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7万人大规模偷渡事件“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送命”
1972年以来广州偷渡概况:
1980年6月，共青团广州市委针对该市偷渡外逃问题，作了一个调查。报告回溯了广州在建国后的偷渡历史，并指出，1979年乃是最严重一年。
五十年代初，出入香港没有限制，许多人还从港澳回来工作。经济困难时期，有人开始偷渡外逃。1962年出现过持续几月的高峰，当时抓了2000多人。“文革”期间，偷渡发生人数每年都有几千。1972年，广州有 5376人偷渡，其中947人逃出；1973年，4893人偷渡，其中454人逃出；1974年，6074人偷渡，其中755人逃出；1975 年，3809人偷渡，其中408人逃出；1976年，2967人偷渡，其中379人逃出；1977年，5245人偷渡，其中457人逃出；1978年，偷渡的人数陡增至14278，其中1958人逃出。1979年，偷渡人数达到28378人，其中5127人逃出。
到了1979年，广州偷渡的人数达到建国以来最大的井喷，28378人！其中5127人逃出！偷渡者中，青少年占绝大多数，25岁以下的25253人，30岁以上的仅百来人。青少年中又以农民、知青为最多，同时外逃面扩大，从待业青年，到青年工人、教师、干部、军人乃至党员，都有参与。
1979：广州的偷渡青少年
大背景：反思偷渡与经济特区设立
1979年，广东省的偷渡人数达到历史高峰，而在5月6日，更发生了7万人大规模偷渡的严重事件。此前一年多，在复出视察广东省时，邓小平针对偷渡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偷渡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差异。比如，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
在大陆公开出版的《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对上述情势并未讳言。相反，该书非常正确地指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严重偷渡状况的反思，促成了经济特区的设立。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受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副总理谷牧在广州召开粤、闽两省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会议肯定了试办出口特区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认为这一重大改革受到两省人民的欢迎，在国内外特别是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中激起强烈反响。会议还指出，试办出口特区，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因而必须积极、慎重。最后，会议采纳了与会者的建议，将“出口特区”正式更名为“经济特区”。
1992年春，邓小平再次视察珠海特区，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梁广大向他汇报：“试办特区前，珠海和澳门一水之隔，却差别很大。虽然我们的舆论整天宣传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港澳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老百姓不信，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冲向澳门、香港，非要往‘地狱’里闯一闯，非要去‘水深火热’中泡一泡。有个260多户人家的村子，除老人和孩子，几乎全跑空了。特区创办后，珠海人过上小康生活，原来外流的珠海人也纷纷回来了。那个跑空的村子，除队长一户外，其余260户人家都回珠海定居了。现在还有些澳门女子下嫁到珠海来定居”。
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说：“这很好嘛，说明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
从社会学的冲突群体理论看，人们形成活跃的行为群体，需要有三个社会因素：一是有利的地理位置；二是容易交流；三是背景相似。我们据以分析1979年的广州偷渡群体，可谓一样不少。首先，广州到边境相对近便；其次，此时文革已结束，民间舆论与交流异常活跃、频繁；第三，偷渡者多为青少年，其价值观与行为方式比较容易形成认同。
不过，仅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并不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该群体的心理特征或思想状况。
他们为什么偷渡？
根据当时的内部资料《犯罪心理学文集》，偷渡者的思想、心理大约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经济考虑。一个吴姓知青说：“下乡近3年，每天干死干活，只有4角钱。父亲去世，弟妹还在读书，自己无法补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招工返城，只好去偷渡”。这是为生计所迫，更多的人则是出于对港澳高工资的向往。雄文印刷厂黄姓女工，每月 40多元，买了自行车、手表，生活相对宽裕，本不想外逃，但有次陪香港回来的亲戚玩，看他几天花掉500元，很羡慕。这亲戚又说：“我也在印刷厂，每月 1000多元，你只有40多，太不像样了，为何不到香港来？”黄就心动了，后逃到边界被抓回。又有个广州市标准件厂的汤姓工人，交女朋友准备结婚，钱不够，一冒火，也跑去偷渡了。
第二类是对现状不满，或对前途失去信心。一个干部子女抱怨说：“我在这里感到不自由，穿好点的衣服都要遭人议论，跟什么人交朋友也会被干涉，不如逃港。”还有个工厂党委书记的女儿偷渡4次，屡教不改，问她是否考虑政治影响，她说：“管它呢，我只要自己的幸福！”一个喜欢思考的青年工人逃港被抓回，说：“我看社会上有很多不合理现象，想写信给中央反映，提建议。但一想，写了信，说不定批下来抓我坐牢。干脆不管了，到香港研究哲学，当社会活动家”。事实上，相当多的人对前景悲观。广州缝纫机铸造厂的一些青年工人说：“过去20年厂里没大变，难道到2000年就突然大变样？又不是孙悟空翻筋斗云，很值得怀疑！”市团委在该厂两个车间发100份民意调查表，了解对四化的看法。许多青年觉得填也没啥意思，有的当场就把表扔到铸造炉里烧了，最后只有39人填表。其中，对全国、广州市、本厂都实现四化，表示有信心的只有7人，表示怀疑与失望的有22人，不置可否的10人。而在“最迫切愿望”一栏中，选择“出国”的有24人！这样的情绪甚至在小学生中也很流行，广州北京路小学3年级学生用“想”造句，三分之一的都写“我想去香港”、“我想去美国”一类的。
第三类是想去探亲，或依附亲戚发展。相当比例的广州居民有港澳亲戚（比如广州三十六中，有 69%的学生有港澳亲戚），广州居民在1979年前后，每年收到总计近9000万美元的海外汇款。一个郑姓纺织工人很气：“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为啥不让我去探亲”？他的父亲在香港，他两次申请去香港跟父亲，不批准，想不通，接连偷渡三次，都被抓回。
第四类是受信息或谣言影响。1979年6月，广东省颁发制止偷渡外逃的通知，此后外逃骤降。 1980年初刑法和制止偷渡外逃规定外布后，一季度偷渡人数较前一年同比大降。相反，1978年《参考消息》曾刊发“香港缺乏劳动力”的报道，外逃骤增，有人还随身携带这张报纸。而在1979年3月，广州谣传“现在偷渡过去的可以发身份证，4月就不发了”，11月谣传“惠阳水灾，边防军都去抢救了，没人看管”，“明年刑法公布，偷渡一次劳教一年，要跑赶紧”等，都形成了一阵风的外逃高潮。
第五类是偶然因素。东方橡胶厂有个青工，曾因偷窃被劳教两年。释放后，有次到佛山耍，恰好车上有人掉钱包，公安局不由分说就拘留他15天。他说自己没干，谁也不信。从拘留所出来，女朋友也跟他吹了。他想不通，就去偷渡。缝纫机设备维修厂有个青工，到新华书店买科技书，看门口有黄牛高价卖到深圳的车票，他脑子一乱，花30元买了这车票，找些衣服上车，到深圳后就去偷渡。抓回来后，单位、家里都很惊奇。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偷渡者的思想，其实来自个人意识抬头与从众心理诱引。多年来，青少年接受的教育是重集体、轻个人，螺丝钉受到广泛表扬而头马可能被视作“害群之马”。然而，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境内外交流的增多，个人意识势必从集体意识中脱颖而出，正如前引干部子女的话：“管它呢，我只要自己的幸福！”
从众心理的本质，则是由于真实或想象的他人影响而改变行为。在1979年，数量众多的偷渡事件、大肆流传而真假难辨的境外利好，都可能将个人意识抬头的青年推向从众的漩涡，恰如《泰克尼克号》中那句有名的台词：你跳，我也跳；你偷渡，我也偷渡。
他们这样偷渡
偷渡形式，人数最多的是步行。1979年广州28000多偷渡者中，约2万人是步行。第二是扒出口火车，这是1972年以来渐渐兴起的方式，1979年广州有2800多人这么干。高潮时，广州北站、吉山车站都发生过百人呼啸而上的场面。也有人远道到韶关、衡阳、南昌扒出口火车。火车入港界未入站前，偷渡者纷纷跳车，死伤不少。第三是用小艇偷渡，多是郊区和水乡农民，1979年有2600多人这么干。此外，还有扒出口船、外轮的，也有外来蛇头用船艇引渡的，甚至有伪造证件、冒充港澳人士，大摇大摆出关的。
偷渡实际上很危险。有偷渡者在堵截中被军犬咬伤，或过界后被英警打伤。而在险狭山路中奔走时，也有人摔死摔伤；在大海游泳，有气力不支淹死，有被鲨鱼咬死；扒出口火车，有摔死的，也有被闷死的。以致社会上的偷扒青年嘲笑偷渡青年：“我们是难受才花钱，你们是花钱买难受”
也有将偷渡当成冒险游戏的小青年。1979年的一个夜晚，在边境的山头上，聚集了30多个素不相识的青少年，他们把带来的食物、啤酒吃光，狂欢，预祝“明天解放香港胜利”。次日早晨，趁边防部队换岗，分6个小组向边界冲锋，翻过两道铁丝网，到了港界。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只潜伏了一两天，就被解返，其中有人还说：“好像玩打仗一样过瘾”。
偷渡的小青年，多数都是走一步算一步，有的打算香港混不下去，再到荷兰、新加坡，“大不了当乞丐”。有个科级干部的女儿甚至声称，到香港就是要找个“小开”结婚，好当阔太太。他们并且迷信，觉得偷渡成功与否主要在“命”。有个偷渡5次都被抓回的女青年流泪对工作人员说，自己命不好，但是，“命不好就要靠次数去搏”。
在1979年，偷渡者一旦被抓回，不会被劳教，但会遭到处罚与歧视。在工厂的一般都调换工种，偷渡一次换一次，直到换成最差工种。农村的要罚款，按不在生产队的日子罚钱，每天1、2元，高的累计要罚几百元。此外，社会上的主流群体对偷渡者也多有歧视。一位偷渡被抓回的青年说：“现在没了地、富、右，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新五类分子。有风吹草动，先就整我们，不走干嘛”？因此，偷渡被抓回者的二次、三次甚至多次偷渡的行为相当普遍。
1979年最大的偷渡事件发生在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当然也有广州的青少年），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直扑深圳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边境就被人海吞噬。最终，有3万人成功外逃。
这场惊变缘于一则谣言。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在当日也会“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一位70多岁的深圳原住民回忆当年的一幕，仍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深圳与香港相邻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众多尸体，它们仰面指向天空，证明悲剧已然发生。“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送了命。”后来，该原住民从派出所领到750元葬尸费，因为他埋葬了50具尸体，其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现在，近30年过去了，在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省，“偷渡”一词，似已成为历史的遗迹。但人们仍然不应该忘记在1979年，那些为了谋取想象中的“自由”和“幸福”，而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试图越过边界的青少年。他们是其所处时代的牺牲品，但某种程度上，也为划时代的政策——改革开放，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反思与动力
1972年以来广州偷渡概况:
1980年6月，共青团广州市委针对该市偷渡外逃问题，作了一个调查。报告回溯了广州在建国后的偷渡历史，并指出，1979年乃是最严重一年。
五十年代初，出入香港没有限制，许多人还从港澳回来工作。经济困难时期，有人开始偷渡外逃。1962年出现过持续几月的高峰，当时抓了2000多人。“文革”期间，偷渡发生人数每年都有几千。1972年，广州有 5376人偷渡，其中947人逃出；1973年，4893人偷渡，其中454人逃出；1974年，6074人偷渡，其中755人逃出；1975 年，3809人偷渡，其中408人逃出；1976年，2967人偷渡，其中379人逃出；1977年，5245人偷渡，其中457人逃出；1978年，偷渡的人数陡增至14278，其中1958人逃出。1979年，偷渡人数达到28378人，其中5127人逃出。
到了1979年，广州偷渡的人数达到建国以来最大的井喷，28378人！其中5127人逃出！偷渡者中，青少年占绝大多数，25岁以下的25253人，30岁以上的仅百来人。青少年中又以农民、知青为最多，同时外逃面扩大，从待业青年，到青年工人、教师、干部、军人乃至党员，都有参与。
1979：广州的偷渡青少年
大背景：反思偷渡与经济特区设立
1979年，广东省的偷渡人数达到历史高峰，而在5月6日，更发生了7万人大规模偷渡的严重事件。此前一年多，在复出视察广东省时，邓小平针对偷渡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偷渡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差异。比如，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
在大陆公开出版的《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对上述情势并未讳言。相反，该书非常正确地指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严重偷渡状况的反思，促成了经济特区的设立。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受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副总理谷牧在广州召开粤、闽两省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会议肯定了试办出口特区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认为这一重大改革受到两省人民的欢迎，在国内外特别是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中激起强烈反响。会议还指出，试办出口特区，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因而必须积极、慎重。最后，会议采纳了与会者的建议，将“出口特区”正式更名为“经济特区”。
1992年春，邓小平再次视察珠海特区，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梁广大向他汇报：“试办特区前，珠海和澳门一水之隔，却差别很大。虽然我们的舆论整天宣传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港澳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老百姓不信，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冲向澳门、香港，非要往‘地狱’里闯一闯，非要去‘水深火热’中泡一泡。有个260多户人家的村子，除老人和孩子，几乎全跑空了。特区创办后，珠海人过上小康生活，原来外流的珠海人也纷纷回来了。那个跑空的村子，除队长一户外，其余260户人家都回珠海定居了。现在还有些澳门女子下嫁到珠海来定居”。
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说：“这很好嘛，说明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
从社会学的冲突群体理论看，人们形成活跃的行为群体，需要有三个社会因素：一是有利的地理位置；二是容易交流；三是背景相似。我们据以分析1979年的广州偷渡群体，可谓一样不少。首先，广州到边境相对近便；其次，此时文革已结束，民间舆论与交流异常活跃、频繁；第三，偷渡者多为青少年，其价值观与行为方式比较容易形成认同。
不过，仅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并不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该群体的心理特征或思想状况。
他们为什么偷渡？
根据当时的内部资料《犯罪心理学文集》，偷渡者的思想、心理大约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经济考虑。一个吴姓知青说：“下乡近3年，每天干死干活，只有4角钱。父亲去世，弟妹还在读书，自己无法补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招工返城，只好去偷渡”。这是为生计所迫，更多的人则是出于对港澳高工资的向往。雄文印刷厂黄姓女工，每月 40多元，买了自行车、手表，生活相对宽裕，本不想外逃，但有次陪香港回来的亲戚玩，看他几天花掉500元，很羡慕。这亲戚又说：“我也在印刷厂，每月 1000多元，你只有40多，太不像样了，为何不到香港来？”黄就心动了，后逃到边界被抓回。又有个广州市标准件厂的汤姓工人，交女朋友准备结婚，钱不够，一冒火，也跑去偷渡了。
第二类是对现状不满，或对前途失去信心。一个干部子女抱怨说：“我在这里感到不自由，穿好点的衣服都要遭人议论，跟什么人交朋友也会被干涉，不如逃港。”还有个工厂党委书记的女儿偷渡4次，屡教不改，问她是否考虑政治影响，她说：“管它呢，我只要自己的幸福！”一个喜欢思考的青年工人逃港被抓回，说：“我看社会上有很多不合理现象，想写信给中央反映，提建议。但一想，写了信，说不定批下来抓我坐牢。干脆不管了，到香港研究哲学，当社会活动家”。事实上，相当多的人对前景悲观。广州缝纫机铸造厂的一些青年工人说：“过去20年厂里没大变，难道到2000年就突然大变样？又不是孙悟空翻筋斗云，很值得怀疑！”市团委在该厂两个车间发100份民意调查表，了解对四化的看法。许多青年觉得填也没啥意思，有的当场就把表扔到铸造炉里烧了，最后只有39人填表。其中，对全国、广州市、本厂都实现四化，表示有信心的只有7人，表示怀疑与失望的有22人，不置可否的10人。而在“最迫切愿望”一栏中，选择“出国”的有24人！这样的情绪甚至在小学生中也很流行，广州北京路小学3年级学生用“想”造句，三分之一的都写“我想去香港”、“我想去美国”一类的。
第三类是想去探亲，或依附亲戚发展。相当比例的广州居民有港澳亲戚（比如广州三十六中，有 69%的学生有港澳亲戚），广州居民在1979年前后，每年收到总计近9000万美元的海外汇款。一个郑姓纺织工人很气：“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为啥不让我去探亲”？他的父亲在香港，他两次申请去香港跟父亲，不批准，想不通，接连偷渡三次，都被抓回。
第四类是受信息或谣言影响。1979年6月，广东省颁发制止偷渡外逃的通知，此后外逃骤降。 1980年初刑法和制止偷渡外逃规定外布后，一季度偷渡人数较前一年同比大降。相反，1978年《参考消息》曾刊发“香港缺乏劳动力”的报道，外逃骤增，有人还随身携带这张报纸。而在1979年3月，广州谣传“现在偷渡过去的可以发身份证，4月就不发了”，11月谣传“惠阳水灾，边防军都去抢救了，没人看管”，“明年刑法公布，偷渡一次劳教一年，要跑赶紧”等，都形成了一阵风的外逃高潮。
第五类是偶然因素。东方橡胶厂有个青工，曾因偷窃被劳教两年。释放后，有次到佛山耍，恰好车上有人掉钱包，公安局不由分说就拘留他15天。他说自己没干，谁也不信。从拘留所出来，女朋友也跟他吹了。他想不通，就去偷渡。缝纫机设备维修厂有个青工，到新华书店买科技书，看门口有黄牛高价卖到深圳的车票，他脑子一乱，花30元买了这车票，找些衣服上车，到深圳后就去偷渡。抓回来后，单位、家里都很惊奇。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偷渡者的思想，其实来自个人意识抬头与从众心理诱引。多年来，青少年接受的教育是重集体、轻个人，螺丝钉受到广泛表扬而头马可能被视作“害群之马”。然而，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境内外交流的增多，个人意识势必从集体意识中脱颖而出，正如前引干部子女的话：“管它呢，我只要自己的幸福！”
从众心理的本质，则是由于真实或想象的他人影响而改变行为。在1979年，数量众多的偷渡事件、大肆流传而真假难辨的境外利好，都可能将个人意识抬头的青年推向从众的漩涡，恰如《泰克尼克号》中那句有名的台词：你跳，我也跳；你偷渡，我也偷渡。
他们这样偷渡
偷渡形式，人数最多的是步行。1979年广州28000多偷渡者中，约2万人是步行。第二是扒出口火车，这是1972年以来渐渐兴起的方式，1979年广州有2800多人这么干。高潮时，广州北站、吉山车站都发生过百人呼啸而上的场面。也有人远道到韶关、衡阳、南昌扒出口火车。火车入港界未入站前，偷渡者纷纷跳车，死伤不少。第三是用小艇偷渡，多是郊区和水乡农民，1979年有2600多人这么干。此外，还有扒出口船、外轮的，也有外来蛇头用船艇引渡的，甚至有伪造证件、冒充港澳人士，大摇大摆出关的。
偷渡实际上很危险。有偷渡者在堵截中被军犬咬伤，或过界后被英警打伤。而在险狭山路中奔走时，也有人摔死摔伤；在大海游泳，有气力不支淹死，有被鲨鱼咬死；扒出口火车，有摔死的，也有被闷死的。以致社会上的偷扒青年嘲笑偷渡青年：“我们是难受才花钱，你们是花钱买难受”
也有将偷渡当成冒险游戏的小青年。1979年的一个夜晚，在边境的山头上，聚集了30多个素不相识的青少年，他们把带来的食物、啤酒吃光，狂欢，预祝“明天解放香港胜利”。次日早晨，趁边防部队换岗，分6个小组向边界冲锋，翻过两道铁丝网，到了港界。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只潜伏了一两天，就被解返，其中有人还说：“好像玩打仗一样过瘾”。
偷渡的小青年，多数都是走一步算一步，有的打算香港混不下去，再到荷兰、新加坡，“大不了当乞丐”。有个科级干部的女儿甚至声称，到香港就是要找个“小开”结婚，好当阔太太。他们并且迷信，觉得偷渡成功与否主要在“命”。有个偷渡5次都被抓回的女青年流泪对工作人员说，自己命不好，但是，“命不好就要靠次数去搏”。
在1979年，偷渡者一旦被抓回，不会被劳教，但会遭到处罚与歧视。在工厂的一般都调换工种，偷渡一次换一次，直到换成最差工种。农村的要罚款，按不在生产队的日子罚钱，每天1、2元，高的累计要罚几百元。此外，社会上的主流群体对偷渡者也多有歧视。一位偷渡被抓回的青年说：“现在没了地、富、右，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新五类分子。有风吹草动，先就整我们，不走干嘛”？因此，偷渡被抓回者的二次、三次甚至多次偷渡的行为相当普遍。
1979年最大的偷渡事件发生在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当然也有广州的青少年），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直扑深圳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边境就被人海吞噬。最终，有3万人成功外逃。
这场惊变缘于一则谣言。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在当日也会“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一位70多岁的深圳原住民回忆当年的一幕，仍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深圳与香港相邻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众多尸体，它们仰面指向天空，证明悲剧已然发生。“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送了命。”后来，该原住民从派出所领到750元葬尸费，因为他埋葬了50具尸体，其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现在，近30年过去了，在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省，“偷渡”一词，似已成为历史的遗迹。但人们仍然不应该忘记在1979年，那些为了谋取想象中的“自由”和“幸福”，而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试图越过边界的青少年。他们是其所处时代的牺牲品，但某种程度上，也为划时代的政策——改革开放，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反思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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