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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买办”将是葬送中国的祸根

(2008-01-02 12:31:43) 下一个


作者:孙大龙

“买办经济”,是一种严重依存于外国经济势力,而存在的经济方式,是一种依附经济,没有自立能力。当然,这并不影响“买办”阶层们先富起来,而且这个先富速度是很快的。先富的手段无非是,把国外的垄断产品贩到国内来,再把国内的资源廉价的卖出去。

为什么会出现“买办”?象美、日等所谓崛起的国家,当初都是通过明火执仗的抢劫式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后来的国家想如此崛起,就没有条件了。这些强盗发财后,当然会洗黑钱漂白了。

今天这些崛起的国家,大多都是鼓吹公平竞争自由贸易的。落后国家想崛起,就只能够勒紧裤带苦干了,这个苦干不是短期内的干,而是干上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捷径可走。但是,把国外先进的产品贩进来,和把国内的资源廉价卖出去,却很容易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今天睡床板,明天当老板,这就是“买办”经济,如此吸引一部分人的重要原因。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自然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思想解放了,从新的视角来看问题,就会发现李鸿章、汪精卫的确都是如此的。

“买办经济”的一个特征,就是母语的衰落。韩国是一个小国,在历史上也受到过日本殖民的残酷统治,韩国人当中,也出了不少韩奸。但是,韩国人在前些时候,对历史上的韩奸进入了界定,把这批人,打入了历史的耻辱柱中。一个小国能够这样有骨气,猜想,韩国的经济一定不是什么“买办”经济,韩国的民营企业家阶层们,一定是通过“剥削”外国而崛起的,肯定不会为外国民营企业家做监工,做“买办”。所以韩国是不会容许戏子们去演日本艺妓的,也不会为了与“国际接鬼”而修改历史教科书。

“买办”一职,受到封建政府的严格控制,中国人不得随便充当,外商亦不能任意选雇。为打破这一限制,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等项,由外商与中国人自行协议,中国地方官不得干预。

“买办”的身分与性质,从此完全听从外商主东的决定。最初,外商进入新开口岸,大半雇佣广州原有的“买办”,或由他们荐引的故旧亲友。随着侵略势力的扩张,宁波、湖州等地,也先后出现了大批当地“买办”。至19世纪60年代,通事、“买办”已成为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行业。“买办”与外国在华洋行之间,立下保证书与合同后,即可得工资、佣金收入。

鸦片战争后,外商放手派遣“买办”携带巨款,深入内地进行商品购销、磋商价格、订立交易合同、收付货款、保证华商信用等活动。这些“买办”成为洋行业务的实际经理人或外商代理人。很多洋行的在职“买办”同时又是投资于钱庄、贩卖鸦片、经营丝、茶的巨商。为扩大洋行业务,洋行主东还要求“买办”勾通封建政权,依托地方“官绅”势力。外国商人与“封建官僚”之间,往往通过“买办”建立密切联系。

由于“买办”职能的扩大及活动的增加,“买办”在洋行中的地位,及其雇佣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首先,在大洋行内,出现了层层相属的各级“买办”所构成的“买办”间或华账房,洋行主东只要控制“总买办”便能驾驭他以下的全班人马。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买办”要向洋行主东承担,以至保证洋行全部购销任务的完成,从而使洋行老板无需承担风险,就能随心所欲地开展进出口贸易业务。其次,“买办”的佣金及薪资制度,也有相应变化。以经手洋行生意为主要职责的“买办”薪俸,只是表明其洋行雇员身分的标志,而佣金则成为其重要收入。

有的“买办”每年佣金收入不下五六千两。此外,“买办”还利用职务之便,独立经商,投机倒把,走私偷税,敲诈勒索,由此而来的收入,几乎没有限度。

“买办”以自己雄厚的资本实力,在各个通商口岸的鸦片、丝茶、洋货、钱庄以及船运等,许多领域保有庞大势力。甚至有些地区的征税大权均落入“买办”巨商手中。清代末期,甚至形成了由“买办”势力控制的,自通商口岸至内地城镇的“买办”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买办”起着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什么叫“官僚买办”,鸦片战争前,“买办”必须经公行行商推荐、担保,并向广州地方政府及海关监督,请领执照才能充当“买办”,从外商处领取少量薪金,主要收入来自佣金和小费。

鸦片战争后,行商制度被取消,外国商人,自己物色并雇佣“买办”,而“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结成直接的人身雇佣关系,或者直接的资本合作关系,成为外国资产阶级入侵的“帮凶”,同时也为自己积累资本。

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一部分“买办”逐渐“官僚”化,与此同时,一部分“封建官僚”主要是洋务派“官僚”也日益“买办”化。这有力地促进了“买办”势力的发展,并使得中国“买办”阶级,一开始便同“官僚”结合起来,成为了早期的“官僚买办”阶级。

“官僚买办”阶级,与中国古典“官僚政治”的延续性问题,应首先需要论究到它发生或形成过程的起始点。

“官僚政治”是当做“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似乎只要问中国“专制政体“是何时开始的就行。

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即“官僚政治”的支配。谭复生所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政,如何皆是“大盗”,且不忙解释,但二千年之政,皆是沿袭秦代“专制政治”而来,却是一个事实。而“官僚政治”必然派生出腐败的“官僚买办”,这就是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的不争事实。

痛将士之壮烈,恨当今之腐败“官僚买办”。偌大之中国,屈服于西方,惨败于倭寇,让百姓欲哭无泪。纵观中国几千年,未曾如此阳痿不举。明治维新,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几乎在相同时代背景下进行,结果却天壤之别。日本花了50年时间,打败了中国清王朝,还打败了俄国。是什么原因,使一个“盛世”的大清朝,在一个甲子年间60年中,走向“毁灭”?,答案是“官僚买办”葬送了大清朝!

四大家族概念是20年代,由瞿秋白提出的。他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通俗来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就是说,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这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大有非常相似之处。

四大家族这个概念,风行了近二十年,最终由当时的文人陈伯达,在内战的解放战争中完成的。他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且估算,这四个家族约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因为整个二战期间。美国由于先欧后亚的政策,向中国提供了16.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

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

根据日本资料,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

摘引于下: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宋美龄3094万元,377万美元,宋子文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5214万元,635万美元,宋霭龄1200万元,146万美元,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

还有美国方面的,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使得当时的美国民众,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失误非常不满,杜鲁门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就一股脑的把责任推给国民政府,说是其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官僚买办”所致。有些国会议员,还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几十亿美元的军援,都被国民党贪污了。这就是“官僚买办”葬送国民党的历史片段。

洋腐蚀,催生新的“官僚买办”,当前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民生惨淡、消费不足,而经济对外依存度太高、出口增长太快、外汇储备太多,社会主要矛盾之一是,“官僚买办”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中国人早已习惯了“二元对立”。“科学”与“人民群众”对立,“发展”与“公平正义”对立,“效率”与“环境保护”对立。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这不是学术问题。这是对包工头们的辩护词,是最厉害的“豆腐渣”工程、最高明的“假冒伪劣”、最毒的“精神消费品”进行辩护。这是为一切针对民众的“劫掠”、“盗窃”、“剥削”的辩护。

当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与人民分离甚至对立的时候,这个民族就极其危险了。这就如同一个人肉体与精神的分离。精神分裂或精神错乱的人,拥有一个健康的肌体,并无实际意义,仅仅摆设而已。

中国的知识精英,整体上是稚嫩的。知识精英有了知识之后,失去了境界。一经进入市场经济大潮,现实主义就压垮理想主义。极端功利主义加无政府主义,堕落了知识精英的灵魂。一群有知识、有文化、有技术,但却没有良知的精英们,变成了聪明机警干练的苍蝇,附着于污浊和丑陋之上。最可怕的是,他们并不觉悟,并不以此为耻,他们还在制造、传播、散布污浊和丑陋。中国的知识精英,需要一个当头棒喝。为什么150年的苦难,还不能提高一点,中国知识精英分子的境界?遗憾的是,很多的精英,没有经得起考验,在向“钱”进的过程中,他们变质了。

他们原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现在竟然长出伶牙俐齿,开始吃人肉了。谁是肉?当然就是人民大众的肉了。

“官僚买办”让外资廉价参股中国银行,就是摘桃子,那么“官僚买办”让外资廉价控股中国银行,就是砍树,并且是连根刨走。外资摘桃子砍树,引发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三次争论,姓中姓外的争论。目前外资借助“官僚买办”对中国产业和金融的扫荡,就是对中华民族的严峻威胁,这完全是在瓜分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只是第一次是领土瓜分,这第二次是经济瓜分;第一次是用鸦片摧毁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把中国人变成了一盘散沙,这第二次是用“官僚买办”的唯利是图,摧毁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把中国人再次变成了一盘散沙,并且培育“官僚买办”精英集团,误导中国改革,用两极分化的鸿沟,把中国撕裂为许多碎片,中华民族的确己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当前右派的“官僚买办”言论甚嚣尘上,认为外资来到中国就变成了中国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样,都是中国的企业,对国家对民族只有好处没有危害,并且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继续讲什么内外企业,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官僚买办”的理论,表面好像很有逻辑,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十分荒唐,如果说,目前整个世界国民收入的分配,也全球化了,不分彼此地融为一体了,可关键目前世界国民收入的分配,仍然是以国家为单位,虽然正在形成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但是分配却没有全球化,仍然是谁的就归谁,美国就是美国的,中国就是中国的,彼此谁都不肯化给对方一分一厘,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

所以对外资既不能妖魔化,更不能神圣化,它既不是魔鬼也不是不是雷锋,他是来中国赚钱的,并且赚了钱要带走,既然是要赚钱带走,中国的产业,中国的银行,如果都被外资控制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财富,会越来越大规模流向国外,我们牺牲资源,付出劳动创造的财富,就都流进了外资所在国,我们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地上班下班就都白干了,那我们引进外资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

“官僚买办”经济,需要汉奸文化,汉奸文化方兴未艾,大小汉奸,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风光。

中国的“官僚买办”腐败主要集中在,国家广泛参与的领域。包括大坝、道路和电网的建设。土地出售或授予使用权,也容易受到影响,金融服务和管制严格的行业。缺乏竞争性,高风险领域更易受到诈骗、盗窃、回扣和贿赂的影响。

美国、日本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可能因为竞争对手从事非法行为,以争取中国的业务,而处于竞争劣势。

“官僚买办”腐败,令西方公司的知识产权特别受威胁,因为那些不道德的地方官员,常常为保护中国造假者,以换取贿赂。

“官僚买办”的腐败,通过贩毒、拐卖人口和洗钱等,跨境犯罪的传播影响到其他国家

“官僚买办”让中国的企业,平均生命周期存活仅是5-8年,而发达国家的生命周期存活是10-20年左右,“官僚买办”让中小企业总是昙花一现,难以脱离各领风骚两三年的宿命。

“官僚买办”危机使得产品的利润空间迅速降低,市场渠道一旦动力不足或失去动力,市场注定崩溃。用一家美国银行高管的话,美国银行,从中国建设银行投资中,潜在获利320亿美元,远远超过其在美国次级贷40亿美元损失。这就是很好的证据。

中国的“官僚买办”官员,廉价出让中国建设银行资产。为了保证中国国有银行成功IPO,一些“官僚买办”官员,采取非公开、非竞争性的私下募集方式,不惜以重大利益诱惑,拉拢国外银行参股。结果是损失了国家利益,肥了“官僚买办”个人利益。

原中国建设银行“官僚买办”行长,接受国外巨额贿赂,就是一个明证。类似,一些“官僚买办”官员,在对外金融投资中,同样出卖国家利益。

中投公司“官僚买办”高价购买美国黑石公司股票,损失数亿美元,个中原由不言自明。这种“官僚买办”腐败,已经导致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如此下去,是否会导致中国破产?2007年11月12日,中投公司,首个投资对象,美国黑石集团股价再次跳水,单日跌幅2.20%。至此,中投公司,亏损金额达到约7.44亿美元,约合55.34亿元人民币。按照20万元建设一所“希望小学”计算,中国国家投资公司,毁掉了“27670个希望小学”,数以百万孩子的梦想,因此破灭了。

“官僚买办”的内奸遍布朝野,重要经济信息,总是对外单向透明,无密可保。中国购买力,理应占有大户优势,甚至支配市场;本应我大量买了何物,该物才涨价,卖了何物,该物才降价;但因“官僚买办”的内奸之故,重大经济情报,总是提前外泄,总是刚要买什么,还没买,就已传遍全球,该物价格随即暴涨。重大经济决策也是如此,国外总是在第一时间就已知晓,先我而动。

“官僚买办”以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改变为,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

“官僚买办”导致中华民族的资源和财富,如长江大河般流向国外,形成了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张宏良教授的统计资料显示,仅仅十多家银行,由“官僚买办”低价贱卖的资产损失,就超过10600亿元,加上广发行、深发展、华夏银行和北京银行的控股损失7000亿元,达到170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的损失。

这些损失意味着:

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我们2006年GDP增长额的六分之五;

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四分之三;

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全国2年半的公费医疗,根据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的计算;

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全国2年多的教育经费;

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当年全国房地产的六分之五……这还仅只是十几家银行“官僚买办”贱卖的损失;

全国100多家银行,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的损失,到底会有多少?

全国所有行业外资,又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多少?

中国在连续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在耗尽全国资源换取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现象。祸国殃民的就是“官僚买办”集团。它也将是葬送中国的祸根。

“官僚买办”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买美国政府债券,“官僚买办”让大规模国企私有化,造成大量资本外逃,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

“官僚买办”将我黄金储备运到美国存放,置国家最重要之经济战略储备,于最危险之困境。

“官僚买办”在入世农业谈判中,对美让步过大,大豆等农产品进口关税仅3%。致使控制着国际大豆贸易的“四大跨国粮商”,三家美国公司和一家法国公司,能以低价向我倾销巴西和阿根廷转基因大豆。形成其压价收购南美大豆,中国人大量消费大豆,美国人决定转手利润的格局。

在美国施压下,“中国大豆采购团”于2004年3月前往美国“集体采购”,美国乘机操纵市场,大豆期货从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当中国企业的代表们签下了高价进口合同离美后。美方却发布报告:“新的统计数据显示,04/05年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增。”国际大豆价格随即又暴跌50%。

“官僚买办”让中国绝大多数榨油企业,由此被送上绝路,亏损高达60亿元。随后,跨国粮商对幸存的中国油脂企业,趁机大规模并购,1000多家内资榨油企业,瞬间烟消云散。四大粮商,从此控制了中国85%以上的实际加工总量。

这样,“四大跨国粮商”在控制了国际大豆贸易及定价权后,又完全控制了国内大豆加工业、贸易及定价权。然后他们就利用其垄断地位,压价收购,致使我大豆种植业,濒临被彻底剿灭的厄运,农户纷纷破产而改种其它作物,大豆种植面积已下降一半,只剩940万公顷。晚清洋人控制我大宗商品贸易,压价收购,高价卖出,而榨取垄断暴利的历史,今天终于又重演了。这就是“官僚买办”的卖国作用。

建国后,我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汽、二汽等国企,本已具有相当技术能力,然而90年代后“官僚买办”让全部汽车工业,走上合资以市场换技术道路,现已基本丧失自主研发能力,“官僚买办”导致每年向外国合作方,支付巨额技术转让费。若无奇瑞、吉利等民族企业崛起,我汽车工业,早已彻底沦为受制于外国的低技术装配车间。

早在8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仅用3.5亿元人民币,就成功研制出大型客机“运十”,造出三架样机,但仅因缺少3000万元资金,就于1985年惨遭人为扼杀。

“官僚买办”致使我至今每年仍要花费巨资,进口大型客机。军队也因此而无自己的大型运输机,及以此为平台的加油机和预警机等。

铁道部“官僚买办”,将八种自主研发,可立即实现产业化的国产高速列车机车全部封杀,其中包括最高时速可超过320公里,而研制费仅1.3亿元的“中华之星”,“中华之星”悲壮地成了“运十”第二。然后,铁道部“官僚买办”一下子引进了日本等国好几百台并不先进的机车,挤掉了民族产业的国内市场。

“官僚买办”导致机车制造业都成了合资企业,与汽车一样,都是外国零部件的组装车间。

铁道部“官僚买办”无端限定自主开发的高速列车,样车,只许跑160公里/小时速度,目的是为进口200公里/小时以上速度的高速列车制造借口,使国产列车机车,永远没有机会进入高速铁路的运输市场。

在青藏铁路机车招标中,铁道部“官僚买办”不许国产机车单独投标,而只能作为外国公司的附属参与。于是78台美国通用公司,GE原装内燃机车中标进口。GE车价格比我国专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雪域神州”号内燃机车贵一倍多,但无论其功率、性价比还是安全可靠性,GE都远不如“雪域神州”。在累计150万公里的运行过程中,已投入使用的18台GE机车,和ITCS控制系统共发生包括制动器失灵、柴油机连杆断、丢车等等,重大安全质量问题16个。尽管如此,铁道部“官僚买办”却有意对之低调处理。对比他们当年对“中华之星”和“雪域神舟”的苛刻要求,真有天壤之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电力机车工业因“官僚买办”势力的破坏,在国内虽失去大量市场。但多家中国机车厂的产品,却能大量出口到国外,并受用户好评。工人们诙谐地说:“不让咱们挣人民币,咱就打出去挣美元”,这种幽默,既自豪又悲愤,是壮志未酬的无奈,也是士气犹存的不服。

目前铁道部“官僚买办”又打算以空前规模,购买1500台装备“外国芯”的六轴机车,其中一部分,还拟整机进口。而目前我国货运机车,包括两万吨重载列车的机车,已经可以国内制造,没有任何必须进口的理由。

除机车外,耗资超过上万亿元的7000公里高铁工程,现已陆续上马,主要技术设备“官僚买办”又是严重依赖外国。外国机车列车及高铁技术,系统价格昂贵,因此已经扭亏为盈的我国铁路运输部门,必将又重新陷入亏损的尴尬局面。并因此而形成我财富外流的又一重要失血口。

更为致命的是,铁路及其车辆制造产业,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官僚买办”让核心技术由外国人掌握,存在重大隐患。当国外敌对势力需要时,就可能使我国高速列车、机车和铁路网,整个系统陷于瘫痪。以上关于铁道部的内容,参见原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局长、科技部研究中心研究员,金履忠“请端正我国高速铁路装备的发展方向”。

中国市场虽大,但很大一部分属政府“官僚买办”采购或“官僚买办”审批范围。而控制这庞大市场份额的“官僚买办”们,却将这些市场资源,尽可能优惠给外企,而不给民族企业。除铁道部外,其它各部门“官僚买办”和各地方“官僚买办”在政府采购中,也普遍存在“抵制国货”的情况。在这些采购招标中,不是以技术、价格、售后服务等综合实力为标准,而是首先将国货的竞标资格,彻底排除。与铁道部如出一辙。

如:江西省“官僚买办”采购路面设备,拒绝国货。又如:江苏、安徽等地许多政府部门“官僚买办”,在进行中央空调招标时,都明确要求,只要进口、合资品牌。但实际上,中国的中央空调技术,早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很多国外品牌,从压缩机到零部件,都是在国内生产,然后贴上国际品牌进行内销。

在核工业领域,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高温气冷堆,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可靠的第四代核电站。且于2000年12月,就已完成10兆瓦实验堆一期工程,2003年1月,满功率运行并网发电,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模块化,高温气冷堆实验电站。但“官僚买办”却屈从美国压力,花600多亿购买4座美国西屋公司,现由日本东芝控股的第三代核电站AP1000。AP1000无论是从安全可靠性,还是从技术先进程度,都不如第四代的我国高温气冷堆,而且AP1000还只是一个概念,连图纸都还没完成;而我们的高温气冷堆,已经是成功运行数年的实验电站。

核电设备,是关系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战略产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让他国控制其核电技术和设施。一些中日关系专家认为,日本政治倾向攻击性,东芝与政府间关系又非常默契。因此,中国“官僚买办”选择西屋技术,将使中国核电安全,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此举,除使西屋和东芝获巨利外,据说还可解决5500美国人就业。

“官僚买办”花自己的大价钱,买的是日本和美国获巨大利益,而得到的却是,自己巨大的风险。

全国500强企业,重庆钢铁集团的垃圾发电技术设备,是在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基础上,经消化创新,而形成的国产先进技术,并在重庆、福州等地建设、运行起垃圾焚烧发电厂。其技术领先,价格只有国际同类产品的一半,但其市场推广,却屡屡遭遇“官僚买办”阻挠。发包单位某些“官僚买办”官员,完全成了外方代言人。

“官僚买办”,在国产设备明明占优的情况下,还大力支持设备进口。如:重钢在竞标南方某市一个垃圾发电项目中,当地负责该项目的一名“官僚买办”官员,与日本公司关系密切,一期项目1000吨/天的处理能力,花了7.5亿元的巨额投资,从日本进口设备。重钢只以日方近一半的价格,参与二期项目竞争,这位“官僚买办”官员,在考察到国产技术无可挑剔后,便想方设法,阻挠重钢中标。

重钢在竞争西部某市生活垃圾焚烧电厂项目时,投资报价最低,运转后预计收取的垃圾费也最低。最后发包方“官僚买办”,为了排除重钢,违反国家规定,找来一些评审专家,否决了重钢,其理由十分荒唐:怀疑重钢的项目发不了预定的电量,但是垃圾焚烧电厂的主要功能是,处置垃圾,不在于发电量,而且,此前重钢在重庆和福州的项目,都达到了预计的发电量。最终“官僚买办”将这个项目,交给了有跨国公司技术背景的公司,不仅投资大增,当地财政,每年缴纳的垃圾处置费,也要多出700多万元。

国外公司,通过商业贿赂,买通“官僚买办”关键人物,“官僚买办”限制国产设备。而跨国公司在中国,通过商业贿赂的办法,垄断市场、垄断技术,催生了一个新的“官僚买办”阶层,“官僚买办”他们为个人利益,不惜疯狂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严重阻碍了,国内的自主技术创新。

“官僚买办”,让中国羽毛球队的一切专用器材,只许用日本尤尼克斯,尽管国产品牌质量并不差,但国家羽毛球队“官僚买办”就是不用。“神通广大”的尤尼克斯,不仅搞掂了中国羽毛球队“官僚买办”,而且每年,都能从我有关部门,拿到大量金属钛,而钛是我国控制最严格的珍贵战略材料,国产羽毛球拍厂家,从未能买到过国家一点点钛。而“官僚买办”们,却不顾国家重大安全利益,以如此宝贵的紧缺战略材料,去扶持日本厂家,与自己的民族产业竞争,真令人不可思议。

“官僚买办”在电力、石化等,垄断行业的机械产品采购会上,常出现招标要求中,明确规定,只采购国外品牌,而国内机械产品,即使价廉物美,也照样遭到排斥。

“官僚买办”,在庞大的建筑市场重大项目招标中,几乎把绝大部分建筑设计机会,给了外国人,尽管这样做,要多支付几倍,甚至十几倍设计费用。

“官僚买办”,在城市繁华路段商铺招标中,有些地方政府“官僚买办”,只准外商进驻,排斥歧视民族商家。在地方政府“官僚买办”崇洋媚外方针指引下,许多中高档百货商场,都抵制国货。只要是洋品牌,不论好坏,都可进来,而国产品牌,一律清出去。在中国的土地上,歧视中国人的,却是中国人自己!

“官僚买办”,在国家财政和环保,2006年10月24日联合颁布的“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及附件“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推荐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洋品牌。

“官僚买办”,在公车采购中,锁定的是现代、东风标致、雪铁龙、日产、思威、奥迪、宝来、捷达、开迪Caddy等外资或合资车型,而“官僚买办”,让代表民族品牌的奇瑞、吉利、中华、红旗等,无一上榜。

“官僚买办”列入复印机、打印机采购清单的,全部是日本品牌;列入水性涂料采购的9家,外国品牌至少占7家。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无一不在政府采购中,明确保护本国民族产业,美国还通过立法规定,政府采购必须“扶持和保护美国工业、美国人和美国投资资本。”虽然我国也有“政府采购法”但由于关系到势力强大的“官僚买办”阶级的重大经济利益,因此“政府采购法”这些规定,很难落实下去。

外资巨头的这些兼并,普遍存在贿赂政府“官僚买办”官员,等违法行为。如凯雷收购徐工,就是以一个皮包走帐公司,为财务顾问,制作了溅卖徐工的改制方案。见2007年03月14日“经济参考报”,“徐工并购案再调查”记者:丛亚平王文志。

在外商巨头如火如荼的兼并浪潮中,像:西北轴承、大连电机、锦西化工机械、无锡威孚油泵油嘴、杭州齿轮、佳木斯联合收割机、武汉锅炉厂、鸡西煤矿机械、佳木斯煤矿机械、沈阳凿岩机、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合肥变压器厂、山工机械、南孚电池、活力28、乐百氏……等等,一长串大型骨干国企,其中很多是行业龙头,及承担重要军工任务,连同其艰苦奋斗几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国家的巨大投入,及宝贵的立国战略基础,工业核心技术能力,在我们自杀性的国企改制政策协助下,被外资一个个收入囊中。这一长串企业名单,是新中国几十年工业建设,自强奋斗的历史结晶,现在就这么轻而易举,统统被“官僚买办”对手消灭掉了。

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一年前,2006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玻璃行业、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企业,在外资手中。

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

“官僚买办”让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见丛亚平“利用外资八思”,这还仅是2006年上半年以前的情况,现在外资兼并,又有了新的恶性发展。最近居然连军工企业,也要“有条件”对外资开放。

外商巨头谋求垄断地位的兼并,是经过“官僚买办”充分“调查研究”后,深思熟虑的系统工程。通常以垄断下游产业,来控制上游产业的市场,控制了某原料的加工行业,就等于控制了此原料的生产行业,垄断了零售业,就可进一步垄断批发业,控制了流通,就可控制生产。

为实现其垄断大计,外商巨头通过“官僚买办”,对我实行“三光政策”:把我们的龙头企业兼并掉,技术力量收编掉,民族品牌消灭掉。

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于2007年6月整理了一份“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概况”,长约六、七万字,读来太令国人心痛刀绞,高梁在文中写道:“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行业和市场拥有发言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包括反垄断政策和价格调控,包括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鼓励政策。这样国家尽管可以拿到税,但宏观调控权力,将被架空,甚至金融调控权,也被消融,大量利润外流。总之,国家的经济主权,将丧失殆尽”。

“官僚买办”,在中国已然大面积出现,而且十分嚣张,嚣张到了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的地步。

“官僚买办”用权力参与,加利益转移。就构成了“官僚买办”。

“官僚买办”是家族分工,老子官僚、儿子“买办”、是最佳组合,只要涉及钱权交易,那就多是“官僚买办”。

在中国,老子官僚、儿子“买办”,早己很普遍存在,外资外商通过这种曲线的“官僚买办”,干涉左右中国决策,强迫牺牲中国利益,面对如此强势“官僚买办”,如此吃香的“官僚买办”集团,中国的民族利益何在。

“官僚买办”定将是葬送中国的祸根。

“官僚买办”的出现,该怎么办?,党的纪委和监察部门,决不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对这些恣意妄为的“官僚买办”,绝不能手软,对他们手软,就是对党和人民犯罪。纪检监察部门,是该到了采取断然措施,出击重拳的时候了!对这些人,要毫不留情地杀!否则,对不住今人,对不住后人,更对不住历史。

“官僚买办”,单靠纪检监察部门查处,是远远不够的,应充分调动依靠群众,恢复大众立法,由人民对“官僚买办”进行监察。

恢复以人民为本的公众立法原则,以大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彻底消除法律存在的权力基础和资本基础。

通过人民陪审团,确定“官僚买办”有罪无罪的方法,来纠正立法过程中,违背人民意志和利益,由人民陪审团对“官僚买办”断案,公众立法的本质就是,体现在法律内容和法律本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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