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幕后推倒胡耀邦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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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在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给邓小平专门写过一封信，同时抄送陈云，这封信实际就是打响了推倒胡耀邦的第一枪，也是打向胡耀邦背后的最为致命的一枪。而对于这封信的内容，赵紫阳本人显然比任何人都特别关注和垂青，在他晚年接受一些人询问时，作为八九事件的主要经历者，他一反常态的没有首先回答学生运动的事情，反而几次三番的就这封信做过几次重要的辩解，他本人近乎病态的一再强调这封信的内容仅仅限于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和完善中央领导制度，而没有涉及攻击胡耀邦或者要求换马的东西在内，也就是因为赵紫阳这种异乎寻常的辩解更让这封信显得十分的重要，为此，我们专门走访了薄一波同志的原秘书王×同志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二局的刘××同志，并且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资料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情况反映》编写组的有关同志的协助下，看到了这封至为关键的信的影印件。稍后，我们将对此给予一定程度的披露。本文无意于对赵紫阳的功过是非做出必要的判定，而是旨在说明一点，那就是近年以来，赵紫阳及其海外的追随者们一再否定赵紫阳在胡耀邦下台事件中所起的推波助澜和决定性的作用，尽量回避或者转移话题，从而让人们感觉赵紫阳似乎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责任，更不要说什么“落井下石”了，但是，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事实告诉我们这并不是真相，因而，我们感觉有必要就此事对大家做适当的澄清，还历史一个本来的应有的面目。

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分歧不仅来自各自所代表的力量的不同，也是来自他们对于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经济的主张的不同。赵紫阳早在四川时就曾经对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做过一个预见，根据陈俊生（生前）、吴江等人回忆，赵紫阳认为八十年代的中国应该是“政治上反左，经济上反右。”而胡耀邦的主张则是政治、经济上都要反左，具体到经济的改革方面，胡耀邦主张积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热情、调节责权利关系，而赵紫阳则主张“利改税”，这还在其次，而是一九八四年，胡耀邦本意在加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关于经济领域内领导的通气，准备成立一个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牵头的经济汇报会这么一个半松散的组织，可是，就是这么一件党内组织制度允许的范围内的事情引起了赵紫阳的极度不满，他认定这是胡耀邦要对国务院动手术的前兆。国务院主导经济工作一直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党政不分家的历史，建国以来以赵紫阳这一任总理任内主管经济的权力最为之大，甚至超过周恩来时期。这种坚定的放权思想和邓小平的“党政分家”的思想是全然分不开的，胡耀邦也是小平党政分家的思想主张最力者之一，而且，胡耀邦此人并不算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相反他总是给他人提供上升的空间，邓小平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明确的提出胡赵体制这一格局，所以，胡耀邦的提议成立联席会议除了必要的沟通之外，并不其他不良企图。

赵紫阳在打击胡耀邦时，先后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步骤，第一个就是让万里、田纪云给邓小平汇报，称胡耀邦的经济思想是“洋冒进”，和华国锋的思路类似。这里有必要把赵紫阳强加给胡耀邦的这顶帽子的来龙去脉说一说，赵紫阳所强调的胡耀邦的所谓的洋冒进是指胡耀邦针对二十年内翻两番的决策的一个调整，胡耀邦认为八十年代应该对九十年代负责，所以，八十年代时期的经济不能仅仅限于保四争五的小圈子内，应该提高一下适当的能够承受的发展比例。先不说这个提议是否符合以后和当时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就问题本身，胡耀邦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作出这样的一个提议和思考没有任何违背组织原则的地方，而且，按照中国后来的经济前景，胡耀邦的这个看法实际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江泽民执政之后，中国经济当局就很快的调整了发展速度的比例，由此看来，胡耀邦并不是外界一直谣传的不懂经济、胡乱指挥，而胡耀邦之所以赢得这样的“名声”，和赵紫阳麾下的智囊团的任意剪裁、别有用心是息息相关的。

赵紫阳自己不出面，而是让万里等人出来，强调他们在国务院工作难做，胡耀邦干涉过多。这件大事正是发生在陈云对胡耀邦在党校以及胡耀邦在八三年一月的《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讲话事件之后，关于陈云对胡耀邦的态度我们在下篇《胡耀邦下台始末》中还要提及，故而不赘。当时，胡耀邦最需要的就是同志间的理解和支持，而作为胡耀邦的曾经的战友赵紫阳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但没有对胡耀邦伸出手去，反而在背后推了胡耀邦一把，而且是关键的一把。如果说这次还只是赵紫阳个人在幕后的策划，那么接下来的五月来信就成为赵紫阳公然站到倒胡派一边的有力佐证了。

根据当事人之一的薄一波同志的原秘书王×同志回忆，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赵紫阳亲自给邓小平写信，长达3500多字，就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调整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明确指出：“中央主要领导人思想落伍、态度顽固，不能保证和贯彻小平同志的伟大战略，······建议您（指的是邓小平）和陈云同志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解决这一复杂的问题。”这封信在赵紫阳以后的谈话中不承认是对胡耀邦的落井下石，但是，我们却从字里行间看到这里的所谓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指的就是胡耀邦本人，而最能说明问题的假如这封信确如赵紫阳说的那样是单纯的谈及领导制度建设问题，那么这封信不但没有送给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主任的胡耀邦，而是直接送交邓小平、陈云（信封上写的是主送邓小平同志，抄送陈云同志），更为奇怪的是这封信直到一九八六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才由薄一波同志念出来，而此前两年多的时间里，胡耀邦如坐鼓中、丝毫不知。如果说赵紫阳直接送给邓小平和陈云是因为这两人是中国当时实际最高决策者尚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如果这封信内容和目的真的犹如赵紫阳辩解的那样纯白，为什么始终瞒着胡耀邦一个人呢？而且连并不是政治局常委的薄一波等人都收到这封信，独独胡耀邦以合法的总书记竟然蒙在鼓里，这难道不发人深醒吗？（此信根据王×同志回忆外，中共北京市委主办《情况反映》8406期载有部分内容。）

我们再来设想一下，胡耀邦下台之后，最大的政治上的受益人是谁呢？显然就是赵紫阳。这里我们不妨先把目光放的远一点，胡耀邦下台之后，赵紫阳的亲信鲍彤组织严家其等人在媒体上公开宣扬“新权威主义”的观点，什么是新权威主义呢？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八九事件后被逮捕）曾经披露过，李洪林说：“新权威主义就是主张由一个强权政府推行经济自由化，例子就是新加坡、韩国，鲍彤所组织的理论班底秀才不少，但是，功底不深，他们热衷于自己都未必了解的西方新潮政治术语，力求推出当政者垂青的主张，这个主义比较符合赵紫阳的‘口味’。”赵紫阳幕僚班子的外层人士苏小康曾经因为参与《河殇》策划而名噪一时，在他同时进行的那部号称是对党史反思的作品《乌托邦祭》中对于赵紫阳的吹捧也是毫不掩饰的。（此书专门把赵紫阳的一段指示作为全书的指导符号登在书的最前面）“新权威主义”是活跃在中国八七年到八九年这两年多一点时间内的政坛上最为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和思路之一。而按照鲍等人的策划，赵紫阳无疑就应该是中国的“新权威”乃至“新核心”。赵紫阳曾经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的批评帮助胡耀邦的生活会上指责胡耀邦“前呼后拥”，现在我们看看到底谁在更加热衷于个人吹捧呢？作为七十年代生人的大家不妨回顾一下八九年前后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那时候对赵紫阳的新经济思想的热捧可谓是空前的了。

而赵紫阳之所以最后坚定的站到倒胡派一边并且在以后召开的八六年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对胡耀邦给予致命的一击还在于胡耀邦意外的泄露了邓小平和他的一次谈话，一九八六年夏季，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就十三大的人选提出自己的看法，邓说：“我全下，辞去军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主席，总书记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引自《国史通鉴》第四卷187页）关于这次谈话目前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但是，总体比较一致的就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辞去全部职务，推年轻人出来，当时胡耀邦提出的人选有胡启立、王兆国和郝建秀，邓小平主张乔石担任党务系统的负责人之一，李鹏作为国务院总理人选之一。然而，由于胡耀邦的疏忽，这次仅仅限于邓小平和胡耀邦谈话的内容被泄露了出去，为什么呢？因为胡耀邦还不知道赵紫阳此前给邓小平、陈云写信的事，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告诉了赵紫阳，随后王震在中央党校公开说道：“谁让小平同志退休，谁就是三种人。”一时党内外知者甚多，而且越传越复杂，以后居然形成了“胡耀邦逼宫”的统一版本。内中何人在做手脚可以说是一望便知。我们都知道国家主席在八十年代中始终是一个荣誉性的地位，李先念也好，杨尚昆也罢，他们充当国家主席的时候虽说还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事件的决策，但是，并不因为国家主席的位置决定，而是他们本身的历史背景和最高当局对他们的信任所致，因此赵紫阳怀疑胡耀邦可能对他总理的去向有过不当的建议，当然这种推断目前只有部分人这么认为的。当时，北京流传一句政治顺口溜：“邓小平是掌权派，胡耀邦是当权派，赵紫阳是实权派。”于此可见，赵紫阳本人是不可能甘心去做国家主席的，他的更上层楼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最初对赵紫阳的五月来信只批示了已阅的字眼，一方面他对于这件事表示重视，一方面还想看看发展，根据陈俊生同志生前的回忆，八六年十月之间，中央高层基本达成让胡耀邦下台的共识。而这样的共识没有邓小平同志的拍板是很难形成的，然则邓小平的拍板和当年夏天的这次“退休事件”是完全分不开的，赵紫阳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是一目了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