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歌声——以色列监狱中的中国劳工“临刑”前最后的呼喊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起初只有一名中国人唱，随着牢房的铁门一个个打开，几十名中国人都跟唱起来，音量之大几乎要把牢房的房顶掀开。这不是在中国拍摄“渣子洞”电影，这是在以色列纳塔亚监狱，时间是2005年6月的一天。在被押送回国前的最后一刻，他们本能地用国际歌发泄满腔的愤懑。他们委屈、窝火、愤怒，但又求助无门。他们在以色列的经历简直就是一场恶梦，由希望变成彻底的绝望，很多人痛不欲生。他们每人的经历几乎都相同，来前听信了来后每月可挣1500美元的欺骗，每人都砸锅卖铁般地筹集了5－7万元交给中介公司，在江苏的海安县竟然要交14万元。可到这儿以后才知上当了，在这里干最苦、最累和最危险的活儿，但每月只挣100－200美元。工头们怕他们逃跑，扣他们的护照。结果使他们成了没法证明自己身份的“黑人”。当地的阿拉伯人竞敢肆无忌惮地洗劫他们。起初中国人还去报案，但由于没法证明自己的身份，警方不予受理。2000年以后甚至连案都不敢报，因自2000年以后以色列开始大规模搜捕外籍劳工，报案等于自投罗网。实际上这些劳工自入境后一个月就已变成非法滞留，因他们只持一个月的旅游签证，可工头们却欺谝说给了他们一年的劳动签证。其实来以色列后能有苦活儿干还算是幸运的。很多劳工一下飞机，带队的中方负责人便不知去向，劳工们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据以色列官方公布的数字，2005年全年共抓捕了8700名非法外籍劳工，除了其中的320人以外，其余全部被押送回国，这其中多数是中国人。我不明白，年年有大批中国劳工被押送回国，可年年仍有大批中国劳工涌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更不能明白，明明是以色列和中国的一些公司在联手搞欺诈，可是在世界各国廉洁度的排序中，以色列总是名列前茅。

　　更令人气愤的是有些人趁人之危，再捞一把，好象不把中国劳工身上的最后一滴血榨干不算完。由于这些劳工大多在街上或劳动场所被抓捕，来不及与同伴联系，没法带走住处的私人物品，于是一批打着“帮助”招牌的公司应运而生。这些公司帮劳工打个电话或取件东西收100多谢克尔。如果这8000多名被驱赶的劳工每人只托这些公司办一件事，那么这些公司的年收入就有100多万谢克尔，合300多万人民币。中国劳工就这麽可怜，任人吸食。

　　随着国际歌声，中国劳工踏着沉重的步伐离开牢房。虽不是奔赴刑场，但比奔赴刑场更难受、更恐惧。许多人来以色列没多久就被抓了，根本就没挣到钱。在中国他们是贫苦农民，回国后全年全家的收入只有千把块钱。也就是说全家不吃不喝，几十年后才能还上出国前借下的亏空。他们当中很多人恨不得一死了之，对他们来说回国比死更可怕。

　　面对中国劳工的状况，中国大使馆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帮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帮他们补办护照（旅行证），甚至帮他们讨回公道。但是大使馆毕竟只是个外交机构，不是仲裁机构、不是慈善机构、更不是难民收容所。民工在这里没有签证、非法滞留，触犯了人家的法律，只能听从人家的处置。

　　今天我一大早就来到纳塔亚监狱，为的是看一位连姓名都没来得及问的中国劳工。几天前，我在耶路撒冷中心汽车站看到一名挑小扁担的东方人在人群中蹿来蹿去，不用问他肯定是中国南方人。他专往人多的地方挤。起初我以为他有不良企图，在一旁静观了很久未见异常。我上前与他搭话，他的回答令我震惊。他说他已走头无路。前些日子曾有中国劳工遭自杀炸弹袭击身亡，他听说以色列政府赔偿每位死伤中国劳工家属20万美元。所以他专找人多的地方挤，为的是赶上恐怖袭击，炸死自己。他说“人人都怕碰上人肉炸弹，可我却想碰碰不上。老天爷呀，叫我死吧！…”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泪水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看不清他的脸，也渐渐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忽听有人喊“台乌达－哉胡特！”（希语，身份证）。坏了，肯定是警察来了。我用力挤干眼泪，才看清两名警察正向那中国劳工追去，没几步就把他抓到了。他期待地看着我，我无助地看着他，什么也没来得及说。

　　从被押送的人群中终于找到了那位民工。我问他有什么事要办。他直愣楞地看着我，突然说“冲我开一枪吧，打死我！”然后头也不回地踏步向前迈去。随着众人的节拍，他迈着沉重的步伐，唱起了悲壮的国际歌。虽然他们不是去刑场，但胜似去刑场，甚至比去刑场更悲壮。

　　列宁曾说“无论在异国他乡感到多么孤独寂寞、举目无亲，但只要听到国际歌声就能找到自己的朋友和同志。”虽然中国劳工在异国他乡没能找到列宁定义的朋友和同志，但他们的歌声感动了女狱警，她们含泪、咬着嘴唇，目送中国劳工走出牢房。

　　在中国的影视中，经常看到革命者唱着国际歌走出牢房。在临刑前他们高呼口号，随后是“砰，砰！”两枪，革命者英勇就义了。如今远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劳工们渴望“砰，砰！”两枪，可是找不到放枪人。

　　摘自《生活在约旦河西岸》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