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每当我看到老爸这两个字，心里总是隐隐作痛，这是我最不愿触及的字眼，因为我早已把这两个字，深深地埋藏在我心底的一个角落里，怕去想他，又不时去想。。。。心中千次，万次地呼唤着： 老爸，你还好吗？
十三年了，到现在我还是不能接受, 老爸他已离开了我们的这一事实。在我大脑深处，时光永远停留在那最后的，与老爸相处的三个星期里。
记的那年老妈来美看我们，只住了2个星期就急着要回去，主要是放心不下老爸。老妈回去不久，就来了一个告急电话，说是老爸摔了一跤，为了拿一本书，从小凳子上直挺挺地摔了下来。那天正是老爸落笔的日子。他刚刚完成了一篇评论文章，是应一位老朋友的邀请，为他的二百万字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写评论。为了写好这个评论，老爸看完了这部多卷本书里的每一篇，前前后后忙了两三个月，特别的疲劳。
老爸的这一跤, 一下子就摔进了医院里. 脑部没有大的损伤，但是莫名其妙的发高烧，红血球不断下降. 要躺在冰毯上才能降温。再后来，情况就更不好，医院也是千方百计地诊断确切的病情，初步诊断是血液或淋巴系统方面的恶性病变。医院下了病危通知。
当我匆匆回去的时侯，老妈与大姐已分别在医院里守护了两个星期， 老妈比我预想的要镇静，可能是因为要家里，医院两边忙吧。下了飞机，行李放下，我就急急忙忙往医院赶。
一进门，看到护士好象是刚抽完血，正与老爸说着什么. 老爸瞧着我进来, 就对那位护士说，“这是我家老三，刚从美国回来”。然后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看了有两，三分钟之久，突然大哭起来，是那种止不住的, 让人为之心碎的豪啕大哭，弄的那位老护士也跟着掉眼泪, 劝我老爸说，你天天念叨的老三, 不是已经在你面前了, 应该高兴啊! 又冲我说，听说你能回来，你爸就天天盼着那。当时俺妈也被吓坏了，老妈以前也从没有见过这种阵式，说这辈子就没看见你爸哭过，那怕是最难的时候。 大概有二，三十分钟吧，到大家的情绪平稳后，老爸才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对我说，见一次，少一次。
看着老爸那张还年青, 却布满病容的脸，我心如刀割，百感交集，不知道老爸他这次还能挺得过来吗？ 我多么希望医生最后的诊断不是癌呀！老爸应该不是就这么容意被击倒的! 在我的印象中，老爸总是那么的乐观，而且是那么的热爱生活，又充满了各种情趣的人。
小时候，由于老爸工作忙，再加上他不是特喜欢孩子的那种人，所以对老爸没什么太多的记忆. 唯一的印象，就是他那特有的, 极富感然力的笑声。人还没到家，爽朗的笑声已先进了门。 还经常看见和听见老爸与其他叔叔下班后，进家前站在家门口前的大槐树下, 边谈边笑。
老爸的笑声也是在大院里出了名的。 55年前为了这笑声, 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栏目，转来一封告状信，说是老爸与其他两位叔叔的笑声, 扰乱了他的睡眠。 那时候刚建国不久，老爸的单位暂时在中南海里办公，他与另外一位叔叔同住庆云堂的西厢房，再加上田家英叔叔（毛的秘书，66年自杀身亡。现在又有人说是被害的），晚上也从勤政殿溜达过来，三人在一起聊天说笑, 常到深夜。老爸与田家英叔叔同为四川人，又在延安共事多年。可谓是那种无话不谈的好友。
还有的一个印象, 是文革前, 家里饭桌墙上挂的两幅铅笔素描画，画的是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里的达吉，“刘三姐”里的刘三姐，都是老爸照着“大众电影”里的剧照画下来的。所有到过我家的人，都对我老爸的艺术细胞伸出大姆指。老爸还喜爱照相，除了花，草，我们就是他当然的模特。我大姐小时候特漂亮，又是老大（岁数差的挺多）, 老爸对她的关心就比我们多些。把她照的像小仙女似的。由于我小时候长的像个丑小鸭，我就只有拿挡光板的份。这挡光板也是老爸用象棋盘, 贴上烟盒里的锡纸做的。照完后，老爸自己又冲又洗，再放大, 并给每个孩子备置了一本像册。这样，我们才有了自己的历史照片，只不过我的照片相对的要少些。
老爸对音乐的喜爱绝对是属于那种超极发烧友行列的。文革前，只知道老爸爱听音乐, 家里有很多世界名曲的唱片，却不知他还会拉小提琴和手风琴。 文革前的舞会上，老爸经常拉手风琴为舞者们伴奏。文革后期，老爸从江西五七干校回来，买了两把小提琴，给了我一把贵的，他留了一把便宜的，还请了一位老师教他，重新开始了他的正规练习。毕竟是25年没拉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就开始受罪了，饱受了那杀鸡杀鸭式的噪音折磨，很快他就能拉出好听的小夜曲。 再后来，重新工作了，没时间练了，就改唱歌了。记得唱的最多的是与我大姐一起的男女声二重唱，朝鲜歌曲“月飞山”。
后来我从老爸在延安时写的日记中知道，那个时候, 他就是一名文体活跃分子, 打排球，乒乓球。会弹琴，爱跳舞，又有一幅好嗓子，是合唱队的指挥兼领唱。 据他的那些朋友说，老爸的头上还冠有延安美男子之一的称号
老爸的一位好友回忆说，“1948年8月，我从山东渤海到东柏坡xx 报到的那一天，气温很高，比我早来的xx （老爸）已经在一所农民住宅的屋顶上等着我了。 建议当晚一起在屋顶上露宿。他站着拉小提琴，一个曲子接着一个曲子，我躺着听。”
改革开放后，有了录音机，这就成了老爸的新玩具，每天从电台里录他喜欢的歌，倒来倒去的，编辑整理，最后他竟拥有了3000 多盒的录音带。
在医院里, 我把一盘郑绪岚录给我的带子放给老爸听，她也是老爸所喜爱的歌手之一, 放的是梁祝里送别的那段。听着听着， 我看到泪水从老爸的眼角里，慢慢的流出，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的音乐欣赏了吧。老爸这时已是晨昏颠倒，他醒着的时候，我们就随便瞎聊，多半是他年青时的事，我也想多了解一下他的历史。掐指算算，我们真正在一起互相了解, 也就是我出国前的几年，后又从通信中有了很多的共同语言。记得老爸对我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这句话既是鼓励我，也是在说他自已。
老爸16岁到延安，老爸的爸是国民党员，曾是“五四”运动中的10大学生领袖之一，也就是因为“五四”运动而认识了毛和周。与毛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 他曾代表国民党教育厅到延安考查延安的教育，毛还派自己的警卫员去接他。老爸的妈是共产党员，与共产党初期的领袖邓中夏，恽代英是好友。
老爸18 岁就在延安党的最高学府里教“资本论”，后毛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文章中批评过这种现象。文革时是首批被揪出来的，关押批斗。曾对我大姐说“不想活了”。 然后就是去中办的五七干校，享受着非人待遇。70年代末, 积极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80年代初正想大干一场时，又因在党校的一次讲话, 被左王抓住小辨子，上纲上线，从此郁郁不得志。
59年 田家英叔叔写下的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诗句，也可以说是老爸他们那一代人的一种心情的写照。
奇怪的是，在我们的瞎聊中，老爸他从不过问他得的是什么病，也没一句关于死的话题，没有一个字. 问他，哪里不舒服？哪里难受，他总是说, 哪里都舒服。似忽躺在病床上的这个病人, 不是他。他就这样直到深度昏迷，再也没醒过来。
那天是圣诞节的早上，也是我的假期回归日，只能含着眼泪, 怀着悲痛回到了美国，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忠孝不能两全吧. 从此, 我的假期中, 就没有了圣诞节.
十三年了，到现在我还是不能接受, 老爸他已离开了我们的这一事实。在我大脑深处，时光永远停留在那最后的，与老爸相处的三个星期里。
记的那年老妈来美看我们，只住了2个星期就急着要回去，主要是放心不下老爸。老妈回去不久，就来了一个告急电话，说是老爸摔了一跤，为了拿一本书，从小凳子上直挺挺地摔了下来。那天正是老爸落笔的日子。他刚刚完成了一篇评论文章，是应一位老朋友的邀请，为他的二百万字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写评论。为了写好这个评论，老爸看完了这部多卷本书里的每一篇，前前后后忙了两三个月，特别的疲劳。
老爸的这一跤, 一下子就摔进了医院里. 脑部没有大的损伤，但是莫名其妙的发高烧，红血球不断下降. 要躺在冰毯上才能降温。再后来，情况就更不好，医院也是千方百计地诊断确切的病情，初步诊断是血液或淋巴系统方面的恶性病变。医院下了病危通知。
当我匆匆回去的时侯，老妈与大姐已分别在医院里守护了两个星期， 老妈比我预想的要镇静，可能是因为要家里，医院两边忙吧。下了飞机，行李放下，我就急急忙忙往医院赶。
一进门，看到护士好象是刚抽完血，正与老爸说着什么. 老爸瞧着我进来, 就对那位护士说，“这是我家老三，刚从美国回来”。然后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看了有两，三分钟之久，突然大哭起来，是那种止不住的, 让人为之心碎的豪啕大哭，弄的那位老护士也跟着掉眼泪, 劝我老爸说，你天天念叨的老三, 不是已经在你面前了, 应该高兴啊! 又冲我说，听说你能回来，你爸就天天盼着那。当时俺妈也被吓坏了，老妈以前也从没有见过这种阵式，说这辈子就没看见你爸哭过，那怕是最难的时候。 大概有二，三十分钟吧，到大家的情绪平稳后，老爸才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对我说，见一次，少一次。
看着老爸那张还年青, 却布满病容的脸，我心如刀割，百感交集，不知道老爸他这次还能挺得过来吗？ 我多么希望医生最后的诊断不是癌呀！老爸应该不是就这么容意被击倒的! 在我的印象中，老爸总是那么的乐观，而且是那么的热爱生活，又充满了各种情趣的人。
小时候，由于老爸工作忙，再加上他不是特喜欢孩子的那种人，所以对老爸没什么太多的记忆. 唯一的印象，就是他那特有的, 极富感然力的笑声。人还没到家，爽朗的笑声已先进了门。 还经常看见和听见老爸与其他叔叔下班后，进家前站在家门口前的大槐树下, 边谈边笑。
老爸的笑声也是在大院里出了名的。 55年前为了这笑声, 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栏目，转来一封告状信，说是老爸与其他两位叔叔的笑声, 扰乱了他的睡眠。 那时候刚建国不久，老爸的单位暂时在中南海里办公，他与另外一位叔叔同住庆云堂的西厢房，再加上田家英叔叔（毛的秘书，66年自杀身亡。现在又有人说是被害的），晚上也从勤政殿溜达过来，三人在一起聊天说笑, 常到深夜。老爸与田家英叔叔同为四川人，又在延安共事多年。可谓是那种无话不谈的好友。
还有的一个印象, 是文革前, 家里饭桌墙上挂的两幅铅笔素描画，画的是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里的达吉，“刘三姐”里的刘三姐，都是老爸照着“大众电影”里的剧照画下来的。所有到过我家的人，都对我老爸的艺术细胞伸出大姆指。老爸还喜爱照相，除了花，草，我们就是他当然的模特。我大姐小时候特漂亮，又是老大（岁数差的挺多）, 老爸对她的关心就比我们多些。把她照的像小仙女似的。由于我小时候长的像个丑小鸭，我就只有拿挡光板的份。这挡光板也是老爸用象棋盘, 贴上烟盒里的锡纸做的。照完后，老爸自己又冲又洗，再放大, 并给每个孩子备置了一本像册。这样，我们才有了自己的历史照片，只不过我的照片相对的要少些。
老爸对音乐的喜爱绝对是属于那种超极发烧友行列的。文革前，只知道老爸爱听音乐, 家里有很多世界名曲的唱片，却不知他还会拉小提琴和手风琴。 文革前的舞会上，老爸经常拉手风琴为舞者们伴奏。文革后期，老爸从江西五七干校回来，买了两把小提琴，给了我一把贵的，他留了一把便宜的，还请了一位老师教他，重新开始了他的正规练习。毕竟是25年没拉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就开始受罪了，饱受了那杀鸡杀鸭式的噪音折磨，很快他就能拉出好听的小夜曲。 再后来，重新工作了，没时间练了，就改唱歌了。记得唱的最多的是与我大姐一起的男女声二重唱，朝鲜歌曲“月飞山”。
后来我从老爸在延安时写的日记中知道，那个时候, 他就是一名文体活跃分子, 打排球，乒乓球。会弹琴，爱跳舞，又有一幅好嗓子，是合唱队的指挥兼领唱。 据他的那些朋友说，老爸的头上还冠有延安美男子之一的称号
老爸的一位好友回忆说，“1948年8月，我从山东渤海到东柏坡xx 报到的那一天，气温很高，比我早来的xx （老爸）已经在一所农民住宅的屋顶上等着我了。 建议当晚一起在屋顶上露宿。他站着拉小提琴，一个曲子接着一个曲子，我躺着听。”
改革开放后，有了录音机，这就成了老爸的新玩具，每天从电台里录他喜欢的歌，倒来倒去的，编辑整理，最后他竟拥有了3000 多盒的录音带。
在医院里, 我把一盘郑绪岚录给我的带子放给老爸听，她也是老爸所喜爱的歌手之一, 放的是梁祝里送别的那段。听着听着， 我看到泪水从老爸的眼角里，慢慢的流出，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的音乐欣赏了吧。老爸这时已是晨昏颠倒，他醒着的时候，我们就随便瞎聊，多半是他年青时的事，我也想多了解一下他的历史。掐指算算，我们真正在一起互相了解, 也就是我出国前的几年，后又从通信中有了很多的共同语言。记得老爸对我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这句话既是鼓励我，也是在说他自已。
老爸16岁到延安，老爸的爸是国民党员，曾是“五四”运动中的10大学生领袖之一，也就是因为“五四”运动而认识了毛和周。与毛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 他曾代表国民党教育厅到延安考查延安的教育，毛还派自己的警卫员去接他。老爸的妈是共产党员，与共产党初期的领袖邓中夏，恽代英是好友。
老爸18 岁就在延安党的最高学府里教“资本论”，后毛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文章中批评过这种现象。文革时是首批被揪出来的，关押批斗。曾对我大姐说“不想活了”。 然后就是去中办的五七干校，享受着非人待遇。70年代末, 积极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80年代初正想大干一场时，又因在党校的一次讲话, 被左王抓住小辨子，上纲上线，从此郁郁不得志。
59年 田家英叔叔写下的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诗句，也可以说是老爸他们那一代人的一种心情的写照。
奇怪的是，在我们的瞎聊中，老爸他从不过问他得的是什么病，也没一句关于死的话题，没有一个字. 问他，哪里不舒服？哪里难受，他总是说, 哪里都舒服。似忽躺在病床上的这个病人, 不是他。他就这样直到深度昏迷，再也没醒过来。
那天是圣诞节的早上，也是我的假期回归日，只能含着眼泪, 怀着悲痛回到了美国，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忠孝不能两全吧. 从此, 我的假期中, 就没有了圣诞节.
Excellent written.
May your dad rest in pe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