人已经习惯了被记者采访。但是有一点，如果没有掌握大量的铁证，没有掌握真正核心的、内部的背景资料之前；采访得来的结论往往是浮于表面，我说过了，南街村人善于自我包装，已经几十年了。
vingie：你采访的时候有碰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事例么？讲给网友听听 。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以后会有人写出一本书来的。南街村本来就是一个最普通、最真实的中原农村。但很遗憾，他被当时的某种力量所“裹挟”，它也只能继续被“裹挟”。
vingie：有没有采访中遇到的例子呢？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村民如果知道你是记者，他们会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但你如果是个普通的河南人，他们也有自己最真实的语言。比如，他们对外自称信仰毛泽东思想，但几十年来并未放弃中国农村所特有的“家神崇拜”。
vingie：家里面都供有家神？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不是，这样影响多不好啊，太明显了。南街村里本来有座庙，但宣传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后怕影响不好拆掉了，现在依旧有上了岁数的老人坚持去原址烧纸元宝之类的，很隐秘。加之，南街村的信仰也很多元，有穆斯林，也有基督信仰。
vingie：喔，他们又不敢光明正大的去信，而是偷偷摸摸地信？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至少形式上如此吧。也不能说偷偷摸摸，毕竟很多人对南街村只是走马观花，所以很难发现其最真实的一面。
vingie：除开这个，你在采访中还发现了什么？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
他们对外营造一种所谓的“共产主义”现象，
但包括村民的心里、收入等，都不是那么回事。
vingie：村民满意这种集体生活么？特别是很多企业不景气的时候，他们对集体思想怎么看？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这个要区分来看：
上了年纪的人，确实感到比较幸福，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现在却衣食无忧；
中年人心里边估计都有自己的盘算。“这里一点自由都没有”，“又不按劳分配”，“不给你做生意”……不少人有怨言。
年轻人就很容易理解了，他们不怎么相信这个东西，比较真实。
除了“三大班子” ，普通的南街村民是不能知道最真实的南街村集团的经营状况的，在2003年前，集团旗下的各企业，独立的经营权都没有，财务问题据说一塌糊涂。
再者，他们现在已经强烈依附于这个集体，被“裹挟”了，离开集体会很难过。
vingie：他们那里有宾馆么？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有啊，服务员还穿着文革时代的绿军装 。说到宾馆，倒有一事可提，春节期间，我和几个朋友发现有人在里边打牌。这是南街村自我宣传所绝迹的，只有所谓的为日本人修建的“小特区”才允许出现，但我们在不是“小特区”的地方发现了。
vingie：怎么还有为日本人建的小特区阿？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南街村不是宣称“外圆内方”么，引进了日资，专为日本人修建了一些休闲娱乐场所。
vingie ：有哪些为日本人修建的休闲娱乐场所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 ：
王宏斌的原话说，“我们无非给他们长期住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建了一座小别墅，里面的装修是按日本的风俗习惯装修的，那里面有小酒巴间、小卡拉OK厅，我们还专门掏了五万块钱买了一个麻将桌……”
vingie：王洪斌你觉得他是怎样一个人？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用南街村人的话说“ ‘班长’劳苦功高”，如果我是南街村民，我可能也会认同这个结论的。
他也应该分阶段来看，
创业阶段确实一心为公，
之后就难说了，至少我们掌握的事实是相反的。
一个所谓的政治人物，但一直保有中国农民的狡黠的一面。
vingie ：你还有没有采访中遇到的趣闻什么的？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呵，年初的时候，有些村民为年货（福利）不太满意，估计是物价上涨造成的直接影响吧。
vingie：他们怎么一个不满意？描述一下当时情况吧。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张氏拿着两把刀，一把砍，一把切，把猪肉分切成小块。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
张的老伴站在屋里，嘟囔着，埋怨年货的不如意。临近年关，年货还没有备齐。除了鱼肉、饺子粉等26项物品以实物形式发放给村民外，水果、瓜子等折合成的福利券共110元--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这似乎并不能满足张氏一家过年的需求。
vingie：感谢《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接受腾讯新闻嘉宾访谈。和腾讯新闻网友说一句话吧。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谎言重复千遍也不会变成真理。谢谢！
“共产主义”神话破灭后的南街村
2008-03-06 07:55:29 中国青年报
“共产主义”背后 神话破灭后的南街村
我没想到，南街村的末路会来得这么快。
中国三大明星村之一的河南南街村，如今已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南方都市报》的深度报道《南街真相》，破灭了这个神话
——原来，支撑“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的，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
银行的巨额贷款砸出无数小企业，上万外来廉价劳动力为3800多名南街村民提供剩余价值。
如今的南街村，早已资不抵债，欠银行的16亿元本息一分未还；
南街村的集体所有制，也在2004年“改制”为由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成员的12名自然人股东所有。
“集体所有”成为事实上的少数“干部所有”，这实在是众多“集体所有”的必然归宿，它迫使我们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思考当下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此时此刻，应该嘲笑的不是干部的腐败：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发现，这个每月只领250元工资的村干部，办公室的保险柜中却至少有2000万元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而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妇女以“二奶”身份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南方都市报》2月26日）
应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也不是村民的境遇：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这些东西并不属于他们，村民只拥有使用权。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村规民约”或者冒犯了村主要领导，他们的福利有可能一项项被剥夺直至搬出楼房，住回尚未拆除的旧房。
在南街村这个“典型性悲剧和闹剧”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两大受害者。
权力指使下的国有银行，当然是受害者，其贷款可能血本无归，而这背后，是全国人民深受其害。
但是，最大的受害者却是南街村这个典型本身！
在过去将近30年时间里，南街村民依靠
人均42万多元的银行贷款
和
外来廉价劳动力，
提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过着半寄生生活。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在外界市场中竞争的意识和能力，倘若南街村泡沫最后破灭，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即使根据现行法律，有那么一天进行破产清偿时他们的居住权利可保无忧，但他们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又将何所依靠？
倘若那帮村干部（现在南街村集团法律意义上的股东）看到大势已去，像当初“班长”王宏斌极力推动永动机研究那样，将村集体财产随意蒸发，甚至来个故意转移，又有什么力量能阻止？
因此，为了避免南街村滑向更加不可收拾的深渊，当务之急是村民们必须马上行动，按法律和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重新进行财产清算并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将南街村集体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像住房、家具、家电等，能够划归私人的，全部划归私人；对于村民共有的财产和企业，则引入现代产权和工资制度，建立董事会、监事会，通过内部推举或向外部聘请职业经理人的方式管理企业，按市场规律办事，而不是按社会理想办事，更不能靠政治谎言办事。
南街村的神话破灭了，保障村民的利益是现实的当务之急。
[相关阅读]南街真相:红色亿元村靠贷款发展欠债十亿
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
但是,这个号称资产数十亿的村办企业集团已经欠债十余亿,3年前悄然“改制”,背后意味着近30年来苦心经营的“神话”或将走向终结。
建立“毛主席共和国”：
1992年，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泽东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
它被誉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恩泽下，
是最后的“人民公社”、
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
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
发展的真相：“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
“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共产主义”背后的秘密：
法律上已经集体经济私有化
王宏斌原话，“我们无非给他们长期住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建了一座小别墅，那里面有小酒巴间、小卡拉OK厅，我们还专门掏了五万块钱买了一个麻将桌……”
发展的真相
在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土地联产承包制成为潮流度之际，南街村却选择了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南街村村办企业迅猛发展归之于“毛泽东思想”。
从此，自“文革”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
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
“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
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
集体的真相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
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
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
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
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
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
然而，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产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
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南街终结”了。
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解开其中的迷雾。
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
“共产主义”背后的秘密
毛泽东高大的雕像竖立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中央，标志性地伸出他那指引民众向前的右手，在他身后不远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环绕周围……2008年，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时间仿佛停滞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但矗立的高楼大厦及来往的汽车都在不时地提醒着人们，时光并没有倒流。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
在南街村，食品实行的是供给制，这是村民享受的14项福利之一。除了食品外，诸如住房、家电、医疗、求学等也属于福利供给的范围。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
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
行使这一权力的人，主要是被村民称之为“班长”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
20多年来，王自始至终都是南街村最有权势的人。20多年前，王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至今，他还在带领着这个队伍向前。
一直以来，南街村对外宣称他们信仰的是毛泽东思想，将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被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20多年以来被地处中国中原的几千农民自称热切向往并为之努力。
直到2007年8月，原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营业部主任关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凭证诈骗等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
此事虽与南街村并无瓜葛，却引起了南街村观察者们的注意，观察者获得一个意外的发现：
在2004年，经年坚称抵制私有制的南街村，却在法律意义上接纳了私有制。
白纸黑字、红章指印，证据确凿。彼时，反映在财务账面上的南街村集团，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
“欠债”、“改制”只是南街村众多秘密的一部分。
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
1977年12月，26岁的王宏斌当上了南街村党支部总书记。当时，他还叫王洪彬，参加工作时的第一学历是初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中部，隶属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因位于县城的南部而得名。有常住人口848户共3180多人。村民每人约7分土地，耕地近1000亩，土地面积1.78平方公里。
因地靠县城，南街村民多是亦农亦商。
王宏斌当年放弃了父亲给他争取到城里的工人指标，毅然回到农村当上了农民，19岁被选为南街村一队生产队长。
1980年，南街村干了一件大事。村集体办起了一个面粉厂和一个砖厂。这是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走向致富的第一步。
为了筹集建厂的款项，村干部们主动借款交给集体，王宏斌甚至变卖家产，直到“家里已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了”。在为了集体拼命的干劲下，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在南街村建成。
为了建立砖厂，王宏斌想出了“指山卖磨”的点子——他们先卖掉还没有烧出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砖窑。
在地处省级贫困县的农村，南街村当年创造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数字：40万元。这是两个村办企业的工业产值。
1981年，推行了20余年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土崩瓦解，南街村的村民们顺从了历史潮流，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度。
然而，由于亦农亦商传统的影响，土地对村民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村民们在县城做小买卖赚来的钱，甚至比务农还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承包到户的土地，因此大量荒芜。
村办的面粉厂和砖厂，也承包给了个人；然而，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让承包者发了财，他们却因经常不发工资、不上缴利润而引起众怒。村民们开始咒骂领导无能。面对这种境况，以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决心改变现状。
1984年，南街村党支部决定收回面粉厂和砖厂，继续由集体承包；面对大量闲置荒芜的土地，村领导又做出决定：将耕地逐步回收，进行集体经营。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
……
集体供应面粉，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最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小、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逐渐，村民们交出了手中的土地，并因此而得到了集体的保障。
彼时的王宏斌就像一个牧羊人，希望村民这些“羊群”进入集体的羊圈内呵护他们。交出手中的土地，就能进入羊圈的门。
找到“毛泽东思想”法宝
将面粉厂、砖厂收归集体，又将承包到户的土地再次集体化后，南街村开始走上了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对南方都市报说，南街村的发展，得益于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大环境。
1984年，南街村工业产值达70万，1986年，村办企业的产值则达到了320万元。
一个中原农村获得如此发展，南街村取得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彼时，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也让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集体感到困惑。
“80年代末，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一本讲述南街村的书如此描述。王宏斌找到了“信仰”——毛泽东思想。
“宏斌书记是找到了法宝，”知情者称，王一开始并没有坚定要信奉毛泽东思想，而只是利用其来调理南街村内紧张的干群关系，惩治那些不服从领导的村民。
很快，在南街村学毛选、唱革命歌曲迅速蔓延开来；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
在提出大学毛泽东著作以统一思想和大唱革命歌曲以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大学雷锋精神，以培养吃苦精神，并大力提倡雷锋的集体主义和傻子精神。
南街村领导层提出的一句口号是“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是最后属于傻子的。”
村干部们也自称是“二百五”的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月薪仅拿250元。
从此，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与大搞崇拜毛泽东思想运动相伴的是，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彼时亦属于快速发展时期。
早先就利用信贷资金等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基础的南街村，在1989年集体经济产值达到2100万元。
南街村现象引起关注
南街村的成就，引起了一些领导的关注。南街村一时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据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银行因此闻风而动，开始扶持这个典型，大量的贷款开始向南街村倾斜。
1990年9月17日，王宏斌在一次发言中说：
现在，咱南街要贷款不着什么难。
前几天我们的副书记郭全忠、黄经理，在北京跟国家总行达成了协议，答应给我们贷款。当前各方面的形势对我们南街都很有利，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
省水利厅、县水利局要在南街搞农田喷灌，所需款项都是国家拨款，一拨就是几百万元。我们要抓住每个机遇，在两三年内把南街来一个大的转变。
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号，并获得银行巨额贷款的南街村迅速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
彼时，中国社会上有一种思潮，“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南街村不但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教育人”，正好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
“这（南街村）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曾有人如此评价。
彼时，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即南街村集团）已下辖有26个企业，其中5个是中外合资企业，3个与日方合资，2个与港方合资。
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
当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
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
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
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村庄发展规划，并对“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做了更为完整和系统的表述。
当年，曾于1988年升格为党总支的南街村党支部，再次升格为党委，王宏斌依旧就任书记。
在南街村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规划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据称，因“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敏感提法，曾使王宏斌等南街村领导层感到不安。
但是，这一做法很获得了个别要人的肯定和支持。
建立“毛主席共和国”
1992年，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泽东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同年，为了维护南街村及其企业的利益，临颍县公安局特意在村内设立了南关派出所。该所的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维护南街村的良好治安形势，并为南街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两年之后的1994年，对南街村极为重要的一个金融机构在村中设立。将大量款项贷给南街村的中国农业银行，专门为南街村设立了一个支行。之后，漯河工商局南街分局也在南街村成立。
除了这些行政金融机构以外，南街村还设有直属漯河市军分区的武装部（与县武装部平行），法庭、检察室、纪委等属于镇级的机构也在此设置。
至此，一个拥有财政（银行）、武装力量（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司法机关（法庭）、“法律”（“村规民约”）、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设置的“小国家”现出雏形。
南街村人自称其为“毛主席共和国”。
在这个“小国家”中，王宏斌是领导的核心。南街村人习惯称他为“班长”，这是因为毛泽东曾说过“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除了任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外，王宏斌于1992年开始担任临颍县委副书记，这三个职务一直就任至今。
随着媒体宣传加剧，南街村声名鹊起。它被誉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恩泽下，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
王宏斌也因此被外人称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他确实也在刻意模仿毛，深居简出”，熟识王宏斌的一名人士说，有一次一名从外地来南街村参观的老红军，看到在院子里植树的王后激动不已，宣称自己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而南街村就是当年梦中的理想家园。
吊诡的发展速度
在举世瞩目之下，南街村像一个被急骤吹气的气球迅速胀大。
1990年初，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集团雇佣的员工已逾万人。
“那时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说。
一时间，方便面厂、啤酒厂、调味品厂、印刷厂等迅速拔地而起。
然而，除了调味品厂、面粉厂及印刷厂等少数几个企业效益还算可以以外，其他企业绩效平平甚至亏损。
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
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4100万，
1991年是1.01亿，
1992年是2个亿，
1993年是4.2亿，
1994年是8个亿，
1995年是12个亿，
1996年是15个亿，
1997年16亿，
1998年16亿，
1999年14.2亿，
2000年是14亿。
“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因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
2007年，南街村集团声称销售收入14亿，利税7000万。
南街村的发展速度，动力从何而来？
彼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几乎主要是两点：
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泽东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在1995年以前，南街村领导集体几乎不提“小平思想”——王宏斌称，因为毛泽东是发展公有经济，邓却允许发展私有经济。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
巨额的银行贷款 及 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
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
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
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
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不抵债的南街村集团
从1991年开始，南街村的贷款额连续多年数倍于其利税，即使多年未见效益，银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
可资印证的是，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页上记载：“1995年，村里上麦恩、拉面两条合资新线，因当时啤酒厂亏损严重，流资短缺，农业银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万元，为企业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再集体化之后，南街村集体企业开始大量雇佣外来劳动力。在1990年左右，外来劳动力的人数开始超过本村村民的人数，如今，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有万余名外来员工在各个企业工作——南街村的村民，多数从事的是管理工作，而外来员工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
与南街村民不同的是，外来员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他们只能拿“低工资”——150元—300元/月。
“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靠巨额银行贷款，二是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冯仕政说，在这两个因素中，银行贷款是首要因素，没有银行贷款，南街村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上项目，也就不可能吸引那么多劳动力。
在南街村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其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
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
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
1998年，号称将耗资5000万的南街村“长城”和朝阳门等也开始兴建。
然而，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开始连续下滑。
2004年，甚至发不出员工工资，多条生产线停工。
这除了因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紧缩银根，导致迅速扩张的南街村集团面临资金链断裂之外，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赖的轻工业，利润也日渐稀薄。
“为了贷款维持资金链，南街村驻郑州办事处的三层办公楼都抵押了多次，”知情者说。
南街村啤酒厂（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的建立，是南街村迅速膨胀的产物之一，也是南街村集团最明显的一个败笔。
1993年，声称将实现年利润1078万元的该厂自投产以来，年年亏损，最高年亏损达3000余万。
2007年，连续亏损了13年的南街村啤酒公司声称“实现了历史性的新突破”，开始扭亏为盈，有了20万的纯利润。
然而，该啤酒厂填报于2006年4月24日的《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书》及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均同时标明该厂“负债总额”为2亿6千万余元，而其“资产总额”仅为1亿1千万余元——这意味着该厂实质已经资不抵债。
对此，南街村委一名人士却认为，这正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如果是私人企业，它早就破产了”。
啤酒厂只是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一个缩影。一名熟识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人士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1998年之后，效益最好的是2001年，集团号称纯利润1亿多，但如果将银行贷款本金利息等计算在内，当年整个集团还属于亏损的状态。”
知情者称，南街村集团从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本金利息至今未还。南方都市报得到确凿的消息称，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现在一提要贷款都贷不出来了，除了一家银行外，其他银行与南街村集团基本不再有（信贷）业务往来”。
面对窘境，2003年前后南街村集团开始将经营权下放到各个企业，希望各厂“自谋生路”。
此前，各企业并无独立核算权，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而每年的生产和销售也都由“三大班子”在会议上做出计划。
据知情者称，作为南街村集团一把手的王宏斌，从未看企业财务报表，对企业经营发展并无成熟规划，“他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人物”。
一人说了算的集体生活
南街村的政治中枢是所谓的“三大班子”——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
实际上，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
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向“三大班子”集中。
在“三大班子”中，权力又向书记王宏斌集中。
南街村自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又开始逐步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需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
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楼，村民按人头数分配住房。
到1998年，全村人搬进22栋楼房。将全部村民动员搬入居民楼之后，南街村实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目标——“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王宏斌说。
至此，“羊群已进入羊圈”。南街村领导集体全面控制了村中的事务，大到集团企业发展战略，小到村民婚丧嫁娶。据称，用于保障村民的福利资金，一年至少需要2500万元。
“实际上，王宏斌可以一人说了算。”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领导集体并无真正的监督机制，形同“人治”。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原来的福利供给也将被掐断。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
事后，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个人承包一块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成为了向南街村模式挑战的第二人。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他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
此后，被认为当时最具经营头脑、南街村集团为数不多盈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也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
几位村民的离去，引起了外界对南街村模式的质疑。如在未经法定而克扣属于村民财产性质的福利，就曾引发法律界人士的关注。
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缴一切不正当收入，与星级挂钩”，“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怎么办？退出赃物，停发福利1—5年，职工开除”这样的规定，仍是“村规民约”的内容。
对此，有些南街村人将南街村比作是一个“牢笼”。不住在居民楼的张某说，“处处感觉受限制，在那养老还行。”张的父母住在居民楼内，而张在村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因没有“村籍”，他只能自称为“南街村人”而不是“南街村民”。
为了体现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优越性，南街村修起了一条被人称之为“长城”的城墙，其原本将修成环形，将南街村与其他村庄隔开，但后来因资金不足，只修了一面。城墙的一端，是一座仿天安门的城楼，名曰朝阳门。
一人决定的“永动机”项目
1999年，承认自己“一意孤行，独断专行”的王宏斌做出了一个决定，南街村要上马“永动机”项目。这个已经被科学原理及诸多实践证明不可能实现的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
熟知这一事件的知情者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为了上马“永动机”项目，王决定将一个盈利前景看好的冷库改造成项目研发基地。
经过几个月的研发，所谓的“永动机”得以生产出来。南街村为此买来了三台新的奥迪轿车用于实验，但将发动机拆卸后装上“永动机”的汽车并不能正常启动，轿车报废。
王并不因此灰心，“永动机”项目的几个负责人声称，之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神助，“如果能迎来八仙相助，永动机将获得成功”。
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彼时的南街村在村委大院的几个楼房的顶部，安装上了10余盏探照灯，加以各种小的彩灯，一共“九九八十一”盏。
晚上，村委大院灯火通明，探照灯光直射天空。不知道的人都认为这是为了营造“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的景象，“实际上那是为了恭迎八仙下凡”。
知情者称，王宏斌上马“永动机”项目，源于一个伟大的计划：
如果永动机研发成功，南街村可日进纯利近千万，这不但可扭转南街村陷于颓势的经济状况，有了钱——我们可以先收购一个镇，复制南街村的模式，然后再收购一个县，收购一个省……最后，让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对当时“永动机”项目了解的南街村民及观察者，证实了知情人的这一说法。
“永动机”项目并未给南街村带来任何经济效益，2003年左右，南街村才声称“被骗了”，还为此赔进了2000余万。
王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他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做了检讨而获得了村民们的原谅。一位当时检讨会的亲历者说，很多南街村老人因王公开向村民检讨，流下了眼泪，“班长为我们日夜操劳，还要受这等委屈”。
然而，至今仍有关注此事的观察者提出疑问：
2000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怎么说自己被骗了就完了呢？被谁骗了？骗子为何没有被抓捕归案？
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南街村有些人故意设下一个局，把钱‘造’走了？”对于这些疑问，至今成谜。
除了“永动机”项目，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这些项目是，能让番薯增产100%的“丰植露”（一种叶面肥）项目，亩产万斤的“党员试验田”项目。
“只有你声称信仰共产主义，就可以很容易跟南街村做生意，”一位南街村的研究者说。
“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
在南街村，除了王宏斌对这些项目的痴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之外，“三当家”王金忠的突然死亡，也为人们提供了管窥南街村领导集体成员不为人知的一面。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
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随着这些解构南街村自我宣传的事件接连发生，南街村的意识形态在此后开始向大环境做出妥协，开始将南街村的“成功”归结为“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各界关心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
——南街村自称这是所谓的“外圆内方”———对外与大环境接轨，对内坚持“共产主义”。
彼时，王宏斌亦放弃了伴随他近半个世纪的名字———“洪彬”，将名字改为了现名。
王改名的缘起，亦如南街村开始悄然承认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一样微妙。
本报记者找到了直接促使王宏斌改名的当事人。他透露，有一次在深圳出差，知道王书记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术士为其测命测名，“道士写了首藏头诗，大意是南街村和王书记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如果将名字改为‘宏斌’，南街村和书记可以继续辉煌”。
“改制”：谁的南街村？
王宏斌改名，并没有阻止南街村经济的颓势。
2003年，为了使南街村集团获得充裕的资金，曾有几名高管要求运作南街村上市以便融资，但王宏斌与推动“永动机”项目上马一样，坚持了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投了反对票。
彼时，运营逐渐规范、并有几家已经上市的银行也向宣传坚持“红色路线”的南街村亮起了红灯。
为了增加收入，2004年南街村开始开发“红色旅游”，为了使游客在南街村旅游变成对共产主义的朝圣之旅，南街村复制了毛泽东故居、遵义会议旧址、西柏坡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景观。
在观光园中，南街村还特意修建了一座用于收藏毛泽东选集（1～4卷）书法作品的“四卷楼”，但据称因资金短缺，至今未投入使用已略显破败。
2004年11月，在“法律意义”上，南街村宣告了其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历史的终结。
在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南街村集团核实股东，为集体企业）将12648万元股本中的1809万转让给王宏斌、1206万转让给郭全忠、1206万元转让给贾忠仁、387万元转让给王继春，转让后的股本为8040万元。此外，原属集团子公司的4个企业，也将相应股本转让给该企业法人代表。
在第26次股东大会上，再次对此进行了确认。南街村集团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集体性质）变成了1名法人股东及12名自然人股东。
除了中原工贸仍属南街村集体所有外，其余子公司已将股本转让给原来的法人代表。
至此，注册资本为5亿3千万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由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6%，贾忠仁6%，王继春6%，窦彦申6%，刘晓青6%，王金安6%，邓富山3%，张平3%，王武军3%，卢林政3%，姚喜兰3%.在12名自然人股东中，出资额最高为4770万元，最低为1590万元。
这12位自然人股东，都属于南街村“三大班子”的领导成员。
其中，郭全忠是村党委副书记，贾忠仁是村委主任，王继春为南街村集团党委副书记，窦彦申为集团总经理，刘晓青是食品厂厂长，王金安是村办公室主任，邓富山为包装材料厂厂长，张平是南街村彬海胶印公司经理，王武军、卢林政是集团副总经理，姚喜兰是南街村集团麦恩鲜湿面公司总经理。
众目睽睽下的否认
在南街村集团提交河南省工商局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等级申请书”、以及新的“公司章程”及漯河信利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审计报告上，都证明了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的事实。
此后，南街村的股东会议签章也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公章）盖章，变成了1个法人股东盖章及12名自然人股东的签名。
对于这一事实，王宏斌的回应只有寥寥数语：无稽之谈！
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则反问说：“这怎么可能？南街村还是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如果他们在台上说的和台下干的不一样，他们在南街村一天也立不住脚了。”雷说。
对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一事了解的时任党委办副主任王洪凯解释说，在变更时，工商局的人说集团公司应该有自然人股东，“所以就那么填了”。
本报记者从河南省工商局查阅的材料却显示，是南街村集团内部在2004年11月已经将股权结构、公司章程等变更完毕之后，才于2004年12月向工商局提交了变更等登记申请书。
在包括《公司法》在内的相关法律中，亦无集团公司必须有自然人股东的规定。
此外，在漯河市工商局，南方都市报记者查询到注册号为4111002103267、注册资本是8500万元，名为“漯河南街村全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家企业。在其股权结构中的23名自然人股东中，除了姚喜兰外，南街村“三大班子”的11名成员均是该公司股东，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包括王宏斌在内的南街村诸领导，对“改制”的消息均予以否认；如雷德全这样不属于企业高管的村委相关人士，也说这只是“形式上”的。大多数南街村的村民，更是坚称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
“背后有那么多高参，他们怎么可能不懂，那么容易被骗？”观察者们如此质疑。
在证明各南街村集团高管出资购买股本的“收付款项证明”上，王宏斌等12名南街村集团高管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手印，他们都坚称“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诚实信用原则，保证以上所述内容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如有虚假，甲乙双方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一个私德高尚的牧羊人”
2007年岁末，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给南街村捐了10万元，并希望该款用于改善南街村领导班子成员的生活；
王宏斌代表全体南街村民在给李讷的回信中则说，李的“无私捐助，体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以实际行动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破私立公政治课”，并表示此将激发南街村“加快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步伐”。
村民们既敬又畏的“班长”王宏斌，还是被认为是一个至今无人替代、私德高尚的领导人。
以他为核心的“三大班子”，有责任像称职的牧羊人般，为已进入羊的门的村民们寻找水草、遮风避雨。
2008年2月17日，春节还未过完，南街村已迎来前来参观的游客。
游客们在南街村导游小姐的引导下，感受这里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取得的成就。
南街村自称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建设共产主义奋斗了近30年。
走马观花的游客们，在听着导游小姐解说南街村的故事时，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国策，也已到了30周年。
独家访谈记者上官敫铭：南街见闻：村里为日本人修建的“小特区”
vingie：你什么时候得到的这个线索？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我对南街村现象一直很关注，一直想到这个地方看看。总觉得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不可思议。
南街村改制的事，是年初一个媒体朋友先揭露出来的。
此时，我们认为有必要介入了。
vingie：当时是怎么想做这个选题的呢？因为我们现在在报道中不仅看到改制问题，还看到了他的很多历史东西？那些以前被光环掩盖下的历史。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南都一直在做这方面的选题。加之我对南街村的浓厚兴趣，深度报道部领导决定让我来操作这个题目。
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我主要首先想澄清、甚至说是核实我头脑中对这个现象的一些质疑。
很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了他们一些灯下黑的事实。与自我宣传相差甚远。
vingie：哪些相差甚远？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 ：比如南街人的言行不一，这只是很小的方面。
vingie：你在采访中碰到哪些言行不一致的现象呢？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
比如，南街村领导的行为更他们自我宣传的不一样；
南街村民在接待游客时的状态（言行）跟他们的实际生活不一样；
南街村坚称自己反对的东西，恰恰是一直坚持的东西，比如迷信思想、集权……
再比如，有些南街村领导被人称之为“共产主义的领路人”，
但通过诸多事实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领路人”帝王观念、迷信观念一直伴随左右，这也是相差甚远的一个方面。
这么说吧，南街村善于自我包装，对外有一套，对内做一套。
他们美其名曰“外圆内方”——但也可以理解成“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可说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vingie：听说采访很难？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南街村人已经习惯了被记者采访。但是有一点，如果没有掌握大量的铁证，没有掌握真正核心的、内部的背景资料之前；采访得来的结论往往是浮于表面，我说过了，南街村人善于自我包装，已经几十年了。
vingie：你采访的时候有碰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事例么？讲给网友听听 。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以后会有人写出一本书来的。南街村本来就是一个最普通、最真实的中原农村。但很遗憾，他被当时的某种力量所“裹挟”，它也只能继续被“裹挟”。
vingie：有没有采访中遇到的例子呢？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村民如果知道你是记者，他们会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但你如果是个普通的河南人，他们也有自己最真实的语言。比如，他们对外自称信仰毛泽东思想，但几十年来并未放弃中国农村所特有的“家神崇拜”。
vingie：家里面都供有家神？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不是，这样影响多不好啊，太明显了。南街村里本来有座庙，但宣传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后怕影响不好拆掉了，现在依旧有上了岁数的老人坚持去原址烧纸元宝之类的，很隐秘。加之，南街村的信仰也很多元，有穆斯林，也有基督信仰。
vingie：喔，他们又不敢光明正大的去信，而是偷偷摸摸地信？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至少形式上如此吧。也不能说偷偷摸摸，毕竟很多人对南街村只是走马观花，所以很难发现其最真实的一面。
vingie：除开这个，你在采访中还发现了什么？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
他们对外营造一种所谓的“共产主义”现象，
但包括村民的心里、收入等，都不是那么回事。
vingie：村民满意这种集体生活么？特别是很多企业不景气的时候，他们对集体思想怎么看？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这个要区分来看：
上了年纪的人，确实感到比较幸福，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现在却衣食无忧；
中年人心里边估计都有自己的盘算。“这里一点自由都没有”，“又不按劳分配”，“不给你做生意”……不少人有怨言。
年轻人就很容易理解了，他们不怎么相信这个东西，比较真实。
除了“三大班子” ，普通的南街村民是不能知道最真实的南街村集团的经营状况的，在2003年前，集团旗下的各企业，独立的经营权都没有，财务问题据说一塌糊涂。
再者，他们现在已经强烈依附于这个集体，被“裹挟”了，离开集体会很难过。
vingie：他们那里有宾馆么？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有啊，服务员还穿着文革时代的绿军装 。说到宾馆，倒有一事可提，春节期间，我和几个朋友发现有人在里边打牌。这是南街村自我宣传所绝迹的，只有所谓的为日本人修建的“小特区”才允许出现，但我们在不是“小特区”的地方发现了。
vingie：怎么还有为日本人建的小特区阿？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南街村不是宣称“外圆内方”么，引进了日资，专为日本人修建了一些休闲娱乐场所。
vingie ：有哪些为日本人修建的休闲娱乐场所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 ：
王宏斌的原话说，“我们无非给他们长期住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建了一座小别墅，里面的装修是按日本的风俗习惯装修的，那里面有小酒巴间、小卡拉OK厅，我们还专门掏了五万块钱买了一个麻将桌……”
vingie：王洪斌你觉得他是怎样一个人？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用南街村人的话说“ ‘班长’劳苦功高”，如果我是南街村民，我可能也会认同这个结论的。
他也应该分阶段来看，
创业阶段确实一心为公，
之后就难说了，至少我们掌握的事实是相反的。
一个所谓的政治人物，但一直保有中国农民的狡黠的一面。
vingie ：你还有没有采访中遇到的趣闻什么的？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呵，年初的时候，有些村民为年货（福利）不太满意，估计是物价上涨造成的直接影响吧。
vingie：他们怎么一个不满意？描述一下当时情况吧。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张氏拿着两把刀，一把砍，一把切，把猪肉分切成小块。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
张的老伴站在屋里，嘟囔着，埋怨年货的不如意。临近年关，年货还没有备齐。除了鱼肉、饺子粉等26项物品以实物形式发放给村民外，水果、瓜子等折合成的福利券共110元--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这似乎并不能满足张氏一家过年的需求。
vingie：感谢《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接受腾讯新闻嘉宾访谈。和腾讯新闻网友说一句话吧。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谎言重复千遍也不会变成真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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