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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之际忽然想到

(2008-03-24 16:49:27) 下一个


新年是一个很古老的节日,新年又象是个很年轻的节日,在我的记忆里,真正的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日子不多。有一段时间,我们好象把这个中国人最喜庆的节日丢弃了,丢得很远很远。我年轻时,过年不兴拜年,那是四旧,说起来显得愚昧、落后,时兴的说法是过"革命化春节"。革命化春节最明显的标志是大年三十不在家里过年,而是到地里干活或到生产队学习毛的著作。队部不够大,容不下全队所有的人。为此村里组织了"联户学习班",相距较近的四、五户为一组,在一起学《毛选》。开批判会、忆苦思甜会也是革命化的内容,大年三十全大队的人在一起批斗"四类"或忆苦思甜。

孩子们还是喜欢过年。过年了,家里好歹要给弄一点白面来包饺子,可以吃上一两顿肉菜。条件好一点的还可以蒸馒头,把白面同玉米面掺在一起蒸馒头吃已经很不错了。有一年过年,生产队杀了一个猪。晚上队里分肉。我们都睡觉了,妈妈从队里回来,她很高兴,因为这次她分到了半个猪头。那时一个猪只能出100多斤肉,队里有60多户人家,每户只能分很少一点肉,能分到猪头,相对说肉多一点。妈妈说她运气很好,全队60多户人家,一个猪头劈两半儿,有猪头的阄居然让她抓到了,你说手有多壮!



新年在老人们的记忆里,如果子女多,过年也没有好东西给大人们吃。我的父母在过年时常把好吃一点的东西给我们吃,他们自己不吃或很少吃。他们说:"我吃过了,解放前我什么好东西没吃过?现在你们就多吃吧,甭管我。"我们总感到很奇怪,不是说解放前中国人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吗?我们家解放前是贫农,"四清"时三榜公布我们都是贫农成分。我们家过去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地,哪来的好东西吃呢?父母是不是在和我们说谎?

但父母说他们没有说瞎话,父母告诉我们,解放前只要你不懒,不遇什么天灾,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家家日子都过得去。就是遇上天灾,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谋生,那时人们有迁徙的自由。对解放前的回忆,是他们过年生活中最甜蜜的部分。"二十三,年糕粘……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贴对子。初一的饺子三十包,高高兴兴过大年。"妈妈说,一进腊月,过年的味就很浓了。"老婆老婆你别馋,过了腊八就过年。"据妈妈说,每年腊月20一过,就天天蒸馒头、蒸年糕,如果白面少,就蒸玉米面的豆沙团子。吃完后,剩下的放在大柜里。到了正月,人们要看会,要走亲访友,要接女儿叫女婿,要到处去玩儿,没有时间做饭,就把年前存下的馒头拿出来热一热吃。孩子们每天一起来,拿个馒头边吃边往外跑,喊都喊不回来,两声没听见人就跑没影了。

听着妈妈的介绍,我们都傻眼了,原来这个万恶的旧社会这样好呀?还有更让人感到惊奇呢。妈妈说,那时很多人家都养猪,就是为过年自己家吃。我们家是个大家庭,有十几口人。因杀猪的事总有人表示不满。他们说:二娘家七口人,杀一个猪,我们家十几口人也杀一个猪,一年到头不吃腥伙儿(肉食),过年还不让大伙吃个泡腾(意思是吃个痛快)。我的天,过个年就杀一头猪,还嫌少,这哪是"万恶的旧社会"?这不是天堂吗?在那吃不饱饭,过年也没肉吃的日子里看过年杀一头猪的生活,可不就是天堂?

过年的文化生活也是父辈回忆的重要内容。村子里有八道会,正月初五开始以后天天演出,一直演到正月15以后。我的父亲最爱唱小车会的唱曲儿,曲儿的内容好象是一个出家的人捉拿蛇妖的故事。父亲是个高个子,在风云武术会里拌大刀关胜。他不会武术,只因他的个子大,关胜那套衣服别人挑不起来,所以就让他穿。九叔是高跷会的会员,出演时拌打鼓的角色。常有人为他不平:"凭什么让我们九儿拌打鼓的呀?凭什么不让我们九儿装小媳妇儿呀?"多少年过去了,老人们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还时常重复当时人们说的这些话。

当时年会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平民百姓全都参与。全村八道会,多的上百人,少的也有几十人,几乎每家都有角色。参加会的演出不挣钱,就为玩儿。

老人们常沉醉在"万恶旧社会"的幸福回忆里。父亲常说:现在是什气佛(当地口语,意即调皮、恶搞的佛,有人说这个佛是孙悟空)掌教──歪打正着。母亲说掌教的佛五百年一换,到了五百年,掌教的佛换了,就不是这样坏人当道的日子了。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以后会好起来的。每到过年,父母就爱讲这些往事,我们也爱听他们说。



现在,到了我们给孩子们讲过年往事的时候了,给他们讲些什么呢?

1958年,我八岁。那时正搞大跃进,过年时我们往地里运坑泥。据说那是好肥料,毛主席讲农业"八字宪法",肥占第二位。我和一个比我小五天的孩子也象大人们一样往地里送肥。我们俩抬一个大筐,冻成块的大坑泥放在里边。那次我的肩被压得又红又肿,疼了好几天,我和我的小伙伴每人挣得了一分。对孩子毕竟不象对大人那么残酷,打那以后,我们到处躲着,再也没去运那倒眉的坑泥。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组织,不干活没地方去吃饭。有时候我到地里找爸爸要一点吃,其实我哪里知道,我吃了,他就没有吃的了。

另一次过年在地里干活是在我当兵复员以后。记得是1975年,那时是农业学大寨,落实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村里的支部书记提出要过革命化春节,这个想法得到了公社的表彰、支持。全大队的人都被赶出来往地里运肥,从腊月29到大年初一,三天的时间都是在地里过的。冬天的风刮得人伸不出手来,空旷的原野里,到处是紧捂着破棉袄,缩成一团的社员。他们不住地发着牢骚:"真他妈的能折腾,还不如不过年呢。"过去是有一个歇后语叫"过年吃饽饽----不如不年夕",看来这个歇后语要换一下了,叫"过年学大寨----不如不年夕"。

过年开会、斗"四类"的事就很平常了,差不多年年都有这样的事。说起来好象也有道理,过年过节,更不能放松警惕。就要提防"四类分子"搞破坏,阶级斗争这根弦要绷得紧紧的。民兵们这时也很忙,每家每户地到处去看。社员们谁家也不得有什么秘密,民兵们可以跳墙进入每一家的院子。这是"合法"的,知道了也没关系。至于"四类",那更是主要监视对象了。有一个在解放前在村里作过差事的人,这算是有历史问题的吧,过年时写了一个"福吉星高照"的纸条贴在了门上。被查了出来,大会小会斗了他十几次。虽然他还不是戴帽"四类",但他算是有严重问题的。他写的纸条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谁在斗争他时卖力气,谁就是觉悟高。大家都很踊跃地发言,头上一句,脚上一句地数落这个搞四旧的"坏人"。背后人们却说:"过年斗四类,这可真是臭要饭的打官司──没有吃的有说的。"

毛泽东时期好象没有过依古老传统过年的时候。那样的年,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古朴而又祥和。但在记忆中那样的年头好象没有。如果有,最多不过就是三、二年而已。没有来得及在我心中留下记忆。



改革开放后,人们吃饭的问题好象解决了,但提到过年,仍然没有父辈所说的年那么好。他们说的过年,在我的感觉中好象极为美妙,有着古朴的文化色调,笼罩着亲情、友好、神秘的气氛,承载着几千年的历史。

现虽然日子比开放前好一些了,吃饭的问题解决了,但要普通人想过得很丰盛不可能。大多数人家过年也一样舍不得花钱,因为年以后的日子还得过。个体私企的年也不太好过,外欠账收不上来 ,越是过年越加紧追着要。有些流氓、混混儿在过年时都往个体私企"送财神",每次少说也要二、三百元。工商、税务、各管理机构也在这时追着要钱,还有各文化团体要捐助……毛泽东时期有一句话:"年好过,春难搪。"过了年,到青黄不接时就家家没有粮食吃了。现在也有一句话:"过年难,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过年事多,各种麻烦都会在这时找到你,让你头疼。

今年过年,面临物价上涨,普通百姓的日子苦于往年。中国又有大面积雪灾,许多人被困在外面不能回家过年,其难其苦真是一言难以说尽。

只有当官的盼过年,他们可以在这个日子里发财。现在过年放烟花的多了,比49年前多上百倍,漫天礼花,鞭炮声整夜不断。但普通民众不觉得喜,只感到愁。百姓过年同苦,贪官过年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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