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五一六的第三罪状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明目张胆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脱罪责。”
代表言论是：一、“我们认为，坚定地认为，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根子，是60年代的武训。”
二、“我们决心同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周恩来决一死战·”
三、“周恩来步彭真的后尘，炮制了一个没有正式文件的二月提纲，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保皇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四、“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台了！周恩来就成为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成为反动势力向革命势力一次又一次玩弄阴谋，进行反扑的总指挥，他是隐蔽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实力派。他惯于玩弄两手法，阳奉阴违，是中国的又一个赫鲁晓夫，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周恩来的存在与否，关系到无产阶级的胜败，关系到未来世界究竟属于谁，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大旗能否打到底，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的前途。”
吴法宪对我说：“这些内容，才是本来意义上的五一六组织的罪状。这就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这些人贴的大字报和散发的传单的内容。我们所要打倒的就是他们。枪毙张建旗的时候，依据的就是这些东西，当然还有后来他们的一些罪状。中央讨论对付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站出来，主张杀掉他们。这说明我是拥护总理的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只要是反对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我统统都要反对。这是一个革命军人的本色嘛，你说对不对？”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只好对他笑了笑，没有说话。
吴法宪讲到这些，有点滔滔不绝了：“我们后来讨论关锋、王力这些人的问题时，也研究了林杰他们的罪状。林杰是关锋的得力干将，他的问题主要是：1967年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起草，是他执笔的。社论提出了 [ 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的口号，毛主席批判这个口号很不科学，军内的走资派也在党内，提党内的走资派也就包括了军内的坏人。其实这也是一个口号。他的导火线原因是，他和关锋这些人站在一起，反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也反陈伯达和康生等人，摆在桌面上的是：1967年5月初，当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向林杰反映清华井岗山有炮打周恩来的思潮时，林杰说：[ 我对清华井岗山作战部是了解的，我是支持他们的。在对待总理的态度上，可能我与你们的观点不一致，我还是支持总理的工作的，我不同意把他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 在师范大学，一些人写炮打总理的大字报是林杰亲自授意给谭厚兰，让他们出面写的。林杰是最善于假借别人之手来进行这类活动的。那年3月7日，戚本禹提出要批判地质学院的朱成昭，林杰一听马上派人去找朱成昭，安慰他：[ 不要紧，还是有所作为嘛。] 林杰发明了三个司令部的谬论：[ 一个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的司令部；还有一个是周恩来的司令部。] 他们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展的第三阶段。所以，他们必然要垮台了。我还听江青说：[ 关锋这些人都是听陶铸那些人的话的，他们本来就是刘邓的人。] 根据是林杰多次在社会上散布：[ 陶铸同志不会说出违背中央指示的话的。吴传启同志不是三反分子，只要没有政治偏见，看了陶铸同志对吴传启的指示，都是认为吴传启同志是革命的同志。我觉得陶铸同志对吴的看法是合乎实际的。] 还有，江青认为林杰是赵紫阳在广州搞假夺权的幕后策划者，他还要搞黄永胜，对红卫兵说：[ 广州的黄永胜官比我大，我管不了他，你们搞军区要慎重。] 他在武汉的问题上也是支持百万雄师这类组织的，等等。这在当时，把他作为五一六抛出来并不奇怪。听说江青这伙人抓起来以后，他们也放了，没有判他们的刑。据说都是免于刑事处分。唉，这场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天究竟起了个什么作用？毛主席呀，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保持了半天平衡，连他的老婆都让人家给搞掉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图了个什么！”
我和他在谈到萧华、叶剑英等人的问题时，吴法宪说：“审判我们的时候，说我们反对贺龙和其他的老帅，其实反对贺龙这些人的并不是我们，萧华自己就说过：[ 贺龙的一把菜刀起家的故事，只不过是一部土匪起家的丑史罢了。贺龙的家族本来就是霸占一方的土匪头儿，而贺龙从小干的就是偷马贩烟、吃喝嫖赌，胡作非为的生涯。当时的湘西，正是军阀混战、土匪当道的时候，贺龙乘机纠集了一些散兵游勇、流氓地痞，持了几把菜刀，夺了盐局几根破枪，于是自编为独立营，自封为营长，占了一个山头，干起了土匪的买卖。他到处与土豪劣绅、地主反动武装头目称兄道弟，拍肩送礼，居然混出了一点土匪的名气，受到地方官府的赏识，被招抚为澧州镇守使。直到他打倒之前，贺龙的客厅里依然挂着他当镇守使时戴着高高的军阀帽子的照片。此后，他投靠了北洋军阀，步步高升，最后捞了一个军长的头衔，这就是他两把菜刀起家的真相。] 当时我们听了都还不敢讲话呢。现在却把一切倒霉的事情抓住我们的一点半点都往我的头上栽。唉，人一倒霉了就一切都坏了，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干过一件好事似的。”
我说：“我听说毛泽东当时对贺炳炎等人写贺龙的回忆录《回忆洪湖斗争中的几个小故事》里说的 [ 贺龙是一条活龙，国民党军队围住了他，他会呼风唤雨，变成一条龙，溜出去了]这类话，很反感！他说：[ 贺龙是条龙，就可以登基当皇帝了吧！] 有没有这回事？这是很有身份的几个领导人说的，这也是在毛主席生前贺龙没有彻底平反的一个原因吧？”
吴法宪马上接过话说：“贺龙走到哪里，都带着枪。他手里的武器是可以带进毛主席的住地的。我听林彪就说过：[ 和贺龙谈话，是随时准备冒风险的，谁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会拔出枪来给你几下子呢？他可是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军阀出身的元帅，一个他，另一个彭德怀，将军里面加上许世友，都是这类土匪。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有什么水平，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连一个普通连长的水平都没有，连什么是政治都不一定懂，就是凭着他们的老资格吃饭。这怎么行呢？] 我敢说，这些老帅们之所以在军队里总是建立不起威信来，与林彪鼓吹的这些话很有关系。还有一个人，就是徐向前元帅，他是张国焘的老战友，在历史上也是有问题的呀。毛主席用他，完全是为了搞平衡。”
我说：“毛主席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作为党的一把手，他需要各色各样的人，如果不把党内各种力量都团结在中央周围，岂不是要出问题吗？”
吴法宪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他依然按照他的记忆力来大发感概：“1931年4月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派张国焘等人到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徐向前那时任鄂豫皖四军军长。张国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把军队调回苏区，大搞清洗，用各种逼供信的手法，给干部强加罪名，杀害了我军2500多人，四军12师师长许继慎就是其中的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曾扩清和许继慎是黄埔军校同期毕业生，但他们并无往来，曾扩清为了陷害许继慎，故意给他写了一封劝降信。许继慎当即把送信的特务和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政委跟前。徐向前查清了许继慎和曾扩清并无往来后，把信交给了张国焘。然而在肃反时，许继慎却以 [ 通敌]的罪名惨遭杀害。徐向前明知许继慎没有问题，却充当了张国焘的刽子手。在四军，就有两个师长、两个师政治部主任、八个团长、五个团政委、十二个团政治部主任遭到杀害。肃反后的11月7日成立第四方面军时，徐向前担任了总指挥的职务。难道说他对杀害这些红军干部真的没有责任吗？”
我说：“我也看到过这类材料，我和徐向前接触过，事实有一定的出入。”
他说：“没有多大的出入。再说，他打仗也不行。1932年3、4月，红军在苏家阜歼敌三万多多，徐向前冲昏了头脑，把军队私自带到了麻城一带，强攻麻城。作战多日，不能获胜，他和张国焘又把军队突然调到武汉，迎击敌军，吃了败仗。他们退到七里坪时被敌人赶上，再次失败。这时，他们借口[不包分配在这里打仗困难太大]，率领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放弃了从1926年就建立的根据地。他们撤退慌慌忙忙地连省委也不通知，使当地党政机关受到惨重的损失，省委书记沈泽民下落不明。”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吭气。
“退出鄂豫皖苏区后，他们打到西安一带，利用四川军阀混战之机，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开辟了川陕根据地。红一、二方面军开始长征后，到了遵义，确立了毛主席对军队的领导。这时，毛主席指示[四方面军用一个军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巩固川陕根据地。]但是，徐向前和张国焘对中央的这个决定阳奉阴违，打着迎接中央红军的旗号，全部退出了川陕根据地，放弃了一个很好的机会。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组织了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张国焘和徐向前私下放风：[遵义会议前王明的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毛泽东的路线也是错误的。四方面军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人。] 给中央施加压力。两河口会议上，毛主席批判了张过焘等人的错误，他们回到四方面军后，张说：[我亲眼看见中央红军减员很大，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路线还是错误的。毛泽东点名批评我们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实际上是否定我们的领导。] 由于多数人反对他们，红军继续北上。但是，毛儿盖会议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由张国焘、朱德带领，右路有毛泽东亲自带领，徐向前也在右路军内。1935年8月下旬，毛泽东决定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张国焘却拒不执行毛主席的决定，毛主席找徐向前几次谈话，动员他带领四方面军跟中央一起北上，徐向前根本听不进去。毛主席告诉他如果张国焘不来右路军依然北上时，徐向前竟然痛哭流涕，不愿北上。不久，据叶剑英说，张国焘给徐向前来了电报，说一方面军坚持北上，就把他们就地解决。徐向前不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连夜离开了阿坎，免除了张国焘的迫害。但是徐向前却听了张国焘的话，南下了。徐向前率领的四方面军在1935年10月和张国焘的军队在卓木调汇合后，张国焘召集徐向前等人开会，提出三条意见：一、中央分裂红军，中央逃跑了。二、敌人向陕甘集中，中央打游击到陕北也只剩下几名中央委员了，因此中央并不存在了。三、现在四方面军队伍很大，中央要由我们来担任，我们要成立新的中央。张国焘提出的新中央名单里，徐向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的话竟然没有任何人反对。这说明徐向前是拥护张国焘的。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现在的领导人中并不都是一贯正确的，谁都有错误，为什么偏偏抓住我们的一点过错，紧紧不放呢？”
我说：“咱们还是继续讲林彪的问题吧，这个主题还没谈完嘛。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抽时间好好谈，你说可以吗？”吴法宪点点头：“听你的，听你的，你对什么事情感兴趣就谈什么事情吧。”
我问道：“林立果究竟是谁让你把他提拔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这个背景情况你能否讲得详细一些。在你的心目中，林立果这个人究竟怎样？”
吴法宪长叹一口气，说：“这个问题不知谈了多少遍了，在你面前我和你说实话吧。林立果这个孩子大概是1945年春夏之交出生的吧，长得很精干，脸色白白净净，单皮眼，神色和性格很像林彪，思考问题却有叶群的影子，人也很聪明。我最初见到他的时候，见面喊叔叔，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见到我就叫吴司令了。他是1964年到北大物理系上学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跑到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住了一段时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很喜欢空军，未来的战争中空军将会起关键性的作用，制空权是未来的立体战争中最主要的因素，应该把它提到战略的高读来认识。] 我一听，觉得有启发，就说：[ 你应该当兵呀，就来空军吧。] 那时他还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上学。很快，叶群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 我和101商量了很久，决定把老虎拜托给你了。101对空军的重视程度你是清楚的，把老虎交给你也是对你的支持。你对他要严格管教呀。] 1967年，我指示空军给他办理了入伍手续，林立果来到了空军司令部，见了我就给我敬礼，我急忙拉住他，对他说：[ 你好好干吧，首先熟悉空军的一切，我给你创造条件，把军事上的各个关键部位都掌握了。] 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大概几个月吧，就担任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这是让他接触空军的核心呀。”
我问道：“他担任这个职务，是林彪或者叶群的授意吗？”
吴法宪摇摇头：“没有，林彪不会那样笨拙的，这是江腾蛟给我的建议，我和空军政委研究决定的。某种意义上讲，空军政委比我还要积极。现在把一切都推到我的头上来了，但是没有关系，我承担吧。我征求林立果的意见，他说：[ 先党后军，我要熟悉整个空军的一切，然后好给吴司令提点好的意见，我爸爸说过：整个解放军要学习空军，空军必须走到全军的前面去。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我听了当然高兴，政委更高兴。1967年7月1日，由叶群亲自提议，由我做他的介绍人，林立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曾经说过：[ 林立果是最革命的家庭培养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根红苗正，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和骄傲。]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出问题呀！如果没有林彪后来的一系列反党活动，林立果也不会成了这样的吧？我当时想，只要林立果在空军党委，我们起草什么文件就不会出问题了，起草报告或文件只要是林立果办的，肯定林彪和叶群会支持的。当时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这样的简单。”吴法宪说到这里，看见我在笑，就停下来问我：“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话？我讲的这些都是真的。”
我说：“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请你继续往下说。我刚才笑是觉得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考虑问题太简单，也太幼稚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党就总是要出现许多现在看来是非常地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说：“为了做到让林立果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空军的各种事情，包括干部的人员配备和编制、兵员的部署情况，经过我和政委的批准，在司令部办公室专门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弛、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党办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空军雷达兵部处长许秀绪、空军一个军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这些人和林立果在一起，实际上成了空军党委和司令部的太上皇。你别以为我就心甘情愿地服从这个小孩子的指挥和操纵，我也是看在林彪的面子上不敢对他如何呀。但是我十分感谢林立果对我的支持，他在空军的日子里是给我解决了不少的问题，这点也应该肯定。1967年7月22日，林立果以 [ 空军司令部红尖兵 ] 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就是周宇驰、刘沛丰这些人帮助起草，陈伯达和关锋帮助修改搞出来。到了1969年2月16日，周宇驰、刘沛丰给我看了林彪写给他们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这两年老虎在你们的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以下是林彪的签名。我和政委看了这封信，经过个党委的其他领导研究，决定让林立果挑更重的担子，这就是1969年10月17日我们命令让他担任那两个职务的背景。到了这一步，我就说出了 [ 空军的一切林立果可以调动，空军的一切林立果可以指挥 ]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不说，他也可以调动，因为他的背景大家都已知道，说不说都阻挡不住他。拍他马屁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就现在红得发紫的那些人当年都是要拍他马屁的人，只是他们没有拍上罢了。”
我最后把话题点到了林彪这几员大将从9.13事件以来最为敏感的一个话题上了：“老吴呀，我很想知道，你们在庐山会议以后究竟想没想到要搞政变的事情呀？那时所谓的北兵南调究竟是出自什么样的目的？”
吴法宪竟然哈哈大笑了：“从林彪摔死以后，我们几个人就开始销毁了大批的材料，主要是我们个人和林彪来往的材料，因为谁都不愿意把问题给复杂化了。但是这么一来，也有个问题说不清楚了，那就是我们和林彪的关系搞得更复杂了。就说是我们搞政变吧，那可不是一个简单地说一说的问题，而是要从人力和物力都要考虑的事情，不那么简单呀。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时间和机会。毛主席在全国和全党的威信，绝对不是我们几个人所能办到的。但是有些问题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了。你要问的 [ 北兵南调 ] 就是这样的一个。1971年7月9日，根据黄永胜和李作鹏的指示，海军制定了《打击蒋匪在东南沿海登陆串犯的作战方案》，海军将调用海军各类舰艇和各型飞机相当一部分，其中南调舰艇100艘、飞机86架。同时，空军参谋长会议也随之召开，《空军参谋长会议纪要》经我和政委王辉球的批准，把10个航空兵师和刚刚组建的地对空导弹部队定为全国的机动作战部队。四个航空兵师和两个部队、一个大队，随时准备支援东南沿海作战。其中一些部队已经分别进驻惠阳、福州、漳州等地的机场。1971年6月至9月，经总后调往广州的弹药已经达到9710吨。这些兵力和武器完全是从战备出发的。我们不知道林彪有什么用意，这些东西反正都是从当时的需要制定的，干什么还是要毛主席和林彪他们自己去说吧。光我是说不清这个问题的。”
难道真是一个难解之迷吗？我在自己问自己。这一点，我曾经访问了许多的当时担任军队重要职务的领导和指挥员，他们有的说是林彪的阴谋，有的坚决否认，有的人认为所谓的林彪政变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但是，许多的事实证明：林立果千真万确地研究了政变的许多细节。只是没有任何的证据说明吴法宪和其他的几个大将参与了此事。
还是吴法宪提出了他的一点看法：“我认为，林彪自己也觉得，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对我们加强了管理，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地让我们检讨，我们肯定受到了监视和行动已经不便，所以他就是真想搞政变也用不上我们了。唯一的就是他的儿子出面，企图把毛主席干掉后再让我们出来收拾局势。他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站到他的一边的。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的怀疑了。林彪逃跑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他不跑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了。杀害毛主席这已经把一切遮羞布都撕掉了，再不跑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如果仅仅是一个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大可不必匆匆忙忙地逃跑，林立果的那些小舰队们也完全可以不逃跑，因为他们更没有理由害怕了。只有参与了政变计划或者干下了见不得人的坏事，才会那么逃跑的。但是这一切都需要证据。当然轮到你们作家写作品可以凭着一定的想象了。我说的这些对不对呢？仅供你参考。总之，一句话，如果说我就是上了林彪的贼船的话，那是我自愿的，而不是别人强迫我的，也不存在上当不上当的问题。当时我检查有当时的情况和条件，现在我可以说我的心里话了。我没有什么过多的后悔。一个人总是有自己的特殊经历的，这也是一个人的价值吧。”
现在，吴法宪已经变成一个慈祥而无害的老人，可是你能够想象到曾几何时他是多么的得意而又多么的残忍吗？一个人凭着一定的条件可以那样，而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和地位后，他们又会变得这样的可怜。人呀人，在社会的大舞台里，真是什么样的角色都可以扮演，什么样的活剧都能够出现在人间的生活里。需要的是人民的识别和警惕，这一点才是真正的政治家的学问啊！
代表言论是：一、“我们认为，坚定地认为，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根子，是60年代的武训。”
二、“我们决心同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周恩来决一死战·”
三、“周恩来步彭真的后尘，炮制了一个没有正式文件的二月提纲，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保皇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四、“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台了！周恩来就成为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成为反动势力向革命势力一次又一次玩弄阴谋，进行反扑的总指挥，他是隐蔽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实力派。他惯于玩弄两手法，阳奉阴违，是中国的又一个赫鲁晓夫，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周恩来的存在与否，关系到无产阶级的胜败，关系到未来世界究竟属于谁，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大旗能否打到底，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的前途。”
吴法宪对我说：“这些内容，才是本来意义上的五一六组织的罪状。这就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这些人贴的大字报和散发的传单的内容。我们所要打倒的就是他们。枪毙张建旗的时候，依据的就是这些东西，当然还有后来他们的一些罪状。中央讨论对付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站出来，主张杀掉他们。这说明我是拥护总理的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只要是反对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我统统都要反对。这是一个革命军人的本色嘛，你说对不对？”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只好对他笑了笑，没有说话。
吴法宪讲到这些，有点滔滔不绝了：“我们后来讨论关锋、王力这些人的问题时，也研究了林杰他们的罪状。林杰是关锋的得力干将，他的问题主要是：1967年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起草，是他执笔的。社论提出了 [ 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的口号，毛主席批判这个口号很不科学，军内的走资派也在党内，提党内的走资派也就包括了军内的坏人。其实这也是一个口号。他的导火线原因是，他和关锋这些人站在一起，反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也反陈伯达和康生等人，摆在桌面上的是：1967年5月初，当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向林杰反映清华井岗山有炮打周恩来的思潮时，林杰说：[ 我对清华井岗山作战部是了解的，我是支持他们的。在对待总理的态度上，可能我与你们的观点不一致，我还是支持总理的工作的，我不同意把他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 在师范大学，一些人写炮打总理的大字报是林杰亲自授意给谭厚兰，让他们出面写的。林杰是最善于假借别人之手来进行这类活动的。那年3月7日，戚本禹提出要批判地质学院的朱成昭，林杰一听马上派人去找朱成昭，安慰他：[ 不要紧，还是有所作为嘛。] 林杰发明了三个司令部的谬论：[ 一个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的司令部；还有一个是周恩来的司令部。] 他们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展的第三阶段。所以，他们必然要垮台了。我还听江青说：[ 关锋这些人都是听陶铸那些人的话的，他们本来就是刘邓的人。] 根据是林杰多次在社会上散布：[ 陶铸同志不会说出违背中央指示的话的。吴传启同志不是三反分子，只要没有政治偏见，看了陶铸同志对吴传启的指示，都是认为吴传启同志是革命的同志。我觉得陶铸同志对吴的看法是合乎实际的。] 还有，江青认为林杰是赵紫阳在广州搞假夺权的幕后策划者，他还要搞黄永胜，对红卫兵说：[ 广州的黄永胜官比我大，我管不了他，你们搞军区要慎重。] 他在武汉的问题上也是支持百万雄师这类组织的，等等。这在当时，把他作为五一六抛出来并不奇怪。听说江青这伙人抓起来以后，他们也放了，没有判他们的刑。据说都是免于刑事处分。唉，这场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天究竟起了个什么作用？毛主席呀，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保持了半天平衡，连他的老婆都让人家给搞掉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图了个什么！”
我和他在谈到萧华、叶剑英等人的问题时，吴法宪说：“审判我们的时候，说我们反对贺龙和其他的老帅，其实反对贺龙这些人的并不是我们，萧华自己就说过：[ 贺龙的一把菜刀起家的故事，只不过是一部土匪起家的丑史罢了。贺龙的家族本来就是霸占一方的土匪头儿，而贺龙从小干的就是偷马贩烟、吃喝嫖赌，胡作非为的生涯。当时的湘西，正是军阀混战、土匪当道的时候，贺龙乘机纠集了一些散兵游勇、流氓地痞，持了几把菜刀，夺了盐局几根破枪，于是自编为独立营，自封为营长，占了一个山头，干起了土匪的买卖。他到处与土豪劣绅、地主反动武装头目称兄道弟，拍肩送礼，居然混出了一点土匪的名气，受到地方官府的赏识，被招抚为澧州镇守使。直到他打倒之前，贺龙的客厅里依然挂着他当镇守使时戴着高高的军阀帽子的照片。此后，他投靠了北洋军阀，步步高升，最后捞了一个军长的头衔，这就是他两把菜刀起家的真相。] 当时我们听了都还不敢讲话呢。现在却把一切倒霉的事情抓住我们的一点半点都往我的头上栽。唉，人一倒霉了就一切都坏了，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干过一件好事似的。”
我说：“我听说毛泽东当时对贺炳炎等人写贺龙的回忆录《回忆洪湖斗争中的几个小故事》里说的 [ 贺龙是一条活龙，国民党军队围住了他，他会呼风唤雨，变成一条龙，溜出去了]这类话，很反感！他说：[ 贺龙是条龙，就可以登基当皇帝了吧！] 有没有这回事？这是很有身份的几个领导人说的，这也是在毛主席生前贺龙没有彻底平反的一个原因吧？”
吴法宪马上接过话说：“贺龙走到哪里，都带着枪。他手里的武器是可以带进毛主席的住地的。我听林彪就说过：[ 和贺龙谈话，是随时准备冒风险的，谁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会拔出枪来给你几下子呢？他可是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军阀出身的元帅，一个他，另一个彭德怀，将军里面加上许世友，都是这类土匪。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有什么水平，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连一个普通连长的水平都没有，连什么是政治都不一定懂，就是凭着他们的老资格吃饭。这怎么行呢？] 我敢说，这些老帅们之所以在军队里总是建立不起威信来，与林彪鼓吹的这些话很有关系。还有一个人，就是徐向前元帅，他是张国焘的老战友，在历史上也是有问题的呀。毛主席用他，完全是为了搞平衡。”
我说：“毛主席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作为党的一把手，他需要各色各样的人，如果不把党内各种力量都团结在中央周围，岂不是要出问题吗？”
吴法宪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他依然按照他的记忆力来大发感概：“1931年4月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派张国焘等人到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徐向前那时任鄂豫皖四军军长。张国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把军队调回苏区，大搞清洗，用各种逼供信的手法，给干部强加罪名，杀害了我军2500多人，四军12师师长许继慎就是其中的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曾扩清和许继慎是黄埔军校同期毕业生，但他们并无往来，曾扩清为了陷害许继慎，故意给他写了一封劝降信。许继慎当即把送信的特务和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政委跟前。徐向前查清了许继慎和曾扩清并无往来后，把信交给了张国焘。然而在肃反时，许继慎却以 [ 通敌]的罪名惨遭杀害。徐向前明知许继慎没有问题，却充当了张国焘的刽子手。在四军，就有两个师长、两个师政治部主任、八个团长、五个团政委、十二个团政治部主任遭到杀害。肃反后的11月7日成立第四方面军时，徐向前担任了总指挥的职务。难道说他对杀害这些红军干部真的没有责任吗？”
我说：“我也看到过这类材料，我和徐向前接触过，事实有一定的出入。”
他说：“没有多大的出入。再说，他打仗也不行。1932年3、4月，红军在苏家阜歼敌三万多多，徐向前冲昏了头脑，把军队私自带到了麻城一带，强攻麻城。作战多日，不能获胜，他和张国焘又把军队突然调到武汉，迎击敌军，吃了败仗。他们退到七里坪时被敌人赶上，再次失败。这时，他们借口[不包分配在这里打仗困难太大]，率领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放弃了从1926年就建立的根据地。他们撤退慌慌忙忙地连省委也不通知，使当地党政机关受到惨重的损失，省委书记沈泽民下落不明。”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吭气。
“退出鄂豫皖苏区后，他们打到西安一带，利用四川军阀混战之机，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开辟了川陕根据地。红一、二方面军开始长征后，到了遵义，确立了毛主席对军队的领导。这时，毛主席指示[四方面军用一个军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巩固川陕根据地。]但是，徐向前和张国焘对中央的这个决定阳奉阴违，打着迎接中央红军的旗号，全部退出了川陕根据地，放弃了一个很好的机会。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组织了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张国焘和徐向前私下放风：[遵义会议前王明的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毛泽东的路线也是错误的。四方面军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人。] 给中央施加压力。两河口会议上，毛主席批判了张过焘等人的错误，他们回到四方面军后，张说：[我亲眼看见中央红军减员很大，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路线还是错误的。毛泽东点名批评我们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实际上是否定我们的领导。] 由于多数人反对他们，红军继续北上。但是，毛儿盖会议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由张国焘、朱德带领，右路有毛泽东亲自带领，徐向前也在右路军内。1935年8月下旬，毛泽东决定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张国焘却拒不执行毛主席的决定，毛主席找徐向前几次谈话，动员他带领四方面军跟中央一起北上，徐向前根本听不进去。毛主席告诉他如果张国焘不来右路军依然北上时，徐向前竟然痛哭流涕，不愿北上。不久，据叶剑英说，张国焘给徐向前来了电报，说一方面军坚持北上，就把他们就地解决。徐向前不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连夜离开了阿坎，免除了张国焘的迫害。但是徐向前却听了张国焘的话，南下了。徐向前率领的四方面军在1935年10月和张国焘的军队在卓木调汇合后，张国焘召集徐向前等人开会，提出三条意见：一、中央分裂红军，中央逃跑了。二、敌人向陕甘集中，中央打游击到陕北也只剩下几名中央委员了，因此中央并不存在了。三、现在四方面军队伍很大，中央要由我们来担任，我们要成立新的中央。张国焘提出的新中央名单里，徐向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的话竟然没有任何人反对。这说明徐向前是拥护张国焘的。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现在的领导人中并不都是一贯正确的，谁都有错误，为什么偏偏抓住我们的一点过错，紧紧不放呢？”
我说：“咱们还是继续讲林彪的问题吧，这个主题还没谈完嘛。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抽时间好好谈，你说可以吗？”吴法宪点点头：“听你的，听你的，你对什么事情感兴趣就谈什么事情吧。”
我问道：“林立果究竟是谁让你把他提拔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这个背景情况你能否讲得详细一些。在你的心目中，林立果这个人究竟怎样？”
吴法宪长叹一口气，说：“这个问题不知谈了多少遍了，在你面前我和你说实话吧。林立果这个孩子大概是1945年春夏之交出生的吧，长得很精干，脸色白白净净，单皮眼，神色和性格很像林彪，思考问题却有叶群的影子，人也很聪明。我最初见到他的时候，见面喊叔叔，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见到我就叫吴司令了。他是1964年到北大物理系上学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跑到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住了一段时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很喜欢空军，未来的战争中空军将会起关键性的作用，制空权是未来的立体战争中最主要的因素，应该把它提到战略的高读来认识。] 我一听，觉得有启发，就说：[ 你应该当兵呀，就来空军吧。] 那时他还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上学。很快，叶群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 我和101商量了很久，决定把老虎拜托给你了。101对空军的重视程度你是清楚的，把老虎交给你也是对你的支持。你对他要严格管教呀。] 1967年，我指示空军给他办理了入伍手续，林立果来到了空军司令部，见了我就给我敬礼，我急忙拉住他，对他说：[ 你好好干吧，首先熟悉空军的一切，我给你创造条件，把军事上的各个关键部位都掌握了。] 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大概几个月吧，就担任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这是让他接触空军的核心呀。”
我问道：“他担任这个职务，是林彪或者叶群的授意吗？”
吴法宪摇摇头：“没有，林彪不会那样笨拙的，这是江腾蛟给我的建议，我和空军政委研究决定的。某种意义上讲，空军政委比我还要积极。现在把一切都推到我的头上来了，但是没有关系，我承担吧。我征求林立果的意见，他说：[ 先党后军，我要熟悉整个空军的一切，然后好给吴司令提点好的意见，我爸爸说过：整个解放军要学习空军，空军必须走到全军的前面去。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我听了当然高兴，政委更高兴。1967年7月1日，由叶群亲自提议，由我做他的介绍人，林立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曾经说过：[ 林立果是最革命的家庭培养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根红苗正，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和骄傲。]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出问题呀！如果没有林彪后来的一系列反党活动，林立果也不会成了这样的吧？我当时想，只要林立果在空军党委，我们起草什么文件就不会出问题了，起草报告或文件只要是林立果办的，肯定林彪和叶群会支持的。当时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这样的简单。”吴法宪说到这里，看见我在笑，就停下来问我：“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话？我讲的这些都是真的。”
我说：“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请你继续往下说。我刚才笑是觉得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考虑问题太简单，也太幼稚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党就总是要出现许多现在看来是非常地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说：“为了做到让林立果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空军的各种事情，包括干部的人员配备和编制、兵员的部署情况，经过我和政委的批准，在司令部办公室专门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弛、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党办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空军雷达兵部处长许秀绪、空军一个军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这些人和林立果在一起，实际上成了空军党委和司令部的太上皇。你别以为我就心甘情愿地服从这个小孩子的指挥和操纵，我也是看在林彪的面子上不敢对他如何呀。但是我十分感谢林立果对我的支持，他在空军的日子里是给我解决了不少的问题，这点也应该肯定。1967年7月22日，林立果以 [ 空军司令部红尖兵 ] 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就是周宇驰、刘沛丰这些人帮助起草，陈伯达和关锋帮助修改搞出来。到了1969年2月16日，周宇驰、刘沛丰给我看了林彪写给他们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这两年老虎在你们的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以下是林彪的签名。我和政委看了这封信，经过个党委的其他领导研究，决定让林立果挑更重的担子，这就是1969年10月17日我们命令让他担任那两个职务的背景。到了这一步，我就说出了 [ 空军的一切林立果可以调动，空军的一切林立果可以指挥 ]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不说，他也可以调动，因为他的背景大家都已知道，说不说都阻挡不住他。拍他马屁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就现在红得发紫的那些人当年都是要拍他马屁的人，只是他们没有拍上罢了。”
我最后把话题点到了林彪这几员大将从9.13事件以来最为敏感的一个话题上了：“老吴呀，我很想知道，你们在庐山会议以后究竟想没想到要搞政变的事情呀？那时所谓的北兵南调究竟是出自什么样的目的？”
吴法宪竟然哈哈大笑了：“从林彪摔死以后，我们几个人就开始销毁了大批的材料，主要是我们个人和林彪来往的材料，因为谁都不愿意把问题给复杂化了。但是这么一来，也有个问题说不清楚了，那就是我们和林彪的关系搞得更复杂了。就说是我们搞政变吧，那可不是一个简单地说一说的问题，而是要从人力和物力都要考虑的事情，不那么简单呀。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时间和机会。毛主席在全国和全党的威信，绝对不是我们几个人所能办到的。但是有些问题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了。你要问的 [ 北兵南调 ] 就是这样的一个。1971年7月9日，根据黄永胜和李作鹏的指示，海军制定了《打击蒋匪在东南沿海登陆串犯的作战方案》，海军将调用海军各类舰艇和各型飞机相当一部分，其中南调舰艇100艘、飞机86架。同时，空军参谋长会议也随之召开，《空军参谋长会议纪要》经我和政委王辉球的批准，把10个航空兵师和刚刚组建的地对空导弹部队定为全国的机动作战部队。四个航空兵师和两个部队、一个大队，随时准备支援东南沿海作战。其中一些部队已经分别进驻惠阳、福州、漳州等地的机场。1971年6月至9月，经总后调往广州的弹药已经达到9710吨。这些兵力和武器完全是从战备出发的。我们不知道林彪有什么用意，这些东西反正都是从当时的需要制定的，干什么还是要毛主席和林彪他们自己去说吧。光我是说不清这个问题的。”
难道真是一个难解之迷吗？我在自己问自己。这一点，我曾经访问了许多的当时担任军队重要职务的领导和指挥员，他们有的说是林彪的阴谋，有的坚决否认，有的人认为所谓的林彪政变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但是，许多的事实证明：林立果千真万确地研究了政变的许多细节。只是没有任何的证据说明吴法宪和其他的几个大将参与了此事。
还是吴法宪提出了他的一点看法：“我认为，林彪自己也觉得，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对我们加强了管理，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地让我们检讨，我们肯定受到了监视和行动已经不便，所以他就是真想搞政变也用不上我们了。唯一的就是他的儿子出面，企图把毛主席干掉后再让我们出来收拾局势。他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站到他的一边的。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的怀疑了。林彪逃跑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他不跑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了。杀害毛主席这已经把一切遮羞布都撕掉了，再不跑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如果仅仅是一个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大可不必匆匆忙忙地逃跑，林立果的那些小舰队们也完全可以不逃跑，因为他们更没有理由害怕了。只有参与了政变计划或者干下了见不得人的坏事，才会那么逃跑的。但是这一切都需要证据。当然轮到你们作家写作品可以凭着一定的想象了。我说的这些对不对呢？仅供你参考。总之，一句话，如果说我就是上了林彪的贼船的话，那是我自愿的，而不是别人强迫我的，也不存在上当不上当的问题。当时我检查有当时的情况和条件，现在我可以说我的心里话了。我没有什么过多的后悔。一个人总是有自己的特殊经历的，这也是一个人的价值吧。”
现在，吴法宪已经变成一个慈祥而无害的老人，可是你能够想象到曾几何时他是多么的得意而又多么的残忍吗？一个人凭着一定的条件可以那样，而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和地位后，他们又会变得这样的可怜。人呀人，在社会的大舞台里，真是什么样的角色都可以扮演，什么样的活剧都能够出现在人间的生活里。需要的是人民的识别和警惕，这一点才是真正的政治家的学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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