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投了反对票之后

张东荪投了反对票之后

郑依依

　　1949年9月30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夕。

　　集合中共党内党外人士、包括诸如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576名代表，在这天选举新政府主席。毛泽东以575票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次不记名投票中，唯一只有一票没有投予他的，据写作“历史调查新闻”的北京异议记者戴晴依仅有的考据，是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张东荪——唯有他一人，这位在该年初才居中共与国民党中间谈判，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民主人士，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热闹至狂欢中，冷静地投下自己由衷的一票。

　　这一票相对往后中共在民主派中间开展的“肃清”“反右”运动，颇像嘲讽的预警，告诫正热切等着在新政权中分官封侯者，亲友叛离的肃杀时光，将不远矣。

戴晴在近作《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发掘一段当今青年少知的中国民主派在新中国的经历。

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25万北平守军全部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迁移城外接受改编之前，此时，乐见中共从革命党将顺利变成执政党的民主派人士4位，包括张东荪、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雷洁琼，与她同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的丈夫严景耀，以及清华大学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去到中共当时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的总部，与毛泽东商谈民主派参与到未来政府之事。

这时这些民主派被邀前去，既是准国家政权的首长为得到全国、特别是知识分子，希望拢络他们认可新政权，亦是对他们的礼待与重视。

　　无可否认，这是民主派与中共的蜜月期；对于大多数民主人士而言，这甚至一再延续，直到1950年代中的反右运动里，与共产党的关系，能否顺应或取悦中共，仍然是许多民主人士行事言论的主要考虑。

　　而在1949年投票选举中央政府的关键之时，从贪腐的国民政府统治、外族进侵国土的抗日战争走来，而又相信寄望每日口中提着清廉的共产党之民主人士，更是热诚地投以信赖的一票，人数正如上文所引。

　　在毛泽东知道选票中少一张的时候，虽然在中共里早有估计是谁投的反对票，戴晴指出，虽然“毛口中说‘不选就不选吧’，令大家后来都以为他忘了，但其实他清楚记住”。而对于追求绝对权威的他，开始了政治战场的转向，“他说过军事上的胜利已经没问题了，该转到‘未来统治国家时我要高高兴兴的统治’，哪能给你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一天到晚都有自己的意见”，也是戴晴用“整本书来看看他记住之后他周遭的人怎么做，整个国家系统怎么做”来肃清异己。

　　其一是以策赏功臣方式收买人心。像让民盟的柳亚子自以为协助建政有功，亲昵地向毛泽东要求：“润之，你把颐和园赏给我吧！”戴晴将其时民主派对与新建政的中共关系的微妙心理关系，举例描述，令人叹为观止。

　　譬如，后来被打成“头号右派”的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在新中国之初，曾经一度官至交通部长等高位，出入有鸿儒，当时为年尚小的章诒和，几年前就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写过她童年在家里所见的这些民主派，包括时任司法部部长的史良，写她“长得美、又爱美、懂得美”，毛巾最多只用两星期“不能用到发硬”、又会以被视为国民党特务才穿着的“香云纱”做连衣裙“布拉吉”的娇媚女子。

　　不过，“史良一到1949年，刚开始，就换上一身列宁装，还戴上帽子！不伦不类呀！”戴晴放声笑说，“黄炎培帽子还不会戴呢！他原来西装，1949年，就赶紧换上干部服，帽子歪戴着，哈哈！”教育学家黄炎培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里都曾被许予官职，他都一一辞拒，在新中国刚成立后以74岁高龄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据传他是民主派人士中第一个提出“毛主席万岁”口号的。

　　雷洁琼曾经因为坚定地参与抗日救亡，被认为是著名的民主斗士，“可是整个政局、共产党政治伦理改造人的力量”，戴晴形容变得只会说八股官话的她“就像一张白纸，单薄、苍白、完全没有生命力，是个牵线木偶，人家要她怎么动就怎么动”，常常没有自己什么不同的见解，“或者她有但不敢说，毛泽东最喜欢这样的人。这使她地位一天天高，地位愈高愈没有自我。”

　　这些民主左派在早年便因为原来就认可共产理念轻易得到中共的倚重，对比之下，并不认同共产专政的民主右派，便以分封不同官位的差别，诱发他们改变思想，“像最想跟左派争官位的是罗隆基，他成了当时右派小集团的头目，叶笃义后来记述得很清楚，写他着急‘咱们哥们也得商量商量呀，干嘛你们不争取，看人家多争取呀’ 。”

　　甚至于煽动起民主派里的勾心斗角，诱发当中的“派系斗争”：“你说是路线不同也可以，你说是妒忌也可以”，离间他们。像张东荪，毛泽东公开称赞他是“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人”，使张东荪心里煞是不安，跟毛说：“不要这么说，这样我会得罪很多人的”，毛泽东回：“得罪人是我得罪，没你的事。”

　　“为什么毛要这样说呢？他是谋略家，这是他的谋略之一。”戴晴以“游刃于儒、法、道、术，经千年提炼而成就的‘人精儿’”来形容毛泽东，“他打出每张牌、每一套权术，都是一定要思想的歼灭，以保持绝对权威”，对于开国初年民主派要求的多元声音，他视为是“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捣乱”，“不知道我要先打扫好房子才能请客”，要使这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可是就是有不能打扫掉的异议者，不怕发出孤清的独立声音：像一生是长袍、免裆裤的张东荪，虽然得到毛的礼待，却投下反对毛当国家主席的一票，委予双重官职，情愿让出一个职衔，只待在学院教书。甚至在后来知识分子“洗澡”的运动里，拒绝以批评自我思想来作检讨，而真的与过去争取民主的同行人形如陌路。

　　1960年，张东荪好友史学大师邓文如去世，孤伶伶没人吊唁，张东荪想起1949年初居中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调后，多元民主声音在新中国的逐步零落，今昔相较，写下七言律诗追悼至友，并言感慨，“人间热泪已无多”。

　　在一面倒顺从毛泽东的1949年选举会议以后，不为赏赐而折腰的知识分子风骨失落；在共和国强大的国家机械消声运动下，真诚的异议声音，从此也就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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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张东荪？

　　张东荪，1886年生，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政治活动、也是力倡言论与报纸开放的政论家与报人，办过《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等报纸杂志。 1951年由毛泽东亲自判为叛国罪、1978年当几乎所有人都被平反但邓小平亲自决定不予平反的政治学者。

　“他平生最恨两件事，一是侵略，所以他抗日；二是专制，所以蒋介石那么优待他，将他奉为座上客，他也不买账”，在抗日战争期间便已主张国共合作，同时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也介绍燕京大学学生到中共抗日根据地，更在1949年充当中间人，协调北平国民党弃守北平。

　“所以当他察觉到毛泽东的专制，即投以反对票，不信任他可作为自己祖国的领袖。”1949年以后他不再发表文章，1968年1月文革之中被“逮捕”，被关在北京特种监狱秦城，1973年死在狱中。1995年，戴晴在墨尔本遇到张东荪孙子张鹤慈。他带同历次抄家遗下的少量诗词、文件，戴晴好奇于这位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忽视的历史人物的一生，开始展开对他的冤案和生平的调查，以8年写成《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张东荪一家的恐怖遭遇

作者：王友琴

　　张东荪，男，１８８６年生，知名政治学教授，１９４９年时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１９６８年１月被逮捕，关入北京郊区的特种监狱“秦城”。1973年，张东荪死于“秦城”监狱。

　　不但张东荪本人，还有他的儿孙，都经历了恐怖的遭遇。

　　张东荪在1968年1月被“逮捕”的时候，已经８２岁。他被抓走以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他在监狱中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７年以后，1975年被释放。出狱后，精神逐渐恢复正常。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郊区。这是一座特种监狱，不关押普通犯人，权力当局专门用这个监狱来关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声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监狱。这座监狱修建并启用于文革以前，在文革中则大派用场。特别是在１９６８年，这座监狱关入了大量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包括文革以前督造这座监狱的公安部负责人。同时，“秦城”也关押了张东荪和张宗炳这样的人，所谓“高级知识分子”。

　　笔者听过前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和作家陈明描述“秦城”监狱的情景。他们都曾经在那里被长期关押。那里对被关押的人施行的肉体的和心理的折磨，和普通人被关的监狱有所不同，但是恶毒程度是一样的。在“秦城”，把被关押者一个一个单独囚禁，数年里不能和人说话，更不能和家人通信，是一个特点。

　　张东荪的妻子刘拙如，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张东荪被逮捕，他的妻子也因此在她的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且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她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是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种通过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出面来捕人的办法，被广泛使用。）　

　　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和他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张宗炳是长子。老二张宗燧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老三张宗颖学社会学，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

　　文革开始后，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

　　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二儿子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中自杀。

　　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安部门发现，他们被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１６年。

　　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１９６６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多。

　　就这样，在文革中，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象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悲惨结局。张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说中往往说出所有的恐怖的细节，那些细节却都出于虚构；对张家人来说，可怕的细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可是却从未被记述下来。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实的也是可怕的细节，往往被隐瞒了，或者被掩盖了。我们只是从这些词语：逮捕（不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秘密监狱（“秦城”），秘密关押，“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精神失常，自杀，“劳动教养”，以“反革命罪”判刑，来了解这种恐怖的程度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连细节都未有机会说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对千千万万的别的人有更大的恐吓和威慑作用。

　　另外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恐怖小说里，制造恐怖的是一个或者几个坏人，是一种个人的行动，一般属于私仇。在张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死来说，其中私仇的因素也许不可完全排除，但是使这一大家那么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只能是“文革”：文革的目标和手段，以及文革得以产生其中的制度。

　　文革要打击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因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就是资产阶级。），所以张东荪和他的儿子被打击。文革要打击一切反对的思想，所以张东荪的孙子遭到严厉处罚。文革封闭中国，国门紧锁，所以众多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逐个被整治，束手就擒。

　　张家所遭受的恐怖绝不只是针对他们一家的。和他们类似的人都遭受恐怖和迫害。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大学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当时的公费留学，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他是绝顶聪明的人，流传着关于他的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他还会数门外国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他口才也好。因此，张宗炳和陈同度教授一起，文革前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讲得最好最生动的两位教授。1980年代初他精神病愈后，在北京大学教公共课“普通生物学”，上百人来听课，常能讲得台下掌声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样受学生欢迎的生物教授陈同度，却已经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和折磨，服毒自杀了。

　　“文革”对人的打击杀伤总量，由于缺乏记载和报道，更由于不准阅读档案资料，普通人很难对此进行统计。但是从了解到的局部情况，比如说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打击杀伤的密度，从而也可能作出一些总量的估算和对整个文革大图景的基本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