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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2007-03-01 谢韬 《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谢韬
（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
《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编者按：谢韬的文章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放弃了他们早年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暴力革命的主张，认为无须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而原来受到批判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则是左倾修正主义；改革开放就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实际上是宣告共产主义的“失败”和修正主义的“胜利”。文章发表后，喝彩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现予转载，供读者分析研究。谢韬在《炎黄春秋》发表此文以前，已在网上张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兹一并转载。（2007年3月1日）
我们党在1956年12月完成了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也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同志就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250万人（工业160万，商业90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308页）
这是我们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还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我们当时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论》第一卷，1966年人民出版社第962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这部书稿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书稿《导言》里指出：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27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我们曾经奉行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这部书稿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渡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有一条祖训：“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学工业，学科学，学教育，这是所谓“用”的部分；至于“体”，即这一套体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变的。祖宗传下来的这一套，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进一下都不行。
孙中山创立民国，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但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还是专制独裁。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
2004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这些说法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如果实行了这个转变，我们的党就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就一定会赢得世界近百个国家民主社会党的欢迎，与欧洲各国及美国民主势力共建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会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同盟军。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将加强而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将举得更高，举得更有力。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1994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这一部书稿，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责任编辑: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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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共有 22 条评论) 发表时间 作者 回复
一字值千金 2007-10-23 17:23 pm 大漠驿客 0
通篇空洞无物，无法令人 信服。 2007-10-08 01:59 am marsflyer 0
很不错 2007-09-25 17:17 pm calebwang 0
写得好！ 2007-09-22 23:51 pm JIMMY1949 0
谢韬的左派言论不知是书呆子，还是天真？ 2007-08-14 19:58 pm vcxfdsrew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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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韬：不清理毛泽东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
作者：江迅 推荐文章来源：亚洲周刊 点击数：307 更新时间：9/22/2007
以一篇论述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揭起十七大前路线之争的谢韬，坦承文章所以轰动，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与反思。只要共产党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小步前进，二十年后中国就会有大的转变。
在香港大学本部大楼二一八毕业生议会厅，百多名听众挤得满满的。来自北京的著名理论家谢韬演讲“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八十六岁的谢韬，虽行动迟缓，却中气十足而爽朗宏言，令香港听者颇感意外。
今年初春，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宛若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了中共十七大之前一场政治理论风波。身处中共思想理论界重大争议的旋风中心，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却背了一首他的旧诗作：“行云流水去，清风明月来。生动无凝滞，芯花漫自开。”一首恬淡隽永的小诗，正是他此际的心情写照。
他说，中国的问题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急，等，促。即不能急，急不得；但也不能等，等不到；只有促。只要共产党方向正确，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小步前进，大步是走不出去的，慢步前进，积小步为大步，也许二三十年后会有大的转变。《炎黄春秋》有勇气发表这一文章，就是一种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一点希望，同时也让人看到领导者在汲取教训，作历史反思，采取宽容态度。历史在缓慢地向前推进，在无声无息地逐渐地转换著。中国的问题急不得，也等不得。
他说：“二十年后的大转变，我们这样的老人是看不到了，都死了，现在三十多岁的人，经过二十年的奋斗，他们与旧的那套没有联系了，有了新的思想，到了中共二十大的时候，会有大的转变。我们虽然看不到了，但要促。活著一天，有话就说。我风风雨雨几十年都过来了，入党六十年，在中国也算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员，到了晚年，未来的日子不多了，如果再不把自己一生感受到的问题，说点真话，自己都愧对自己了。见上帝之前，留下几句真话，就是这样的心情。”
他说：“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清理毛泽东，在走向一个更有活力的民主社会中，清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障碍，不清理毛泽东几十年来造成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胡锦涛最近提出四个坚持：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用这新的四个坚持取代了旧的四个坚持，这就是一个进步，就是在前进，不可能要求它一下子转变过来，但它每前进一步，我们应该欢迎，中国社会目前还没有到翻天覆地巨变的时候。”
谢韬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胃部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他每天的活动主要是读书，早晚两次在住宅小区散步。最高兴的是有三五老友到他家小坐。中共中央原组织部副部长、毛泽东政治秘书李锐、中共中央原宣传部长朱厚泽等是他家的常客。他们关上门交换最新获得的政坛信息，说说在门外不好说的真话。
二零零七年一月下旬，谢韬发表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檄文后，朋友们都为他担心。他笑著说：“直到今天，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没有任何人为此找我谈话。”只是七月一日，他所工作的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委依往年惯例上他家探望，送给他一盆天鸿爪花，还有一套寝具、一封贺信。谢韬说，两个月过去了，花还盛开著。
谢韬和夫人是九月六日从北京来香港的，参加《明报月刊》五百期志庆讲座，他是主讲嘉宾。同一飞机抵达香港的还有特邀嘉宾、《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原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和女儿《炎黄春秋》副秘书长杜明明等人。谢韬说，他和发表这一文章的《炎黄春秋》都没有遇到麻烦，这是当局的“宽容”，体现了官方的一种“保护”。
未被处分体现宽容
文章发表后，他和《炎黄春秋》的朋友们都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当局会有什么反应，是未知数心里就不踏实。但文章发表的五个月里，领导上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五月十日，《人民日报》才刊登一篇答读者问的文章，论及此文。这前后中央下达一个精神：此文不传播，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中央没有干涉、打压文章掀起的讨论气氛。对意识形态理论争论，中央不急于发表意见，采取一种开明的宽容态度，也是在汲取历史教训，这是中央和领导人的一种进步。
谢韬说，按照中共传统，任何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全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党代会的文件统一全党的思想，不希望干扰，不希望有杂音，不希望分散关注点。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能发表这篇文章，公开讨论长达半年，很了不起了。一百多年没有与中国人民见面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一贯都是封锁的，批判的，现在可以公开谈论，象征意义很大。他认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朝民主社会主义前进一步，不会开倒车。他说：“中国缺少的不是谁说得正确，谁说错了，而是把话说出来，这个现象本身更具意义。中国曾经是有话不能说，而今能说了，引起社会争论，这就是进步。”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早在二零零六年就写好了。谢韬与一些朋友商谈中，预测文章提出的问题具有很大冲击力。长期来在当局封锁下，这一问题是无法公开讨论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对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的否定，这在中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他不能不慎而又慎，文章就一直压著没有发表。不知是谁将他的这篇文章放到网上，散布很快，当时他还不知情。他人在成都，《炎黄春秋》编辑部朋友给他电话，说从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想将文本里一些尖锐或敏感的用词作些改动，准备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谢韬同意了。
他说：“发表前，编辑部多次作了研究，为发表这篇文章作了三种准备。一是可能会引来上级部门指令封门，那就要找律师打官司。一是这一期被禁止发行，以前也有过先例，如果是这样，编辑部就提前发行一部分杂志。一是刊出后，上面有人来打招呼，要求编辑部作检讨，或者其他一些相关措施，施加政治压力。”文章终于破土见了阳光，引起强烈反响，而中央采取少见的宽容态度。谢韬说：“这令我们意外但又是等待中可能的最好反应。文章受到传统左派狂热攻击，各地举行了十多场大批判会，指责我颠覆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宪法，反党章，都不是讲道理的，而是文革式批判。”
他坦承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在人民中生根，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历史反思。文章的观点，不是他一个人的，许多朋友和同事在长期的政治和学术的经历后，也有同样的看法，只是分散的，他不过是系统地加以表述。他说：“中国历次运动，大家从切身经验里，有自己的历史感觉，很多人都在作历史反思，包括党内一些领导干部。这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必然有的理性思考。我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中国这几十年培养了这样的一种人，年轻时真心为革命，真心去拥护，到了晚年，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人就想说点真话，面对真实的历史去探讨未来。”
谢韬小档案
今年八十六岁，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一九四九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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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2007-03-01 谢韬 《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谢韬
（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
《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编者按：谢韬的文章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放弃了他们早年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暴力革命的主张，认为无须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而原来受到批判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则是左倾修正主义；改革开放就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实际上是宣告共产主义的“失败”和修正主义的“胜利”。文章发表后，喝彩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现予转载，供读者分析研究。谢韬在《炎黄春秋》发表此文以前，已在网上张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兹一并转载。（2007年3月1日）
我们党在1956年12月完成了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也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同志就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250万人（工业160万，商业90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308页）
这是我们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还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我们当时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论》第一卷，1966年人民出版社第962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这部书稿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书稿《导言》里指出：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27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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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我们曾经奉行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这部书稿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渡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有一条祖训：“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学工业，学科学，学教育，这是所谓“用”的部分；至于“体”，即这一套体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变的。祖宗传下来的这一套，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进一下都不行。
孙中山创立民国，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但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还是专制独裁。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
2004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这些说法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如果实行了这个转变，我们的党就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就一定会赢得世界近百个国家民主社会党的欢迎，与欧洲各国及美国民主势力共建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会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同盟军。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将加强而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将举得更高，举得更有力。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1994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这一部书稿，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责任编辑: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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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共有 22 条评论) 发表时间 作者 回复
一字值千金 2007-10-23 17:23 pm 大漠驿客 0
通篇空洞无物，无法令人 信服。 2007-10-08 01:59 am marsflyer 0
很不错 2007-09-25 17:17 pm calebwang 0
写得好！ 2007-09-22 23:51 pm JIMMY1949 0
谢韬的左派言论不知是书呆子，还是天真？ 2007-08-14 19:58 pm vcxfdsrew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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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韬：不清理毛泽东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
作者：江迅 推荐文章来源：亚洲周刊 点击数：307 更新时间：9/22/2007
以一篇论述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揭起十七大前路线之争的谢韬，坦承文章所以轰动，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与反思。只要共产党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小步前进，二十年后中国就会有大的转变。
在香港大学本部大楼二一八毕业生议会厅，百多名听众挤得满满的。来自北京的著名理论家谢韬演讲“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八十六岁的谢韬，虽行动迟缓，却中气十足而爽朗宏言，令香港听者颇感意外。
今年初春，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宛若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了中共十七大之前一场政治理论风波。身处中共思想理论界重大争议的旋风中心，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却背了一首他的旧诗作：“行云流水去，清风明月来。生动无凝滞，芯花漫自开。”一首恬淡隽永的小诗，正是他此际的心情写照。
他说，中国的问题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急，等，促。即不能急，急不得；但也不能等，等不到；只有促。只要共产党方向正确，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小步前进，大步是走不出去的，慢步前进，积小步为大步，也许二三十年后会有大的转变。《炎黄春秋》有勇气发表这一文章，就是一种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一点希望，同时也让人看到领导者在汲取教训，作历史反思，采取宽容态度。历史在缓慢地向前推进，在无声无息地逐渐地转换著。中国的问题急不得，也等不得。
他说：“二十年后的大转变，我们这样的老人是看不到了，都死了，现在三十多岁的人，经过二十年的奋斗，他们与旧的那套没有联系了，有了新的思想，到了中共二十大的时候，会有大的转变。我们虽然看不到了，但要促。活著一天，有话就说。我风风雨雨几十年都过来了，入党六十年，在中国也算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员，到了晚年，未来的日子不多了，如果再不把自己一生感受到的问题，说点真话，自己都愧对自己了。见上帝之前，留下几句真话，就是这样的心情。”
他说：“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清理毛泽东，在走向一个更有活力的民主社会中，清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障碍，不清理毛泽东几十年来造成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胡锦涛最近提出四个坚持：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用这新的四个坚持取代了旧的四个坚持，这就是一个进步，就是在前进，不可能要求它一下子转变过来，但它每前进一步，我们应该欢迎，中国社会目前还没有到翻天覆地巨变的时候。”
谢韬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胃部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他每天的活动主要是读书，早晚两次在住宅小区散步。最高兴的是有三五老友到他家小坐。中共中央原组织部副部长、毛泽东政治秘书李锐、中共中央原宣传部长朱厚泽等是他家的常客。他们关上门交换最新获得的政坛信息，说说在门外不好说的真话。
二零零七年一月下旬，谢韬发表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檄文后，朋友们都为他担心。他笑著说：“直到今天，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没有任何人为此找我谈话。”只是七月一日，他所工作的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委依往年惯例上他家探望，送给他一盆天鸿爪花，还有一套寝具、一封贺信。谢韬说，两个月过去了，花还盛开著。
谢韬和夫人是九月六日从北京来香港的，参加《明报月刊》五百期志庆讲座，他是主讲嘉宾。同一飞机抵达香港的还有特邀嘉宾、《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原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和女儿《炎黄春秋》副秘书长杜明明等人。谢韬说，他和发表这一文章的《炎黄春秋》都没有遇到麻烦，这是当局的“宽容”，体现了官方的一种“保护”。
未被处分体现宽容
文章发表后，他和《炎黄春秋》的朋友们都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当局会有什么反应，是未知数心里就不踏实。但文章发表的五个月里，领导上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五月十日，《人民日报》才刊登一篇答读者问的文章，论及此文。这前后中央下达一个精神：此文不传播，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中央没有干涉、打压文章掀起的讨论气氛。对意识形态理论争论，中央不急于发表意见，采取一种开明的宽容态度，也是在汲取历史教训，这是中央和领导人的一种进步。
谢韬说，按照中共传统，任何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全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党代会的文件统一全党的思想，不希望干扰，不希望有杂音，不希望分散关注点。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能发表这篇文章，公开讨论长达半年，很了不起了。一百多年没有与中国人民见面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一贯都是封锁的，批判的，现在可以公开谈论，象征意义很大。他认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朝民主社会主义前进一步，不会开倒车。他说：“中国缺少的不是谁说得正确，谁说错了，而是把话说出来，这个现象本身更具意义。中国曾经是有话不能说，而今能说了，引起社会争论，这就是进步。”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早在二零零六年就写好了。谢韬与一些朋友商谈中，预测文章提出的问题具有很大冲击力。长期来在当局封锁下，这一问题是无法公开讨论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对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的否定，这在中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他不能不慎而又慎，文章就一直压著没有发表。不知是谁将他的这篇文章放到网上，散布很快，当时他还不知情。他人在成都，《炎黄春秋》编辑部朋友给他电话，说从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想将文本里一些尖锐或敏感的用词作些改动，准备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谢韬同意了。
他说：“发表前，编辑部多次作了研究，为发表这篇文章作了三种准备。一是可能会引来上级部门指令封门，那就要找律师打官司。一是这一期被禁止发行，以前也有过先例，如果是这样，编辑部就提前发行一部分杂志。一是刊出后，上面有人来打招呼，要求编辑部作检讨，或者其他一些相关措施，施加政治压力。”文章终于破土见了阳光，引起强烈反响，而中央采取少见的宽容态度。谢韬说：“这令我们意外但又是等待中可能的最好反应。文章受到传统左派狂热攻击，各地举行了十多场大批判会，指责我颠覆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宪法，反党章，都不是讲道理的，而是文革式批判。”
他坦承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在人民中生根，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历史反思。文章的观点，不是他一个人的，许多朋友和同事在长期的政治和学术的经历后，也有同样的看法，只是分散的，他不过是系统地加以表述。他说：“中国历次运动，大家从切身经验里，有自己的历史感觉，很多人都在作历史反思，包括党内一些领导干部。这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必然有的理性思考。我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中国这几十年培养了这样的一种人，年轻时真心为革命，真心去拥护，到了晚年，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人就想说点真话，面对真实的历史去探讨未来。”
谢韬小档案
今年八十六岁，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一九四九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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