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Not from People\'s Daily
口述：Nick Tosques，美第555野战炮兵营
收于：Tomedi, Rudy, No Bugles, No Drum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John Wiley & Sons, Inc.: New York, NY, ISBN 0-471-5722-2, 1994.
我第一次被征集入伍是在1946年。到了1947年，服役大约13个月时，陆军裁减兵力，我就退伍了。然后，1950年7月，韩战爆发不久，报纸上有个公告宣布所有在1945年到1950年间服役不到13个月的义务兵员会被再次征召。我只服了不到13个月，果然，在7月底时我又被征召了。
我是被直接送到韩国去的。当我拿着征兵令到纽泽西州迪克司堡报到时，他们告诉我说我已经有过基础训练，韩国那边情况不太妙，需要赶快补充兵员。所以任何只要有过服役经验的人就会被送上飞机，不会有任何训练的时间。
迪克司堡他们说我会被派到一个弹药补给单位，但当我到了日本德雷克基地的补充兵中心时，他们叫我们排好队，然后是“你、你、你、还有你....你们到第555野战炮兵营。”
我跟那名上尉说：“我从来没有受过炮兵训。”
他说：“你会学到的。”
第555炮兵营的绰号是“三五银币”（译注：原文是Triple Nickles，nickle是美金五分钱的银币。），才刚刚被打得很惨。他们阵地被打垮，损失许多人员和大炮。
当天晚上他们把我们四个人送上一列火车，开到日本西岸的佐世保港，然后我们搭船到韩国。
那时是1950年9月初，他们还在釜山防线作战，每天都有火力任务，我必须要很快地学习。
首先，我必须要知道怎么把炮弹组合起来。炮弹一般分成两件运送，炮弹和药筒，药筒里有9个药包。105毫米榴炮的射程是7英里半，如果所有药包都在的话，炮弹可以打到7英里半。如果前进观测员要求较近的射程的话，就必须用较少的药包。装药6，6个药包，装药4，4个药包，装药3，就是3个药包。假如变成2个药包，也就是我被俘虏之前用的，你会知道他们已经是该死的近了。
我学怎样装填，我学怎样发射，我很快学会每一样，因为如果你不快学，你是没法生存的。北韩军一直在我们防线上钻隙突破，许多次我们不得不在极近距离平射开火。
我们支援的单位是第五团战斗群，在从釜山防线突破后，我们一直跟着他们几乎到了鸭绿江边。
在鸭绿江附近时，流传的谣言是：“在日本吃圣诞节晚餐，然后就回美国去。”
接着我们知道的是，我们又回到38度线以南，而唯一能回家的是那些受重伤的家伙。中国已经参战，而我们也被打得很惨。在撤退时，从没有看过这么多东西要烧掉，成吨的C口粮、弹药、装备、汽油，任何我们带不走的都烧掉。
过了几个月，我们又再度进攻。在1951年4月的时候，我被选上到日本东京休假10天，当我销假后，他们说我的名字在下次轮调回国的名单上。
我当时想，真不错，先开溜了一阵子，回来后又有这么个好消息。
我预定再两个星期就回家了。几天后，中国军开始他们的春季攻势，他们想要把我们再一次打回38度线以南。
4月25日下午，我们的指挥官来到炮阵地，说：“开始打包，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在更前面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第五团战斗群的家伙正离开他们的阵地，他们跳上卡车向我们开来。我们把炮收起，跳上自己的卡车，跟他们一起上路，不过我想我们还开不到一英里的路就碰上一个路障。中国士兵已经绕到我们后方而且击毁了一辆坦克，坦克挡住了道路，路两旁有点高度下去是稻田。到了路障处我们只好停下，一停下时中国士兵就从四周的山头上开火射击。
机枪子弹、迫击炮弹、步枪子弹都如雨点般地落在我们头上。我们把榴炮下架，调转炮口，在极近距离开火──开炮闩、沿炮管瞄准、装弹、开炮，然后希望能打中一些东西。
一些中国士兵逼近到扔手榴弹的距离，在我的榴炮周遭爆炸声此起彼落。有人喊：“尼克，你看！”我抬头一看，一颗手榴弹向我飞来，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我飞扑在地。
等我清醒过来，已经是晚上了。我不知道我昏迷了多久，但是当我从那颗手榴弹跳开时还是白天。我记得我捏了自己一把，以为在作梦。在我四周死伤狼籍，卡车在燃烧。我不知道向哪里走，最后我站起来走到一个在呻吟的人身边。
他的腹部受伤，他半坐半躺着，尝试着用手挡住肠子不跑出来。我从一具死尸身上拿下一件夹克，缠绑在他的身上好盖住他的伤口。
“伙计，”我说，“你伤成这样，我不能扶你起来。”
他想要喝水。我知道不该给腹部受伤的人喝水，但是这家伙反正活不成了，所以我找到一个满满的水壶递给他。
我说：“我会找人来帮你。”
沿路走了一小段距离，我遇到第五团战斗群的三、四个家伙，他们在路边挤成一堆，其中一个手臂受伤，正在哭泣。
我说：“嗳，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他们看着我，其中一人说：“你是那个单位的？”
我说：“三五银币。”
他们还是望着我，然后另一人说：“好吧，我们要向那边走？要怎么离开这里？”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走，只想到应该向南走，我们在被攻击前就是走这个方向。不过不管向那个方向走，我们都会听到中国士兵在讲话，不但在我们前面的黑夜中，还在我们四周。
所以最后我说：“好吧，把你们的步枪丢掉，躺下来装死。”
不过中国士兵四处察看，对每个尸体都刺上一刀，不是要杀死伤兵，而是要看看是不是还有人活着。他们知道总有一天要和谈，他们想要尽量多抓俘虏。
我的屁股被刺了一刀，下手很轻，不过足以让我动了一下。然后我听到：“Getuppu! Getuppu!（站起来）”
这时再装也没有用，所以我就站起来，然后感到很惊讶。我不过五尺八寸高（约170厘米），不过我是低头看着这个中国士兵。那时我并不觉得害怕，我低头看着他，还记得一直对自己说：“该死，他还只是个孩子。”
他看起来像个非常年轻的青少年，14、15岁大。那是个有月亮的夜晚，他注意到我的手表，手表就没有了。我戴着一个戒指，他也想要那个戒指，不过我的手指肿胀，所以脱不下来给他。
在我身后的家伙低声说：“尼克，你最好把它拿下来，要不然他会把你手指砍掉。”
他很想要那个戒指。当我在那里使尽各种办法要脱掉那个戒指时，他就直直地站在那里看。最后当他举起步枪时，我开始在手指上拼命吐口水，使劲要取下戒指。我吐了一大堆口水，好不容易终于把戒指拿下来了。
他就像是个拿到新玩具的小孩，戴着手表和戒指，他四处走动向每个人笑。
直到天亮后我才觉悟到我的处境。我开始一直都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是个俘虏，我还在想或许拿走我们的东西后，他们会离开留下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南走。不过天亮后我才发现不会有那种事。
他们把我们留在那里一、两天，我们睡在地上，不过当然没有多少睡眠可言。我们可以听到南方传来的炮声，而且每过一阵子我们就得站起来拼命狂奔躲炮弹，我们自己的炮兵还在对中国部队轰击。
第一天里，来了一个会说英文的军官，审讯就开始了。在基础训练时，每个士兵都被教导说：如果你被俘，你只报出自己的姓名、阶级、以及兵籍号码。不过实际上你只能用这套应付一下子，你看到其他人在背后或腰际挨上这么一记重重的枪托，你就会开始想想看有没有一些你能说却不会泄漏任何机密的东西。
这个中国军官问我，“那个单位？”我没有告诉他。但是当他说：“你是跟着那些卡车还有大炮的吗？”我说：“Yeah.”
只说，“Yeah.”
然后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华盛顿。我没说是华盛顿特区还是华盛顿州，只是华盛顿。
他没有追问下去。我发现如果我给他答案，他就会问下个问题。答案不必是正确的，只要表面上看起来我很合作就行了。后来还审问了很多人，但我想没有人真正给了他们多少资讯。
接下来几天里，其他战俘也被带过来。当我们变成相当大的一群人时，他们说我们要到北边的一个战俘营去。
我们成单行沿着道路行进。很快地情况变成如果想要排泄的话，你只能拉在裤子里，因为除非他们自己想停下来，是不会让我们停的。我还记得有家伙说了句：“我得上厕所”便停下来把裤头解开，然后突然一声枪响，就再也看不到那家伙了。
我们大部分都在夜里行进，因为白天我们自己的飞机一直在轰炸。路上期间没有多少食物，他们给我们一种干谷粉，放在手中，然后洒一些水下去让它变成糊状，就着手吃下去。有时候我们吃生的高粱，偶尔有一片海带。
我们向北走了差不多60天。我是在4月25日被俘的，当我们到达位于朝鲜的第一号战俘营时差不多是6月底了。但是没有人能确认，我们早就忘掉每天是几月几日，那不过是我自己的估计，6月底。
在整个行进途中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新闻，我们所知的是中国人很可能已经占领了整个南韩。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只知道是个战俘营。有些人猜他们要把我们送到中国，我自己猜是满洲。
第一号战俘营由一堆韩式的旧泥屋和几栋木质房屋组成，外面没有围墙。我们到达几天后，在一个教育课程上当他们问有没有任何问题时，有人问到围墙的事。“为什么没有设围墙？铁刺网在哪里？”
译员回答：“我们不需要铁刺网，你们的脸就是铁刺网。”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分成小组，每10个人被塞进一个小房间里──不是一栋泥屋，是一个房间。房间的大小就跟一个大的壁橱差不多（按，原文是large closet，可能是指walk-in closet，相当于一个小间，尺寸不一，可能比卫生间大），你一动就会碰到人。
他们把我们的衣服拿走，发给我们蓝色薄布制服。我们身上都很脏，大家两个月没洗澡，也不让我们洗澡。所有人身上都长了虱子，它们在头发里，衣服里，全身都是。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杀死它们：用手指指甲，一次一只。
审讯马上就开始了。他们每天审问我们，晚上也是。早上某个时刻他们会三两成群把人带走，不过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你。
他们不知从哪里知道我是从华盛顿特区来的，然后我就被严审了一阵，都是好几小时不停的审问。白宫在哪条街上？这栋建筑在哪里？那栋建筑在哪里？好像是什么重要军事机密一样。他们问的东西其实都可以从旅游手册里找到，但是我根本不记得所有的建筑物在哪里，我从来也不曾注意这些建筑座落在哪条街上。当我答不出来时，“哗”，一条橡胶水管就重重打在我后颈上。
很快地我就信口开河告诉他们每一件事，只要不挨打就行了。那栋建筑在这儿，其他建筑在那儿，有什么关系？他们如何能搞得清楚？不过，他们后来还是发现我在扯谎，“哗”，又是一记橡胶管。我猜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当我说我不记得时是在说真话。我是从华盛顿特区来的，在他们心目中每个从华盛顿特区来的人都该知道所有政府机关的位置，也该知道政府在干什么。
然后就是那些政治教育课程。我们每天都要上课，“你们是资本主义者，你们的政府欺骗你，有钱人根本不管你死活，所以他们派你们来这里送死。你们政府发动战争来压迫朝鲜人民。”都是这些胡扯的东西。
我们也得学习共产主义，那是生命存在的唯一方式，也是唯一的道路，在共产主义下人人平等。我们每天都要听这种东西。
我们每天早上要很早起来接受点名，在清点人头后我们领取豆浆，那看起来像牛奶但是是用黄豆加水煮成的。有的人会喝有的人不喝。晚上时，他们会发一杯米粥，尝起来像是浆烫衣服的糨糊。我尽量吞咽他们给的任何食物，有时会吐出来，有时不会，不过我总是尽量吃光。有些人一直都把食物推开不吃，他们体重下降、生病，会因营养不良或生病而死亡。
他们有个凑合的医院，如果你生病了，他们就把你丢进去，然后把你的食物也摆进去，你要吃就吃，不吃拉倒。从来就没有医药，我想他们连供应自己人民都不足。
每天早上都是劳动苦工。我们会列队爬到山上砍柴给他们用，每一栋房屋都是烧柴火取暖的。我们得砍倒树木，切成小根，然后把大包小根柴火搬到营地去。
下午是上课时间。我们学习毛泽东和他手下怎样把蒋介石和资本家赶出中国。资本主义是如何地坏，工人阶级是如何被剥削，共产主义为何是唯一的出路。我们里的确是有人被影响到，开始相信那一堆胡扯八道。不是马上地，但是它一直重复又重复，日复一日，资本主义坏，共产主义好。
跟其他大部分人一样，我随他们意思去说。是、是、是，你说的对，你说的没错。但是在我们心里真正在想的是怎样回家，怎样找份工作，怎样大买特买一直想要的东西。
在每次政治课后，我们会被送回屋里去讨论共产主义。不过我们会派个人在门口张望，其他人会随意闲聊，但就是不谈共产主义。你以前做什么？你开什么样的车？你有女朋友吗？诸如此类的。
但是你也不能完全忽略掉课程内容，因为在所有人都在的共同研讨时段里，他们会考问你。你研究了什么？你知道你们政府欺骗你们吗？你们的哈利．杜鲁门在说谎，他永远也不会让你们回家。
曾经有几次我的确丧失了能够回家的希望与信心。在营里几个月后，他们告诉我们说和谈已经开始了。但是没有任何事发生。他们会要我们在操场上列队，然后说和谈进展不错，我们会想，很好，再一个月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然后一两个月后，他们又会要我们列队，然后宣布和谈又破裂了，美国人根本不想要和平，你们永远也别想回去了。
这种事发生个三、四次后，你该怎么办？好几个月过去了，一年，两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在这里。有些人甚至不相信有和谈这回事，认为中国人只是在玩弄我们的心灵。
许多人情绪变得非常低落，有几个甚至自杀。对他们来说可能负担太重了，他们最终永远失去了希望，当这情形出现时就无药可救了。
有件能够鼓舞我们的事情就是空战。我们所在的战俘营离鸭绿江只有几英里，正在米格走廊下方，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米格机和我方喷射机的空战。它们都飞得太高，我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什么，但有一天有个被俘的飞行员被带进来关在一起，他教我们去听机枪的射速。米格机的射速比我方喷射机要慢得多，即使在地面上也可以听得出差异来。从此之后，每当有米格机被击落，我们就全力欢呼鼓掌，然后卫兵就会跑过来，挥着步枪要我们安静，要不然要开枪打我们。
我们都不敢对他们轻忽，他们已经枪毙了一个屡屡反抗制造麻烦的家伙，而我们被逼要看行刑经过。当时我们在做一些平常的活动，突然间全体集合整队，然后他们把他带出来靠站在一堵墙边，行刑队已经早在那里等候了。我还记得自己祈祷，希望那家伙会没有痛苦地马上死掉。在我到韩国前，我看过电影里德国人和日本人把战俘带到行刑前开枪打死，但是实地上看到这种事情发生是极可怕的震撼。电影根本不可能让你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那个家伙没有被蒙眼，他或许是自己要求不蒙眼的，因为我们也听说过其他战俘营也处决过俘虏，不过都会蒙眼。他的手被绑在后面，直直地站在那里瞪视着他们，直到他们开枪。
我猜大概是在1952年下半年我们开始接到信件。我们当然不会拿到所有的信，但是每过一段日子他们会给出几封信。我母亲就给我写了一封，劈头就是：“亲爱的尼克，伊莉莎白死了，哈，哈，哈。”
中国人会先读我们的信，当他们看到上面那句话时，就把我找到营总部去，想要知道为什么我母亲会对某人的死亡这么高兴。什么样的人会对别人死掉开心大笑？他们把我审问了好几个小时，但我就是没办法让他们相信伊莉莎白是辆汽车的名字。我父亲有一辆1936年份的福特汽车，已经使用多年，我母亲一直叫它“锡丽兹”（译注：原文是Tin Lizzy，Lizzy 是 Elizabeth 的简称别名，正如Bill 是 William 的通用别名一样）。但是不论我如何解释，他们还是不懂。
我记得当他们第一次告诉我们战争结束时，我们都不相信。他们必须一再重复，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对他们所说的话一句都不信。然后他们把所有伤病号全都带走，并且告诉我们他们会先被交换回去，我们还是不信。我们想的是：他们是真的回到南边了吗？还是这又是另一套诡计？说不定他们只是把那些家伙送到另一个战俘营而已。
他们分发了新制服和新毯子。不过他们以前也这么干过，前面几次宣布和谈有所“突破”时都是如此。当和谈又破裂时，他们又会把毯子和制服收走。
最后他们把战俘营分成两部分，一部份先走，我的那部分晚几个星期走。我们仍然以为不会回家，卡车往北开把我们送到铁路车站，他们把我们放到货车车厢里，然后火车开始向南开去。
_这个时候_，我们才开始想，嘿，或许这次是真的。
或许。
我们向南开了几个小时，然后他们要我们下火车，换乘卡车，因为铁路已经被炸断了。
不过我们仍然在向南开。
中国人把我们在他们那边的留置营里留了两天，他们给我们平常吃的米饭，但
加了些东西，还有一小罐猪肉，不过没人动它。我们想，我们靠米饭还可以多撑上几天没有问题，他们大可以留着猪肉自己塞上某个地方（译注：脏话未翻）。
等了两天，我们再度坐上卡车向南开，整条路上我们和向北开的卡车一直交错而过，上面坐满了跟我们交换的中国与朝鲜士兵。
当我们到了停战区域，我跳下卡车，不过我的裤子卡在把手上，从中整个裂开。当我走过分界线的时候，我的双手必须要拉住裤子才不会掉下。那里有许多各级军官等在分界线另一端，不过我没手敬礼。一个上校说：“不要担心，孩子，走过那条线。”
有几个人走过分界线后就跪在地上亲吻土地，有个家伙转身过去对着中国人把拇指顶在鼻子上做鬼脸，我，我一直忙着拉住裤子。
我们理了发也洗了澡，然后他们给我们准备了一餐。所有在场的军官都变成服务生伺候我们，菜也是他们烧的，他们也负责打菜。我们想吃什么就点什么，要吃多少就吃多少。在我们面前煎着大块牛排，你要几分熟呢？
我拿了一个餐盘，堆满了食物，坐下来后只吃了一、两口就饱了。我再也吃不下了。我的胃已经空了两年半，还要再过一年，我才能吃下一顿正常份量的餐食。
不过除此之外，我没有太多调适上的问题。我想到的是，我在这里了，我回来了，我还可以走路，我还活着。我目睹了许多苦楚、许多折磨、许多死亡，不过我总算平安回来，在我人生的帐簿里，这点就是值得感激的了。
口述：Nick Tosques，美第555野战炮兵营
收于：Tomedi, Rudy, No Bugles, No Drum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John Wiley & Sons, Inc.: New York, NY, ISBN 0-471-5722-2, 1994.
我第一次被征集入伍是在1946年。到了1947年，服役大约13个月时，陆军裁减兵力，我就退伍了。然后，1950年7月，韩战爆发不久，报纸上有个公告宣布所有在1945年到1950年间服役不到13个月的义务兵员会被再次征召。我只服了不到13个月，果然，在7月底时我又被征召了。
我是被直接送到韩国去的。当我拿着征兵令到纽泽西州迪克司堡报到时，他们告诉我说我已经有过基础训练，韩国那边情况不太妙，需要赶快补充兵员。所以任何只要有过服役经验的人就会被送上飞机，不会有任何训练的时间。
迪克司堡他们说我会被派到一个弹药补给单位，但当我到了日本德雷克基地的补充兵中心时，他们叫我们排好队，然后是“你、你、你、还有你....你们到第555野战炮兵营。”
我跟那名上尉说：“我从来没有受过炮兵训。”
他说：“你会学到的。”
第555炮兵营的绰号是“三五银币”（译注：原文是Triple Nickles，nickle是美金五分钱的银币。），才刚刚被打得很惨。他们阵地被打垮，损失许多人员和大炮。
当天晚上他们把我们四个人送上一列火车，开到日本西岸的佐世保港，然后我们搭船到韩国。
那时是1950年9月初，他们还在釜山防线作战，每天都有火力任务，我必须要很快地学习。
首先，我必须要知道怎么把炮弹组合起来。炮弹一般分成两件运送，炮弹和药筒，药筒里有9个药包。105毫米榴炮的射程是7英里半，如果所有药包都在的话，炮弹可以打到7英里半。如果前进观测员要求较近的射程的话，就必须用较少的药包。装药6，6个药包，装药4，4个药包，装药3，就是3个药包。假如变成2个药包，也就是我被俘虏之前用的，你会知道他们已经是该死的近了。
我学怎样装填，我学怎样发射，我很快学会每一样，因为如果你不快学，你是没法生存的。北韩军一直在我们防线上钻隙突破，许多次我们不得不在极近距离平射开火。
我们支援的单位是第五团战斗群，在从釜山防线突破后，我们一直跟着他们几乎到了鸭绿江边。
在鸭绿江附近时，流传的谣言是：“在日本吃圣诞节晚餐，然后就回美国去。”
接着我们知道的是，我们又回到38度线以南，而唯一能回家的是那些受重伤的家伙。中国已经参战，而我们也被打得很惨。在撤退时，从没有看过这么多东西要烧掉，成吨的C口粮、弹药、装备、汽油，任何我们带不走的都烧掉。
过了几个月，我们又再度进攻。在1951年4月的时候，我被选上到日本东京休假10天，当我销假后，他们说我的名字在下次轮调回国的名单上。
我当时想，真不错，先开溜了一阵子，回来后又有这么个好消息。
我预定再两个星期就回家了。几天后，中国军开始他们的春季攻势，他们想要把我们再一次打回38度线以南。
4月25日下午，我们的指挥官来到炮阵地，说：“开始打包，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在更前面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第五团战斗群的家伙正离开他们的阵地，他们跳上卡车向我们开来。我们把炮收起，跳上自己的卡车，跟他们一起上路，不过我想我们还开不到一英里的路就碰上一个路障。中国士兵已经绕到我们后方而且击毁了一辆坦克，坦克挡住了道路，路两旁有点高度下去是稻田。到了路障处我们只好停下，一停下时中国士兵就从四周的山头上开火射击。
机枪子弹、迫击炮弹、步枪子弹都如雨点般地落在我们头上。我们把榴炮下架，调转炮口，在极近距离开火──开炮闩、沿炮管瞄准、装弹、开炮，然后希望能打中一些东西。
一些中国士兵逼近到扔手榴弹的距离，在我的榴炮周遭爆炸声此起彼落。有人喊：“尼克，你看！”我抬头一看，一颗手榴弹向我飞来，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我飞扑在地。
等我清醒过来，已经是晚上了。我不知道我昏迷了多久，但是当我从那颗手榴弹跳开时还是白天。我记得我捏了自己一把，以为在作梦。在我四周死伤狼籍，卡车在燃烧。我不知道向哪里走，最后我站起来走到一个在呻吟的人身边。
他的腹部受伤，他半坐半躺着，尝试着用手挡住肠子不跑出来。我从一具死尸身上拿下一件夹克，缠绑在他的身上好盖住他的伤口。
“伙计，”我说，“你伤成这样，我不能扶你起来。”
他想要喝水。我知道不该给腹部受伤的人喝水，但是这家伙反正活不成了，所以我找到一个满满的水壶递给他。
我说：“我会找人来帮你。”
沿路走了一小段距离，我遇到第五团战斗群的三、四个家伙，他们在路边挤成一堆，其中一个手臂受伤，正在哭泣。
我说：“嗳，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他们看着我，其中一人说：“你是那个单位的？”
我说：“三五银币。”
他们还是望着我，然后另一人说：“好吧，我们要向那边走？要怎么离开这里？”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走，只想到应该向南走，我们在被攻击前就是走这个方向。不过不管向那个方向走，我们都会听到中国士兵在讲话，不但在我们前面的黑夜中，还在我们四周。
所以最后我说：“好吧，把你们的步枪丢掉，躺下来装死。”
不过中国士兵四处察看，对每个尸体都刺上一刀，不是要杀死伤兵，而是要看看是不是还有人活着。他们知道总有一天要和谈，他们想要尽量多抓俘虏。
我的屁股被刺了一刀，下手很轻，不过足以让我动了一下。然后我听到：“Getuppu! Getuppu!（站起来）”
这时再装也没有用，所以我就站起来，然后感到很惊讶。我不过五尺八寸高（约170厘米），不过我是低头看着这个中国士兵。那时我并不觉得害怕，我低头看着他，还记得一直对自己说：“该死，他还只是个孩子。”
他看起来像个非常年轻的青少年，14、15岁大。那是个有月亮的夜晚，他注意到我的手表，手表就没有了。我戴着一个戒指，他也想要那个戒指，不过我的手指肿胀，所以脱不下来给他。
在我身后的家伙低声说：“尼克，你最好把它拿下来，要不然他会把你手指砍掉。”
他很想要那个戒指。当我在那里使尽各种办法要脱掉那个戒指时，他就直直地站在那里看。最后当他举起步枪时，我开始在手指上拼命吐口水，使劲要取下戒指。我吐了一大堆口水，好不容易终于把戒指拿下来了。
他就像是个拿到新玩具的小孩，戴着手表和戒指，他四处走动向每个人笑。
直到天亮后我才觉悟到我的处境。我开始一直都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是个俘虏，我还在想或许拿走我们的东西后，他们会离开留下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南走。不过天亮后我才发现不会有那种事。
他们把我们留在那里一、两天，我们睡在地上，不过当然没有多少睡眠可言。我们可以听到南方传来的炮声，而且每过一阵子我们就得站起来拼命狂奔躲炮弹，我们自己的炮兵还在对中国部队轰击。
第一天里，来了一个会说英文的军官，审讯就开始了。在基础训练时，每个士兵都被教导说：如果你被俘，你只报出自己的姓名、阶级、以及兵籍号码。不过实际上你只能用这套应付一下子，你看到其他人在背后或腰际挨上这么一记重重的枪托，你就会开始想想看有没有一些你能说却不会泄漏任何机密的东西。
这个中国军官问我，“那个单位？”我没有告诉他。但是当他说：“你是跟着那些卡车还有大炮的吗？”我说：“Yeah.”
只说，“Yeah.”
然后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华盛顿。我没说是华盛顿特区还是华盛顿州，只是华盛顿。
他没有追问下去。我发现如果我给他答案，他就会问下个问题。答案不必是正确的，只要表面上看起来我很合作就行了。后来还审问了很多人，但我想没有人真正给了他们多少资讯。
接下来几天里，其他战俘也被带过来。当我们变成相当大的一群人时，他们说我们要到北边的一个战俘营去。
我们成单行沿着道路行进。很快地情况变成如果想要排泄的话，你只能拉在裤子里，因为除非他们自己想停下来，是不会让我们停的。我还记得有家伙说了句：“我得上厕所”便停下来把裤头解开，然后突然一声枪响，就再也看不到那家伙了。
我们大部分都在夜里行进，因为白天我们自己的飞机一直在轰炸。路上期间没有多少食物，他们给我们一种干谷粉，放在手中，然后洒一些水下去让它变成糊状，就着手吃下去。有时候我们吃生的高粱，偶尔有一片海带。
我们向北走了差不多60天。我是在4月25日被俘的，当我们到达位于朝鲜的第一号战俘营时差不多是6月底了。但是没有人能确认，我们早就忘掉每天是几月几日，那不过是我自己的估计，6月底。
在整个行进途中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新闻，我们所知的是中国人很可能已经占领了整个南韩。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只知道是个战俘营。有些人猜他们要把我们送到中国，我自己猜是满洲。
第一号战俘营由一堆韩式的旧泥屋和几栋木质房屋组成，外面没有围墙。我们到达几天后，在一个教育课程上当他们问有没有任何问题时，有人问到围墙的事。“为什么没有设围墙？铁刺网在哪里？”
译员回答：“我们不需要铁刺网，你们的脸就是铁刺网。”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分成小组，每10个人被塞进一个小房间里──不是一栋泥屋，是一个房间。房间的大小就跟一个大的壁橱差不多（按，原文是large closet，可能是指walk-in closet，相当于一个小间，尺寸不一，可能比卫生间大），你一动就会碰到人。
他们把我们的衣服拿走，发给我们蓝色薄布制服。我们身上都很脏，大家两个月没洗澡，也不让我们洗澡。所有人身上都长了虱子，它们在头发里，衣服里，全身都是。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杀死它们：用手指指甲，一次一只。
审讯马上就开始了。他们每天审问我们，晚上也是。早上某个时刻他们会三两成群把人带走，不过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你。
他们不知从哪里知道我是从华盛顿特区来的，然后我就被严审了一阵，都是好几小时不停的审问。白宫在哪条街上？这栋建筑在哪里？那栋建筑在哪里？好像是什么重要军事机密一样。他们问的东西其实都可以从旅游手册里找到，但是我根本不记得所有的建筑物在哪里，我从来也不曾注意这些建筑座落在哪条街上。当我答不出来时，“哗”，一条橡胶水管就重重打在我后颈上。
很快地我就信口开河告诉他们每一件事，只要不挨打就行了。那栋建筑在这儿，其他建筑在那儿，有什么关系？他们如何能搞得清楚？不过，他们后来还是发现我在扯谎，“哗”，又是一记橡胶管。我猜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当我说我不记得时是在说真话。我是从华盛顿特区来的，在他们心目中每个从华盛顿特区来的人都该知道所有政府机关的位置，也该知道政府在干什么。
然后就是那些政治教育课程。我们每天都要上课，“你们是资本主义者，你们的政府欺骗你，有钱人根本不管你死活，所以他们派你们来这里送死。你们政府发动战争来压迫朝鲜人民。”都是这些胡扯的东西。
我们也得学习共产主义，那是生命存在的唯一方式，也是唯一的道路，在共产主义下人人平等。我们每天都要听这种东西。
我们每天早上要很早起来接受点名，在清点人头后我们领取豆浆，那看起来像牛奶但是是用黄豆加水煮成的。有的人会喝有的人不喝。晚上时，他们会发一杯米粥，尝起来像是浆烫衣服的糨糊。我尽量吞咽他们给的任何食物，有时会吐出来，有时不会，不过我总是尽量吃光。有些人一直都把食物推开不吃，他们体重下降、生病，会因营养不良或生病而死亡。
他们有个凑合的医院，如果你生病了，他们就把你丢进去，然后把你的食物也摆进去，你要吃就吃，不吃拉倒。从来就没有医药，我想他们连供应自己人民都不足。
每天早上都是劳动苦工。我们会列队爬到山上砍柴给他们用，每一栋房屋都是烧柴火取暖的。我们得砍倒树木，切成小根，然后把大包小根柴火搬到营地去。
下午是上课时间。我们学习毛泽东和他手下怎样把蒋介石和资本家赶出中国。资本主义是如何地坏，工人阶级是如何被剥削，共产主义为何是唯一的出路。我们里的确是有人被影响到，开始相信那一堆胡扯八道。不是马上地，但是它一直重复又重复，日复一日，资本主义坏，共产主义好。
跟其他大部分人一样，我随他们意思去说。是、是、是，你说的对，你说的没错。但是在我们心里真正在想的是怎样回家，怎样找份工作，怎样大买特买一直想要的东西。
在每次政治课后，我们会被送回屋里去讨论共产主义。不过我们会派个人在门口张望，其他人会随意闲聊，但就是不谈共产主义。你以前做什么？你开什么样的车？你有女朋友吗？诸如此类的。
但是你也不能完全忽略掉课程内容，因为在所有人都在的共同研讨时段里，他们会考问你。你研究了什么？你知道你们政府欺骗你们吗？你们的哈利．杜鲁门在说谎，他永远也不会让你们回家。
曾经有几次我的确丧失了能够回家的希望与信心。在营里几个月后，他们告诉我们说和谈已经开始了。但是没有任何事发生。他们会要我们在操场上列队，然后说和谈进展不错，我们会想，很好，再一个月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然后一两个月后，他们又会要我们列队，然后宣布和谈又破裂了，美国人根本不想要和平，你们永远也别想回去了。
这种事发生个三、四次后，你该怎么办？好几个月过去了，一年，两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在这里。有些人甚至不相信有和谈这回事，认为中国人只是在玩弄我们的心灵。
许多人情绪变得非常低落，有几个甚至自杀。对他们来说可能负担太重了，他们最终永远失去了希望，当这情形出现时就无药可救了。
有件能够鼓舞我们的事情就是空战。我们所在的战俘营离鸭绿江只有几英里，正在米格走廊下方，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米格机和我方喷射机的空战。它们都飞得太高，我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什么，但有一天有个被俘的飞行员被带进来关在一起，他教我们去听机枪的射速。米格机的射速比我方喷射机要慢得多，即使在地面上也可以听得出差异来。从此之后，每当有米格机被击落，我们就全力欢呼鼓掌，然后卫兵就会跑过来，挥着步枪要我们安静，要不然要开枪打我们。
我们都不敢对他们轻忽，他们已经枪毙了一个屡屡反抗制造麻烦的家伙，而我们被逼要看行刑经过。当时我们在做一些平常的活动，突然间全体集合整队，然后他们把他带出来靠站在一堵墙边，行刑队已经早在那里等候了。我还记得自己祈祷，希望那家伙会没有痛苦地马上死掉。在我到韩国前，我看过电影里德国人和日本人把战俘带到行刑前开枪打死，但是实地上看到这种事情发生是极可怕的震撼。电影根本不可能让你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那个家伙没有被蒙眼，他或许是自己要求不蒙眼的，因为我们也听说过其他战俘营也处决过俘虏，不过都会蒙眼。他的手被绑在后面，直直地站在那里瞪视着他们，直到他们开枪。
我猜大概是在1952年下半年我们开始接到信件。我们当然不会拿到所有的信，但是每过一段日子他们会给出几封信。我母亲就给我写了一封，劈头就是：“亲爱的尼克，伊莉莎白死了，哈，哈，哈。”
中国人会先读我们的信，当他们看到上面那句话时，就把我找到营总部去，想要知道为什么我母亲会对某人的死亡这么高兴。什么样的人会对别人死掉开心大笑？他们把我审问了好几个小时，但我就是没办法让他们相信伊莉莎白是辆汽车的名字。我父亲有一辆1936年份的福特汽车，已经使用多年，我母亲一直叫它“锡丽兹”（译注：原文是Tin Lizzy，Lizzy 是 Elizabeth 的简称别名，正如Bill 是 William 的通用别名一样）。但是不论我如何解释，他们还是不懂。
我记得当他们第一次告诉我们战争结束时，我们都不相信。他们必须一再重复，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对他们所说的话一句都不信。然后他们把所有伤病号全都带走，并且告诉我们他们会先被交换回去，我们还是不信。我们想的是：他们是真的回到南边了吗？还是这又是另一套诡计？说不定他们只是把那些家伙送到另一个战俘营而已。
他们分发了新制服和新毯子。不过他们以前也这么干过，前面几次宣布和谈有所“突破”时都是如此。当和谈又破裂时，他们又会把毯子和制服收走。
最后他们把战俘营分成两部分，一部份先走，我的那部分晚几个星期走。我们仍然以为不会回家，卡车往北开把我们送到铁路车站，他们把我们放到货车车厢里，然后火车开始向南开去。
_这个时候_，我们才开始想，嘿，或许这次是真的。
或许。
我们向南开了几个小时，然后他们要我们下火车，换乘卡车，因为铁路已经被炸断了。
不过我们仍然在向南开。
中国人把我们在他们那边的留置营里留了两天，他们给我们平常吃的米饭，但
加了些东西，还有一小罐猪肉，不过没人动它。我们想，我们靠米饭还可以多撑上几天没有问题，他们大可以留着猪肉自己塞上某个地方（译注：脏话未翻）。
等了两天，我们再度坐上卡车向南开，整条路上我们和向北开的卡车一直交错而过，上面坐满了跟我们交换的中国与朝鲜士兵。
当我们到了停战区域，我跳下卡车，不过我的裤子卡在把手上，从中整个裂开。当我走过分界线的时候，我的双手必须要拉住裤子才不会掉下。那里有许多各级军官等在分界线另一端，不过我没手敬礼。一个上校说：“不要担心，孩子，走过那条线。”
有几个人走过分界线后就跪在地上亲吻土地，有个家伙转身过去对着中国人把拇指顶在鼻子上做鬼脸，我，我一直忙着拉住裤子。
我们理了发也洗了澡，然后他们给我们准备了一餐。所有在场的军官都变成服务生伺候我们，菜也是他们烧的，他们也负责打菜。我们想吃什么就点什么，要吃多少就吃多少。在我们面前煎着大块牛排，你要几分熟呢？
我拿了一个餐盘，堆满了食物，坐下来后只吃了一、两口就饱了。我再也吃不下了。我的胃已经空了两年半，还要再过一年，我才能吃下一顿正常份量的餐食。
不过除此之外，我没有太多调适上的问题。我想到的是，我在这里了，我回来了，我还可以走路，我还活着。我目睹了许多苦楚、许多折磨、许多死亡，不过我总算平安回来，在我人生的帐簿里，这点就是值得感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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