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市机场跟亚的斯亚贝巴的机场很相似，包括带有浓郁非洲色彩的建筑风格，包括墙上嵌刻的各种木雕，甚至包括空气中弥漫的那种可疑的气味，只是强度更加浓烈。后来经过一位高人指点，我才明白，原来是从某一类的人身上所发出的气味。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不过的确有相当高比例的当地人身上都会散发出那种气味。据说有勇敢的“老坦桑”（即在坦桑工作多年的中国人）曾经跟当地朋友探讨过这个气味问题，当地人毫不犹豫地指出你们中国人身上也有一种独特的气味。什么气味呢？据说是烂白菜的气味，反正也不是什么好味道。也可能是我不够勇敢，我从来没有试图跟我的当地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所以也无从证实“烂白菜学说”的真伪。
不过看的出来，坦桑人对中国人的确是相当友好的，这一点从我们异常顺利的入境过程就可以看得出来，各种手续都是畅通无阻，顺利得让人怀疑是不是当地官员有意为中国朋友网开一面。这种想法后来从一位曾到中国留学的当地铁路官员那里得到了证实。据他讲，有一次他从达市去北京，看见前面的一位中国人的行李在接受安检时机器发出了警告。坦桑官员问中国人行李里都装了什么东西，中国朋友倨傲地回答了一句：“Nothing.”坦桑官员一听，就笑眯眯地放行了。可是，后来在埃塞机场转机的时候，中国人的行李被开箱检查，从里面搜出了象牙。他的故事的真实性有多高我无从考正，因为这位仁兄经常满嘴开火车，总是深情地回忆起在北京读书时他的自行车后座上频繁更换的中国姑娘们是如何对他用情专一。不过话说回来，在我所去过的非洲国家中，坦桑的确是对中国最为友好的。
自从坦赞铁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胜利竣工后，应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政府的盛情邀请，中国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与两国政府的铁路技术合作项目。与其说是技术合作，不如说是技术支援，因为其主要形式就是中国往坦赞铁路派出中国铁路专家组，每一期技术合作期限为两年或者三年，专家的工资由中国政府支付，所以事实上就是一个援外项目。
坦赞铁路管理局分为三个部份：铁路局总部，坦桑尼亚分局和赞比亚分局。中国铁路专家组也相应地由三个部分组成：中国铁路专家组总部，中国铁路专家组坦桑尼亚分组（我就在坦桑尼亚分组）和赞比亚分组。专家组的每一位专家对应一个当地的官员，比如专家组的大组长对应坦赞铁路管理局的大局长，分组的组长对应铁路分局的局长，线路专家就对应PCE(Principal Civil Engineer), 机车专家就对应PME(Principal Mechanical Engineer), 等等。专家组里还有一大帮翻译，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翻译没有当地官员可对应，所以就只能帮着专家们和他们的对应官员干活儿。另外专家组还有一些内部人员来为专家们服务，像是办公室主任，生活管理员和为大小组长开车的司机们。他们都是很有来头的人物啊，所以也就经常搞不清谁给谁服务。
专家们的年龄都比较偏大，很多都是五十八九的人了。他们在国内的各个铁路局或者分局也都有个一官半职，眼看着就要退休了，再往上进步一下希望也不大了，所以一有到坦赞铁路援外的机会，也就欣然前往，因为至少还可以挣一笔钱。他们当中有些人技术非常利害，当地官员看见他们总是毕躬毕敬，崇敬的表情写满在脸上。另外一些呢，就多少有些二把刀，没有多少当地官员到办公室来请教问题，所以倍感寂寞。时间长了，就开始愤而谴责坦赞铁路是多么的落后，而自己在中国的日子是多么舒服，没有软卧就不出差。要不就开始积极培养各种业余爱好，有拉二胡的，有吹口琴的，有吊嗓子唱京剧的，有开菜园子种冬瓜和芹菜的，还有密切关注同事之间的关系并随时准备广而告知的。
翻译的组成成分就比较复杂。很多都是从外语学院毕业的“正规军”，当然也有不少象我这样半路出家的“土八路”。专家组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偶有一两位女性，则必定在翻译组。翻译普遍都比较年轻，大多是20多岁的年龄。翻译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中国专家笔译坦赞铁路的每周报告，每月报告和年度报告，同时为当地官员笔译中国专家的工作报告和建议书，以及他们交谈时的口译工作。翻译组的直接领导叫做“首席翻译”，简称“首翻”，也叫“手翻”，意思是在用手翻看着报告的同时，嘴里已经翻译出来了，总之是牛的很。手翻的主要职责是同声翻译每天由中国专家和当地官员出席的工作会议，也叫“交班会”，再就是审查我们的各种笔译报告。手翻还有一项引以为傲的待遇就是可以在下班后带着大墨镜，帮专家组长拎着公文包，坐在组长的豪华专车的前排，中国司机的旁边（首长一般坐后边），在我们一帮小喽罗的崇拜的目光注视下，绝尘而去，而我们则在后边继续等着来接我们的那辆经常闹罢工的尼桑考斯特面包车。
我比较幸运，碰上了一位好手翻，为人仗义豪爽，后来就成了铁哥们。他除了在业务上给了我很大帮助外，还经常在下班后辅导我们几个小兄弟们喝啤酒。他94年先回国，这么多年来我们俩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太太后来查出了癌症，前年去世，大家都悲痛不已。为给太太治病，他基本上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也可能还欠了不少钱。我曾经提出资助他一笔钱，被他严辞拒绝。
我虽然在出国前已经接受了坦赞铁路知识的系统培训，而且把铁路的专用词汇也背了个滚瓜烂熟，可是一开始工作，立马还是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刚到坦桑的第二天，坦赞铁路官员俱乐部的主任跑来找我们的厨师。厨师出国前在北京到莫斯科列车的餐车上工作，前前后后来坦桑工作过很多年。（有意思的是，后来我们俩又在尼日利亚一起工作了两年。）厨师听不懂英语，同时也可能想试探一下我这个新来的小翻译到底水平如何，就把俱乐部主任带到了我的房间。天哪，除了听懂一句主任赞扬我们的厨师的菜做得好吃以外，我竟然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看着他老人家的黑嘴白牙在上下翻飞，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主任说了半天，看我傻愣在那里完全没有反应，就不再往下说了，他看着我们的厨师，意思是说这位小兄弟是不是从中国来的一个冒牌货，压根就不会说英语。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我旁边住的一位翻译老大姐过来给我解了围。大姐麻利地三言两语把主任和厨师打发走后，看着我通红的脸，善意地安慰我说，非洲人口音奇特，每个翻译来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过程，不用着急啊，慢慢来吧。
第二天，刚一上班，我们领导就派我陪同线路专家和桥梁专家到沿线考察，同行的还有一位当地的铁路官员，也是在中国留过学的，中国话说的极其遛。在开技术碰头会的时候，两位中国专家可能也对我的英语水平有所耳闻了，所以语重心长地用中文对那位当地官员说，我们小高呢刚从国内来，英语水平是没得说，但是他现在正在倒时差，睡眠不足，头脑不是很清醒，所以今天的碰头会是不是就先用中文？如果你有不理解的地方，再让我们小高给你解释，好不好啊？官员不知就里，忙点头同意。各位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吧，一面是中坦两国专家和官员在热烈地进行技术讨论，旁边坐着一个一言不发的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的翻译。此情此景，我相信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古人云：“君子知耻而后勇”，我虽然称不上是君子（但你也别乘机称我是小人），但还是知道羞耻的。从此我就开始了我的长达半年左右的“雪耻行动”，每天几十次地忘返于手翻和我的办公室之间，请教各种业务问题。手翻看我孺子可教，大为欣慰，在夸奖我前途不可限量的同时，乘机笑眯眯地把其他翻译不愿意翻的东西交给我来作。我心知肚明，也不计较，同样笑眯眯地向领导表示保证完成任务，同时把我一点也不强壮的胸脯拍的震天响。
半年以后，手翻出差，组长点名让我上交班会做口译。对方官员一看换了人，知道是中国专家组在练兵，也不为难我，不但放慢语速，还适时地抛出了几个很容易翻译的小幽默，使得那天交班会的气氛是欢快而热烈。出了会议室，首长拍了拍我的肩膀，慈祥地笑了笑。我一时激动的快要热泪盈眶，恨不得立马给远在国内的老婆写信报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