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九世纪，西方职业外交官就注意到东亚有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国际体系存在，在这个体系中，政治实体之间的力量是严重不对称的，无比强大的中国居于中央，朝鲜、日本、缅甸则处于外围。其国际关系理论不是西方传统的均势理论（Balance of Power），而是另一种逻辑。具体是什么逻辑，他们表达得常常极其含混，将之想象为一种东方“家长制”模式。
1869年就来到中国的美国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在他1895年出版的《中国人本色》（The Real Chinaman）一书中，将东亚这种独特的国际体系形象地称为“中国行星系”，他写道：“在许多世纪里，中国一直是她自由营造的世界中的中心人物，是这个体系的最终支配力量。她是一颗永恒的行星，是一个强大的、高度文明化的帝国。环绕她周围的是一群满怀钦佩的卫星国。东北的朝鲜、北方的蒙古各盟旗、西边的喀什葛尔和撒马尔罕、西藏位于喜马拉雅云雪覆盖的西南地区、南部的缅甸和暹罗、沿着南部边界分布的安南和交趾，还有像带子一样散布在中国海上的小王国琉球，他们构成了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一个系统、一个世界。他们都用最精巧、美妙、细小的赞扬和模仿来向中国阿谀奉承。他们照搬中国的文明形式，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也照搬了中国的政府形式；借用了中国的宗教；其中几个国家还采用了中国文字，吸收了中国的文学、艺术内容；所有卫星国服从并求助于中国，将后者视为东方世界的最高权威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中国是他们国内和国际纠纷的仲裁者。有时候，中国还出动武力帮助他们镇压反叛与暴动。中国将自己视作、也被人视作这一切的保护人和监督者。”（何天爵著，张程、唐琳娜译 ，《中国人本色》，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年9月）
与西方由国际条约确定的严格国际关系不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是模糊而松散的，从表面上看来中国与卫星国之间是一种宗藩关系，其实中国根本就不是宗主国，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兄长和弟弟之间的关系，这里，长兄有着超越弟弟的天然权威与责任，道德正义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进入二十一世纪，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越发引人注目，尽管此时东亚诸政治实体的现代国家体制已经建立，国际关系的处理也越来越西方化。
人们关注以中国为中心的前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原之一是冷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的形成。中国学者发现，其他国家并没有像均势理论预言的那样，其他国家联合起来阻击美国（潘维，《研究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http://www.wyzxwyzx.com/Article/Class18/200711/27041.html）；美国本土的学者发现，今天的美国好象一个孤独的拳击手一样站在世界拳台的中央，没有了对手，一时不知下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重新找到对手。没有明确的对手，就找恐怖主义这样无形的对手，结果问题多多。
几年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布兰德利·沃麦克（Brantly Womack）发表了《可持续的国际领导权：来自968—1885年中越关系的经验》一文（《香港传真》，2007年11月23日）。请注意标题中968年至1885年这两个时间段，前者是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的意义确定的，随着唐朝末年开始放松对外围的控制，968年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两年后制定年号太平，尊号大胜明皇帝，随后派遣丁琏为使者携带方物向中国北宋皇朝请封。975年宋太祖封丁部领为“安南都护”、“检校太尉”、“交趾郡王”——这种自治并不是西方现代意义 上的“独立”；1885年中法《天津条约》结束了中国对越南宗主权，越南则成为法国的殖民地，后来越南是作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独立的。布兰德利·沃麦克将这段持续九百多年的中越关系特色总结为：
一，中国与越南从来没有作为“大国”彼此对立，面对中国，除了自治，越南无法企及更多的东西。
二，在越南屡屡挫败中国的占领之后，反复入侵使中国和越南陷入僵局：中国无法永久地击败越南，越南也没有能排除中国未来企图的能力，这种非均衡关系不是可以得到均衡或解决的不平衡关系，它是一种双方必须彼此容忍的正常关系。
三，中越关系的成功处理不是基于国际平等，而是基于越南恭顺中国、中国承认越南自治的礼仪安排——双方共同支撑着一个框架，一方面要求自治，另一方面是要求顺从，两种截然不同的利益在这个框架下可以是安全可靠的。
与均势理论不同，中国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建立在非对称实力基础之上的。它大体分两个阶段。一是汉以前，儒家还没有将中国古典文明泛伦理化，其核心思想是“外事武而义”（语出《逸周书·武纪解第六十八》）。二是汉以后，随着中国古典文明的泛伦理化，其核心思想变成“修文德以来之”。（语出《论语·季氏将伐颛臾》：“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在公元前81年的西汉政府举行的盐铁会议上，两种对立的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儒生贤良知识分子集团与法家官僚大夫集团争论的焦点。桓宽《盐铁论·备胡第三十八》记载了双方争论的焦点：
“贤良说：古时候，圣明的君主推行仁政，提倡仁义，以此来安抚百姓，所以近处的人变得更好，远处的人都来归顺。孔子在鲁国做官的时候，前三个月使鲁国和齐国签订了和约，后三个月又使鲁国和郑国恢复了和平，他就是用仁德来安定近处的百姓和安抚远方的国家的。当时鲁国没有敌对国家的威胁和边境的忧患。势力很强的大臣也变得忠顺起来，所以季桓子拆毁了他的都城。强大的邻国为仁义所慑服，来和鲁国和好，齐国把所占领的郓、讙、龟阴等地归还给鲁国。所以，只要施行德政，不仅可以击败敌人，避免他们的侵害，而且还能得到原来并不想得到的成果……”（原文：贤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远者顺之。是以孔子仕于鲁，前仕三月及齐平，后仕三月及郑平，务以德安近而绥远。当此之时，鲁无敌国之难，邻境之患。强臣变节而忠顺，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国畏义而合好，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故为政而以德，非独辟害折冲也，所欲不求而自得……）
“大夫说：古时候，圣明的君主讨伐强暴，保卫弱小的国家，使倾危的国家安定下来，以挽救他们。保卫弱小的国家，挽救危亡的国家，这样小国的君主们就高兴。讨伐强暴，扶助危亡，就使善良的人们都来归附了。今天不去讨伐匈奴，我们就要不断受害；不进行战备，就等于把百姓抛弃给敌人。”（原文：大夫曰，古者，明王讨暴卫弱，定倾扶危。卫弱扶危，则小国之君悦；讨暴定倾，则无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则暴害不息；不备，则是以黎民委敌也）
中国古典文明儒化后，中华文明屡遭外族入侵，逐步变得保守停滞，“修文德以来之”的国际关系理论早已成为令人心痛的笑柄。同治帝师，文渊阁大学士倭仁（1804—1871）可能是这一理论的最后倡导者，他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战胜英国的坚船利炮！
本文所关注的是汉以前中国古典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则——“外事武而义”。
并且，我们不满足于将中国的知识硬塞进西方学术范式之中，一个多世纪的实践表明那样甚至会扼杀中国本土学术。假如按西方有关“国家”的定义，显然除了战国时代，东亚根本就没有类似现代国家的政治实体存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外事”对象是与中央政权保持不同协作关系的各种相对自治的政治实体，他们的自治程度常常与距中原的地理距离成正比，这些政治实体也是中华先人广阔胸襟中“天下”的一部分。
中国古典国际体系形成的背景
据《尚书·禹贡》，夏禹时古代天子领地之外，每五百里为一服役地带，由近及远依次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我们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还不能证明这一世界体系是否真的存在。
甲骨文文献的出土使商代政权结构变得清晰许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贵民先生在《商周制度考信》（台北明文书局，1989年）一书中，将商朝的政区分为四层，依次为：最中心的一层是商都大邑商；其外是中商，四奠、田伯、子；再外是四土、侯、伯、子、卫、任、田；最外是四方、方国、部落。
商代侯、伯有受王调遣，从事征伐，向王室纳贡等义务；方国部落则是独立于王朝之外的一些异族共同体。《逸周书》中保存了一篇《商书·伊尹朝献》，其中提到了四方纳贡的细节，可与甲骨文文献相参验：
商汤对伊尹说：“诸侯来进贡，有的没有土产而贡献远方的物品，事与实相反，不方便。现今我想依据土地所出作贡物，一定要容易到手又不珍贵。你就制定四方进献的法令吧!”伊尹接受命令，于是就作《四方令》说……”（原文：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殷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
可以肯定，最晚在殷商时，东亚大陆上已经有一个以中原为中心国际体系存在。在一个交通极不发达的时代，中国夏商周国际体系的这种“同心圆结构”行政效率最高。两千多年前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在《新书·属远 》中论证说：“古代天子周围的土地各有千里远近，中间建国都，这样运送贡物和征发徭役，最远的不出五百里就到了；公侯的土地四周均百里，中间建都城，运送贡物、征发徭役，最远的不出五十里就到了。这样运送货物的人不受劳累，出徭役的人也不耗费钱财，因此远方的人都安心地居住在那里，士人庶民也都拥戴朝廷，这是王朝能长治久安的原因。”（原文：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繇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乐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
商代甲骨文文献都太短，殷商国际关系理论我们还不甚了了。到三千年前的周朝，中国古典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则才渐渐明晰起来；中国古典国际关系理论源于西周外事制度，《周礼》是西周政制追述，从中我们能清楚看到当时东亚世界体系的特点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则。
显然周继承了商朝的“服”制，而且更系统化了。当时的政治体系以千里王畿为中心，《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职方氏》条：“辨别九服的诸侯国。地方千里的是王畿，王畿之外方五百里是侯服，侯服之外方五百里是甸服，甸服之外方五百里是男服，男服之外方五百里是采服，采服之外方五百里是卫服，卫服之外方五百里是蛮服，蛮服之外方五百里是夷服，夷服之外方五百里是镇服，镇服之外方五百里是藩服。”（原文：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上述世界体系中，均势理论没有位置，王国作为政治中心要安抚诸侯国，诸侯国之间要使大国亲附不小国，小国服事大国；军事征服和经济殖民在这个世界体系中是陌生的，武力只应用于诸侯国明确违反基本“国际法”的情况之下，包括诸侯国以大侵小等。西周大司马是掌军政之官，《周礼·夏官司马第四·大司马》条：“大司马的职责，负责建立有关诸侯国的九项法则，以辅佐王成就诸侯国的政治。制定诸侯国的封域，以正定它们的疆界；为诸侯国设立仪法、辨别[君臣的]尊卑之位，以明确诸侯国[君臣的]等级；进用和荐举贤能有功的人，进用和荐举贤能有功的人，以激发诸侯国[臣民的进取心]；设立州牧和国君，以维系邦国的臣民；建立军队、惩治和严禁违法者，以纠正邦国的失误；分配诸侯国应缴的贡赋，以确定诸侯国的合理负担；查核诸侯国的乡民数，以便诸侯国任用民力；[根据诸侯国爵位的尊卑和拥有土地的大小]，建立合理的守卫土地之法，以安定诸侯国。[使大国]亲小国、[小国]服事大国，以使各诸侯国和睦相处；用九伐之法规正诸侯国。[诸侯有]以强陵弱、以大侵小的，就削弱他；有杀害贤良和民众的，就讨伐他；有对内暴虐、对外欺陵邻国的，就幽禁他(而更立新君]．有土地荒芜、人民离散的，就削减他的封地；有依仗险固地形而不服从的，就派兵进入他的国境[以示惩罚]；有无辜杀害亲族的，就抓起来治罪；有放逐或弑杀他的国君的，就杀死他；有违犯王的命令、轻视国家政法的。就杜塞他同邻国交通的途径；有外内悖乱人伦，行为如同禽兽的，就诛灭他。”（原文：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制畿封国，以正邦国；设仆辨位，以等邦国；进贤兴功，以作邦国；建牧立监，以维邦国；制军诘禁，以纠邦国；施贡分职，以任邦国；简稽乡民，以用邦国；均守平则，以安邦国；比小事大，以和邦国。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
夏官系统中还有职方氏、土方氏、怀方氏、合方式、训方式、形方式等诸官负责管理诸侯事务，其目的都为是为了小国与大国互相维系（《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职方氏》：“凡邦国，大小相维”）——使小国服事大国，大国亲睦小国。（《周礼·夏官司马第四·形方式》：“使小国事大国，大国比小国。”）
如果说《周礼》是西周政治的组织架构，那么《逸周书》则是西周治国理念的总结。这本因为思想多与儒家理念不符合而长期遭冷落，甚至被孔子扔进了纸篓的书（西汉刘向说它是：“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直到近些年来才得到学界的重视，其中有关中国古典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述相当丰富。
《逸周书·大明武解第九》开篇就讲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匡扶正义。上面说：“威武神圣的战事。只有畏惧它的威严，四方才能安宁。上天安排武事，整治军队兵器，以匡扶正义矫正不义来顺从天意。”（原文：畏严大武，曰维四方畏威，乃宁。天作武，修戎兵，以助义正违。）在《逸周书·武纪解第六十八》中，作者将之总结为“外事武而义”，并指出战争和暴力并不是最好的外事解决办法。上面说：“最上一等是尊敬人而让人顺服，其次是想得就得到，其次是夺取而得到，其次是相争而取胜，最下一等是举事而借助上国的武力。凡是建国治民，内政要用文德而平和，外事讲武力要用得恰当。”（原文：太上敬而服，其次欲而得，其次夺而得，其次争而克，其下动而上资其力。凡建国君民，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
《逸周书·小明武解第十》规定要在下列情况下才使用战争手段执行王法：“在都邑施行奇巧，在后宫中打扮女人；荒芜田地而作为畋猎之所追逐禽兽；游玩于高台华屋，池水清流在其下；过度享乐无休止，老百姓只有含辛茹苦；上面有扰民的政令，下面就有痛苦的平民。在上者扰民下必动乱，军队就开到都邑的郊外。大行讨伐有罪的王法，用武力去成就王法。”（原文：荒田逐兽，田猎之所，游观是崇，台泉池在下，淫乐无既，百姓辛苦。上有困令，乃有极□，上困下腾，戎迁其野，敦行王法，济用金鼓。）简而言之，就是“小国不凶不伐”。（语出《逸周书·武穆解第三十三》）
在战争中，要顺着大道攻入街巷，攻击只用弓箭、弩机。不要袭击住户，不要收受财物。投降于阵前的，不要粗暴对待。不杀食六畜，不取用妇女。（《逸周书·小明武解第十》原文：按道攻巷，攻用弓弩。无袭门户，无受货赂。降于列阵，无悗怒之。无食六畜，无聚子女。）
战争结束后要首先考虑敌国百姓的切身利益。《逸周书·武称解第六》上有：“战胜了敌人，举令旗发号令，要官吏禁止抢劫，不得侵凌强暴民众；不降低爵位，田土住宅不减损，各自安定亲属，民众自然归服。是武事的‘抚’。普天下归服以后。止息战争兴办文教，平掉险阻的工事，毁掉打仗的武器，四方敬畏服从，包有天下，是武事的‘定’。”（原文：既胜人，举旗以号令，命吏禁掠，无取侵暴，爵位不谦，田宅不亏，各宁其亲，民服如合，武之抚也。百姓咸骨，偃兵兴德，夷厥险阻，以毁其服，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
中国人自古反对霸权主义的穷兵黜武，又反对重文德轻武的儒化外事政策。作于周穆王时代的《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列举前朝历史经验时说：
“用武不停的，灭亡。从前阪泉氏用兵不止，征战不休，兼并他国，没有友好邻邦。文人无立足之地，智士个个心寒。后来迁到独鹿，诸侯背叛了它，阪泉氏因此灭亡。”（原文：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畔之，阪泉以亡。）
“无文德无武备的，灭亡。从前西夏国性仁爱而反对用兵。城廓不加修缮，武士也无事干。性仁惠而好赏赐，结果财竭而无物可赏。唐尧攻打它，城廓不能守护，武士不愿出力，西夏因此灭亡。”（原文：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在各诸侯国的战乱纷争中，中国古典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技巧走向成熟。后者的理论集大成者是《鬼谷子》，遗憾的是，这本书没有引起当代中国外交官们足够的重视——那可是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外交家的苏秦、张仪的著作！
从《老子》到《黄帝四经》
理论上，春秋战国的战略形势最象长期割据的欧洲，最有可能出现西方式的均势理论，但现实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自黄帝以来，一统天下就成为中国政治精英们的客观要求和最高价值准则——中国古典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在这种 “天下观”基础上的。
显而易见，曾作过 “守藏室之史”，管理周朝国家图书的老子外交思想直接继承了《周礼》和《逸周书》，但已经有了更强的思辩色彩，抱道守雌是其哲学核心。谈到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老子·六十一章》上说：“大国要象居于江河的下流一样，处于雌柔的位置，这是天下交汇的地方。雌柔常常以虚静战胜雄强，就是因为它安静而处于下面的缘故。所以大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小国，就可以取得小国的信任；小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大国，才能取得大国的信任。所以，有时大国以谦下的态度取得小国的信任，有时小国以谦下的态度取得大国的信任。大国不过是要聚养小国，小国不过是要待奉大国，这样大国小国都各自满足了愿望，大国应当以谦下为宜。”（原文：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
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的《黄帝四经》（亦称《黄帝书》）是西汉黄老治国理念的纲领性文件，在这本不长的著作中详细阐述了中国古典国际关系理论的准则。集中于《黄帝四经·国次》和《黄帝四经·君正》等章节中。
《黄帝四经·国次》重点阐述征伐他国所应遵循的原则。首先，作者认为只能讨伐那些“当罪当亡”的国家，而且不能随便掠夺这些国家的资源。上面说：“攻夺他国之地而不进行分封，便不能真正灭亡其国并长久地占有它。在征伐他国时，如果不能最终达到天道所限定的准度，则经过征伐本已衰落的国家会重新振兴起来。在讨伐乱逆禁止暴虐时如果未达到准度，反而会招惹祸患。在诛禁理当治罪理当灭亡的国家时，必须一鼓作气，使其成为废墟。兼并了其他国家但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是冥冥天道所促成的功绩。由于天地的公正无私，才有了四季、昼夜、存亡、生死等现象的正常循环。因为万物各当其位，圣人才能够成就万物。”（原文：夺而无予，国必遂亡。必尽天极，衰者复昌。诛禁不当，反受其央[殃]。禁伐当罪当亡，必虚[墟]其国。兼之而勿擅，是胃[谓]天功。天地无私，四时不息。天地立，圣人故载。）
如果兼并他国后，便修治它的城郭，占据其宫室，享用其钟鼓音乐，贪取其资财，霸占其子女，这些做法是大逆天道的取败之道，必然导致国家危殆并最终灭亡。正确的作法应是：兼并他国后，要拆毁它的城郭，焚毁它的钟鼓，均分它的资财，散居其子女后代，分割其土地赏赐有贤能之人，总之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功绩是天道促成的。这样才能功成而不去，然后方能没有患祸。（原文：兼人之国，修其国郭，处其郎[廊]庙，听其钟鼓，利其资财，妻其子女。是胃[谓]□逆以芒[荒]，国危破亡。故唯圣人能尽天极，能用天当。天地之道，不过三功。功成而不止，身危又[有]央[殃]。故圣人之伐[也]，兼人之国，隋[堕]其城郭，棼[焚]其钟鼓。布其资财，散其子女，列[裂]其土地，以封贤者，是胃[谓]天功。功成不废，后不奉[逢]央[殃]。）
《黄帝四经·国次》重点阐述如何安抚和同化新合并的国家，并给文、武作了定义，指出文武并用，才能天下宾服。“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第二年选拔有德能的人授与官职，第三年要使民富足。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就可以发号令了，第五年可以用法律来治理百姓，第六年人民就会有了敬畏心理，第七年便可以指挥百姓从戎出征了。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习惯，可以掌握他们是非善恶、好恶取舍的标准是什么。第二年擢用有德能的人，百姓就都会努力争取向上。第三年免去赋税征敛，百姓就会生活富足。第四年发号施令，百姓都会敬畏服从。第五年用法律来治理，百姓就不敢有侥幸心理。第六年百姓有敬畏心理，便会懂得刑罚律令而不敢触犯。第七年率民出征敌国，便能战胜强大的对手；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是为了是顺应民心。第二年选拔有德能的人为官吏是通过施爱于民以激励其奋勉。第三年要使民富足是要废除山泽之禁及关口市场的征税。第四年要想有效地发号令，就要以什伍连坐的方式将人们组织起来，并挑选人才去管理他们，使贤与不贤的人各有等差。第五年以法律治理百姓，有罪必罚，不可姑息。第六年百姓有了敬畏心理便不敢再去触犯刑罚。到了第七年便可以率民出征并战胜强敌，这是因为百姓会出死效力。”（原文：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一年从其俗，则知民则。二年用[其德]，民则力。三年无赋敛，则民有得。四年发号令，则民畏敬。五年以刑正，则民不幸。六年□□□□□□□□。[七]年而可以正[征]，则胜强适[敌]。俗者顺民心[也]。德者爱勉之[也]。[有]得者，发禁拖[弛]关市之正[征][也]。号令者，连为什伍[选练]贤不肖有别[也]。心刑正者，罪杀不赦[也]。□□□□□□□□[也]。可以正者，民死节[也]。）
那么什么是文、武呢？《黄帝四经》中给出了多个定义，但核心思想都是讲行事合于天道正义，文武并用：
“对于天道使存之国，要顺应天意去联合保护它，这被称之为‘文’，而对于天道使亡之国，要顺应天意去讨伐兼并它，这就被称为‘武’，文武并举，开下各国就会无不顺从。”（《黄帝四经·君正》原文：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胃[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胃[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
“行事参合于天时地利就称作‘文’，伐乱止暴合于天道就称作‘武’。君臣位次整肃则上下安定，贤与不贤的人位次正定则万事都可得到治理，有文德则政令清明，讲武德则国家强大。”（《黄帝四经·四度》原文：动静参与天地胃[谓]之文，诛□时当胃[谓]之武。静则安，正治。文则[明]，武则强。）
“顺应天道，诛伐必然要灭亡的国家，这叫‘武’。在武功杀伐之后继之以文德安抚，这样就会有成功，而使用二分文德一分武功就可以称王天下。”（《黄帝四经·四度》原文：因天时，伐天毁，胃[谓]之武。武刃而以文随其后，则有成功矣。用二文一武者王。）
另一本齐法家（核心是稷下黄老思想）经典《管子》中有：“背叛则征伐之，这是武；服从则赦免之，这是文。文武兼备，这才是德。关于国家轻重强弱的形势问题，各诸侯国联合起来则强，孤立则弱。骐骥之材，用百马轮流与它竟逐，它也一定疲惫；冠绝一代的强国，举天下者去攻它，也一定会弱下来。强国的正确作法是容纳小国，其失误在于自恃其强；小国的正确作法是折节事强，其失误在摆脱强国。”（《管子·霸言第二十三》原文：二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满，德也。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骥之材，而百马伐之，骥必罢矣。强最一代，而天下共之，国必弱矣。强国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强。小国得之也以制节，其失之也以离强。）
《黄帝四经·本伐》详细列举了举兵兴师三种原因，指出战争是不得已之事，要坚持“武而义“，反对穷兵黩武、贪利好战——中国古典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殖民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用兵的原因包括有为谋利而征战的，有为道义而征战的，有为逞泄愤怒而征战的。如果在别的国家正逢荒年，国家不安定，君臣上下又不和睦的情况下，而乘机发兵去诛伐。这种原则指导下的用兵结果，虽然并不能获得什么大的利益，然而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灾害；但如果为了逞泄私愤而发动战争，这种违反天道的战争就不会取得成功；作者主张持久地为正义而战，上面说：“所谓为正义而征战的含义，便是为讨伐他国的叛乱和禁止君主的暴行而出兵，这是正义之战。为正义而战，人们都会为之献身的。因此以一国的力量去功伐天下的叛乱和暴虐，超级大国的君主在兼并他国时最初都是打着正义的旗号，但很少有能把为了正义而征战的原则贯彻到底的；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去为正义而战，就会最终得到相反的结果。”（原文：所胃[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宵。所胃[谓]义也，□者，众之所死也。是故以一国[攻]天下，万乘[之]主□□希自此时始，鲜能冬[终]之，非心之恒也，穷而反矣。）
最后作者总结了用兵大道：“用兵之道，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出于不得已，所以用兵就会成功而不会有困穷的时候。”（原文：道之行也，由不得巳。由不得巳，则无穷。）
《黄帝四经·称》是诸多格言、习语的汇编，其中涉及外事的内容很精炼，抄录如下，目的是加强读者对“外事武而义”这一中国古典国际关系理论基本原则的理解，包括从道/阴阳的哲学范畴去理解实力非对称环境下的国际关系——
圣人不先动、不偏执一己之见，天时未到便不预先谋划、而天时到了也不可失去时机，不谋求索取、而福祥来至也不可放过；总之要因顺上天的法则。（原文：圣人不为始，不专已，不豫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则。）
圣人不是一味地反对用兵，但也不主张一味地用兵；战争手段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原文：□□不执偃兵，不执用兵，兵者不得已而行。）
天子辖地一千平方里，诸侯辖地一百平方里，这种等级差异是和他们的身份地位相对应的。因此设立天子时，在等级制度上不能使诸侯与之相同；将正妻之子立为太子，就不使众妾之子在身份地位上与之相等；设立正妻，就不使众妾在身份地位上与之平等。如果两相对等就会相互伤害，两相混淆就会互相敌对。（原文：天子之地方千里，诸侯百里，所以联合之也。故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正敌[嫡]者，□不使庶孽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婢妾疑焉。疑则相伤，杂则相方。）
时机成熟了，就要在行动上立刻做出反应而不要声张；时机未到，就要敛藏心机，不露声色。（原文：时若可行，亟□勿言，[时]若未可，涂其门，毋见其端。）
天道控制着寒来暑往，地道掌握着高低的差异，人道决定着夺取和给予。如果取予得法，就可以尊为圣王；取予失当，就会流徙四方、身亡国亡。天道循环运行，有德必有刑，取予不当，就要受到天刑的惩罚，自取祸殃。（原文：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取予当，立为□王。取予不当，流之死亡。天有环[还]刑，反受其央[殃]。）
当一个国家还具备存在的必然条件时，人们是不能够灭亡它的；当一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必然灭亡的条件时，人们也无法再挽救它。（原文：有国存，天下弗能亡也。有国将亡，天下弗能存也。）
诸侯不一定有仇必报、有仇必雪，关键要看是否合于道“义”。（原文：诸侯不报仇，不修佴[耻]，唯□所在。）
兴兵征伐，必须师出有名，功成而止。（原文：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
君主兴兵伐国不要超过天道所规定准度，达到了这个准度就应及时罢手。强大的国可以命令对方，弱小的国家要听命于对方，势力均等的国家之间才会按照规矩竞争。（原文：毋失天极，厩[究]数而止。强则令，弱则听，敌则循绳而争）
天下有三种人为的亡象，一种是因为逞怒斗狠不自量力，二种是穷奢极侈欲壑难平，三种是以寡敌众不识时务。（原文：天下有参[三]死：忿不量力死，耆[嗜]欲无穷死，寡不辟[避]众死。）
不要把武器借给贼人，不要把粮食给予强盗。倘使武器借给贼人，粮食给予强盗，就会造成短者变长、弱者变强的结果；这种力量消长变化的结果，是会反过来给自己施以伤害的。（原文：毋籍[借]贼兵，毋裹盗量[粮]。籍[借]贼兵，裹盗量[粮]，短者长，弱者强，嬴绌变化，后将反也[施]。）
诸侯国中有发动叛乱的，那么兴兵平定叛乱如果不合乎天道，则叛乱反而会施行报复的，即使当时报复不能得手，他们的后代也必然会报复的。所以说，要制服人却不合天道，反而被对方所制服。（原文：诸侯有乱，正乱者失其理，乱国反为焉。其时未能也，至其子孙必行焉。故曰：制人而失其理，反制焉。）
如果不用贤良的辅佐，不听取开明聪慧者的谋虑，只知道依赖于城池的险固和倚仗兵力的强盛，这便叫做势单力薄；势单力薄就很危险，防守不会稳固，攻战不会取胜。（原文：不用辅佐之助，不听圣慧之虑，而侍[待]其城郭之固，古[怙]其勇力之御，是胃[谓]身薄。身薄则贷[忒]。以守不固，以单[战]不克。）
看一切问题，都要从“阴阳”这个总原则出发。天属阳而地属阴，春属阳而秋属阴，夏属阳而秋属阴，白天属阳而黑夜属阴，大国属阳而小国属阴，强国属阳而弱国属阴……凡属阳的都是取法天道，而天道最讲究正常的准度；跨过这个正常的准度就称作斜僻……超越了极度就会走向反面。凡属阴者都是取法地道，地道的特点便是安然舒迟正定静默，以雌柔正定天下，擅长于给予却不去争夺。这便是地道的准度和谦退柔弱的“雌节”。（原文：凡论必以阴阳□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过正曰□□□□□祭乃反。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进，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
历史呼唤国际新秩序
十六年前冷战结束时，许多人乐观而天真地认为人类正义及永久和平的时代即将来临。美国也宣称要担当起世界领袖的角色，但很快人们就发现，美国人并没有准备好——社会主义的敌人消失了，美国保守派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到新的敌人，因为按照国际关系传统的均势理论，这个敌人在理论上一定是存在的，或者说必须是存在的。
问题是，美国的军事和文化实力过于强大，以至于很难找到势均力敌的对手。以文化为例：目前美国控制着世界上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播出；美国电影占世界电影市场票房收入的2/3；全球互联网上英文信息占71%，美国文化占网上信息资源的80至90%，难怪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坚信：“如果世界趋势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讯、安全质量标准，它应该是美国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他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肖东发，《国家文化安全与版权法贸易——华文出版走向世界的机遇与挑战》，载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的《观察与交流》，2007年6月20日。）
如此强大的美国找不到现实的对手，就找看不见的恐怖主义和抓不着的本·拉登，然后将伊拉克、伊朗等国与这些概念联系起来，为满足一己私利，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寻找借口。美国当然会反受其殃，至今还在不停地吞咽军事入侵伊拉克的苦果。要知道，伊拉克与本·拉登的关系并不比美国自己与本·拉登的关系近多少。
美国人似乎永远无法理解“大邦者下流”的道理。美国的战略纵深已经达到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但他们对如何经营世界、要建立什么样的世界秩序仍无所适从——这种战略原则比民主、自由之类的理想要复杂且重要得多。
历史呼唤一种国际新秩序。显然，中国持续数千年的超级大国外事经验在今天这样一个交通和通信都高度发达的时代变得更加宝贵。
《黄帝四经?称》上说：“内事不和，不得言外”。如果美国的对外政策是由过度强大的资本集团（特别是军工集团）决定的，那么美国就不单单是缺乏作为世界领袖的大国治理经验。病态的内部政治结构产生了病态的外交政策，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美国在全世界影响力的衰退，一如大英帝国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那样——我们希望历史不再是西方的一个帝国取代另一个帝国，而是世界新秩序取代世界旧秩序——它要求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架构。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曾预言未来统一世界的会是中国——无论历史如何发展，我们都有责任将一个非对称条件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告诉这个世界，那是建立在道家哲学基础上的对外政策理论——外事武而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