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雨前茶
正文
贺龙和彭德怀的是非——反军阀主义是开端
来源：中华网
贺龙和彭德怀的是是非非-反军阀主义是开端
贺龙和老彭，因为性格脾气的关系，本来就成不了好朋友。
贺龙，是一身土匪气，是那种身体入了党，行动思想没有入了党的人，吃喝嫖赌，还斗鸡。
彭是行动早就入了党的。贺龙同彭德怀第一次结怨始于1937年的反军阀主义。
反军阀主义的背景是这样子的: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提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对於历史上遗留的种种问题，比如党内、军内的矛盾，进一步加强部队的军事、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整顿和建设的机会来临。
1937年3月，在西路军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老毛认为解决张国焘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3月13日张闻天、老毛致电周恩来，要其即日动身回延安开会[1《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 。
1937年3月23日至26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对张国焘军阀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
会上贺龙还说张“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你张国焘是人变猴子，倒退了!” [2 《中国元帅贺龙》作者：水工]
随着会议的进行，老毛等中央领导认为，要把此次活动扩大化。
3月25日，张闻天、老毛致电周昆、袁国平，要求对“国焘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立即开展讨论，彻底揭发，以求党内统一和团结”。[3《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
这一指示，针对的显然并不仅仅是张国焘，而是以全军为目标。
话是这么说，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没有一方面军的事情。而四方面军又基本没有了，那么红二方面军就成了重点对象。
恰恰相应的是，红二方面军的名声在这方面不佳。所以二方面军“反军阀主义”的起源于此。
众所周知的是贺龙在旧军队混过，北伐就当过军长。 叶剑英就说过，在我军干部中对旧军队那套很熟的第一要数贺龙。
所以在红二方面军里要说“反军阀”，那矛头所指就是比较明确，也就只有贺龙当过军阀(是头头啊)。
6月23日，关向应在前总开会时，已决定召集红二军第四师党的特别小组会，反对十二团团长的军阀主义。
为什么要选这位团长呢，因为他与政治委员关系不好[4关向应的笔记]，定性为“实质是军阀主义倾向反对党的斗争”。
在批评斗争之后，团长认错了，但是斗争却转向了师长卢冬生，指责他“对政治制度的反对倾向”“只相信个人，不相信组织，对上关系对下团结均如此”，是“四师工作的主要阻碍”，同时也肯定他“对革命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 这种“只相信个人”的指责，很明显指的是贺龙。
而这种转向，同老彭的讲话有很大关联。
彭来到红二方面军驻地，作了此报告，虽然肯定没有点名，但是严厉批评了二方面军的所谓“军阀主义”和“游击主义。
王震后来回忆说：“彭德怀对六军团的批评太不像话了，说六军团游击主义，二军团军阀主义，游击主义是我，因为我在会上写了一个条子要求讲话，说我是代表。周士第那时有点情绪，我就算了。反军阀主义是重点。卢冬生是个好同志，打仗很勇敢，把卢冬生当军阀主义重点来斗，是不对的。反军阀主义矛头指向贺老总是错误的。”[8“王震谈红二、六军团会合及湘鄂川黔边苏区革命斗争和长征等问题纪要”（ 1960年11月22日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 。
虽然在特别小组会上，贺龙主动发了言，提出对卢冬生他们，过去与其错误斗争不够，不够的原因，因为过去过火的思想斗争方式不满而形成的成见。但是卢冬生并没有作检讨。
关向应在7月19日的笔记上写道：“冬生非但未了解自己的错误，而且有很深的意见，值得我们警觉，奈何!奈何!”
7月 30日，对卢冬生的批判斗争升级，被推上了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党的积极活动分子会议。 关向应在6月30日的笔记中写道：“本日（第二次会议）有极大发展，即公开与冬生的军阀主义倾向做斗争，特别是云卿(贺龙）说：‘我没有错误吗?因为我过去当过军阀，党没有公开批评就是的。’又说：‘冬生的错误我是看到的，因为我过去政治落后，没有纠正就是了。”’ 虽然贺龙违心作了检讨，可是卢冬生并不理解。卢向关向应打电话撩挑子，提出：“一、我要饭回家去。二、你把我送到后方去，我不干了。” 於是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贺龙了。
贺龙大为恼火，“你们要赶我走?办不到!毛主席让我走，我就走!”
关向应在他的笔记上对此也有所反应。他写道：“8月23日，晚上与云卿谈几个问题的误解——我并批评了云卿怀疑态度的历史根源”。
后来因为时局的发展，为了早日出师抗日，红军改编迫在眉睫，中央又来通知贺龙、关向应去洛川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红二方面军的反军阀主义只得不了了之。
但从此种下了贺彭不和的苗头。
来源：中华网
贺龙和彭德怀的是是非非-反军阀主义是开端
贺龙和老彭，因为性格脾气的关系，本来就成不了好朋友。
贺龙，是一身土匪气，是那种身体入了党，行动思想没有入了党的人，吃喝嫖赌，还斗鸡。
彭是行动早就入了党的。贺龙同彭德怀第一次结怨始于1937年的反军阀主义。
反军阀主义的背景是这样子的: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提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对於历史上遗留的种种问题，比如党内、军内的矛盾，进一步加强部队的军事、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整顿和建设的机会来临。
1937年3月，在西路军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老毛认为解决张国焘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3月13日张闻天、老毛致电周恩来，要其即日动身回延安开会[1《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 。
1937年3月23日至26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对张国焘军阀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
会上贺龙还说张“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你张国焘是人变猴子，倒退了!” [2 《中国元帅贺龙》作者：水工]
随着会议的进行，老毛等中央领导认为，要把此次活动扩大化。
3月25日，张闻天、老毛致电周昆、袁国平，要求对“国焘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立即开展讨论，彻底揭发，以求党内统一和团结”。[3《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
这一指示，针对的显然并不仅仅是张国焘，而是以全军为目标。
话是这么说，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没有一方面军的事情。而四方面军又基本没有了，那么红二方面军就成了重点对象。
恰恰相应的是，红二方面军的名声在这方面不佳。所以二方面军“反军阀主义”的起源于此。
众所周知的是贺龙在旧军队混过，北伐就当过军长。 叶剑英就说过，在我军干部中对旧军队那套很熟的第一要数贺龙。
所以在红二方面军里要说“反军阀”，那矛头所指就是比较明确，也就只有贺龙当过军阀(是头头啊)。
6月23日，关向应在前总开会时，已决定召集红二军第四师党的特别小组会，反对十二团团长的军阀主义。
为什么要选这位团长呢，因为他与政治委员关系不好[4关向应的笔记]，定性为“实质是军阀主义倾向反对党的斗争”。
在批评斗争之后，团长认错了，但是斗争却转向了师长卢冬生，指责他“对政治制度的反对倾向”“只相信个人，不相信组织，对上关系对下团结均如此”，是“四师工作的主要阻碍”，同时也肯定他“对革命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 这种“只相信个人”的指责，很明显指的是贺龙。
而这种转向，同老彭的讲话有很大关联。
彭来到红二方面军驻地，作了此报告，虽然肯定没有点名，但是严厉批评了二方面军的所谓“军阀主义”和“游击主义。
王震后来回忆说：“彭德怀对六军团的批评太不像话了，说六军团游击主义，二军团军阀主义，游击主义是我，因为我在会上写了一个条子要求讲话，说我是代表。周士第那时有点情绪，我就算了。反军阀主义是重点。卢冬生是个好同志，打仗很勇敢，把卢冬生当军阀主义重点来斗，是不对的。反军阀主义矛头指向贺老总是错误的。”[8“王震谈红二、六军团会合及湘鄂川黔边苏区革命斗争和长征等问题纪要”（ 1960年11月22日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 。
虽然在特别小组会上，贺龙主动发了言，提出对卢冬生他们，过去与其错误斗争不够，不够的原因，因为过去过火的思想斗争方式不满而形成的成见。但是卢冬生并没有作检讨。
关向应在7月19日的笔记上写道：“冬生非但未了解自己的错误，而且有很深的意见，值得我们警觉，奈何!奈何!”
7月 30日，对卢冬生的批判斗争升级，被推上了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党的积极活动分子会议。 关向应在6月30日的笔记中写道：“本日（第二次会议）有极大发展，即公开与冬生的军阀主义倾向做斗争，特别是云卿(贺龙）说：‘我没有错误吗?因为我过去当过军阀，党没有公开批评就是的。’又说：‘冬生的错误我是看到的，因为我过去政治落后，没有纠正就是了。”’ 虽然贺龙违心作了检讨，可是卢冬生并不理解。卢向关向应打电话撩挑子，提出：“一、我要饭回家去。二、你把我送到后方去，我不干了。” 於是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贺龙了。
贺龙大为恼火，“你们要赶我走?办不到!毛主席让我走，我就走!”
关向应在他的笔记上对此也有所反应。他写道：“8月23日，晚上与云卿谈几个问题的误解——我并批评了云卿怀疑态度的历史根源”。
后来因为时局的发展，为了早日出师抗日，红军改编迫在眉睫，中央又来通知贺龙、关向应去洛川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红二方面军的反军阀主义只得不了了之。
但从此种下了贺彭不和的苗头。
评论
博主已隐藏评论
博主已关闭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