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的日子里之九：非洲的外来人

一写下这个标题，就觉得怎么看都不妥当。谁到底才应该算做非洲的外来人？说实在的连我自己都不确定应该怎么定义。那些长年在非洲生活的印巴人算不算外来人？如果说不算，他们可是世世代代在生活在非洲。那些南非的白人又算不算？他们可能早已经把南非当作自己的故乡了。所以想来想去，我觉得我在这里真正想说的是那些生活在非洲的非黑人。 
  
可是这个题目还是太大啊？你想，几百年来，到底有多少外来人生活在非洲啊！先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他们带着梦想和简单的行囊来到非洲，钻石，黄金，自然资源，丰富的农作物，再加上廉价的劳动力，这些上帝赐给非洲的礼物很快就让他们“脱贫致富”，过上了远比在他们祖国富足的生活，很快地也就乐不思蜀，生儿育女，世世代代的定居下来了。虽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席卷非洲各国的独立运动使得他们当中不少人不得不黯然离开这块他们已经当作故乡的土地，但是仍然有很多人还是选择留了下来，顽强地面对各种挑战和敌视，而这些挑战与敌视又是多方面的：政治的，经济的，人文的，等等，不一而足。有时候即便就是简单的他们的父辈留在他们身上的“殖民者”和“剥削者”的原罪就可以使他们在当地人面前举步维艰。现在的南非，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就还有很多土生白人生活在那里。在津巴布韦，穆加贝在总统的宝座上呆了那么多年，经济搞得一团糟。但是这位仁兄自有他的法宝：那就是每有国民怨声载道的时候，他首先就拿当地的白人农场主开刀。在他看来，津巴布韦为什么贫穷，还不都是被这些万恶的白人农场主剥削的！ 
  
其实不仅仅是穆加贝，全世界的统治者无一例外地都会利用外来矛盾来充分化解内部矛盾。为了国民的团结和国家 的凝聚力，美国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敌人。实在找不着，就捏造一个敌人。在台湾，你如果是外省人，那么你身上就带着“二二八”的原罪，也就是说，你生下来就是罪人；二战以前的德国，希特勒告诫他的国民，我们之所以经济萧条，失业率高企，完全都是因为贪婪的犹太人造成的；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民满腔热情的批判美帝和苏修，然后回家去吃棒子面窝头，都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说，种族矛盾，族群摩擦，宗教仇恨等等，这些就好比潘多拉盒子里的东西，最好永远让他们呆在盒子里，世界还会太平一些。一旦被有意无意地打开，就不太好再放回去了。然而，可悲的是，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统治者，为了一己之利，总是不顾一切地将盒子打开，而最后无一例外的都是以悲剧收场。但请注意：大多时候不是统治者的悲剧，而是老百姓的悲剧。统治者是不需要为他们的错误买单的。
  
话说远了，再回到非洲来。在非洲的外来人中，除了白人，我想数量最多的就是印度人了。我一直认为，中国和印度其实是两个非常相似的民族。比如说，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而这种民族自豪感好像也不能仅仅归因于悠久的历史，背后应该还有很多隐蔽的和细微的原因；单从个人来讲，印度人和中国人每一个个人也都很优秀；这两个民族当中的很多人对信誉和诚实也都不是很看重。但是最大的一个相同之处我想应该是都有着悠久的背井离乡，到海外去谋生的传统。 
  
在我去过的非洲国家当中，除尼日利亚以外，几乎每一个国家都生活着大量的印度人。在坦桑尼亚的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简称“达市”），街上绝大多数的商店都是印度人开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国家的商业就是掌握在印度人手里。所以走在达市的街头，到处都可以看到穿著印度传统服装的中老年妇女和穿著当地学生制服的印度小孩去上学。 你如果因为好奇，问他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他们是坦桑尼亚人。然而，如果认识久了，他们也会悄悄地抱怨说当地人太懒惰，爱撒谎，等。 
  
尼日利亚虽然印度人很少，但是我接触最深的印度人还是在尼日利亚认识的。这位老先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是拉各斯（也是前首都），拉各斯市里有一个半岛，叫维多利亚岛，是尼日利亚的富人区，岛上最大，最高档的超市就是这位老先生开的。话说这位老先生的经历非常奇特：他出生在中国天津，“八路军打到天津后就跑了”（他的原话）。成年后又辗转在香港和新加坡经商，因而他的普通话和广东话都非常流利。他曾经跟我探讨过他对这两种口头语言的认识。在他看来，普通话比较“elegant”, 而广东话就比较“rough”。为了表明他的观点的正确性，他立马又来了一句字正腔圆的广东话的粗口，说的时候还摇头晃脑的颇为得意。老先生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特点：就是毫不掩饰的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他对当地黑人的蔑视。当我善意地指出他的态度其实是一种种族歧视时，他豪爽的大笑起来，然后毫不犹豫的说：“是的，我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的这种“超级坦率”实在是让我错愕，不知道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才算得体。
  
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这位印度仁兄是一个生性豪爽，广交天下好友之人，所以每次去他的超市购物的时候都会到他的办公室坐一会儿。可是渐渐地我发现， 老先生其实是一个再精明不过的生意人。 他之所以跟我们努力发展中印友谊，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从我们身上赚钱。要说中国虽然不是一个多富裕的国家，但是在海外做项目的公派人员却都是非常了不得的消费者，我想很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不需要自己掏腰包。老先生显然也是看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一直都是乐哈哈地把我们当财神一样的敬着。而我们呢，也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片心意，也没有少在他的店里花钱。现在看来，真不知道是该自豪呢，还是该羞愧呢？ 
  
印度人不仅会赚钱，在政治方面好像也做的不错。我在坦桑尼亚最大的报纸上看到的新闻就很能说明问题。那是一个很短的消息，说的是当时的坦桑总理在前一天晚上到一位其母亲去世的当地印度商人家中拜访，表示慰问和哀悼。消息看似平常，但是明眼人应该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第二天，当我在我们中国铁路专家组的班车上跟一位搭顺风车的坦赞铁路高官谈起此事的时候，他突然情绪变得非常激动，开始厉声谴责政府官员的腐败，指责他们与印度商人勾结，败坏他们的国家。我就趁机问起他对他对当地印度商人的看法。他恶狠狠地说：“他们都应该被扔进印度洋里去！”此话出自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官员而非草头百姓之口，着实让我吃惊，进而则是深深的忧虑。
  
这使我不由得又想起我在非洲看的一部法国电影的一个情节，看似平淡，实则意味深长。法国在达累斯萨拉姆市有一个文化中心，每年都举办一个法国电影艺术节，放映一些最新的欧洲影片。电影完全免费，放映前还供应免费啤酒和欧洲小吃，所以我们这些年轻的，精力经常过剩的翻译们就没有不去看的道理。喝足了啤酒，吃饱了小吃，再坐在装潢豪华的法国文化中心欣赏欧洲最新的电影，经常使我们发自内心地感叹在非洲工作也不见得就是一件苦差事。我在这里要谈的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二战之前，希特勒刚刚上台时候的德国。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杂货店的店主跟他的邻居聊天的时候，指着几个从他们面前走过的犹太人的背影，忧心仲仲的说：“这些人正在毁坏我们的国家。”由此可见，希特勒的极端主张在当时的德国民众当中并非一点民意基础都没有。那么，当有一天非洲当地人对外来人的怨恨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此时再有政客趁机煽风点火，那么会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这些外来者，似乎就不言而喻。而类似的情况几乎每一天在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在发生，相信大家从新闻里经常会时有所闻。冷战结束以后，当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决告一段落的时候，也就是这些东西粉墨登场的时候了。
  
说完了印度人，再说说我们那有趣的的邻居，朝鲜人和韩国人吧！朝鲜跟中国一样，在非洲派驻有数量很多的公派人员，大部分以专家的身份从事援外项目。朝鲜人虽然跟中国人长相颇为相似，可是要辨认他们实在是一点都不困难 ---- 看看他们胸前的金日成像章就知道了。可是我刚去坦桑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诀窍，还真是犯了一个小错误。话说有一天我在达市海边的鱼市上为我们专家组买鱼，看见两个极像中国老大妈的中老年妇女也在旁边选购，就用中文跟她们打招呼。未曾想，这两位老大妈惊恐的看了我一眼，一言不发，然后扔下手中的鱼，转身就走！后来跟我同去的同事指点我看她们胸前的像章，我才明白她们原来是“阿玛尼”。我想大家应该能从这件事上看出很多东西，我也就不多说了。只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主动跟我们的“同志加兄弟”打过招呼，大家都是视对方为无物，也就不会给他们惹任何麻烦。 
  
相对于朝鲜人，在非洲的韩国人就要少很多，但是还是有一位韩国老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他。我跟他是在尼日利亚的马库尔迪市偶遇的。马库尔迪市是贝努埃州的首府，我在前面也说过我们最大的一个工地项目也在那里。那天我很几位同事开车经过一栋普通的房子时，门口站着一位很像中国人的老头，于是就停下车上去攀谈，得知是韩国人。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老头非常热情的邀请我们到的家中小坐。盛情难却，我们也就进去了。老头先是为我们几个每人沏上一杯茶，沏茶之前还将茶具反复的仔细清洗。然后大家就坐下来慢慢闲谈。老头自我介绍是一位农业学家，一个人生活在尼日利亚，然后让我们看堆满了满满一面墙的藏书。然后老头又提醒我们看他家里并没有电视，音响设备等，然后声明这些东西他原来也都是有的，但是后来被当地窃贼偷去，他也就不买新的了，“正好可以专心做研究”。然后老头又介绍说他刚来的时候对非洲是多么的不习惯，每天都用啤酒刷牙，因为不敢用当地的自来水。我们告辞的时候，老头站在他的门口，不断的鞠躬来送我们。自始至终，他的脸上都挂着微笑。而他的得体的微笑，也赢得了我们发自内心的尊重。你看，多么慈祥的微笑，多么让人敬仰的科学家啊！
  
后来老头就不时的到我们的驻地来拜访我们。他似乎没有车，因为每次来都是花10个奈拉（合人民币一元钱）搭乘当地人开的“摩的”。而他每次来我们也都很热情地欢迎他，再忙也抽出时间陪他闲聊。后来有一次，老头带了一个很漂亮的当地年轻女孩一起来。刚一坐下，老头就反复声明该女孩是他的朋友，但不是他的女朋友。又说他之所以带女孩来，是想让女孩学习中国人的文明礼貌。于是我们几个就请他们在桌子旁坐下，一起闲聊。老头谈笑风声，从来就不缺少谈资，所以也就不担心冷场。突然，老头收起他的笑容，厉声警告那个女孩谈话的时候不应该将胳膊放在桌子上，“这样太不礼貌了”。可是你猜怎么着？此时我们几个中国人无一例外的也将胳膊“不礼貌的”放在桌子上！而老头对此似乎视而不见，又开始满脸笑容的跟我们谈起了一个新的话题。 
  
从此以后，我对这位老先生就有了一种怪怪的感觉。虽然他还是不时地来拜访我们，我却是能躲就躲了。 
  
到今天，这段邂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可是我每次想道这位老先生的时候，仍然搞不明白他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甚至连他是干什麽的也都不是那么确定的了。我的心中对他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每当我做猜测的时候，我总是惴惴不安。因为我总是害怕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就是说，因我的鲁莽和粗鄙，冤枉了这么一位德高望重，胸怀坦荡，兼举止优雅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