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过来人都知道，1967年是“文革”中最乱的年份。在这一年里，全国大部份省市自治区都出现了无政府状况，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商店停业，交通停运。尤为严重的是，许多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斗，先是棍棒，后是枪炮，最后连坦克车也开了出来，一时间几乎无处不开枪，无处不杀人。广西南宁附近，死亡枕籍，尸塞邕江。
过来人也都记得，老人家对这种形势有他自己的说法(1)：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侯都好。”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这显然是“指鹿为马”之辞，却被各种传媒当作“最高指示”广告全国。一时间，“形势大好”论甚嚣尘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曲唱破了天。结果使深受“文革”祸害的老百姓反而不敢怀疑“文革”的正确性，即使怀疑也是敢怒不敢言。
1992年夏，笔者一位老同学由外省来京旅游，借宿我处。一次聊天他突然问道，北京“六、四”是不是真的打死了许多老百姓？
此话问得我莫名其妙，反而问出我的问题：你难道不知道政府自己都承认打死了三百多人？你没有看电视？没有听别人讲？
他说，当时自己也觉着政府打死了许多老百姓，社会上有这类传闻，《美国之音》也是这么报道的。后来单位里的书记和那些搞宣传的人三天两头把大家集中到一块，先读文件，后做报告，讲中央决策如何如何英明，讲社会传闻如何如何不实，讲这个是谣言、那个是谣言，把不合中央精神、不合他们口味的一切说法都说成是假的。
他提到这样一件事：政府原先说要宣布“六、四”死难者名单，但后来没有宣布。他说，大家都觉着有点不对劲，好像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东西；可那些耍嘴皮子的人倒把事情说得很轻巧：你们瞧瞧，要是真的打死许多老百姓，政府还能不说？不说，就是没有什么大事。人民政府是不会欺骗人民的。同学感慨道：你不得不佩服他们的那些张嘴，你有什么问题，他们就有什么说法，横竖难不倒。
他接着说，讲老实话，我们也不大相信他们。这些年来，我们听够了他们那套东西，一会儿翻过来说，一会儿倒过去说，没个准头。可话又说回来，真要是讲多了，还真能起些作用，不能把问题讲清，却能把事情搅浑，不能说服你的心，却能搞昏你的头。要说没打死许多老百姓，我们不会轻易相信；可要说打死了许多老百姓，我们也有些将信将疑，这不就来问你了吗？
从同学一席话中不难看出，这种宣传体制在粉饰太平方面有什么样的功用，这帮耍嘴皮者在向老百姓说假话方面有什么样的才干，而这些都属“伟大领袖”留给“总设计师”的政治遗产。
当然，对於上述耍嘴皮者不能一概而论。在这所由毛泽东当校长的假话学校（其校训词为“实事求是”）中，有学业成绩佼佼者，即那些在做假上能够主动发挥、积极创新的官吏们；也有学业成绩平平者，即那些只是跟着说、照着做的官吏们；还有学业成绩不合格而被淘汰者，即前面谈到的那些敢说真话的官吏们。
一般学校里的学生成绩都按“钟形曲线”分布，两头低矮，中间高大。毛的假话学校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前面一类与后面一类都是少数，中间一类则为多数。因此，本文在谈官吏欺骗时，无意将前面那类人与中间这类人混为一谈，无意将这千百万人也都说成是极为可恶的骗子。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个国度里搞愚昧主义也是如此，也是一件很有自我杀伤力的事。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经历过各种政治场面的民族，或说是一个富有政治智慧的民族。无论其官吏阶层还是其民众阶层，无论其雅文化阶层还是其俗文化阶层，对於政治世道上的事情都有着较高的领悟力。他们对於执政者精心炮制的任何东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体会之后，不仅有了识别的能力，而且有了应付的能力，甚至有了模仿的能力，即一种取之於你又还之於你的能力，一种对於执政者来说十分可怕的能力。
老是向人民讲假话，人民也学会了向你讲假话；老是要官吏向人民讲假话，官吏也学会了在向人民讲假话同时也向你讲假话。
例如，刮“浮夸风”时，你今天暗示我要报好成绩，我明天就给你放个大“卫星”。我放一个，他放一个，大家都来放，放到最后就搞不清楚究竟谁骗谁了。老百姓被骗，毛主席也被骗。前者愚，后者蠢，大家都在冒傻气。不同的是，前者先愚后智，后者先智后愚，前者之愚不及后者之愚。
又如，搞“个人迷信运动”时，毛泽东默许林彪不实事求是地抬高他，林也要求毛不实事求是地拔高他。毛默许林行骗他人，林在行骗他人之后又回过头来行骗毛本人，并差一点将毛骗得回不了家。
因此，在我们这个颇有阅历且老於世故的民族里搞愚昧主义是一件很难玩得开玩得久的事。执政者可以在民众中造成一时的愚昧，但无法在民众中维持长久的愚昧。讲假话者到头来要被假话所害，骗人者终究要被人所骗。
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若再搞愚昧主义，就更是自取其害了。前些年中国民间社会广为流传着两句顺口溜：
“村哄乡来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
在这个“哄”与被“哄”的链条上，一端是村民、村长，另一端则是总理、部长。你“哄”我来我“哄”你，“哄”到最后就搞不清楚究竟谁哄谁了，搞不清楚究竟我比你蠢还是你比我蠢。
过来人也都记得，老人家对这种形势有他自己的说法(1)：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侯都好。”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这显然是“指鹿为马”之辞，却被各种传媒当作“最高指示”广告全国。一时间，“形势大好”论甚嚣尘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曲唱破了天。结果使深受“文革”祸害的老百姓反而不敢怀疑“文革”的正确性，即使怀疑也是敢怒不敢言。
1992年夏，笔者一位老同学由外省来京旅游，借宿我处。一次聊天他突然问道，北京“六、四”是不是真的打死了许多老百姓？
此话问得我莫名其妙，反而问出我的问题：你难道不知道政府自己都承认打死了三百多人？你没有看电视？没有听别人讲？
他说，当时自己也觉着政府打死了许多老百姓，社会上有这类传闻，《美国之音》也是这么报道的。后来单位里的书记和那些搞宣传的人三天两头把大家集中到一块，先读文件，后做报告，讲中央决策如何如何英明，讲社会传闻如何如何不实，讲这个是谣言、那个是谣言，把不合中央精神、不合他们口味的一切说法都说成是假的。
他提到这样一件事：政府原先说要宣布“六、四”死难者名单，但后来没有宣布。他说，大家都觉着有点不对劲，好像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东西；可那些耍嘴皮子的人倒把事情说得很轻巧：你们瞧瞧，要是真的打死许多老百姓，政府还能不说？不说，就是没有什么大事。人民政府是不会欺骗人民的。同学感慨道：你不得不佩服他们的那些张嘴，你有什么问题，他们就有什么说法，横竖难不倒。
他接着说，讲老实话，我们也不大相信他们。这些年来，我们听够了他们那套东西，一会儿翻过来说，一会儿倒过去说，没个准头。可话又说回来，真要是讲多了，还真能起些作用，不能把问题讲清，却能把事情搅浑，不能说服你的心，却能搞昏你的头。要说没打死许多老百姓，我们不会轻易相信；可要说打死了许多老百姓，我们也有些将信将疑，这不就来问你了吗？
从同学一席话中不难看出，这种宣传体制在粉饰太平方面有什么样的功用，这帮耍嘴皮者在向老百姓说假话方面有什么样的才干，而这些都属“伟大领袖”留给“总设计师”的政治遗产。
当然，对於上述耍嘴皮者不能一概而论。在这所由毛泽东当校长的假话学校（其校训词为“实事求是”）中，有学业成绩佼佼者，即那些在做假上能够主动发挥、积极创新的官吏们；也有学业成绩平平者，即那些只是跟着说、照着做的官吏们；还有学业成绩不合格而被淘汰者，即前面谈到的那些敢说真话的官吏们。
一般学校里的学生成绩都按“钟形曲线”分布，两头低矮，中间高大。毛的假话学校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前面一类与后面一类都是少数，中间一类则为多数。因此，本文在谈官吏欺骗时，无意将前面那类人与中间这类人混为一谈，无意将这千百万人也都说成是极为可恶的骗子。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个国度里搞愚昧主义也是如此，也是一件很有自我杀伤力的事。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经历过各种政治场面的民族，或说是一个富有政治智慧的民族。无论其官吏阶层还是其民众阶层，无论其雅文化阶层还是其俗文化阶层，对於政治世道上的事情都有着较高的领悟力。他们对於执政者精心炮制的任何东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体会之后，不仅有了识别的能力，而且有了应付的能力，甚至有了模仿的能力，即一种取之於你又还之於你的能力，一种对於执政者来说十分可怕的能力。
老是向人民讲假话，人民也学会了向你讲假话；老是要官吏向人民讲假话，官吏也学会了在向人民讲假话同时也向你讲假话。
例如，刮“浮夸风”时，你今天暗示我要报好成绩，我明天就给你放个大“卫星”。我放一个，他放一个，大家都来放，放到最后就搞不清楚究竟谁骗谁了。老百姓被骗，毛主席也被骗。前者愚，后者蠢，大家都在冒傻气。不同的是，前者先愚后智，后者先智后愚，前者之愚不及后者之愚。
又如，搞“个人迷信运动”时，毛泽东默许林彪不实事求是地抬高他，林也要求毛不实事求是地拔高他。毛默许林行骗他人，林在行骗他人之后又回过头来行骗毛本人，并差一点将毛骗得回不了家。
因此，在我们这个颇有阅历且老於世故的民族里搞愚昧主义是一件很难玩得开玩得久的事。执政者可以在民众中造成一时的愚昧，但无法在民众中维持长久的愚昧。讲假话者到头来要被假话所害，骗人者终究要被人所骗。
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若再搞愚昧主义，就更是自取其害了。前些年中国民间社会广为流传着两句顺口溜：
“村哄乡来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
在这个“哄”与被“哄”的链条上，一端是村民、村长，另一端则是总理、部长。你“哄”我来我“哄”你，“哄”到最后就搞不清楚究竟谁哄谁了，搞不清楚究竟我比你蠢还是你比我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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