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其人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1988年，他的第一本性学专著问世，至今已有《中国性现状》、《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等多本专著出版，另有《金西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等三本译著问世。
-计划生育政策带来性与生殖的分离
-数据显示6年来中国发生了性革命
-社区生活影响人的性行为
过去6年来，中国人的性行为和性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网站上公布的调查结果，挑战了许多人的常识。潘绥铭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声称这正是社会学调查的价值所在。
全国6000多人参与了这次性调查，有效回答率位列世界第一，甚至包括穷山僻壤的老汉，胡同里的大妈。调查问题则涉及婚外情、性取向等个人隐私。
为何那么多人愿意回答这些极为隐秘的性问题？说服这些陌生人走进访谈室，潘绥铭教授有何招数？
创新思维指导潘绥铭团队探访公民隐私
决不能到别人家中谈“性”
《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2000-2006》，潘绥铭带领的团队不久前才完成这个项目，6010人参加了面对面的有效访谈调查，遍及全国。福特基金会为这个项目资助了160万元人民币，还专门请了一个调查公司来承担现场工作。
潘绥铭说：“我们的实际调查对象应该是7553人，应答率是79.6%，约有1500人不愿意来。不过这个应答率在全世界来说，可以排第一。”能做到这一点已经相当不容易。
第一个“秘诀”，是决不在家中访谈。中国现在大部分调查是入户调查，敲开对方家门，当场填写问卷。性调查用这种办法就不可能。
“当着你家人的面，问你有没有性伴侣，你会告诉我吗？”这个调查的保密性占第一位。
把访谈对象邀请到调查室来，是最大的工作。潘绥铭说他们的工作人员主要精力用来做这个。有些人不愿意来，倒不是因为调查内容与性有关，而是现在的人太忙了。
当然必须先跟对方说明，这个调查是有关什么的。有些农村人听不懂，就说是夫妻生活，对方也就明白了。
调查人员一般是中年人
调查人员都经过专门的培训，一般是中年人。年纪稍大一些，会给人一种可靠感。年轻人就显得有些不合适——一个20岁的调查者，去问一个40岁的人关于性的问题，可能会遭到对方的轻视。“他会觉得，你一个20岁的人知道什么呀!”
中年人也比较礼貌，容易理解人。在潘教授看来，“现在不讲礼貌的多是年轻人，中年人至少说话比较客气。”
态度最关键。平等待人，在社会调查中是最起码的一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从一年级就开始被教育这一点。“什么是社会调查？就是求爷爷告奶奶，把这一条给我记住。人家没有任何义务回答你的问题，你去了是给人家添麻烦的。哪怕你给人家小礼物，给人家一点儿钱，但人家需要吗？”
这次调查会付一些报酬，一般20元左右。不过潘绥铭表示这仅仅代表感谢，他否认这对吸引调查对象有多大作用。“在北京给你20元钱，问你的性生活，你会到我们的访谈室来吗？”
绝不能上去就说“请你配合”之类的话。凭什么配合你啊？“很多社会调查都犯这个错误，跟人家说话的时候，盛气凌人，居高临下，那肯定玩完。你想做调查那是你的事儿，跟我没任何关系，我没有义务给你打工，我有选择权。”
在潘绥铭看来，一颗感恩之心很重要，“人家告诉你这么隐私的事，你应该感谢人家。不信你到大街上去问人试试，看谁理你。”
越是底层人越不好意思拒绝你
这次性调查遍及全国，包括四川、陕西、宁夏等省区的一些偏远山区。比如四川阿坝地区一个较穷的县，就在这次调查被抽中。即便在这样的穷山僻壤中，人们对性调查的接受，也不成什么问题。
主要的困难来自另一个方面。这些农村人没有阅读习惯，不少人说自己初中毕业，但他们看电脑上的文字时，速度极其缓慢，一句话都能盯着看很久。而且常常对有些问题无法理解。这是让调查员们最费劲的一个难题。
从2000年第一次调查之后，潘绥铭就有一个感觉，中国人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保守。关键是采用一种让人舒服的方式，让人在一种安全的环境下接受调查。要是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一个不恰当的时间下，去问那些隐私问题，人家当然不理你。
中国人讲情面，一对一调查，被调查对象抹不下脸来拒绝，这个特点也帮了潘绥铭大忙。“尤其是农民，他们觉得不好意思拒绝你。看你都那么大老远的来了，费劲说了这么半天，要还不去，他会觉得不好意思。越是底层人，越不好意思拒绝你。上层人才不理你呢——我凭什么回答你这些问题？”
虽然没有分开计算农村人和城市人的数据，不过给潘绥铭留下的印象就是：农村人口的有效回答率更高一些。
陌生人反而最替你保密
上门动员的是组长，但调查员肯定是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一个被调查对象一旦进了访谈室，一定要保证他面对的完全是陌生人，从没见过面。这样他才能放心作答。
火车上人们更容易畅所欲言的现象，就能说明问题。第一，从来也不认识；第二，今后永远也碰不着——下了车大家各奔东西，再也不会见面。这是人们在火车上敢说话的两个最关键因素。
潘绥铭教授说，“很多人认为，知心朋友是最保密的，错了!夫妻之间都不说真话，别说朋友了。陌生人之间，反而是最保密的。”
封闭空间，访谈室，只有两个人。这些安排都是出于保密考虑。“一切社会调查，你判断它好不好，就是看它有没有替对方着想。所有失败的调查，都是为了自己的方便，从来不想让人家更舒服，更保密，更有可能来回答你。我们想的一切办法，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如何让人家更愿意来答。”
但是，非要调查对象到访谈室来，对方可能就不愿意来了。潘绥铭他们宁可损失这个访谈对象。
再有，一对一的访谈，一定是同性别的人。这类话题，男的还有可能给女的说，但女的绝不可能给男的说。有些问题，夫妻之间都不说，怎么可能给你说？同性别至少少了一个障碍。
笔记本电脑不会对你做出道德评价
潘绥铭教授再三向记者强调，他们完全使用笔记本电脑操作。
电脑更容易让人说真话。一个机器不会对你做出道德评价，这种安全性，远远超过面对一个人，哪怕是你的朋友。
“目前国内还很少有人用这种方式，2000年时，我们在中国是第一次，现在应该也有其他人也这样做了，但我还不知道。”
好在现在见过电脑的人越来越多，即便在那些偏僻的农村，人们没看到过，也至少听说过电脑。而且刚开始的第一部分的问题不敏感，比如问你上过学没有。调查员跟访谈对象坐在一起来回答，告诉他怎样操作，怎样按数字键，起一个简短培训的作用。
到了三分之一的地方，会跳出一个对话框，提示这之后都是性问题。这时，调查员就坐到对面去。笔记本电脑的盖一掀开，挡住调查员的视线。按什么键，调查员不知道。这是最大的一个细节考虑。
被调查者眉头紧蹙，可能是有些问题看不懂，调查员要观察对方的表情，随时提供帮助。如果对方按得太快，可能是不认真，调查员要稍作提醒。
很多很敏感的词，调查员也说不出口。就算能说出来，人家还不爱听呢。你凭什么给人说这个？中国人一贯的特点就是许做不许说。也不能听，听上去那是脏话。潘绥铭笑着说，“你找个最熟的人去问他：你昨晚上干了几回？看他理不理你!”
记者在性社会学研究所的网站上看到了这些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是“性关系包括性交(同房、做爱)；也包括用手、用口刺激生殖器；还包括发生在相同性别的人之间的性生活。你有过性关系吗？”等等。
把这些问题转到电脑里以后，就变成文字了。有的调查对象对屏幕看着看着，就偷偷乐了，怎么还问这种问题？但还是一一在电脑上回答了。
网上调查根本没意义
全世界的性调查很多，比如海蒂和金西的性调查，在大众中很有名，但在学术界并不重视。因为海蒂和金西都不是随机抽样，没有什么代表性。潘绥铭说，网上调查就跟海蒂和金西的调查一样，没有任何意义，“网上调查我们连看都不看一眼”。
“这个百分比是谁的百分比，网上调查能说清楚吗？分母没法确定。分母是网民吗？是什么样的网民？你永远也说不清楚。”
而潘绥铭他们的这个调查对象，是中国所有20到60岁的成年公民，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一套复杂的抽样，然后统计百分之多少的人做过什么事，这个分母是确定的。
不光是性调查，网上所有调查，如果不做抽样的话，最后回答的，可能大多是一些好事之徒。或者都是有这种事的人，或者都是没这种事的人。总之，你不知道分母是谁。
“那这个调查还有什么意义呢？”潘绥铭反问到。
话虽如此说，潘绥铭最近还是把这次调查的内容挂到了网上。他说，社会学家都知道网上调查和现实调查差别很大，自己就是要验证一下到底差在哪里？他希望能给网上调查提供一个参考系数。以后所有的网络调查，可以用这个系数来校正。
计划生育对“中国性革命”影响最大
青年周末：这个项目，你在2000年做过一次，这次有什么不同？
潘绥铭：最大的成果是做了一次性的历史对比。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像美国著名的金西和海蒂，都没做过这样的对比。做这个对比，就是在6年时间之内，看看中国在性方面究竟有多大的变化。
青年周末：你在这次报告中提出了“中国性革命已经成功”。网民有一些怀疑，觉得你这说法纯粹是耸人听闻。
潘绥铭：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一般大众不研究这个，自然不了解。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专业不同的问题。
青年周末：它跟西方国家的性革命一样吗？
潘绥铭：不一样。有一些共同点，但差异性更大。中国性革命最根本的一点，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性和生殖的分离。在这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法跟中国比。因为他们没这个政策。
还有另外一点是社会控制的变化，现在个人在私生活领域的自由，跟20年前相比是巨大扩展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以来，还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么一段时期，大家都不再管闲事了。用一句大白话来说，过去有一句口号：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眼睛还是雪亮的，但是不睁开了(大笑)。
青年周末：计划生育怎么会造成性革命呢，我不理解。
潘绥铭：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它的后果到现在才真正显现出来。生殖和性的分离。就是它的后果。第一代独生子女现在进入了婚育期。80年代初出生的独生子女，现在二十五六岁了，这个政策在性方面带来的影响，此时开始充分体现出来。
最大的变化就是，独生子女已经不太可能再生育多子女了。两个独生子女结婚，他们可能还会再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女吗？性和生殖的分离，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已经成为一个潜在的东西。不理解这一点，你就根本无法理解中国性革命。
现在是有规定，两个独生子女可以生第二胎。但根据国家统计，占百分之五都不到。两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子女，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再生第二个孩子!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接受多子女的概念了。
性革命与道德无关
青年周末：你提到夫妻专偶之间，因为性行为方式多样化了，也导致了性革命。但一般人不把这种单一的专偶关系跟性革命联系到一起。它怎么能导致性革命呢？我有些难以理解。
潘绥铭：这太好理解了！过去是在性交，现在是在做爱。过去你像猪和狗一样过性生活，现在你像人一样过性生活，这还不叫革命啊？全世界的性革命，都包括性行为这一块，自然也包括夫妻间的性行为。
青年周末：你提出中国性革命，不少人就深感担忧，觉得社会道德沦陷了。
潘绥铭：性革命这个词说的是什么意思？短时间内发生急剧的变化，就叫革命。革命这个词不是政治词汇，而是一个中性词，它没有价值观。就是看在短时期内是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变化不大，那就说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但我们的数据告诉我们，中国这几年的现实不是这样的。它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才称之为革命。至于你怎么评价它，认为它好还是坏，那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不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之内。关键是要先把数字搞准确了，如果数字不对，你怎么评价都没用。
青年周末：你的意思是，性革命跟道德无关？
潘绥铭：当然跟道德无关了！全世界都这样。
你是第一个跟我说这数据高的人
青年周末：你们的简报中提到，多性伴现象在2006年达到了25.3%，岂不是咱们这个社会中有四分之一的人都拥有多性伴，有这么多吗？
潘绥铭：自从2000年到现在，你是第一个说它太多的人。2000年我们公布的数据是16.8%，那时候网络也不发达，我所碰到的所有人都说这个数据太少了。这些年来，你还是第一个当着我面，说这个数太多的人。
青年周末：多性伴的企业家达到了43.9%，男性企业家则达到了68.4%，这个数据有这么高吗？
潘绥铭：你看你看，你又是第一个对我说这个数据高的人。我碰到的人都说低了。接受我们调查的企业家并不多，只有200多人。这个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就不多，人数越少，这个百分比就越模糊，但至少说明它比其他人群多很多。
当然，统计数字出来后，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来研究它。一般人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判断。
社区影响人的性行为
青年周末：你们的一篇简报称，一个人所生活的社区，对他的性行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潘绥铭：你住在什么地方，这个小环境，包括周围的街坊邻居，实际上对你个人的性生活会发生影响。过去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点。表面上看来是个人决定的事，但实际上不是，背后的原因太多了。这就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事情。
青年周末：这不好理解啊，一个人住在哪个小区，会影响他的性行为？
潘绥铭：要都好理解，那还要我们干什么？社会调查的一个意义就在这里，有些东西你事先可能完全没想到，但调查出来，它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发现这个现象之后，我们只能开始研究它。
比如这个社区里，多伴侣的人多不多，离婚的人多不多。这些都有影响。但必须是真正的社区，中国很多是居委会，居委会跟社区的概念不一样。
社区之间也有等级差别。住在紫玉山庄的人，跟住回龙观的人，在性行为方面，肯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再比如，现在仍然住在胡同里，等着拆迁的人，这群人是有一些共同的行为模式的，但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现在我们正在研究。
这就是社会调查的好处，得出了跟一般人的常识不一样的结果。你信哪个？你要是相信我们的调查，那就请你改变观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