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六四黑手（二） 1989文化奇观——大投机，大赌博！
————————————
《议报》第214期 规则认同的危机
-- 八九政治的困境
陈小雅
提要：
一、台湾3、20大选与89事件的比较
二、专制政治下的“免费大餐”
三、六四党争与政治家职责
四、“借”字诀与“超理性”选择
五、“指挥部”与“联席会议”之争
六、一位经济学家的启示
“国家宛如大道” 。这首先意味着，国家是社会的“公器”。自推翻“君主制”以来，国家就不再是某一个人的私产，而已经成为众人在其上生活与谋求福利的舞台。其次，它还意味着，在国家这条大道上行走，为了众人的最大便利，它必须有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即使不是由众人制订的，至少也应是众人所认可的。
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民主运动及其遭致的镇压，意味着一场“规则认同”的危机。
台湾“三二〇”大选 与“八九”的比较
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新华社主办的《了望》杂志曾作过一件“破天荒”的事情，那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赵紫阳与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的照片并排刊登在杂志的封面上。几乎同时，《光明日报》记者戴晴撰文，对蒋家父子为台湾“民主化”进程所作的努力进行了表彰。这些事件表明，当日的中共内部，确有推动威权政治向民主化台湾靠拢的意愿。也说明，当日大陆与台湾的差距并不太远。但是，16年过去，当我们从电视上看到台湾2004年大选时，不得不感到，自己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
初看台湾3、20大选，的确很有一些似曾相识之感。同样是面临政府信任的危机；街头抗争的场面；党派操控的格局；还有各色政治人物角色的相似——它使我想到了八九。然而，似曾相识却并不相识。它们的差别，粗略地概括，有如下几个要点：
其一，虽然同样的出现了政府“信任危机”，但由于实现了司法独立，在台湾，法制威信依然存在，在1989年的中国，则是一场“总体性危机”。
其二，虽然同样发生了群众运动，但在台湾，是一场“目标有限”的运动；而在北京，是一个“目标无限”的运动。在台湾，在野的“泛蓝”阵营的目标一是“调查枪击真相”，二是“重新验票”。目的达到即刻收兵，没有借用泛蓝群众已经激起的“民气”，无限发挥，刻意给执政者造乱，表现出法治社会的高度理性。而在北京，从“公正评价耀邦”到“对话”到“直播”到“要民主，要自由”，虽然初期曾表现出有史以来难得的理性，但从操作角度看既无节制也无考核标准，具有极大的情绪宣泄性质。
其三，虽然同样有党派操控，但在台湾，政党的操作是公开的、有节制的、负责任的，与“黑道势力”严守理念和行为方式的界限。而我们的八九，那些以角逐政坛为职志的有组织力量，却是以“两面人”的姿态出现：在背地里，他们或为青年学子装“弹”备“药”，串连知识界名流并把他们送上集会和街头；或制造谣言，躲在人群后面扔砖头、扔瓶子，让老百姓为他们抵挡棍棒和枪弹；在公开的场合，他们却是“血案”的“调查者”，学生的“保护人”或运动的“调停人”。
其四，在台湾和北京，至少有三对可比的人物，他们在运动中的角色相似，但行为准则与做派完全不同：
第一对可比人物，是同为总理（总统）的李鹏与陈水扁。他们在街头舆论中，同被视为“过街老鼠”，但做事风度与行为准则完全不同。在八九民运中，李鹏并没有挨枪子儿——尽管在军队开枪后，也有类似谣言供人“过瘾”， 这说明大陆的政局其实十分稳定，不论“在朝”与“在野”的矛盾、党派与党派的矛盾，根本没有激化到3、20台湾的地步。但肚皮上挨子弹的台湾总统，并没有利用权力，动用军队，实行全国（全省）戒严，并对政治对手实行软禁。
第二对可比的人物，是同为首都行政长官的陈希同和马英九。在陈希同方面，不仅不能准确区分作为党人的政治角色和作为市长的行政角色，更不能正确处理个人进取与党国安危的关系。事发之时，他的作为显示，他巴不得事态闹得越大越好，进而得以排除异己、浑水摸官；退而可以增加预算、改善装备。而马英九则能够区别自己的政治与行政角色，对选民负责也对政党负责，在一个极为复杂的事态中，成功地扮演一个最艰难的角色。
第三对可比人物是同样面临“退休”问题的邓小平和连战。在台湾，国民党能够从失败中反躬自问，自身检点，在“外有压力”的情势尚未消退时，提出党内代谢问题，实现了党内民主。而在中共，若不是老头子自己愿意，党魁即是教主，有敢言“换代”者，无异于自取灭亡！
当然，3、20事件还有许多地方证明了台湾与大陆在政治文明程度上的差别：在台湾，军队已经完成了“国家化”的改造，在党派斗争中严守“中立”；如托克维尔所说，一切党派间的政治纠纷，都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获得解决； 而在中国，军队不仅被用来解决党派争端，而且被用来对付民众；所有应该通过司法和行政途径解决的问题，一同涌向街头……
那么大陆与台湾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大陆政客的权力欲、野心台湾都有，但结局不同，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原因在于台湾朝野都遵守一定的“交通规则”，而大陆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出现了“规则认同的危机”。
时下里流行一个术语，叫做“合法性危机”。但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合法性危机”只能解释政府和民众这一对矛盾的存在，只能解释民运的发生，而不能解释政府内部的角斗，更不能解释民众内部的不统一。而正是这种不统一，使发生了的民运，无法自己“收场”。
专制政治下的“免费大餐”
在西方人眼里，所谓“八九民运”是一场简单的“国家与社会”的对抗。但是，在事实上却不那么简单。
因为，在一个奉行“极权制度”的国家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呈现并列与对峙的关系， 而是国家包容社会、国家的权力无孔不入地渗入社会的关系。在中国，西方人视野中的“社会”——工厂、商店、学校、医院、新闻单位、社区和民主党派……总之，从幼儿园到火葬场，都是在执政党党支部的领导下工作，领取国家工资，归口对政府的某部负责。即使在所谓“民意代表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最后的决策机构并不是“人大常委会”，而是该常委会中的“党组会议”。在这种格局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呼声，不是像民主国家那样——通过不同政党的代言人及其媒体发表，而是通过共产党内部的派别、山头、势力范围的头面人物，以党国元老、政府要人或各部门的声音表达出来。
因而，虽然是“一党执政”，实际上是一党外壳下的多党杂存。通常政党竞争的规则，被党内斗争与政府部门间的龌龊所掩盖。虽然他们总体上都不欲改变现存政治格局和权力配置关系，但在社会政策、经济改革方略和政治宽容度方面，确有着相当于“多党制”国家里不同党派的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往往会演变成激烈的党内斗争。
当十年改革造成国家权威衰退，政府的效能降低，权力结构重新调整的时期，它的内部更是酝酿着巨大的矛盾和冲突。事实证明，八九民运能以空前的规模出笼，并长时间持续，与上述中国政治特色是不可分的。而胡耀邦的去世，正象征着代表一定人口和价值取向的集团在政权内占据板块的空缺。
建立了这一概念之后，我们就能理解：
——运动所提出的“反腐败”、“反官倒”的诉求，为什么会为等待清算“改革”的“左派”所乐见？
——北京市陈希同在促使邓小平发表“4、25讲话”以后，为什么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4、27大游行”？
——新闻单位的总编们为什么始而严控报纸对学运的报道，继而亲自拼凑民运的事况？
而在1989年4－5月间的街头，有数十万人的游行是以单位为建制而进行的，有数以百计党政机关及其所属的事业、企业单位打出了单位的旗帜； 天津的学生不在天津地面上闹事，而被默许进京；而在上海市委，党政机关干部上街游行时，江泽民的“爱将”陈至立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向出发的队伍挥手致意……
在5月13日至19日的绝食期间，全国66个城市121万人次上街游行，80多所外地高校约5万学生来京声援。 他们均享受了“免费优待”的乘车待遇。在元老们已经作出戒严决定，各地部队已经向北京开进时，仅5月19日当天，就有30多个省市院校的2万多名学生分乘23趟列车进京。
5月16日凌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对广场学生发表广播讲话：“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希望同学们尽快返回学校。也希望学校老师、领导和家长做好劝说工作，动员同学们回校。”这个讲话在广场一连播送了20遍。为响应“两办”的这个号召，当日，北京新闻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医务界、企业界及民盟等民主党派10万人次上街游行声援学生；中央民族学院三十余名青年教师组成的绝食团也开进天安门广场；北京大学140名教授就南京大学教师倡议发表《声明》，敦请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辞职；同时，北大朱德熙等10位教授，也发表了请政府更正对学潮定性的《紧急呼吁书》。该校青年教师还成立了“教师后援团”，协助学生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工作，与政府进行沟通，为年高体弱，行动不便的老教授提供到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方便。北京以外地区上街游行人数也逾十万，波及20余个城市，近百所高校；绝食学生增加到1200名。
与此同时，政府组织的大量援助物资也以各种名目运抵广场（有的是以红十字会的名义），据陈希同的报告称，在这些援助中，光是草帽就有6000顶，而1000条棉被则是从北京军区调运来的。不仅如此，他们还为没有厕所的天安门广场搭起了临时厕所。5月18日大雨前，就从公交总公司抽调了78辆大客车，——这种种的援助，难道不都是有利于让学生在广场长期作战的举措？而一旦党内斗争有了结果，这些支援的单位立即变成了“维持秩序工作队”……
在军内，毛时代就存在的军队“职业派”军人与“政工派”军人之间的势力抵牾，再次暴露于众。如果说，党内民主化的呼声和实践，迫使一部分角逐政坛的贵胄子弟不得不转向商界，并利用关系发“官倒”之滥觞 的话，那么，邓小平为收束军权和对外作出“和平”姿态的“百万大裁军”，则在中国大地上催生了“军倒”。 在赵紫阳任总书记，对军队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承包制”政策期间， 军队职业派军人的雄心大受挫伤，在经济上面临捉襟见肘的状况。据消息人士称，当调兵的命令发出时，这些部队很乐于把那些破破烂烂的卡车开到街头展览，并有意让它们熄火。从而为“身份不明”者的纵火焚烧提供了现成的燃具，客观上为所谓“反革命暴乱”提供了依据。据陈希同的报告称，在6月3日到4日两天损毁的1200多台车辆中，有1000多辆就是这种军车。 “六四”后，中共党内也曾提出追究：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据说，军队公然提出的理由就是，我们没有钱买橡皮子弹！
——总之，“大道”的维护者、交通警察、裁判一同投入了这场“汽车大赛”，人人都希望在这场“免费大餐”中大嚼大咽而希望别人“埋单”。最后是“老家长”开来的坦克，把一场“革命的庆典”变成了一场“人肉的盛筵”……
在一个多党制社会，政党之间的矛盾是通过合法竞争的手段来调节的；政府各部门的矛盾也有相应的行政法规来规范。它们都不会发生规则认同的问题，因而也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而在一党专政的中国，政党之间的矛盾统统聚集到党内，党和政的矛盾也因党政不分变成党内矛盾的一部分，更加上党对军队的领导，使军内矛盾、党军矛盾统统集中到党内——这种男女老少钩心斗角一锅烩的局面，本质上就是“规则认同的危机”。
六四党争与政治家职责
凡读到过陈一咨先生的《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和吴稼祥先生的《六四权力“大玩家”》的人，都会承认，八九民运研究中最复杂、最晦暗的部分，是党内矛盾与学生运动的“接合部”。尽管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已经披露了大量高层内幕的运作材料，但可以肯定，时至今日，其中最核心的秘密，仍然还在黑暗之中。以笔者的闭塞，这些秘密至少包括：
一、在“倒胡”问题上至少扮演了“引信”角色， 后来又主持了“四.二六”社论的起草的胡启立，曾得到过保守派的什么许诺？
二、赵紫阳赴朝鲜访问前，曾秘密会见何人，他们对学运作出了何种对策？
三、赵紫阳对军队“无所作为”的原因，他与杨尚昆有什么默契？
四、杨尚昆“倒戈”，支持邓小平用兵的交换条件？
五、保守派与改革派双方，是如何左右广场学生的？
——显然，要解开这些谜团，绝非一日之功。作为普通公民，我们也不可能详细讨论政党内部运作的“规则”问题。但问题在于，这一次并非公民要加入党派的游戏，而是执政首脑参加到了“公民的游戏”中来。因此，我们只能够以游戏中来一份子的眼光，来审视执政首脑的行为。然而，在这方面，我们看到的两个基本事实是：
在八九民运初期，赵紫阳对民运采取了“开明”和纵容的态度，并提出“民气可用” ；但当运动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时，他便以“有办法比没办法好”，“你们的决议我执行不了”为托词， 请假休息——实际上摆脱了自己的责任，将数百万热情高涨的群众与十几万武装对峙的军队撒手不管。
迄今为止，在异议批评家中，绝大多数人仍然从“价值伦理”的角度着眼，认为在那场运动中，赵紫阳坚持了原则，体现了良心，是值得赞许的，至少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责任伦理”的角度看，作为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改革家”），他并没有很好地运用手中的权力与所在位势，用于协调各方、化解矛盾。他的行为，倒是让人想到如下两种情况：
譬如，一个“保镖”受雇于人，要押送一批财货到达一定地点。途中出现劫匪。劫匪为了不战而胜，与保镖商议共同分赃。但这个保镖说：“我打不过你们，也不和你们同流合污”。于是，丢下财货，扬长而去。
又如，一架客机正在飞行中，遇到了劫机者。劫机者武力威胁驾驶员把飞机开到另一个地点。但这个驾驶员说：“我不受威胁，你们自便吧！”于是，跳伞自去，飞机失事，全体爆炸。
无论如何，这些行为都很难让人想到“责任”两个字。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那些货物同时有几个人看管，看管者意见不一怎么办？飞机上的那些乘客很不听话，他们有的甚至在暗中帮助劫机者，这个保镖或驾驶员不是政治家，如何处理那么复杂的事务？但1989年的赵紫阳，职务并不是保镖和驾驶员，而是在权力和位势上，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家。如果他不借助杨尚昆的“桥梁”，而是直接与邓小平沟通，他们应该能达成比“六四”更好的结果；如果他不“撂挑子”，谁也不会愿意把处理八九后果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或许还有人会请出哈维尔，说：如果大家都像赵紫阳那样，不为专制政权当帮凶，这个专制政权就完了。所以，赵紫阳的行为的意义在于，他在权力的中心举起了“义旗”，有着划时代的作用。——这正是持“价值伦理”的论者通常的观点。但是，请不要忘记，作为一种“消极自由”，“不合作”是“无权者的权利”；是不得已的权利。一个人一旦加入了那个政府，就等于与社会签定了合同，非到卸下责任，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不是在万分危机的关头，在没有合适接替的情况下，“不作为”——弃职而去。试问，一个政治家不与同僚“合作”，那是一种什么“政治”呢？除非游戏。
那么，是否可以设想，在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主动承担“戒严”任务，在民运被镇压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求得一个相对不那么残酷的结局呢？如果是一个有担当的政治家，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当今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岳飞是一个“民族英雄”，但不知道他与林则徐一样，作为一个专制政权的“臣僚”，同时也都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不过，岳飞的行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执行“不得已”任务的情况下，尽可能推行“开明”路线的典范。他虽然执行了“镇压洞庭湖起义”的任务，却并没有酿成血腥屠杀的结局。据史料记载，在他的主持下，善后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起义人员大部分被赦免，头面人物尽可能地实行“招安”，起义者财产变卖分给军士，渔樵耕贾重操旧业，社会经济没有造成损失，一方百姓安居乐业。 据文学史专家侯会考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大结局“梁山泊分金大卖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中的主要情节，其史实取材并不是宋江起义，而是岳飞处理洞庭湖起义的善后措施。
与岳飞相比，1989年5月17日的赵紫阳，几乎处于同样的境地。他们唯一可以作出的选择，要么是遵从“上意”，要么是“躺倒不干”。 但是，谁都知道，在那种体制下，你不干，自然还会有别人去干。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昏暴的执行者，如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荃，在“血洗天京”后，为搜刮财富，实施了极度残酷的暴行。为此，在历史上留下了“曾剃头”的恶名。如果当日岳飞有“一念之差”，上百万湖湘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可想而知。虽然他最终也是为奸臣所害，但他的仁慈与开明终究惠及一方，并成为一种历史经验，流传后世。
同理，如果当日的赵紫阳把党派利益、个人名节稍微放后考虑，承担起执行戒严和善后处理的任务，像台湾“三.二零”大选期间的马英九那样，即使八九民运不能获得自己期望的结局，但至少不会出现后来的“大镇压”和“大清洗”，让一代精英报国无门，走上流亡异域的道路。
时至今日，让我们将心比心地帮助赵紫阳总结一下，为什么会发生那种“进退失据”的现象？答案只有一条，他想演的角色太多，而每个角色的台词都唱一句，观众听到的一定是一种“慌腔走板”的曲调。而所谓“音调”的走失，也就是“规则”的迷失！
八九民运的“灰色地带”
凡对八九民运中的真正“社会”进行过仔细研究的人都发现，他们的状况比“国家”更为复杂。在德国莱茵笔会和亚琛八九学社主编的《回顾与反思——八九民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纪实》 一书中，十分详尽地记叙了学运起仆的过程，与内部操作的特征；芝加哥大学的赵鼎新教授，则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学运的“集体无意识”和潜意识层面。 而另一位知名作家， 则以文学的笔触描述了知识群体与民众行为的复杂内涵，譬如：
“……十年改革解除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长达30年的迫害并迅速地提高了他们的地位，使他们恢复了自信，甚至达到一定程度的自宠自傲。传统的追求作为的功名之心加上现代人寻找人生意义的内心煎熬，使得中国的知识精英普遍具有一种渴望轰轰烈烈垂名青史的救世情结。一旦在正常途径上陷入失望，遇到挫折，或者仅仅是耐不住寂寞，这种情绪便会化做造反的动力。”
——这里大致说的是民间知识分子的状况。而在“反叛”的知识分子那里则是：
“也有相当程度的个人功利动机，甚至可以说，这种个人功利主义是引发‘六四’”的直接原因之一。‘六四’前颇有些知识精英有意无意地追求成为有国际知名度的‘持不同政见者’。……‘持不同政见者’……成了一条收益大于代价的捷径。尤其西方舆论对‘持不同政见者’情有独钟，一旦在西方挂上号，就取得了更大的人生保险，也有了走向世界舞台的阶梯。所以，‘持不同政见者’不仅是一种角色，也成了一种资源。它无需真才实学和艰苦的专业进取，也不必等待漫长无际的循序渐进，却同样可以谋生、出名、有钱、出国、吸引异性、进入历史甚至登上顶峰。瓦文萨是一个榜样，如果不是‘持不同政见’的路，从电工到总统要走多少年？又有没有希望走通呢？就这样，……从要求释放魏京生的签名开始，‘对着干’就一浪高过一浪，最终成为‘六四’运动的引信。”
在学生方面，虽然有“改造社会”和“同情疾苦”的真诚理想主义的一面，但是：
“就总体而言，这代青年的基调是自我中心和享乐至上”。“相当一部分学生与其说是由于忧国忧民投入运动，莫如说更多地出于浪漫、游戏欲或攀比格局。举世瞩目的氛围能增加他们的荣誉感，使狭隘的个人主义一时融汇进集体事业的净化与升华中。一跃成为社会命运的决定者（尽管是错觉）也能产生一种神圣感，使他们在不少方面表现出超常的热情、勇敢、勤奋和纪律。”
“天安门广场野游式的露营、月下歌舞、不劳而获的募捐和分配未来政权职位的说梦”。“学生领袖们则在相当程度上陷在拉山头、打派仗、抢风头之中，彼此封锁资源、互相猜忌、各搞一套。”
在市民、社会青年和工农群众方面，情况就更加可悲：
“全民性的心理压抑”；“管束、挫折、挨整、训斥、罚款、舆论的压迫、人际关系的恶毒、官僚骄横、购物上当、乘车挨挤，下饭馆看冷脸，回家吵架；做违心事，说违心话，仰人鼻息等构成的全面而巨细无遗的压抑。对于他们来说，‘六四运动’不过是一个绝好的‘喧泄压抑的渠道’，——上司不用怕，警察不用怕，连政府也不在话下，能够万人在中南海门外齐骂 ‘’，何尝有过这样痛快的时候。”
“狂欢意识使人们很难清醒地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六三’之夜不少人的牺牲并不是出于献身的英勇，而是天真，仅‘橡皮子弹’四个字的传闻就使不少人白白送了命。”
——这种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八九民运的看法。从卡玛拍摄的《天安门》，到着名政论家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比喻 ，我们都可以看到上述观点的影子。
综合各种批评，人们大致认为八九民运的教训可以归结为如下五点：
1、民运主导势力将少数人的价值观、改革观强加于社会；
2、群众运动受“集体无意识”支配，进行非理性宣泄；
3、个人的“风头意识”和权力欲主宰运动的去向；
4、“蒙面势力”的插手与控制；
5、参与者“见好就上，见坏就逃”的投机心理。
这类批评，对于识破“伪崇高”，肃清“假理想主义”，在观察现实生活的“价值视角”之外还给人们一个“利益视角”，使人们回到真实而有些沉闷的现实世界，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角度考虑，都是十分必要和具有价值的。
但是，对现象的真实描述，不等于对教训的科学总结。如果我们站在民主政治的立场去看待这些现象，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批评的许多东西，都是人们的合法权利。对此，一个民主理念的信奉者或民主政治家，应该想到的是如何去满足人们合理的利益和愿望，消除导致苦闷的原因，并建立一种更有代表性的“多元政治”，与营造一种能够容纳“多元文化”的制度环境；而不是像“上帝”、像专制君主，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去漠视或轻视人的合理欲望与诉求。
“借”字诀与“超理性”选择
那么，八九民运的真正教训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否还有一些本质未被我们所揭示呢？
毫无疑问，在一个“民主化改造”已经完成的社会里，军队要钱，应该找议会；政客们要谋权，可以进行合法的党派竞争。在一个符合人性的、健全的、有着充分公共空间的社会里，人们是可以有自己的幻想和追求幸福（哪怕仅仅是自我表现）的权利的——不论是出国、获奖，当总统、当政治局常委或当明星，还是追求惊险、刺激或吸引异性，或者过“狂欢节”，这是人们的自然的、合理的权利。在这种社会里，一个人想当明星，可以去吊嗓子、练肌肉；想出国，要加紧背外语单词；想成名成家就要付出“十年寒窗”的努力……，而不必一起去搞政治。自由民主制度是为体现多数人的利益而建立的，但却是在为照顾社会诉求的多样性、特殊性中走向完善的。合理、完善与健康的社会，是人民的社会，是使各种人都能实现自己梦想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即使有群众运动，也往往能够限制在一个“有限目标”内。每一次运动的结果，都能使社会公平得到调节，对社会的进步有所推动。
在中国，人们之所以不能“各取所需”，是因为我们的制度限制了他们的活动空间并规定了他们的活动方式。用政治学的经典语言来说，专制制度下臣民如同婴儿，国家只有一人负责（这个“一人”或许也会“化为“一党”、“一信念”，但总而言之是专制制度）。在这种社会里，那个“唯一”管束着人们的一切；人们要获得一切，不得不问津那个“唯一”。
但专制制度决不可能用赤裸裸的形式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一个由“革命文化”脱胎出来，又由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那个“唯一”必须是披着革命的外衣，打着“绝大多数群众利益”的旗号才能大行其道的：“革命莫过于天下最权威的东西”； 群众运动——革命的温床——具有“天然合理”的性质；“谁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一切个人私利、部门利益和党派利益均必须掩藏在“晦暗”中。它们的表达只能经由曲折的方式。在这种制度和文化氛围中，不论是要谋取“私利”还是“偷运”一种新“价值”或“新制度”，借用群众运动的时机与“革命”的口号，也莫过于天下最“便宜”的事情。
正是在这种以“最少付出”换取“最大收益”原则、原理或潜意识支配下，1989的中国朝野双方，共同缔造了一种典型的文化，即“借”的文化，比如：
借尸还魂——借口悼念胡耀邦发泄不满；
借题发挥——借悼念胡耀邦冲击新华门；借公共汽车撞死人大做文章；
借壳上市——4、22人民大会堂悼念结束主题突然转向请愿； 借学生绝食发泄不满，向政府施加压力；
借力打力——借学生运动打倒政敌，修改路线；
借腹怀胎——如社经所陈子明的“三线计划”与组织“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借刀杀人——如陈子明在听到戒严消息后，以“中央国家机关部分干部”的名义煽动罢工、罢课、罢市
——正是这所有的行为，构成了1989文化的一个奇观，即被称为“大投机” 的行为方式。
毫无疑问，这种集体性的共同选择，是一种精密计算的结果，因此，它并不是“非理性”的产物，而是“超理性”的产物。正因为与群众在一起是最安全的，群众运动被追捧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既然“激进的选择”是风险很大，但也可能是获利最丰的途径，因此，与这种势力保持一致，适时地利用并驾驭这种势力就成了一种最惊险刺激的赌博！
当然，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当人们在这场赌博中一无所获，而且几乎输光老本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将怨愤和责难一齐倾泻到那些他们昔日追捧并唯恐伺候不周的明星身上……
在存在着这类“超理性”手段的地方，不论是为了“价值的追求”还是“利益的追求”，都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但我也不得不承认，那是不得已的。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它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必定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而不是《马赛曲》或《星条旗永不落》前进的。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人们又如何能够纠正呢？
在《八九民运史》出版以后，笔者也曾遭到一些来自当事人“利权”方面的质问：
其一曰，难道民运“黑手”没有根据个人的素质和愿望选择个人角色和前途的权利吗？难道我没有追求活得更好一点，过正常人日子的权利吗？
其二曰，难道赵紫阳和鲍彤没有坚持自己意见或施用党内斗争策略的权利吗？
其三曰，一个合法的政府，难道没有维持首都治安的权力吗？
我不能说他们没有这种种权利。关键是这种种权利用什么方式和代价去获得。一个自由民主理念的信奉者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追求者，应当具有两个最基本的信念，一是“尊重人的生命”；二是“尊重个人利益”。作为个人的延伸，部门利益、集团利益、党派利益也应在尊重之列。这就意味着，你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是在不侵犯别人的权利和生命财产之下去实现；你想利用群众运动进行党内斗争，就要承担群众运动的后果，并对其牺牲负责任；你想行使一个“行政首长”的合法权力，这个权力必须是得到公民的授权、监督与掌控的权力。否则就不是“合法权力”。
在民众一方也同理。上述“借”文化虽然是一种精密计算——“超理性”的产物。不过，它仅仅是每个人、每个独立群体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计算。人们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把其他参与各方的“报价”除尽的“公分母”。这种现象固然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由民主运动的发展水平和民间社会的自组织程度决定的，但你如果想要拥有民主制度下人们享受的“权利”，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意味着，你必须遵守“有借有还”，用餐埋单，行路纳税的规则。……这意味着，你必须遵守“有借有还”，用餐埋单，行路纳税的规则。如果这些规则尚没有建立——显然，八九年的“玩伴儿”们许多都只有“权利”的意识而无“责任”的意识——人们就要从眼前开始，在自己的每一项实践中，去建立这些规则。就像我们在经济生活中已经做到的那样。以下我们还要具体谈到。
“广场指挥部”与“联席会议”之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于八九民运的反思，焦点主要集中在对所谓“激进主义”和“激进派”的批评上。而这一派在八九民运中的重大“杰作”，便是推出了那场使运动持久化、全民化的“绝食”行动。由于他们在整个事件中占据的中心和主导地位，对学运前期提出的“与政府对话”和“校园民主”两大诉求起到了釜底抽薪和转移视线的作用，而他们在广场的去留，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次运动结局的惨烈程度。“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成为这场谴责中最具道德感染力的“名句”。
那么，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一二九“一代的责任？
对此，在《走向宪政民主》一文中，在野政治集团——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灵魂人物陈子明有这样一段论述：
“如果说运动中有什么失误的话，其责任属于我们这些‘长胡子’的人，不能归咎于青年学生。”
那么，这些“长胡子”的人包括哪些人呢？请看下文：
“在八九民运中，处在风口浪尖的是‘一二九’一代和‘八九’一代。因‘自由化’遭当局整肃而深得民望的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在运动中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影响力，……‘四五’一代人中有行动能力的，由于官方的刻意封杀，又没有足够的社会知名度。……因而‘四五’一代人还没有资格成为‘八九’一代人的精神导师。‘四五’一代没能在‘一二九’一代和‘八九’一代之间起到思想与政治桥梁的作用，并成为八九民运的中流砥柱，这是一件历史的憾事。”
——陈子明的这段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众所周知，在八九民运中，所谓“一二九”一代人的介入，远没有“四五”一代人来得积极主动。虽然借助1986年中共发动的反“自由化”运动，他所说的“一二九”一代的代表人物的确在青年学生中获得了空前的声誉，但是，他们的思想，仅仅作用于人们的意识层面，起到某种“思想启蒙”的作用。在政治上，它与当时名噪一时的“新权威主义”不同，其着眼点并不在于权力层面的“改朝换代”，而在于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全民民主意识的觉醒。陈子明大概还记得，对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的批评，曾列为社经所1988年上半年以来的“工作重点” 。他和王军涛在各种会议与沙龙的发言，也明白无误地突出了这一“重点”。但是，八九民运爆发以后，恰恰是这些被官方和陈子明们视为“激进”的代表人物——如方励之和许良英——在一开始就确定了“不介入”的立场。即使在学生领袖出面求助的情况下，在陈子明的同事陈小平专门用车把许良英送去的集会上，许良英也表示：政治民主化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要经过艰苦的工作，目前的重点仍在思想启蒙，应“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在这方面，方励之的态度也基本一致。据“北高联”发起人刘刚回忆，在运动爆发后，他曾前往方家动员方励之出来指导学运，不料却遭到了方的婉拒。 1991年1月6日，方励之出席德国留学生座谈会也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
“六•四是相当自发的运动，当然有学自联的作用，从整体而言，学自联也不能控制整体运动，到后期失控状态更明显，王丹最后一次来我家是四•二七游行后。我说四•二七是针对四•二六社论的和平游行，是很成功的。当局同意对话，新闻界开始游行了，你们回到校园去更好，王丹也赞成，后来的发展，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从绝食第一天起，我们就认为不该绝食，学生领袖没有找过我们。”
他们的这种姿态，曾被1994年出狱后的陈子明指责为“光说不做”的口头民主派或“租界民主派”。 因此，若要说这些“一二九”的代表人物对八九学生产生了什么决定性的影响的话，那大概就是：他们鼓吹的“独立知识界”的思想，使学生选择了“群众运动”独立于党派政治斗争和在野政治集团利益的基本立场。
客观地说，上述思想和学生运动主流所采取的立场，的确妨碍了体制内“新权威主义者”对运动的预期，也妨碍了体制外陈子明与政府“互动”的设想，人们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出发，有理由对这种“不合作”表示遗憾甚至义愤，但是，常识和事实都告诉我们，若按照“一二九”代表的思想，学生运动只行使“意见表达”的作用，意见表达完毕，即可收兵回营，若无各种力量的支撑，决不至于出现旷日持久的割据广场的局面。因此，让“一二九”的代表承担广场学生去留的责任，未免缺少根据。
2、社经所与八九民运
通过《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 一书的描述，我们得知，以陈子明为灵魂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在野政治集团。它形成于80年代中期，为主导预期中未来的民主运动，有意识地延纳了四五运动以来历次民运、学运的活跃分子。 胡耀邦逝世后，通过其延揽的前学生活跃分子，一手促成了八九民运。以下是该所活动的一个大致线索：
4月17日，该所兼职人员陈小平组织并带领中国政法大学的游行队伍来到天安门广场，这是悼念走出校园的第一个标志性行动。 4月20日，该所兼职人员刘刚、张伦积极参与了冲击“新华门事件”。 4月21日，陈子明交给陈小平3000元活动经费。4月20日－23日，刘刚组织成立了“北高联”。4月23日，陈子明交给北大学生王丹3000元活动经费， 并鼓励王丹：“摊牌的时候到了！”同日，刘刚夜访方励之，希望方励之公开站出来支持学运；张伦向柴玲、封从德推介了社经所。 4月30日，该所用车接送知识界包遵信、许良英等参加了《亚太经济时报》在鲁迅博物馆召开的座谈会。该所费远提出调查“新华门血案”真相，郑棣起草了新闻界“请愿书”。
在此前后，陈子明提出“三线”计划：一线是学生，由陈小平、刘刚负责联络；二线是苏绍智、方励之为代表的知识界人物，由王军涛、闵琦负责联络；三线是他自己，专司与政府谈判。 在《浴火重生》一书中，陈子华改变了她曾矢口否认该所曾有介入学运的部署的说法， 承认在5月1日“香山会议”上，该所确有“异动”：
“真正在‘政治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对所的核心层进行自觉的思想整合与组织整合，告成于此次‘香山会议’。许多单位和团体都卷入了八九民运，但他们或者是少数领导的决断，或者是完全个人性的参与，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团体像社经所那样完成了向‘政治高度共识、资源统一调度和服从纪律约束’型团体的转化，能够以集体动员的方式有组织有分工地投入到运动中。……根据社经所的内部分工，王军涛、陈小平负责与学生联系，郑棣负责与新闻界联系，闵琦负责与学术界联系，费远负责与经济界联系，谢小庆负责与政界人士联系，陈子明负责协调整合。”
5月13日，学生的“绝食”行动的出台，刘刚和“高自联”对学运的影响力有所削弱。为了迅速跟上这一变化了的形势，5月14日，刘刚给陈子明打电话，建议立即着手筹建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以便对学生有所约束和指导。5月17日，陈子明和王军涛商定，以王军涛个人名义邀请各界人士组成“首都各界社会协商联席会议”，再以联席会议的名义影响广场上的学生。会间，陈子明发表讲话：时局的发展要求知识分子把幕后的影响方式推到台前，通过精英讲话影响学生，学生讲话影响全国民众。 并承诺该所将为会议提供后勤服务。5月19日，戒严消息传出后，陈子明口授了一份署名“中央国家机关部分干部”的《告人民书》 ，内有号召“实行全国性罢工、罢课、罢教、罢市”和“罢免李鹏”的内容。同日，布置印制民主墙老战士任畹町的文章《四月人民民主运动何处去——三论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献给绝食团的勇士们》传单1000余份，并通过张凤颖交给任畹町1000元印刷经费，还表示可以派人担任任畹町的秘书。
5月21日，陈子明、王军涛决定“建立‘维宪会－学生议会－广场指挥部’的影响机制”——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同日，该所“机关报”《经济学周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指出：“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是在学生运动形成压力后，学者来讲道理，说明危机的原因，社会应怎样发展；在此基础上是专家拿出可操作方案，最后由政府在专家方案范围中决策。” 大约同时，王军涛对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作出形势估计：“下一步将会血流成河……最后将是我们和政府一起坐到‘圆桌’跟前。”
5月23日，“联席会议”宣告成立。在次日印刷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主办的《新闻快讯》中 ，对此有如下描述：
“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首都爱国民主运动指挥系统在多日酝酿中成立并完善。以‘保卫天安门指挥部’为中心，上设由各界人士代表组成的‘爱国维宪各界协商联席会议’，和由全国各高校代表组成的‘营地联席会议’；下设‘联络部’、‘宣传部’、‘参谋部’、‘后勤部’、‘纠察部’、‘保卫天安门指挥部’……总指挥部同时规定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政治纪律若干，以确保运动能够按照人民的意愿顺利进行。新成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成员有：……”
社经所张伦、刘刚、郑棣、白桦等专、兼职人员分别被指派为纠察部、参谋部、联络部、宣传部负责人。 据称，该所本来议定由与方励之、许良英关系密切的王丹担任广场总指挥，但是由于“绝食”行动的正式发起带有强烈的“个人魅力”性质， 故郑义提出仍由柴玲担任时，旁人无法表示异议……
5月25日，联席会议决定广场学生于月底撤回学校。但在宣布前，由于总指挥柴玲变卦，通过多数同意， 王军涛又将撤退计划改至6月20日。
——通观以上情况，说明陈子明的社经所从一开始就参与甚至是发起了这场民运。如果我们把4月15日至5月22日他们与运动保持的“同步”和“平行”关系视为为了“骑上去”而进行的“助跑”阶段的话，那么“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成立，则标志着他们正式“骑”了上去。
3、 “坐骑”与“驭手”？——权力关系不清
据笔者观察，对广场指挥部“驾驭”的失败，原因并不在于联席会议的威望不够，而在于它与“广场指挥部”或“营地联席会” 的权力关系不清。这种“关系不清”不仅是广场指挥部自身的不清楚，而且联席会议成员自己也不清楚：
（1）根据《未完成的涅盘》载，联席会议成员甘阳向包遵信复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成立经过时称，指挥部与联席会议既不是隶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但根据包遵信对其运作的观察，他认为，“一是进行协商，一是负责执行。联席会上讨论定的事，大都要由广场指挥部去推行。”
（2）根据《回顾与反思》李禄的回忆，联席会议成立当天，柴玲向他介绍了王军涛的说法：“我们这个会议只是一个联络后勤、帮大家出主意，给大家提供物资的一个机构。”
（3）联席会议发言人刘苏里在5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解释也充满着自相矛盾：一方面，联席会议是作为指挥部的后援组织，作用是出谋献策，担任智囊团角色，但对指挥部 没有硬性制约关系。联席会议提出的任何意见，最后决定权仍在指挥部。 另一方面，联席会议决定，天安门广场的保卫工作由指挥部统一负责，采取总指挥负责制，而总指挥则向联席会议负责。
（4）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都认为包遵信是这个联席会议的头头。但包遵信的回忆却说明，他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推到前台的。请看他在《未完成的涅盘》中的两段回忆：
“5月19日早晨7点，我刚起床，王军涛和陈子明就来了，一见面就催我快走，说他们是特意来接我的。我急急忙忙洗漱以后，就跟他们上了车。到了蓟门饭店先到餐厅吃早点。吃完早点以后我被安排到一个房间休息，一直等到十点左右才被叫去开会……陈明远就曾拿来一份呼吁书，建议广场学生立即撤退，反倒被冷落了，至少上午没有被作为讨论重点。”
“5月22日下午6点左右……我和北明等人交换了第二天的工作安排以后，就准备下楼回家了。到社科院大门口，王军涛正等在那儿，他一见就不容分说地把我拉上车。我问干什么？他说到广场走一趟。……到了广场见到陈子明早已等在那儿……我们到了以后，就宣布开会……究竟为什么要开这个会？王军涛事先没对我讲过，所以一直到开会时，我还是懵懵懂懂的。当主持人和王军涛让我讲话，真不知从何说起。后来王军涛说，你就讲讲白天会议 的情况……”
不仅这个联席会议的头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就是隔天要被任命为“总指挥”的柴玲，也蒙在鼓里。请看张伦对柴玲当时窘境的回忆：
“5月22日晚上在广场上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是我主持的，当时去了30多人。因为晚上10点钟要开这个会，所以我就把广场上的全部清光。柴玲他们在那个角上，差点被纠察队员给揪出去，我当时过去给柴玲解的围。我跟柴玲讲，一会儿有个会希望你参加。”
因为广场要召开学生的“营地联席会议”，柴玲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八九民运过去15年后，笔者十分希望从“黑手”们的“备忘录”中看到他们关于联席会议权限的描述，但遗憾的是，当事人对这件极为简单的事情依然讳莫如深。究竟是这批以“导师”身份出现的人，不清楚政治学的这一基本常识？还是他们有心无胆——既想染指又害怕担当“黑手”的罪名？还是他们自知所谓“联席会议”本身缺少“合法性”来源？在众多急欲“求解”的读者那里，仍然是一个谜。
而谜中之谜，则是6月1日发生在广场中心的“绑架柴玲”事件。据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记者Andrew Higgins 1991年7月中旬在巴黎亲口告诉封从德和柴玲，王军涛的妻子“侯晓天承认，王文绑架（柴玲）事件是王军涛策划的。” 那么，这个王文又是怎么回事呢？通过《回顾与反思》，我们了解到，他是绝食的发起人之一，此前一直通过各种方式谋求广场的“指挥权”。绝食一开始，他就毛遂自荐给柴玲当秘书。以后又策划了被称作“政变”的选举，在所有手段使完后，实施了绑架。侯晓天的证词使人联想到王军涛在竞选时代就提出应使“人大代表专职化，配备秘书助手”的倡议； 想到陈子明给任畹丁派秘书的许诺；想到社经所曾举办过的“秘书培训班”；想到他们热衷于为“有价值”的人物配备秘书等等事情……
——如果事情不幸真是这样，它与所谓民主事业恐怕就相去甚远了。
一位经济学家的启示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山西的一个村庄搞扶贫试验，最开始的时候，他投资在山坡上种果树，但是，几年过去，他发现，那些种下去的树苗，成活的不多。以后，他又想到帮助农民在城市就业，花了很大力气，办了一个保姆学校，但是愿意来的人也很少。近年来，他自办起农民小额贷款，农民与他签约的十分踊跃。
凤凰卫视记者曾子默在采访茅先生时，向他提了一个很内行的问题：
“为什么前一个实验不被农民认同，而后一个则被认同了呢？”
茅先生说，对果树的“投资”，本来是一种慈善行为。从投资方来说，能收回多少是多少，赔了本也就扔了算了。不过，茅先生认为，即使试验失败，也要让农民学会一点市场经济的规则，他打算跟农民结帐，要他们重新明确责任，该补苗的补苗，该引水的引水，剩下多少钱，还得还给他。但他发现很难，农民总是跟他拖着……
显然，农民对一桩经济活动是否感兴趣，是由每个农民心里的那个“小算盘”决定的。办保姆学校的实验之所以会失败了，依我与农民打交道的经验，在他们的计算中，一定是认为，读保姆学校——这项事业，对他们来说成本太高了。这个成本有时间成本、有家庭生活成本（茅先生也注意到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经济成本。因为不论什么性质的“念书”，必然要花时间、要脱离家庭生活和家务劳动、要花钱（即使路费、学费和食宿费全免，还要花一份日常生活用品的钱，而这部分花销，在真正的保姆工作中，是由雇佣者承担的）。这种花钱、费时、占精力的“书”即使“读”出来，还是做家务！谁在家里不做家务呢？而且大多数保姆打工挣钱，只是一种补贴家用的临时行为，并不想作为一个长期的固定职业。因此，她们很可能认为不值得去上那个“学”。那些值得他们投入的，是能够把他们连根带离土地的“投资”——比如培养下一代、招工，当然也包括出去当教师……
正因为农民没有积极性，所以果树和保姆学校的事业都失败了。
与这桩失败的实验不同，小额贷款的实验进行得却比较顺利。虽然是要归还的钱，农民仍然很踊跃地与茅于轼签订合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茅先生的回答是：农民急需贷款，而国家银行不能满足他们。
为什么对于一桩“白送”的“事业”农民没有积极性？而对于一桩有偿的“交易”农民反而比较认同呢？在节目中，茅先生没有仔细的分析。非经济学出身的笔者却很受启发，认为从中至少可以剥离出三条要素：
第一，凡是合作进行的事业，欲达到双赢或多赢目的，必要受一种契约关系的支配；
第二，欲获得事业的最大收效，必要有参与各方的积极性；
第三，在没有契约的情况下，事物依照约定俗成的文化精神运行。
这个故事再好不过地说明，在中国，即使在贫困地区，并非没有市场经济的基础，中国的农民并不是一帮“好吃白赖”的群氓，他们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事物的价值，并依照约定俗成的规则行事。同时，这个故事也启发我思考，中国并非没有实行民主的人文基础。相反，事情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不论在哪里，“只要有商业，就会有优雅的风度。”
它启发我思考八九民运，并得出如下结论：
1、八九民运其实是一个社会各方都有参与冲动的事业；
2、但参与的各方并没有厘定政治规则和契约，人们仅仅是按约定俗成的精神各行其是；
3、八九没有取得“双赢”而是取得“双败”的结果，原因在于规则认同的危机。
借鉴茅于轼先生的经验，考察八九民运内部的“整合”与“协调”问题，我们发现，所谓自由民主事业，并没有“精英主义者”想像的那么复杂。它之所以看上去很复杂，完全是由于操作者从内心就漠视参与各方的权利。他们只是在向政府要“民主”时，才具有“多赢”的思维，并要求政府讲规则；而在内部可以实践“民主”时，则愿意“独赢”而不愿建立一种公开、平等的规则。
据此，我们可以粗略地特出结论：八九民运的失败，并不在于“一二九”一代的主导或“‘四五”一代的缺席，而恰恰在于自命为“导师”又实际驾驭了民运的人，在与人合作时不承认别人的权利；在与人游戏时不愿平等地接受同样规则的制约。
结 语
话说到此，如果我们考察这场运动的缺失，并不在于它的“非理性”和人们道德的堕落，而在于它的参与各方，在利益需求方面的分歧、在价值追求方面的差异，乃至在规则认同方面的危机。
如果要吸取教训的话，也并不在于非要寻求一种从“五四－四五－八九”的“道统”来指导或控制我们，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中，都学会坐到一起，开诚布公地谈谈我们有什么共同利益所在，我们的价值追求是否一致，如果我们决定一起“游戏”，那么，就去制订一种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准则。其实，民主自由政治——再简单不过的一种政治——不过如此而已！
当然，这个中国贫困地区农民都懂得的规则，尤其是政府要学习的。我们说否定“六四”，除了谴责其残酷与暴力外，其实也就是要否定一种用强力支配人民政治生活、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法。真正从传统的“武力”建国过渡到“契约”建国。
2004年7月25日 于北京
--------------------------
原载《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
————————————
《议报》第214期 规则认同的危机
-- 八九政治的困境
陈小雅
提要：
一、台湾3、20大选与89事件的比较
二、专制政治下的“免费大餐”
三、六四党争与政治家职责
四、“借”字诀与“超理性”选择
五、“指挥部”与“联席会议”之争
六、一位经济学家的启示
“国家宛如大道” 。这首先意味着，国家是社会的“公器”。自推翻“君主制”以来，国家就不再是某一个人的私产，而已经成为众人在其上生活与谋求福利的舞台。其次，它还意味着，在国家这条大道上行走，为了众人的最大便利，它必须有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即使不是由众人制订的，至少也应是众人所认可的。
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民主运动及其遭致的镇压，意味着一场“规则认同”的危机。
台湾“三二〇”大选 与“八九”的比较
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新华社主办的《了望》杂志曾作过一件“破天荒”的事情，那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赵紫阳与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的照片并排刊登在杂志的封面上。几乎同时，《光明日报》记者戴晴撰文，对蒋家父子为台湾“民主化”进程所作的努力进行了表彰。这些事件表明，当日的中共内部，确有推动威权政治向民主化台湾靠拢的意愿。也说明，当日大陆与台湾的差距并不太远。但是，16年过去，当我们从电视上看到台湾2004年大选时，不得不感到，自己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
初看台湾3、20大选，的确很有一些似曾相识之感。同样是面临政府信任的危机；街头抗争的场面；党派操控的格局；还有各色政治人物角色的相似——它使我想到了八九。然而，似曾相识却并不相识。它们的差别，粗略地概括，有如下几个要点：
其一，虽然同样的出现了政府“信任危机”，但由于实现了司法独立，在台湾，法制威信依然存在，在1989年的中国，则是一场“总体性危机”。
其二，虽然同样发生了群众运动，但在台湾，是一场“目标有限”的运动；而在北京，是一个“目标无限”的运动。在台湾，在野的“泛蓝”阵营的目标一是“调查枪击真相”，二是“重新验票”。目的达到即刻收兵，没有借用泛蓝群众已经激起的“民气”，无限发挥，刻意给执政者造乱，表现出法治社会的高度理性。而在北京，从“公正评价耀邦”到“对话”到“直播”到“要民主，要自由”，虽然初期曾表现出有史以来难得的理性，但从操作角度看既无节制也无考核标准，具有极大的情绪宣泄性质。
其三，虽然同样有党派操控，但在台湾，政党的操作是公开的、有节制的、负责任的，与“黑道势力”严守理念和行为方式的界限。而我们的八九，那些以角逐政坛为职志的有组织力量，却是以“两面人”的姿态出现：在背地里，他们或为青年学子装“弹”备“药”，串连知识界名流并把他们送上集会和街头；或制造谣言，躲在人群后面扔砖头、扔瓶子，让老百姓为他们抵挡棍棒和枪弹；在公开的场合，他们却是“血案”的“调查者”，学生的“保护人”或运动的“调停人”。
其四，在台湾和北京，至少有三对可比的人物，他们在运动中的角色相似，但行为准则与做派完全不同：
第一对可比人物，是同为总理（总统）的李鹏与陈水扁。他们在街头舆论中，同被视为“过街老鼠”，但做事风度与行为准则完全不同。在八九民运中，李鹏并没有挨枪子儿——尽管在军队开枪后，也有类似谣言供人“过瘾”， 这说明大陆的政局其实十分稳定，不论“在朝”与“在野”的矛盾、党派与党派的矛盾，根本没有激化到3、20台湾的地步。但肚皮上挨子弹的台湾总统，并没有利用权力，动用军队，实行全国（全省）戒严，并对政治对手实行软禁。
第二对可比的人物，是同为首都行政长官的陈希同和马英九。在陈希同方面，不仅不能准确区分作为党人的政治角色和作为市长的行政角色，更不能正确处理个人进取与党国安危的关系。事发之时，他的作为显示，他巴不得事态闹得越大越好，进而得以排除异己、浑水摸官；退而可以增加预算、改善装备。而马英九则能够区别自己的政治与行政角色，对选民负责也对政党负责，在一个极为复杂的事态中，成功地扮演一个最艰难的角色。
第三对可比人物是同样面临“退休”问题的邓小平和连战。在台湾，国民党能够从失败中反躬自问，自身检点，在“外有压力”的情势尚未消退时，提出党内代谢问题，实现了党内民主。而在中共，若不是老头子自己愿意，党魁即是教主，有敢言“换代”者，无异于自取灭亡！
当然，3、20事件还有许多地方证明了台湾与大陆在政治文明程度上的差别：在台湾，军队已经完成了“国家化”的改造，在党派斗争中严守“中立”；如托克维尔所说，一切党派间的政治纠纷，都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获得解决； 而在中国，军队不仅被用来解决党派争端，而且被用来对付民众；所有应该通过司法和行政途径解决的问题，一同涌向街头……
那么大陆与台湾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大陆政客的权力欲、野心台湾都有，但结局不同，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原因在于台湾朝野都遵守一定的“交通规则”，而大陆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出现了“规则认同的危机”。
时下里流行一个术语，叫做“合法性危机”。但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合法性危机”只能解释政府和民众这一对矛盾的存在，只能解释民运的发生，而不能解释政府内部的角斗，更不能解释民众内部的不统一。而正是这种不统一，使发生了的民运，无法自己“收场”。
专制政治下的“免费大餐”
在西方人眼里，所谓“八九民运”是一场简单的“国家与社会”的对抗。但是，在事实上却不那么简单。
因为，在一个奉行“极权制度”的国家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呈现并列与对峙的关系， 而是国家包容社会、国家的权力无孔不入地渗入社会的关系。在中国，西方人视野中的“社会”——工厂、商店、学校、医院、新闻单位、社区和民主党派……总之，从幼儿园到火葬场，都是在执政党党支部的领导下工作，领取国家工资，归口对政府的某部负责。即使在所谓“民意代表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最后的决策机构并不是“人大常委会”，而是该常委会中的“党组会议”。在这种格局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呼声，不是像民主国家那样——通过不同政党的代言人及其媒体发表，而是通过共产党内部的派别、山头、势力范围的头面人物，以党国元老、政府要人或各部门的声音表达出来。
因而，虽然是“一党执政”，实际上是一党外壳下的多党杂存。通常政党竞争的规则，被党内斗争与政府部门间的龌龊所掩盖。虽然他们总体上都不欲改变现存政治格局和权力配置关系，但在社会政策、经济改革方略和政治宽容度方面，确有着相当于“多党制”国家里不同党派的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往往会演变成激烈的党内斗争。
当十年改革造成国家权威衰退，政府的效能降低，权力结构重新调整的时期，它的内部更是酝酿着巨大的矛盾和冲突。事实证明，八九民运能以空前的规模出笼，并长时间持续，与上述中国政治特色是不可分的。而胡耀邦的去世，正象征着代表一定人口和价值取向的集团在政权内占据板块的空缺。
建立了这一概念之后，我们就能理解：
——运动所提出的“反腐败”、“反官倒”的诉求，为什么会为等待清算“改革”的“左派”所乐见？
——北京市陈希同在促使邓小平发表“4、25讲话”以后，为什么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4、27大游行”？
——新闻单位的总编们为什么始而严控报纸对学运的报道，继而亲自拼凑民运的事况？
而在1989年4－5月间的街头，有数十万人的游行是以单位为建制而进行的，有数以百计党政机关及其所属的事业、企业单位打出了单位的旗帜； 天津的学生不在天津地面上闹事，而被默许进京；而在上海市委，党政机关干部上街游行时，江泽民的“爱将”陈至立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向出发的队伍挥手致意……
在5月13日至19日的绝食期间，全国66个城市121万人次上街游行，80多所外地高校约5万学生来京声援。 他们均享受了“免费优待”的乘车待遇。在元老们已经作出戒严决定，各地部队已经向北京开进时，仅5月19日当天，就有30多个省市院校的2万多名学生分乘23趟列车进京。
5月16日凌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对广场学生发表广播讲话：“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希望同学们尽快返回学校。也希望学校老师、领导和家长做好劝说工作，动员同学们回校。”这个讲话在广场一连播送了20遍。为响应“两办”的这个号召，当日，北京新闻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医务界、企业界及民盟等民主党派10万人次上街游行声援学生；中央民族学院三十余名青年教师组成的绝食团也开进天安门广场；北京大学140名教授就南京大学教师倡议发表《声明》，敦请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辞职；同时，北大朱德熙等10位教授，也发表了请政府更正对学潮定性的《紧急呼吁书》。该校青年教师还成立了“教师后援团”，协助学生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工作，与政府进行沟通，为年高体弱，行动不便的老教授提供到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方便。北京以外地区上街游行人数也逾十万，波及20余个城市，近百所高校；绝食学生增加到1200名。
与此同时，政府组织的大量援助物资也以各种名目运抵广场（有的是以红十字会的名义），据陈希同的报告称，在这些援助中，光是草帽就有6000顶，而1000条棉被则是从北京军区调运来的。不仅如此，他们还为没有厕所的天安门广场搭起了临时厕所。5月18日大雨前，就从公交总公司抽调了78辆大客车，——这种种的援助，难道不都是有利于让学生在广场长期作战的举措？而一旦党内斗争有了结果，这些支援的单位立即变成了“维持秩序工作队”……
在军内，毛时代就存在的军队“职业派”军人与“政工派”军人之间的势力抵牾，再次暴露于众。如果说，党内民主化的呼声和实践，迫使一部分角逐政坛的贵胄子弟不得不转向商界，并利用关系发“官倒”之滥觞 的话，那么，邓小平为收束军权和对外作出“和平”姿态的“百万大裁军”，则在中国大地上催生了“军倒”。 在赵紫阳任总书记，对军队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承包制”政策期间， 军队职业派军人的雄心大受挫伤，在经济上面临捉襟见肘的状况。据消息人士称，当调兵的命令发出时，这些部队很乐于把那些破破烂烂的卡车开到街头展览，并有意让它们熄火。从而为“身份不明”者的纵火焚烧提供了现成的燃具，客观上为所谓“反革命暴乱”提供了依据。据陈希同的报告称，在6月3日到4日两天损毁的1200多台车辆中，有1000多辆就是这种军车。 “六四”后，中共党内也曾提出追究：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据说，军队公然提出的理由就是，我们没有钱买橡皮子弹！
——总之，“大道”的维护者、交通警察、裁判一同投入了这场“汽车大赛”，人人都希望在这场“免费大餐”中大嚼大咽而希望别人“埋单”。最后是“老家长”开来的坦克，把一场“革命的庆典”变成了一场“人肉的盛筵”……
在一个多党制社会，政党之间的矛盾是通过合法竞争的手段来调节的；政府各部门的矛盾也有相应的行政法规来规范。它们都不会发生规则认同的问题，因而也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而在一党专政的中国，政党之间的矛盾统统聚集到党内，党和政的矛盾也因党政不分变成党内矛盾的一部分，更加上党对军队的领导，使军内矛盾、党军矛盾统统集中到党内——这种男女老少钩心斗角一锅烩的局面，本质上就是“规则认同的危机”。
六四党争与政治家职责
凡读到过陈一咨先生的《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和吴稼祥先生的《六四权力“大玩家”》的人，都会承认，八九民运研究中最复杂、最晦暗的部分，是党内矛盾与学生运动的“接合部”。尽管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已经披露了大量高层内幕的运作材料，但可以肯定，时至今日，其中最核心的秘密，仍然还在黑暗之中。以笔者的闭塞，这些秘密至少包括：
一、在“倒胡”问题上至少扮演了“引信”角色， 后来又主持了“四.二六”社论的起草的胡启立，曾得到过保守派的什么许诺？
二、赵紫阳赴朝鲜访问前，曾秘密会见何人，他们对学运作出了何种对策？
三、赵紫阳对军队“无所作为”的原因，他与杨尚昆有什么默契？
四、杨尚昆“倒戈”，支持邓小平用兵的交换条件？
五、保守派与改革派双方，是如何左右广场学生的？
——显然，要解开这些谜团，绝非一日之功。作为普通公民，我们也不可能详细讨论政党内部运作的“规则”问题。但问题在于，这一次并非公民要加入党派的游戏，而是执政首脑参加到了“公民的游戏”中来。因此，我们只能够以游戏中来一份子的眼光，来审视执政首脑的行为。然而，在这方面，我们看到的两个基本事实是：
在八九民运初期，赵紫阳对民运采取了“开明”和纵容的态度，并提出“民气可用” ；但当运动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时，他便以“有办法比没办法好”，“你们的决议我执行不了”为托词， 请假休息——实际上摆脱了自己的责任，将数百万热情高涨的群众与十几万武装对峙的军队撒手不管。
迄今为止，在异议批评家中，绝大多数人仍然从“价值伦理”的角度着眼，认为在那场运动中，赵紫阳坚持了原则，体现了良心，是值得赞许的，至少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责任伦理”的角度看，作为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改革家”），他并没有很好地运用手中的权力与所在位势，用于协调各方、化解矛盾。他的行为，倒是让人想到如下两种情况：
譬如，一个“保镖”受雇于人，要押送一批财货到达一定地点。途中出现劫匪。劫匪为了不战而胜，与保镖商议共同分赃。但这个保镖说：“我打不过你们，也不和你们同流合污”。于是，丢下财货，扬长而去。
又如，一架客机正在飞行中，遇到了劫机者。劫机者武力威胁驾驶员把飞机开到另一个地点。但这个驾驶员说：“我不受威胁，你们自便吧！”于是，跳伞自去，飞机失事，全体爆炸。
无论如何，这些行为都很难让人想到“责任”两个字。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那些货物同时有几个人看管，看管者意见不一怎么办？飞机上的那些乘客很不听话，他们有的甚至在暗中帮助劫机者，这个保镖或驾驶员不是政治家，如何处理那么复杂的事务？但1989年的赵紫阳，职务并不是保镖和驾驶员，而是在权力和位势上，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家。如果他不借助杨尚昆的“桥梁”，而是直接与邓小平沟通，他们应该能达成比“六四”更好的结果；如果他不“撂挑子”，谁也不会愿意把处理八九后果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或许还有人会请出哈维尔，说：如果大家都像赵紫阳那样，不为专制政权当帮凶，这个专制政权就完了。所以，赵紫阳的行为的意义在于，他在权力的中心举起了“义旗”，有着划时代的作用。——这正是持“价值伦理”的论者通常的观点。但是，请不要忘记，作为一种“消极自由”，“不合作”是“无权者的权利”；是不得已的权利。一个人一旦加入了那个政府，就等于与社会签定了合同，非到卸下责任，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不是在万分危机的关头，在没有合适接替的情况下，“不作为”——弃职而去。试问，一个政治家不与同僚“合作”，那是一种什么“政治”呢？除非游戏。
那么，是否可以设想，在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主动承担“戒严”任务，在民运被镇压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求得一个相对不那么残酷的结局呢？如果是一个有担当的政治家，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当今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岳飞是一个“民族英雄”，但不知道他与林则徐一样，作为一个专制政权的“臣僚”，同时也都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不过，岳飞的行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执行“不得已”任务的情况下，尽可能推行“开明”路线的典范。他虽然执行了“镇压洞庭湖起义”的任务，却并没有酿成血腥屠杀的结局。据史料记载，在他的主持下，善后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起义人员大部分被赦免，头面人物尽可能地实行“招安”，起义者财产变卖分给军士，渔樵耕贾重操旧业，社会经济没有造成损失，一方百姓安居乐业。 据文学史专家侯会考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大结局“梁山泊分金大卖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中的主要情节，其史实取材并不是宋江起义，而是岳飞处理洞庭湖起义的善后措施。
与岳飞相比，1989年5月17日的赵紫阳，几乎处于同样的境地。他们唯一可以作出的选择，要么是遵从“上意”，要么是“躺倒不干”。 但是，谁都知道，在那种体制下，你不干，自然还会有别人去干。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昏暴的执行者，如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荃，在“血洗天京”后，为搜刮财富，实施了极度残酷的暴行。为此，在历史上留下了“曾剃头”的恶名。如果当日岳飞有“一念之差”，上百万湖湘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可想而知。虽然他最终也是为奸臣所害，但他的仁慈与开明终究惠及一方，并成为一种历史经验，流传后世。
同理，如果当日的赵紫阳把党派利益、个人名节稍微放后考虑，承担起执行戒严和善后处理的任务，像台湾“三.二零”大选期间的马英九那样，即使八九民运不能获得自己期望的结局，但至少不会出现后来的“大镇压”和“大清洗”，让一代精英报国无门，走上流亡异域的道路。
时至今日，让我们将心比心地帮助赵紫阳总结一下，为什么会发生那种“进退失据”的现象？答案只有一条，他想演的角色太多，而每个角色的台词都唱一句，观众听到的一定是一种“慌腔走板”的曲调。而所谓“音调”的走失，也就是“规则”的迷失！
八九民运的“灰色地带”
凡对八九民运中的真正“社会”进行过仔细研究的人都发现，他们的状况比“国家”更为复杂。在德国莱茵笔会和亚琛八九学社主编的《回顾与反思——八九民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纪实》 一书中，十分详尽地记叙了学运起仆的过程，与内部操作的特征；芝加哥大学的赵鼎新教授，则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学运的“集体无意识”和潜意识层面。 而另一位知名作家， 则以文学的笔触描述了知识群体与民众行为的复杂内涵，譬如：
“……十年改革解除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长达30年的迫害并迅速地提高了他们的地位，使他们恢复了自信，甚至达到一定程度的自宠自傲。传统的追求作为的功名之心加上现代人寻找人生意义的内心煎熬，使得中国的知识精英普遍具有一种渴望轰轰烈烈垂名青史的救世情结。一旦在正常途径上陷入失望，遇到挫折，或者仅仅是耐不住寂寞，这种情绪便会化做造反的动力。”
——这里大致说的是民间知识分子的状况。而在“反叛”的知识分子那里则是：
“也有相当程度的个人功利动机，甚至可以说，这种个人功利主义是引发‘六四’”的直接原因之一。‘六四’前颇有些知识精英有意无意地追求成为有国际知名度的‘持不同政见者’。……‘持不同政见者’……成了一条收益大于代价的捷径。尤其西方舆论对‘持不同政见者’情有独钟，一旦在西方挂上号，就取得了更大的人生保险，也有了走向世界舞台的阶梯。所以，‘持不同政见者’不仅是一种角色，也成了一种资源。它无需真才实学和艰苦的专业进取，也不必等待漫长无际的循序渐进，却同样可以谋生、出名、有钱、出国、吸引异性、进入历史甚至登上顶峰。瓦文萨是一个榜样，如果不是‘持不同政见’的路，从电工到总统要走多少年？又有没有希望走通呢？就这样，……从要求释放魏京生的签名开始，‘对着干’就一浪高过一浪，最终成为‘六四’运动的引信。”
在学生方面，虽然有“改造社会”和“同情疾苦”的真诚理想主义的一面，但是：
“就总体而言，这代青年的基调是自我中心和享乐至上”。“相当一部分学生与其说是由于忧国忧民投入运动，莫如说更多地出于浪漫、游戏欲或攀比格局。举世瞩目的氛围能增加他们的荣誉感，使狭隘的个人主义一时融汇进集体事业的净化与升华中。一跃成为社会命运的决定者（尽管是错觉）也能产生一种神圣感，使他们在不少方面表现出超常的热情、勇敢、勤奋和纪律。”
“天安门广场野游式的露营、月下歌舞、不劳而获的募捐和分配未来政权职位的说梦”。“学生领袖们则在相当程度上陷在拉山头、打派仗、抢风头之中，彼此封锁资源、互相猜忌、各搞一套。”
在市民、社会青年和工农群众方面，情况就更加可悲：
“全民性的心理压抑”；“管束、挫折、挨整、训斥、罚款、舆论的压迫、人际关系的恶毒、官僚骄横、购物上当、乘车挨挤，下饭馆看冷脸，回家吵架；做违心事，说违心话，仰人鼻息等构成的全面而巨细无遗的压抑。对于他们来说，‘六四运动’不过是一个绝好的‘喧泄压抑的渠道’，——上司不用怕，警察不用怕，连政府也不在话下，能够万人在中南海门外齐骂 ‘’，何尝有过这样痛快的时候。”
“狂欢意识使人们很难清醒地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六三’之夜不少人的牺牲并不是出于献身的英勇，而是天真，仅‘橡皮子弹’四个字的传闻就使不少人白白送了命。”
——这种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八九民运的看法。从卡玛拍摄的《天安门》，到着名政论家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比喻 ，我们都可以看到上述观点的影子。
综合各种批评，人们大致认为八九民运的教训可以归结为如下五点：
1、民运主导势力将少数人的价值观、改革观强加于社会；
2、群众运动受“集体无意识”支配，进行非理性宣泄；
3、个人的“风头意识”和权力欲主宰运动的去向；
4、“蒙面势力”的插手与控制；
5、参与者“见好就上，见坏就逃”的投机心理。
这类批评，对于识破“伪崇高”，肃清“假理想主义”，在观察现实生活的“价值视角”之外还给人们一个“利益视角”，使人们回到真实而有些沉闷的现实世界，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角度考虑，都是十分必要和具有价值的。
但是，对现象的真实描述，不等于对教训的科学总结。如果我们站在民主政治的立场去看待这些现象，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批评的许多东西，都是人们的合法权利。对此，一个民主理念的信奉者或民主政治家，应该想到的是如何去满足人们合理的利益和愿望，消除导致苦闷的原因，并建立一种更有代表性的“多元政治”，与营造一种能够容纳“多元文化”的制度环境；而不是像“上帝”、像专制君主，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去漠视或轻视人的合理欲望与诉求。
“借”字诀与“超理性”选择
那么，八九民运的真正教训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否还有一些本质未被我们所揭示呢？
毫无疑问，在一个“民主化改造”已经完成的社会里，军队要钱，应该找议会；政客们要谋权，可以进行合法的党派竞争。在一个符合人性的、健全的、有着充分公共空间的社会里，人们是可以有自己的幻想和追求幸福（哪怕仅仅是自我表现）的权利的——不论是出国、获奖，当总统、当政治局常委或当明星，还是追求惊险、刺激或吸引异性，或者过“狂欢节”，这是人们的自然的、合理的权利。在这种社会里，一个人想当明星，可以去吊嗓子、练肌肉；想出国，要加紧背外语单词；想成名成家就要付出“十年寒窗”的努力……，而不必一起去搞政治。自由民主制度是为体现多数人的利益而建立的，但却是在为照顾社会诉求的多样性、特殊性中走向完善的。合理、完善与健康的社会，是人民的社会，是使各种人都能实现自己梦想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即使有群众运动，也往往能够限制在一个“有限目标”内。每一次运动的结果，都能使社会公平得到调节，对社会的进步有所推动。
在中国，人们之所以不能“各取所需”，是因为我们的制度限制了他们的活动空间并规定了他们的活动方式。用政治学的经典语言来说，专制制度下臣民如同婴儿，国家只有一人负责（这个“一人”或许也会“化为“一党”、“一信念”，但总而言之是专制制度）。在这种社会里，那个“唯一”管束着人们的一切；人们要获得一切，不得不问津那个“唯一”。
但专制制度决不可能用赤裸裸的形式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一个由“革命文化”脱胎出来，又由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那个“唯一”必须是披着革命的外衣，打着“绝大多数群众利益”的旗号才能大行其道的：“革命莫过于天下最权威的东西”； 群众运动——革命的温床——具有“天然合理”的性质；“谁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一切个人私利、部门利益和党派利益均必须掩藏在“晦暗”中。它们的表达只能经由曲折的方式。在这种制度和文化氛围中，不论是要谋取“私利”还是“偷运”一种新“价值”或“新制度”，借用群众运动的时机与“革命”的口号，也莫过于天下最“便宜”的事情。
正是在这种以“最少付出”换取“最大收益”原则、原理或潜意识支配下，1989的中国朝野双方，共同缔造了一种典型的文化，即“借”的文化，比如：
借尸还魂——借口悼念胡耀邦发泄不满；
借题发挥——借悼念胡耀邦冲击新华门；借公共汽车撞死人大做文章；
借壳上市——4、22人民大会堂悼念结束主题突然转向请愿； 借学生绝食发泄不满，向政府施加压力；
借力打力——借学生运动打倒政敌，修改路线；
借腹怀胎——如社经所陈子明的“三线计划”与组织“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借刀杀人——如陈子明在听到戒严消息后，以“中央国家机关部分干部”的名义煽动罢工、罢课、罢市
——正是这所有的行为，构成了1989文化的一个奇观，即被称为“大投机” 的行为方式。
毫无疑问，这种集体性的共同选择，是一种精密计算的结果，因此，它并不是“非理性”的产物，而是“超理性”的产物。正因为与群众在一起是最安全的，群众运动被追捧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既然“激进的选择”是风险很大，但也可能是获利最丰的途径，因此，与这种势力保持一致，适时地利用并驾驭这种势力就成了一种最惊险刺激的赌博！
当然，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当人们在这场赌博中一无所获，而且几乎输光老本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将怨愤和责难一齐倾泻到那些他们昔日追捧并唯恐伺候不周的明星身上……
在存在着这类“超理性”手段的地方，不论是为了“价值的追求”还是“利益的追求”，都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但我也不得不承认，那是不得已的。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它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必定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而不是《马赛曲》或《星条旗永不落》前进的。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人们又如何能够纠正呢？
在《八九民运史》出版以后，笔者也曾遭到一些来自当事人“利权”方面的质问：
其一曰，难道民运“黑手”没有根据个人的素质和愿望选择个人角色和前途的权利吗？难道我没有追求活得更好一点，过正常人日子的权利吗？
其二曰，难道赵紫阳和鲍彤没有坚持自己意见或施用党内斗争策略的权利吗？
其三曰，一个合法的政府，难道没有维持首都治安的权力吗？
我不能说他们没有这种种权利。关键是这种种权利用什么方式和代价去获得。一个自由民主理念的信奉者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追求者，应当具有两个最基本的信念，一是“尊重人的生命”；二是“尊重个人利益”。作为个人的延伸，部门利益、集团利益、党派利益也应在尊重之列。这就意味着，你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是在不侵犯别人的权利和生命财产之下去实现；你想利用群众运动进行党内斗争，就要承担群众运动的后果，并对其牺牲负责任；你想行使一个“行政首长”的合法权力，这个权力必须是得到公民的授权、监督与掌控的权力。否则就不是“合法权力”。
在民众一方也同理。上述“借”文化虽然是一种精密计算——“超理性”的产物。不过，它仅仅是每个人、每个独立群体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计算。人们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把其他参与各方的“报价”除尽的“公分母”。这种现象固然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由民主运动的发展水平和民间社会的自组织程度决定的，但你如果想要拥有民主制度下人们享受的“权利”，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意味着，你必须遵守“有借有还”，用餐埋单，行路纳税的规则。……这意味着，你必须遵守“有借有还”，用餐埋单，行路纳税的规则。如果这些规则尚没有建立——显然，八九年的“玩伴儿”们许多都只有“权利”的意识而无“责任”的意识——人们就要从眼前开始，在自己的每一项实践中，去建立这些规则。就像我们在经济生活中已经做到的那样。以下我们还要具体谈到。
“广场指挥部”与“联席会议”之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于八九民运的反思，焦点主要集中在对所谓“激进主义”和“激进派”的批评上。而这一派在八九民运中的重大“杰作”，便是推出了那场使运动持久化、全民化的“绝食”行动。由于他们在整个事件中占据的中心和主导地位，对学运前期提出的“与政府对话”和“校园民主”两大诉求起到了釜底抽薪和转移视线的作用，而他们在广场的去留，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次运动结局的惨烈程度。“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成为这场谴责中最具道德感染力的“名句”。
那么，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一二九“一代的责任？
对此，在《走向宪政民主》一文中，在野政治集团——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灵魂人物陈子明有这样一段论述：
“如果说运动中有什么失误的话，其责任属于我们这些‘长胡子’的人，不能归咎于青年学生。”
那么，这些“长胡子”的人包括哪些人呢？请看下文：
“在八九民运中，处在风口浪尖的是‘一二九’一代和‘八九’一代。因‘自由化’遭当局整肃而深得民望的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在运动中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影响力，……‘四五’一代人中有行动能力的，由于官方的刻意封杀，又没有足够的社会知名度。……因而‘四五’一代人还没有资格成为‘八九’一代人的精神导师。‘四五’一代没能在‘一二九’一代和‘八九’一代之间起到思想与政治桥梁的作用，并成为八九民运的中流砥柱，这是一件历史的憾事。”
——陈子明的这段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众所周知，在八九民运中，所谓“一二九”一代人的介入，远没有“四五”一代人来得积极主动。虽然借助1986年中共发动的反“自由化”运动，他所说的“一二九”一代的代表人物的确在青年学生中获得了空前的声誉，但是，他们的思想，仅仅作用于人们的意识层面，起到某种“思想启蒙”的作用。在政治上，它与当时名噪一时的“新权威主义”不同，其着眼点并不在于权力层面的“改朝换代”，而在于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全民民主意识的觉醒。陈子明大概还记得，对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的批评，曾列为社经所1988年上半年以来的“工作重点” 。他和王军涛在各种会议与沙龙的发言，也明白无误地突出了这一“重点”。但是，八九民运爆发以后，恰恰是这些被官方和陈子明们视为“激进”的代表人物——如方励之和许良英——在一开始就确定了“不介入”的立场。即使在学生领袖出面求助的情况下，在陈子明的同事陈小平专门用车把许良英送去的集会上，许良英也表示：政治民主化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要经过艰苦的工作，目前的重点仍在思想启蒙，应“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在这方面，方励之的态度也基本一致。据“北高联”发起人刘刚回忆，在运动爆发后，他曾前往方家动员方励之出来指导学运，不料却遭到了方的婉拒。 1991年1月6日，方励之出席德国留学生座谈会也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
“六•四是相当自发的运动，当然有学自联的作用，从整体而言，学自联也不能控制整体运动，到后期失控状态更明显，王丹最后一次来我家是四•二七游行后。我说四•二七是针对四•二六社论的和平游行，是很成功的。当局同意对话，新闻界开始游行了，你们回到校园去更好，王丹也赞成，后来的发展，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从绝食第一天起，我们就认为不该绝食，学生领袖没有找过我们。”
他们的这种姿态，曾被1994年出狱后的陈子明指责为“光说不做”的口头民主派或“租界民主派”。 因此，若要说这些“一二九”的代表人物对八九学生产生了什么决定性的影响的话，那大概就是：他们鼓吹的“独立知识界”的思想，使学生选择了“群众运动”独立于党派政治斗争和在野政治集团利益的基本立场。
客观地说，上述思想和学生运动主流所采取的立场，的确妨碍了体制内“新权威主义者”对运动的预期，也妨碍了体制外陈子明与政府“互动”的设想，人们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出发，有理由对这种“不合作”表示遗憾甚至义愤，但是，常识和事实都告诉我们，若按照“一二九”代表的思想，学生运动只行使“意见表达”的作用，意见表达完毕，即可收兵回营，若无各种力量的支撑，决不至于出现旷日持久的割据广场的局面。因此，让“一二九”的代表承担广场学生去留的责任，未免缺少根据。
2、社经所与八九民运
通过《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 一书的描述，我们得知，以陈子明为灵魂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在野政治集团。它形成于80年代中期，为主导预期中未来的民主运动，有意识地延纳了四五运动以来历次民运、学运的活跃分子。 胡耀邦逝世后，通过其延揽的前学生活跃分子，一手促成了八九民运。以下是该所活动的一个大致线索：
4月17日，该所兼职人员陈小平组织并带领中国政法大学的游行队伍来到天安门广场，这是悼念走出校园的第一个标志性行动。 4月20日，该所兼职人员刘刚、张伦积极参与了冲击“新华门事件”。 4月21日，陈子明交给陈小平3000元活动经费。4月20日－23日，刘刚组织成立了“北高联”。4月23日，陈子明交给北大学生王丹3000元活动经费， 并鼓励王丹：“摊牌的时候到了！”同日，刘刚夜访方励之，希望方励之公开站出来支持学运；张伦向柴玲、封从德推介了社经所。 4月30日，该所用车接送知识界包遵信、许良英等参加了《亚太经济时报》在鲁迅博物馆召开的座谈会。该所费远提出调查“新华门血案”真相，郑棣起草了新闻界“请愿书”。
在此前后，陈子明提出“三线”计划：一线是学生，由陈小平、刘刚负责联络；二线是苏绍智、方励之为代表的知识界人物，由王军涛、闵琦负责联络；三线是他自己，专司与政府谈判。 在《浴火重生》一书中，陈子华改变了她曾矢口否认该所曾有介入学运的部署的说法， 承认在5月1日“香山会议”上，该所确有“异动”：
“真正在‘政治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对所的核心层进行自觉的思想整合与组织整合，告成于此次‘香山会议’。许多单位和团体都卷入了八九民运，但他们或者是少数领导的决断，或者是完全个人性的参与，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团体像社经所那样完成了向‘政治高度共识、资源统一调度和服从纪律约束’型团体的转化，能够以集体动员的方式有组织有分工地投入到运动中。……根据社经所的内部分工，王军涛、陈小平负责与学生联系，郑棣负责与新闻界联系，闵琦负责与学术界联系，费远负责与经济界联系，谢小庆负责与政界人士联系，陈子明负责协调整合。”
5月13日，学生的“绝食”行动的出台，刘刚和“高自联”对学运的影响力有所削弱。为了迅速跟上这一变化了的形势，5月14日，刘刚给陈子明打电话，建议立即着手筹建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以便对学生有所约束和指导。5月17日，陈子明和王军涛商定，以王军涛个人名义邀请各界人士组成“首都各界社会协商联席会议”，再以联席会议的名义影响广场上的学生。会间，陈子明发表讲话：时局的发展要求知识分子把幕后的影响方式推到台前，通过精英讲话影响学生，学生讲话影响全国民众。 并承诺该所将为会议提供后勤服务。5月19日，戒严消息传出后，陈子明口授了一份署名“中央国家机关部分干部”的《告人民书》 ，内有号召“实行全国性罢工、罢课、罢教、罢市”和“罢免李鹏”的内容。同日，布置印制民主墙老战士任畹町的文章《四月人民民主运动何处去——三论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献给绝食团的勇士们》传单1000余份，并通过张凤颖交给任畹町1000元印刷经费，还表示可以派人担任任畹町的秘书。
5月21日，陈子明、王军涛决定“建立‘维宪会－学生议会－广场指挥部’的影响机制”——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同日，该所“机关报”《经济学周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指出：“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是在学生运动形成压力后，学者来讲道理，说明危机的原因，社会应怎样发展；在此基础上是专家拿出可操作方案，最后由政府在专家方案范围中决策。” 大约同时，王军涛对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作出形势估计：“下一步将会血流成河……最后将是我们和政府一起坐到‘圆桌’跟前。”
5月23日，“联席会议”宣告成立。在次日印刷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主办的《新闻快讯》中 ，对此有如下描述：
“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首都爱国民主运动指挥系统在多日酝酿中成立并完善。以‘保卫天安门指挥部’为中心，上设由各界人士代表组成的‘爱国维宪各界协商联席会议’，和由全国各高校代表组成的‘营地联席会议’；下设‘联络部’、‘宣传部’、‘参谋部’、‘后勤部’、‘纠察部’、‘保卫天安门指挥部’……总指挥部同时规定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政治纪律若干，以确保运动能够按照人民的意愿顺利进行。新成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成员有：……”
社经所张伦、刘刚、郑棣、白桦等专、兼职人员分别被指派为纠察部、参谋部、联络部、宣传部负责人。 据称，该所本来议定由与方励之、许良英关系密切的王丹担任广场总指挥，但是由于“绝食”行动的正式发起带有强烈的“个人魅力”性质， 故郑义提出仍由柴玲担任时，旁人无法表示异议……
5月25日，联席会议决定广场学生于月底撤回学校。但在宣布前，由于总指挥柴玲变卦，通过多数同意， 王军涛又将撤退计划改至6月20日。
——通观以上情况，说明陈子明的社经所从一开始就参与甚至是发起了这场民运。如果我们把4月15日至5月22日他们与运动保持的“同步”和“平行”关系视为为了“骑上去”而进行的“助跑”阶段的话，那么“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成立，则标志着他们正式“骑”了上去。
3、 “坐骑”与“驭手”？——权力关系不清
据笔者观察，对广场指挥部“驾驭”的失败，原因并不在于联席会议的威望不够，而在于它与“广场指挥部”或“营地联席会” 的权力关系不清。这种“关系不清”不仅是广场指挥部自身的不清楚，而且联席会议成员自己也不清楚：
（1）根据《未完成的涅盘》载，联席会议成员甘阳向包遵信复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成立经过时称，指挥部与联席会议既不是隶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但根据包遵信对其运作的观察，他认为，“一是进行协商，一是负责执行。联席会上讨论定的事，大都要由广场指挥部去推行。”
（2）根据《回顾与反思》李禄的回忆，联席会议成立当天，柴玲向他介绍了王军涛的说法：“我们这个会议只是一个联络后勤、帮大家出主意，给大家提供物资的一个机构。”
（3）联席会议发言人刘苏里在5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解释也充满着自相矛盾：一方面，联席会议是作为指挥部的后援组织，作用是出谋献策，担任智囊团角色，但对指挥部 没有硬性制约关系。联席会议提出的任何意见，最后决定权仍在指挥部。 另一方面，联席会议决定，天安门广场的保卫工作由指挥部统一负责，采取总指挥负责制，而总指挥则向联席会议负责。
（4）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都认为包遵信是这个联席会议的头头。但包遵信的回忆却说明，他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推到前台的。请看他在《未完成的涅盘》中的两段回忆：
“5月19日早晨7点，我刚起床，王军涛和陈子明就来了，一见面就催我快走，说他们是特意来接我的。我急急忙忙洗漱以后，就跟他们上了车。到了蓟门饭店先到餐厅吃早点。吃完早点以后我被安排到一个房间休息，一直等到十点左右才被叫去开会……陈明远就曾拿来一份呼吁书，建议广场学生立即撤退，反倒被冷落了，至少上午没有被作为讨论重点。”
“5月22日下午6点左右……我和北明等人交换了第二天的工作安排以后，就准备下楼回家了。到社科院大门口，王军涛正等在那儿，他一见就不容分说地把我拉上车。我问干什么？他说到广场走一趟。……到了广场见到陈子明早已等在那儿……我们到了以后，就宣布开会……究竟为什么要开这个会？王军涛事先没对我讲过，所以一直到开会时，我还是懵懵懂懂的。当主持人和王军涛让我讲话，真不知从何说起。后来王军涛说，你就讲讲白天会议 的情况……”
不仅这个联席会议的头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就是隔天要被任命为“总指挥”的柴玲，也蒙在鼓里。请看张伦对柴玲当时窘境的回忆：
“5月22日晚上在广场上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是我主持的，当时去了30多人。因为晚上10点钟要开这个会，所以我就把广场上的全部清光。柴玲他们在那个角上，差点被纠察队员给揪出去，我当时过去给柴玲解的围。我跟柴玲讲，一会儿有个会希望你参加。”
因为广场要召开学生的“营地联席会议”，柴玲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八九民运过去15年后，笔者十分希望从“黑手”们的“备忘录”中看到他们关于联席会议权限的描述，但遗憾的是，当事人对这件极为简单的事情依然讳莫如深。究竟是这批以“导师”身份出现的人，不清楚政治学的这一基本常识？还是他们有心无胆——既想染指又害怕担当“黑手”的罪名？还是他们自知所谓“联席会议”本身缺少“合法性”来源？在众多急欲“求解”的读者那里，仍然是一个谜。
而谜中之谜，则是6月1日发生在广场中心的“绑架柴玲”事件。据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记者Andrew Higgins 1991年7月中旬在巴黎亲口告诉封从德和柴玲，王军涛的妻子“侯晓天承认，王文绑架（柴玲）事件是王军涛策划的。” 那么，这个王文又是怎么回事呢？通过《回顾与反思》，我们了解到，他是绝食的发起人之一，此前一直通过各种方式谋求广场的“指挥权”。绝食一开始，他就毛遂自荐给柴玲当秘书。以后又策划了被称作“政变”的选举，在所有手段使完后，实施了绑架。侯晓天的证词使人联想到王军涛在竞选时代就提出应使“人大代表专职化，配备秘书助手”的倡议； 想到陈子明给任畹丁派秘书的许诺；想到社经所曾举办过的“秘书培训班”；想到他们热衷于为“有价值”的人物配备秘书等等事情……
——如果事情不幸真是这样，它与所谓民主事业恐怕就相去甚远了。
一位经济学家的启示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山西的一个村庄搞扶贫试验，最开始的时候，他投资在山坡上种果树，但是，几年过去，他发现，那些种下去的树苗，成活的不多。以后，他又想到帮助农民在城市就业，花了很大力气，办了一个保姆学校，但是愿意来的人也很少。近年来，他自办起农民小额贷款，农民与他签约的十分踊跃。
凤凰卫视记者曾子默在采访茅先生时，向他提了一个很内行的问题：
“为什么前一个实验不被农民认同，而后一个则被认同了呢？”
茅先生说，对果树的“投资”，本来是一种慈善行为。从投资方来说，能收回多少是多少，赔了本也就扔了算了。不过，茅先生认为，即使试验失败，也要让农民学会一点市场经济的规则，他打算跟农民结帐，要他们重新明确责任，该补苗的补苗，该引水的引水，剩下多少钱，还得还给他。但他发现很难，农民总是跟他拖着……
显然，农民对一桩经济活动是否感兴趣，是由每个农民心里的那个“小算盘”决定的。办保姆学校的实验之所以会失败了，依我与农民打交道的经验，在他们的计算中，一定是认为，读保姆学校——这项事业，对他们来说成本太高了。这个成本有时间成本、有家庭生活成本（茅先生也注意到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经济成本。因为不论什么性质的“念书”，必然要花时间、要脱离家庭生活和家务劳动、要花钱（即使路费、学费和食宿费全免，还要花一份日常生活用品的钱，而这部分花销，在真正的保姆工作中，是由雇佣者承担的）。这种花钱、费时、占精力的“书”即使“读”出来，还是做家务！谁在家里不做家务呢？而且大多数保姆打工挣钱，只是一种补贴家用的临时行为，并不想作为一个长期的固定职业。因此，她们很可能认为不值得去上那个“学”。那些值得他们投入的，是能够把他们连根带离土地的“投资”——比如培养下一代、招工，当然也包括出去当教师……
正因为农民没有积极性，所以果树和保姆学校的事业都失败了。
与这桩失败的实验不同，小额贷款的实验进行得却比较顺利。虽然是要归还的钱，农民仍然很踊跃地与茅于轼签订合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茅先生的回答是：农民急需贷款，而国家银行不能满足他们。
为什么对于一桩“白送”的“事业”农民没有积极性？而对于一桩有偿的“交易”农民反而比较认同呢？在节目中，茅先生没有仔细的分析。非经济学出身的笔者却很受启发，认为从中至少可以剥离出三条要素：
第一，凡是合作进行的事业，欲达到双赢或多赢目的，必要受一种契约关系的支配；
第二，欲获得事业的最大收效，必要有参与各方的积极性；
第三，在没有契约的情况下，事物依照约定俗成的文化精神运行。
这个故事再好不过地说明，在中国，即使在贫困地区，并非没有市场经济的基础，中国的农民并不是一帮“好吃白赖”的群氓，他们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事物的价值，并依照约定俗成的规则行事。同时，这个故事也启发我思考，中国并非没有实行民主的人文基础。相反，事情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不论在哪里，“只要有商业，就会有优雅的风度。”
它启发我思考八九民运，并得出如下结论：
1、八九民运其实是一个社会各方都有参与冲动的事业；
2、但参与的各方并没有厘定政治规则和契约，人们仅仅是按约定俗成的精神各行其是；
3、八九没有取得“双赢”而是取得“双败”的结果，原因在于规则认同的危机。
借鉴茅于轼先生的经验，考察八九民运内部的“整合”与“协调”问题，我们发现，所谓自由民主事业，并没有“精英主义者”想像的那么复杂。它之所以看上去很复杂，完全是由于操作者从内心就漠视参与各方的权利。他们只是在向政府要“民主”时，才具有“多赢”的思维，并要求政府讲规则；而在内部可以实践“民主”时，则愿意“独赢”而不愿建立一种公开、平等的规则。
据此，我们可以粗略地特出结论：八九民运的失败，并不在于“一二九”一代的主导或“‘四五”一代的缺席，而恰恰在于自命为“导师”又实际驾驭了民运的人，在与人合作时不承认别人的权利；在与人游戏时不愿平等地接受同样规则的制约。
结 语
话说到此，如果我们考察这场运动的缺失，并不在于它的“非理性”和人们道德的堕落，而在于它的参与各方，在利益需求方面的分歧、在价值追求方面的差异，乃至在规则认同方面的危机。
如果要吸取教训的话，也并不在于非要寻求一种从“五四－四五－八九”的“道统”来指导或控制我们，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中，都学会坐到一起，开诚布公地谈谈我们有什么共同利益所在，我们的价值追求是否一致，如果我们决定一起“游戏”，那么，就去制订一种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准则。其实，民主自由政治——再简单不过的一种政治——不过如此而已！
当然，这个中国贫困地区农民都懂得的规则，尤其是政府要学习的。我们说否定“六四”，除了谴责其残酷与暴力外，其实也就是要否定一种用强力支配人民政治生活、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法。真正从传统的“武力”建国过渡到“契约”建国。
2004年7月25日 于北京
--------------------------
原载《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