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和文学和药以及幼稚病的关系

魏晋风度与文学与药与幼稚病之关系

这篇文章自然是脱胎于鲁迅先生的名讲演。他的大作快一百年，这个话题仍然值得讨论。

魏晋时期加上后来的南北朝延续，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特色的时代。从东汉灭亡到隋朝建立，约三百六十年，承上启下，有政治的大开大阖，有文化的多姿多彩，有思想的钳制与反钳制，有科技的持续发展，有宗教的融合，有艺术哲学的大繁荣。

随着汉朝的结束儒家不再独大，佛教继续传播，老庄思想开始复活，玄学成为重要的思想流派。这样的思想和文艺繁荣此前只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时代出现过。

文学方面出现了很多流传后世的大家，大体的脉络可以从曹操的慷慨之歌，到竹林七贤的愤世嫉俗，到两谢陶渊明的归隐自然。文学的形式多了，深度增加，艺术性也大大加强。尤其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汉朝时期的儒家经学禁锢，文学的文以载道功能大大弱化了，文学成为探讨内心抒发人性的工具。同时文学理论也发展成熟，出现了文心雕龙这样的巨作。

这个现象的发生，和魏晋时期的社会状态直接相关，三百多年里朝代更迭令人眼花缭乱，人民长期处于颠沛流离民不聊生状态。人处于动荡的时候往往是创造力最丰富的时期，一旦养尊处优就容易就变成厮混终日的酒囊饭袋。同时长期分离动荡的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力减少，民众的思想自由度增加，这对于长寿不利，对于文学却并不是坏事。如果没有魏晋时期的铺垫，唐宋时期出现的文艺高潮是难以想象的，到明清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文艺的繁荣和自由程度大大减弱了。到民国时期又出现一个相对的繁荣局面，49年后到现在基本又进入文艺的衰弱期。

魏晋时期的这么一个景象，对后世有很多的影响。今人提起这个时代，常说的词就是魏晋风度。大致说起来，就是魏晋时期建立在玄学思想基础上的对强权的反抗和不屑，对人性的抒发，和对自由和自然的向往和归属感。具体到人的行为上呢，包括了崇尚清谈，饮酒服药，离世避俗，放荡形骸，叛逆传统。这里尤其值得关注魏晋名士对孝的不屑一顾。中国的治国方略，千年来无非忠孝二字，在早期强调忠，到以孝治天下的时候，通常是要走下坡路了。从司马晋朝以降，朝廷要杀人找不到理由的时候，不孝常是个好罪名。这一时期的孔融，嵇康就都死在这个罪名上。

后世景仰魏晋风度，和他们的个人魅力也有关。譬如竹林七贤之嵇康，高大伟岸，风流倜傥，李白颂之，说他喝醉的风姿“若玉山之将崩”。他文学，哲学，音乐，书法，皆有大成。但他真正的风骨，是宁死也不接受司马朝廷的出仕要求。他在刑场上最后的要求，是抚一曲广陵散。风骨如此，风姿如此，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人才如何不让后人为之心神飘荡，连千年之后的鲁迅也要甘心为他校勘嵇康集，还要创造出魏晋风度这样一个词来赞美他们。

人本质上都向往自由，虽然大多数人必须为五斗米折腰，并不等于他们甘心做现实的奴隶。中国的文化，儒释道，儒家是主流，代表经世致用，要入世要有作为。中国在海外办孔子学院，不叫老子学院，或者孙子学院，并不完全是因为叫起来不大方便的缘故。释是对死亡的解释，以免忙忙碌碌之余还要担心死后无所遁。道虽然排名末尾，却大不可忽视，它是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精神寄托，它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

魏晋风度依托的玄学上可追溯到老庄，它深刻地继承了道家的思想，自然也继承了炼丹的传统。古人吃丹药以为可以长生不老，至少也可以延年益寿。秦始皇派徐福出海找长生不老药，今天要让领袖们活到150岁。丹药虽然是不吃了，但是这种信仰并没有消失。

吃丹药和吃中药本质上没什么不同，都是以人体作为试验台对种种不同材料的玄幻操作。譬如晋人吃五石散等药，服药后必得散步把药力发散出去，否则命不保，所以有了散步一词。散这个字也就和玄妙联系起来。书法家林散之，未看到他的字以前光听名字就已经感觉到仙气扑鼻。后世人吃中药倒是没有了散步的要求，然而种种特殊的炮制方法，配伍的君臣佐使，还有各种玄而又玄的偏方药引子之类，无不时时提醒着药汤里的魏晋遗风。

那么这个对丹药的向往态度到现在也没有消失。中国人现在生病了，固然先想到的是去看西医做检查，但是稍有点麻烦，就有了中医的用武之地。瑞得西伟在中国做试验，找不到足够的病人，因为病人都半道被挪去试验莲花清瘟清肺排毒汤等各种中药组合了。

这种玄学的态度如千年老根，盘踞于中国人的思维深处。不求甚解的态度并不总是需要批评，它也是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中国人比其他民族有更大的勇气拿自己来做实验，砒霜，红茶菌，绿豆，童子尿，都是可以用来做长寿试验的。中国人吃各种野生动物，除了馋的因素以外，对从丹药补身演变而来的食补的执念也是一个原因。

魏晋风度留下来的另外一个遗产是狷介之气。也就是不好合作，脾气大，古怪。这算是在强权环境下的一种勉强维持自尊的办法，也算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古代表达，我们说的竹林七贤大体就是这么回事。司马昭派使者想和阮籍通婚，阮籍连醉六十日以拒之。魏晋以前也有这样的人，但是总体而言还没有那么大的脾气和架子。那么这么一个精神，本来是值得嘉许的，但是经过几百年的流传，尤其经过后来明清等时期，这个精神演变成了深刻的民族特色，阮籍的白眼一直翻到了八大山人的鸟身上。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也好，中国人不抱团也好，本质上都是这样一个精神的后裔。散不但有散步成仙的含义，也不幸制造出来了一盘散沙这个副产品。从看不惯强权逐步变成了看不惯一切。

现在这个狷介之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只是气逐渐地变成了对外，对内部权力倒似乎是气越来越小。气往往不能随意发散，因为百姓在强势政权面前是无力的，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他们并没有反抗的意愿和决心。但是气和五石散一样，长期不散发出来是要死人的。魏晋名士们除了散步，还可以喝酒或者写点诗词歌赋。现在时代变化，诗歌不幸式微，不过又有了个美国可以替代它的位置。随着气的增加，我们看到除了遍布的酒厂之外，拿美国来抒发的越来越普遍了。

从老庄到魏晋名士一路下来，对自然状态的追求，对不拘泥形式的潇洒的愿望，混合着对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的幻想，中国人的心态始终在出世入世之间徘徊。儒家始终是主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从谋生的角度，入世是必须的。但是虽然入世了，内心深处始终有逃离的欲望，所以中国人对入世规则的遵守程度比较低。窃书不为偷，窃知识产权更不算回事。出世也好入世也好，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永远都有一个还没去过的桃花源在等着自己。

因为这种心理，中国人对风度这个词看得很重。吵架的时候，他们并不一定在乎对错，风度是更重要的。大喊大叫有理也属于无理，姿势好看比准确度更重要。魏晋名士大多是弱者，多数的结局是被杀或勉强偷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后世想象中的景仰对象。宽袍大袖披头散发扪虱而谈，都是风流之至的行为。中国人通常不太讲究仪容，除了财务的现实原因，大约也和这种风气有关。东亚大约受中国文化影响太深，美国大学里的日本韩国学生头发乱糟糟一团跑来跑去的并不少见。

因为这种欣赏玄妙，风流，潇洒的态度，中国人的行为独有了一种特别的童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头上插的几朵野花，可以和广场上一群成年人跟着儿歌跳小苹果一样的自然。中国画爱写意，人脸几不可辨，古代的画影图形捉拿逃犯想来只是个心理威慑或者交差的应付。明清小说只是讲故事哄人来听，并不以写人性为目标，所以它的最大成就是章回体，用下回分解把人拉住。这种儿童似的思维在千年的波澜里帮助中国人保持了内心的希望和宁静，但是在进入工业社会后也构成了挑战。赛先生在中国，往往会遇到额外的阻力，因为科学是童真的反对党。而德先生的困境就更大些。儿童总是惧怕比自己强大的力量，他们对抗的办法是以想象力来解决问题。民主的制度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比自己的想象更有力量，所以我们时常看到乐观而不实际的期待。这种期待和想象，在日常生活中，是对养生进补玩鸟盘玉搓核桃斗蟋蟀的热衷，但在涉及到政治这种严肃问题的时候，就完全地体现出其危害性。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接纳显然和这种玄妙的期待有天然的亲近，天下大同是儒家的目标，也是中国人精神的桃花源，在这一点上儒道是相通的。

这种幼稚的思维方式导致中国人经常不能用认真的态度对待问题，他们对科学本已是模模糊糊得过且过，又把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带入了政治生活。譬如对待政府，没到万分紧急的地步，中国人总是采取忍耐，总天真地想象当政者可以自己改良而不伤筋骨，而对政府的反对者，竟往往不自觉地排斥，以为其有失分寸和风度，甚至于上升到爱国的高度。中国历朝以暴力革命收场的缘由，当政者自然不肯进步，儒家只知以忠孝治国，同时百姓这种清流态度也是推波助澜的合力。这是中国和西方很大的区别，西方的态度是，人是不可信的，权力更不可以信任，政权只有在监督下才能有效运作。中国人并不是不懂得这个人性，他们和个体打交道的时候是很明白的，他们极其擅长于对人的警惕。一旦对象变成政权，他们的心态马上就变了。对这种幼稚病的形成，历朝的高压政策有大的责任，从思想渊源上除了儒家明哲保身的教导，实在和魏晋风度之影响也有相当的联系。

 

[秦克雨]

很棒！

[西安游子]

谢谢好文分享！
没想到有人熟悉鲁迅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有如此清醒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很难得的平静。
相似的是你对西安的向往，和我对成都重庆的向往是反方向的。很凑巧，也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