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五类分子是指：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写出5个我们知道的五类分子作为家庭作业，结果没有一个人写的全对，即使是大队治安主任的儿子也没有写对，于是，老师只好去找治安主任重新核实。这说明，在农村五类分子并不是大家十分关心的事情。
虽然每次都要填写家庭成分，但是，实际上，农村的人际关系和出身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我在这里就说说我所知道的我们大队的五类分子的情况，我觉得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歧视。
我们大队有3个自然村，大概有3千多口人，全大队共有几个五类分子，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但肯定没有反革命分子。我只把我知道的情况说说。
A村是学校所在地，村里有一个地主，我们的学校有十几所房子，其中两所是那个地主家的。房子由青砖青瓦盖成，非常高大，气势非凡。我们刚上学时，还在外面参观过那个地主的其他房子，就是在外面看看，大概有6-7所房子，每个房子好像还有名字。其中一所房子是他们自己住的。他们家里好像只有一个老太太，一个儿子在家，其他的子女大概在城里工作。经常看到他的儿子，穿的衣服非常新而且漂亮。每次称呼那个地主，都是叫那个老太太丈夫的名字。我在小学，初中上学期间，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家受到任何歧视或批斗。他们村里应该还有其他五类分子，但没有几个人关心，所以一点也不知道。
B村有一户地主，大概有两户富农。那个地主家大概有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又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小儿子和我同学，还同桌过一段时间。这两个儿子长的一般，但皮肤很白；而他这个女儿比我们高一年级，长的特别漂亮，有点象陈晓旭，但比陈晓旭漂亮多了。在我们班上，从来没有老师或同学因为他们的成分对这个同学有任何歧视或不公平的对待。每次说到他们村的地主时，都是说的他爷爷的名字，以至于我到初中才知道他家就是他们村的地主。富农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但是他们村里有一个大概是上中农的家庭，男主人属于农村里好吃懒做，调皮捣蛋的人,而且在冬天其他人上河工修水渠的时候，他呆在家里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赌博，其中有两个是我们村里的人，都是贫农。记得有时候晚上我们跑到大队玩，看到他们蹲在大队的房子里的墙边，大队干部在大声训他们。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就是人们所说的坏分子。他的儿子比我低一年级，个子不高，很聪明，但就是非常调皮捣蛋，还经常故意惹恼别人，所以成为我们学校里放学后同学们戏弄殴打的对象。他的姐姐大概和他一个年级，每次大家在打他的时候，他姐姐一来，大家都跑了，作鸟兽散。并不是他姐姐有多凶，而是可能大家都觉得打他不对或不应该，大家也只是好玩而已。这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个受人欺负的小孩。可能因为农村教学质量不好，而且他正好赶上改开后初中由两年改为3年，从初中开始，他虽然很调皮，但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名，同学们都和他又成了好朋友，可惜的是他们班没有一个人考上高中。
我们村里的人大概都是逃荒要饭来的，形成村庄的历史不超过200年，村里只有三户（应该是两户，其中一户是弟兄两个，分家后成为两户）富农，但有一个右派。有一户富农在另外一个生产队，我们生产队里的好几个人都曾经在他家当过长工，户主有一定的文化，他们家人好像为人特别好，没有听说过任何有关他们家的不好的说法；他的一个儿子和我是同学，口才特别好，大家都喜欢和他一起玩的。另外两户在我们生产队，不知道为什么，哥哥家好像经济条件比较好，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家的女主人参加劳动，而他们的生活特别是穿的却明显比别人家好；因为男主人有一定的文化，脑子也好，大家一直很信服他，农村的那些老头老太打牌时争论不清的时候，都是请他来评判；而且他会编草鞋，生产队里很多人都请他编过草鞋，当然原材料都是自己准备好后给他。他的儿子找的老婆又懂事又漂亮，所以说他们家过的是挺好的，比很多人家里都好。但他的弟弟家就不行了，他弟弟长的虽然很魁梧，但是有点好吃懒做，大家对他很有意见。所以经常受到别人的批评指责。但没有听说过他受到批斗。他弟弟家有三个儿子，他的两个大儿子长的就比较不好看，个子比较矮，所以找对象很困难。最小的儿子和我是同学，长的是虎头虎脑，很象他爸爸，一般人看起来都觉得他将来肯定能有一番作为。所以他的舅舅特别喜欢这个最小的儿子，经常来看他，还给他买了很多连环画，我小时候看的很多连环画都是从他那里看到的，都是崭新崭新的。不过后来也就是普通一个农民，但他找到老婆还是挺好的。
我们大队唯一的一个右派在我们村里，就是另外一个有富农的那个生产队，原来是在某省统计局工作，不知道是那一年，也不知道是具体为什么被打成了右派。据他自己给别人说，那完全怪他自己，因为在他们的部门里，只有他的学历最高，大学生，水平也最高，他认为他的那个部门离了他就没法运转，所以不听领导的话，还动不动就给领导提意见，于是就被打成右派。他说当时可能确实有点太狂妄自大了，而且还缺少自知之明。要知道他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时期某个县的县长，解放初期，因为组织一些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暗杀共产党干部，被镇压了，他应该谨慎才是。当然了，他父亲在我们村里威信非常高，人缘非常好，因为他父亲在当县长期间，只要是回到我们村里，离村子还有1里多路就下马或下轿，步行回到村里；见到村里任何人都非常谦逊，热情，客气，问寒问暖；谁要是到他家里看看他，他还给礼物。要知道在农村出个县长，那是非常大的官，而他又十分谦逊，给村里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好印象。我们小的时候，村里的老人经常给我们讲他的好。这个右派还有个叔叔一家在村里，大概划为中农，好像过的还不错，因为他的一个堂弟在生产队里是赶马车的车把式。他回到村里后，可能那些重体力活干不了，生产队就 安排他管菜园，这本来挺好的安排，但是另外一个管菜园人的太恶了，让他受了不少屈辱，我们经常能听到另外那个管菜园的对他的大声训斥，而他可能是不屑与和恶人争论，或者是觉得有理说不清，所以他从来没有和另外那个管菜园的吵过架。但是，从来没有听说那个干部给他难堪。邻居们也从来没有把他当坏人对待或歧视他，相反，到了晚上，他的小屋就成了邻居们聚会的场所，大家忙碌了一天，吃过晚饭，就聚在他家里，听他讲外面的世界，讲三国，水浒等等。他的房子虽然小，而且破，但就如同陋室铭记里写的一样，房间里充满了热闹，温馨和欢笑。后来他平反后在我们小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再后来又回到了他原来工作过的统计局。
所以我说，在我们农村里，没有那个五类分子受到过歧视。当然了，如果说有歧视，那就是对他们的知识的不尊重，比如富农，有一定的文化，可以当教师或会计或记工员；那个右派，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在农村的大学生是非常罕见的。另外，我说的这些情况都是根据我的记忆，是70年以后的事情。70年前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
也不会相信地富反坏右没被歧视，因为我亲身经历过。
我深为自己出生在中国或到悲伤，都跟些什么东西生长在一个国家，同一种族呀。
这家富农兄弟两个，哥哥解放前追随共产党参加革命，家产都归了弟弟，2，30亩田地，请短工耕种，于是成了富农。更早的时候他家家境应该不错，娶的媳妇是邻县的。 娘家有个弟弟，是省三青团干事，后来被共产党杀了。
这家土改的时候，田和房子都被流氓无产者分了。大跃进的时候，男的春耕的时候耕田饿死在田里。吃食堂的时候被派重活，被扣饭也是一种歧视。
家里有儿子，有女儿。女儿早早出嫁了。儿子读了小学就不让读了。儿子能干，仪表堂堂但找不到对象。后来与同一个生产队一个小时候出事故摔到火塘里脸上严重破相的姑娘结婚。改革开放以后他家搞得不错。
儿子的妈每次运动都挨整。那时农村烧柴。贫下中农可以不出工上山砍柴（不计工分）。四类分子上山砍柴不仅不计工分，还要倒扣工分（农村右派少，通常只说四类分子）。生产队分东西，四类分子总是分最差的。
顺便说一句，这家哥哥的女儿，嫁给一个当兵的。这当兵的后来对越战争的时候的时候是团级干部，再后来升到广州军区副司令。
我的亲身经历是：不但农村有，而且城市也有。
同意你的经历。农村人几辈子都住在一起，人际关系和出身没有直接关系。
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人都知书达理，也很聪明，他们不会没事找事的。
我还是说经历和文学作品未必一样。
我只是说说我们那里我知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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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自己的经历，这是有可能的（想知道你在哪个地区），但也有可能你的出生成分和年龄太小而看不到和不理解存在的不平等。我小时候（出身不太好的那种）平时看叔叔阿姨们对我都很好，看不出阶级斗争，但现在回忆起来父母在言行中好像警惕性很高。
我在城郊，不是非常了解农村。但是我清楚记得读过一文革时代的本小人书。这是一个关于在农村农民孩子斗地主的故事。其中，两个革命警惕性高的小朋友在农田当场逮住一个破坏革命财产，正在抓青蛙的地主小崽子。原来地主小崽子的老爹病倒了，儿子抓青蛙给老子吃。在书中，革命小朋友当场扔出一句我终身难忘的话：“地主还想吃青蛙（，做梦）！”
现在想起这一故事，对那一时代的被打到的人们特别悲哀。这不是文革后对前事的批判，而是文革中出版的儿童作品， 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标杆。我已不记得这小人书名，希望有人能将之找出和放在网上，让人们了解当时的真相。。。
我只是说说我们那里我知道的情况。
你这个说的有理。
当然我没有称过，但是应该能感觉到，因为这种粪非常宝贵，不放心的人还不一定让他挑。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公共厕所，挑粪是会计的父亲，我见过好几次他在挑粪，现在我还能回忆起他挑粪的情景。
1946年生活在农村，你老高寿？现在还会上网，会用电脑，实在佩服。
一挑粪也就是50-60斤吧， 你称过？ 在农村， 挑粪施肥永远是最脏最类最臭最没有人干的活儿。 在南方， 挑粪走田坎可是个技术活儿。 粪桶要装满， 上面还要搁上青草稻秸之类， 不然屎尿会晃出来。 你一担粪挑出来， 到田头晃少了一些， 老农民会说话的。 对知识青年要客气些， 对地富反坏， 也许就会骂他们搞破坏了。 你习大大的一百斤是在北方挑的， 用的是木扁担。 他也不会用南方那种会一闪一闪的竹子扁担， 不信你去问问他。 叫他挑粪， 怕是四十斤都挑不走， 别说走田坎。
这个明显有点吹牛。
但挑大粪明显轻松多了，距离一般不会超过500米。
你下过乡，他们那里的农村是怎么样对待五类分子的?
你的经历到底是在城里的情况还是农村的情况？
我家是贫农。
你读文不仔细， 理解也有问题。 地主出身并不一定要住在农村。
即使贫农的子女，又有几个能当兵，招工的？
小学毕业后不准在上学完全不可能。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共产党把地主和贫农划为势不两立的两个阶级，无计其数的忆苦思甜教育给这两类人刻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一提起地主，就会联想到恶霸刘文彩和黄世仁，一说起贫农，苦大仇深的杨白劳就会浮现出来。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并没有真正去过农村，对地主和贫下中农的认识完全来自于书本和学校的灌输。
1975年高中毕业，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插队落户到河南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到农村后的头一课，就是由村里的革委会主任介绍村里的阶级斗争情况。我所在的小队有4
户地主，其他都是贫农或中农。农村的生活，让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农民，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和相处，我对地主和贫下中农有了新的认识。很快我就发现贫下中农并没有像宣传的那样苦大仇深，也没有很高的思想觉悟，他们非常纯朴和实在，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平时最关心的是挣多少工分儿，分多少粮食，不关心政治。而地主，也不像宣传的那样好吃懒做，欺诈剥削人，相反， 地主是很勤劳，会过日子的， 也和贫下中农一样，是很淳朴的农民。由于上面阶级斗争的政策，队里的地主们被监督，被分配最脏最累的活，饱受歧视，他们的子女不能参军和上大学。
我发现，队里有一户贫农和地主还是亲兄弟， 很好奇，曾经问过这个贫农，为什么哥哥是地主，而你却是贫农，他很自豪的说：“多亏了我的小烟嘴”。怎么回事， 我不解？他解释说：“很早以前兄弟分家，他和哥哥分得一样的家产。由于吸大烟，家道中落，解放前夕，地卖光了，正赶上土改，划为贫农。否则，肯定就像他哥哥一样划为地主，那就惨了”。他很幸庆自己赶上了好时候，他的儿子，因是贫农出身而参了军，跳出了农村。而他的哥哥，由于会过日子，守着几十亩地，还雇的有长工，解放时就被划为地主，他的哥哥为人厚道，对长工们很好，没有结怨，所以土改时他的地和房子被分了，人没有遭大罪。但是，哥哥家在解放后的境遇，就比弟弟家差多了。哥哥的孩子们，小学毕业就不让再上了，参军上大学更是白日做梦。平时在队里干着最差最累的活，受人监督，一有风吹草动就被召集起来受教育。
有一个地主，引起了我的注意，派给他的活永远是挑粪。他40、50岁的样子，戴着一幅眼镜，沉默寡言，基本不怎么说话，如果视线碰上了，会点头示意，但在他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和普通农民就是不一样，那种气质是一种掩饰不住的书卷气。队里的老乡告诉我，他在城里教书，是落网地主，几年前被原单位遣送回老家劳动改造。他的妻子和女儿也随他回乡在队里劳动。她的女儿20出头，婷婷玉立，像城里姑娘，按当地的风俗，这么大的女儿应该早就说好了婆家，但是他们拒绝所有的提亲。我没有机会和这家地主有更多的交流，但是我从心里对他们抱有深深的同情。我相信他们一家一定是在苦苦等待着命运的转机。
78年初上大学离开了插队的小村庄，再也没有回去过。30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忘记这里的人们，有时还会想起这个“沉默寡言的地主”。文革结束以后，很多冤假错案都平了反，相信，这家人一定也回了城。
地主和贫下中农是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共产党硬是把他们划为对立的两个阶级，拔高一个，踩压一个，让贫下中农去斗地主，激发出人性最恶的一面，把个人恩怨夸大为阶级矛盾，搞得人心惶惶。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还真以为贫下中农就像杨白劳一样苦大仇深，地主就像黄世仁那样罪大恶极呢。这真是一段黑白颠倒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