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离开中国后的生活zt

李德离开中国后的生活

李德是一个德国人，1901年出生，原名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还曾用名李特罗夫。他本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有一些军事知识也主要来自于苏联军事学院的课堂上和教材中。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家，也谈不上是什么战略家。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却于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担任军事顾问。虽然说是顾问，可是由于其身份的特殊，当时的李德俨然就是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者，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因为他本身的水平有限，又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指挥一支兵力有限的军队同另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作战，加之他过于盲目自信，使得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幸好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发现了再跟李德及其忠实的合作者博古走下去的危险，并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将他们赶下了台。在这之后，李德又以“局外人”的身份随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后来又从事了一段军事教育和研究工作，直到1939年夏奉命返回苏联，结束了他在中国的7年多的生活。

初至莫斯科：惶惶不可终日

从突然接到返回苏联的命令时开始，李德便陷入到一种莫大的恐慌之中。这也是自然的，在中国这么长的时间里，他自己对中国的革命事业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他自己心里当然是清清楚楚的，尽管在遵义会议上他还是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解，拒不承认错误。客观地讲，他也不希望把中国红军搞到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这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可是，事情毕竟还是到了这一步，到了他不得不带着沉重的失落感、被抛弃感和被驱逐感离开中国的地步。当他乘坐的苏联飞机从迪化（即今天的乌鲁木齐）飞向阔别了几载的苏联时，对未来命运不知所措的恐惧几乎压倒了他。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终于不用再面对他心中愧对的中国人了。

可是，在莫斯科机场迎接他的却偏偏又是个中国人。原来，不知什么缘故，共产国际方面没有派人去接他。同机到达苏联的周恩来怕他实在太难堪，让李德的老相识、从20年代就到了苏联的师哲同志来接他了。万般无奈，李德只好随着师哲回到了师的住处。在师哲那里等待共产国际通知的李德一直都疑神疑鬼，觉得所有人都在回避他，都在极力与他划清界限。好在这一段时间并不太长，他终于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人。
一开始，共产国际只是让他回答问题、写报告、写补充说明。可仅仅这些即令本来就心存疑虑的李德草木皆兵了，他认为这次自己肯定完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是在共产国际那里狠狠地奏了自己一本，弄不好要有性命之忧了。实际上则恰好相反，中共根本没有为难他，而负责对李德进行审查的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佛罗林就是一个德国人，监委会中也有不少德国人，情形其实对他很有利。不久，共产国际监委会决定先开会让李德作一次全面的检查交待，再组织对他的批判质询，然后讨论如何处理。监委会还要求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以及正在莫斯科的比较了解李德情况的中国同志都去参加会议，并希望他们在会上“多多发言”，展开对他的批评。周恩来、师哲、任弼时以及已在莫斯科的原中华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和当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曾在国内参加了反“围剿”和长征的刘亚楼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后，李德先做了检查，承认自己在中国犯了错误，内容与他在延安时写的检讨报告大体一样，语气也很沉重，与以前在遵义会议上的抵触情绪不同。这大概是因为他在思想上已经转过弯来了，也可能真的害怕了。接着，中国的同志相继发言，头一个是刘亚楼，他以前是红军一军团二师的政委，由于李德的瞎指挥，刘的那个师在湘江血战中几近全军覆没，他自然对李德恨之入骨，言辞也很激烈。可是，虽然他的发言令李德很狼狈，但会场上的苏联人和德国人却不太支持刘亚楼，觉得他带有个人情绪。旁边的任弼时和周恩来看到这个情形，商量了一下后，周恩来站起来说：“刘亚楼比较激动，是因为他所在的部队在李德的指挥下伤亡太大，说起来有气，希望大家谅解。”然后，周恩来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战略方针、对福建事变的处理不正确等，同时他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错误方针，没能及时批评抵制，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在周恩来发言后，又有几个中国同志也批评了李德。在这之后，毛泽民比较严肃地批评了李德，痛心地指出了他给中国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失，最后建议共产国际监委会一定要从严处理李德的问题。在这期间，李德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了。
会间休息时，监委会主席佛罗林问李德为什么那么紧张，李德用德国话对这位同胞大吐苦水。佛罗林当时就宽慰他：“没那么严重，也不必太紧张。”果然，在后面的会议上，苏联和德国的其他到会者发言时，大都批评李德自以为是，不懂装懂，不会尊重和团结别人，很少有人指出是路线和方针的错误，只是把他的错误定性在个人思想作风问题，只是要他以后好好接受经验教训。而此时的中国同志也无意再制造紧张气氛，李德这时才终于长出了一口气。最后，共产国际监委会与中国方面的负责同志在协商后，作出了对李德的处理决定，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为：李德仅是顾问，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做出决定，他提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所以李德可以免予处分，但从此共产国际不会再重用他，将分配他去做出版工作。至此，李德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得到了一个比自己预想的要好得多甚至可说是令他喜出望外的结果。

从莫斯科到柏林：小有建树的作家

在此后不久，共产国际对李德的处理决定便被迅速地执行了，他离开了原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的岗位，并严格遵守某些人告诫他的“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保持沉默”的规定。而且他的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什么限制，由此开始了他的一段平静的生活。最初，恢复了奥托·布劳恩原名的李德被分配到苏联的外文出版社工作，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从德文译为俄文、将列宁、斯大林原著从俄文译为德文的工作。苏德战争爆发后，李德被抽调到战俘营去从事战俘管理教育工作。据说李德“以渊博的知识和有说服力的、不容置疑的论据，对被俘德军的军官、将领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原来的德国战俘都很感谢布劳恩为其治好了纳粹病”。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本单位重新去做文学出版工作，并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文学作品的翻译家。他将许多著名的苏联长篇小说译成了德文，如《收获》、《茹尔宾的一家》、《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为德国同胞输送了大量的具有俄罗斯风味的精神食粮。其译作在苏联和德国“深受读者喜爱”，苏联作家协会接纳他为会员，他还被推选参加了翻译局执行局的工作。看来，相对军事家而言，李德更适合当作家。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的国际、国内政策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李德被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一直眷恋的这个国家，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由于他的“学历、资历和革命经历”，回国后的李德便成了德共中央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而且还当上了主管一定事务的“负责人”。他除了编书、译书外，自己也写作并发表了不少文章，主要有《关于出版德文列宁著作问题》、《列宁与军事科学》、《列宁著作＜战争与革命＞的序言和注释》、《军事专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百科全书》、《自由与社会主义》等，还将苏联“解冻文学”的代表作《一个人的遭遇》等文学名著译为德文。应该说，在离开中国后至6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里，这位丢开“枪杆子”，抓起“笔杆子”的布劳恩教授可谓成果颇丰，在苏联时就加入了苏联作协，还获得了苏联勋章；回国后又因为“在用马列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方面，特别是培养社会科学工作者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许多领域里增进了东德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合作关系”，很是受到人们的尊敬，并当上了东德作协的第一书记，达到了他一生当中仅次于在中国时的另一个事业巅峰。

东德：不甘寂寞的晚年时光

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就在这个时候，已经63岁的李德突然不再遵守他已恪守了20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规定，重新“顾问”起国际事务，特别是中国问题来了，开始大讲特讲关于中国的事情，尤其是许多世所罕知的属于中国党和国家乃至于共产国际机密的事情。1964年5月27日，他在作为东德党的主要喉舌的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讲话》的署名文章，在其中他大肆歪曲谩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公开向中国党及其领袖以至领导政策宣战。打完“第一枪”之后，李德又接二连三地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从所谓的“历史事件”到现实问题进行了“全面揭发”和“深入批判”，其代表作是1969年在东德又一机关刊物《地平线》周刊第23期到第28期上连续发表的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随后又对其作了大量补充修订，于1973年正式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纪事》，并很快在苏联等国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行。这本书与另一个当年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对外称苏联塔斯社记者弗拉季米洛夫（中国名字为孙平）所写的《中国特区》（又名《延安日记》）成为了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歪曲和攻击的姐妹篇，在反华大家庭中颇为走俏。
于是，在已过古稀之年，这位曾叫李德的布劳恩教授忽然又枯木逢春、老树开花似地成了新闻媒介、历史研究界，特别是国际政治斗争舞台上的一匹“黑马”??即逝了。《中国纪事》出版后还不到一年，1974年8月16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讣告，宣布“奥托·布劳恩同志于1974年8月15日逝世，终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