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几乎在西方媒体上销声匿迹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突然在中国变得炙手可热。据报道，“11月6日，布莱尔对广东东莞一个豪华别墅开发区进行三个小时的访问，期间发表了20分钟的演讲，获得50万美元报酬。”
此次布莱尔的东莞之行，与2002年克林顿深圳之行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是受中国知名房地产商邀约，同是轻松的“掘金”之旅，不同的是，布莱尔50万美元的巨额酬金，是克林顿五年前深圳之行的两倍。
近年来，西方政客来华掘金似乎成为一种流行，中国逐渐成为外国过气政要商业开发的一片热土。除了克林顿、布莱尔，还有英国前首相梅杰，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都凭其曾有的名声在中国轻松赚钱。
为什么这些卸任的政客喜欢来中国呢？为什么给出最高演说费的国家居然是人均收入远远低于欧美的中国？为什么这些在西方已经褪去政治光环的政客，在中国却受到如此的追捧？
来华“抢钱”大比拼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离开白宫已6年多。这6年里，他一直退而不休，除了建立各种基金会、筹建总统图书馆，他还四处演讲，多方圈钱，而中国是他最热衷的淘金市场。
2002年5月，受深圳京基房地产公司及《商业周刊》之邀，他前往中国深圳演讲，这是他卸任总统后的第一次中国内地之行。在这次商业活动中，克林顿的收入高达25万美元。2003年11月，四川剑南春集团邀请克林顿入川作秀，150分钟的旋风旅程让克林顿轻松赚取40万美元。2005年9月，克林顿再次来华访问郑州、昆明、杭州、北京等地。其中在郑州“吸金”26万美元，比他当总统辛苦一年挣得的薪水还多。
这位填满荷包的美国前总统刚走，又来了前来淘金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据悉，2007年11月6日下午，布莱尔在广东东莞市松山湖进行一场题为《从伟大到卓越》的主题演讲。从当天下午4时30分抵达东莞，6时32分登场演讲，到7时30分便离开赴机场，在东莞只逗留3小时。除受到英国总领馆、主办方企业以及当地党政高官的热情接待外，他还得到50万美元的酬劳(税前)，价码为在北美演讲的两倍以上。
据透露，布莱尔此行包括出场费、付给中介公司的费用以及请嘉宾、订做高规格酒宴等花费，总共超过1000万元，光是9瓶红酒就花了7.6万元。传闻更有开发商要将一栋价值3840万元的豪华别墅赠送给布莱尔。
而据英国《每日邮报》11月10日报道，在旋风般的东莞演讲之行中，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大赚了一把，他还在香港抽出时间，购买“折扣服装”，充实自己的衣橱。这名英国前首相利用在香港逗留的24小时，购买了两套西装，4件夹克和一打衬衫。连衣服都要买打折的，可见穷惯了的布莱尔还不太习惯赚大钱的日子，他在英国首相任上的年收入只有18.4万英镑(36.8万美元)，但由于经营房地产不善，至卸任时布莱尔成了个每月都要缴纳按揭款的“房奴”。
难怪近日媒体上刊登了一幅漫画，漫画上布莱尔踩在一堆钞票上，得意地对身旁踩着一堆显然薄很多的钞票的克林顿说：“老兄，中国的钱真好赚啊！”
中国的钱为什么这么好赚？
其实，卸任政客靠嘴赚钱(演说)，或靠笔捞钱(写回忆录)，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之处，他们只要依法纳税，总比现任政客以权谋私要光明正大。毕竟，这些前首相或前总统是凭着自己的名气(尽管是“过气”的名气)，靠着自己的劳动(不管是靠嘴皮还是靠笔头)，通过市场来获取报酬(不管这种报酬高得多么离谱)。
但为什么卸任的西方政客特别爱去中国？为什么人均收入远远低于西方富国的中国却成了布莱尔、克林顿等人淘金的金矿？为什么给出最高演说费的国家居然是远非全球首富的中国？
其实，如果查看一下西方媒体，现在几乎看不到布莱尔相关报道。显然，他在西方媒体上已不算聚焦对象，换句话说就是“过期人物”了。在西方社会，政要卸任后便是普通公民，他的政策随即被后来者改写、翻新，媒体因他们不再掌握公共权力而缺乏报道热情，即便这些政要不甘寂寞露脸，媒体也无多少兴趣。
然而，中国人对“名”的崇拜程度比西方人要强，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名声是不朽的、值钱的，洋人是更先进，更文明的，所以在这种浮华和崇洋的心理之下，即使在西方的“过期人物”，在中国却被认为是“长期人物”。更为关键的是，这与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密切相关。如今，无论什么事情，都以邀请到领导为荣，国内退休的最高领导人请不到，英美的前总统前首相也还凑合。把他们请来，零距离接触一下，握个手、合个影，把照片往办公室里一挂，多有派头！
其实“重洋”、“崇名”这些倾向，并非中国人独有，西方人也对外国人好奇，也会款待客人，也会晕眩于名人光环之下，但这些倾向在中国人身上的体现，往往过分突出。
近年来，经济改革固然使中国的实力强大了许多，这原本是一件好事。可有些人却不用改革的成果为国人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成就更大的事业，而是大肆挥霍、大讲排堂和派头，大有不唯此不能显出自己的面子之势。一个海外华人这样描述他在拉斯维加斯的所见所闻：“到了新年，一大队包机就把中国大陆的赌徒们从亚洲运到拉斯维加斯。这时你会觉得中国大陆人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一家餐馆的经理说，2万美元一顿的年夜饭，在这里司空见惯。2000多美元一磅的鲍鱼，1000多美元一磅的燕窝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进口。再豪华的宾馆饭店，也都围着中国大陆人转。”
而挟洋自重，是很多中国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意识。无论好事坏事，一旦和外国人扯上关系，立刻受到重视。生产服装要贴外国牌子，开个公司要编外国背景，拍个电影要拿国际奖项，建筑设计要采用西方理念……方方面面，都在潜意识当中向外国看齐，就是不拿本国当回事。有了成绩，要外国认可才觉得理直气壮；有了问题，要捅到洋大人那里去丢本国的人。
而那些退休的西方政客，又往往知道中国的国情，知道中国人的喜好，知道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把自己抬高那么多，所以他们离任后，把在任时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官瘾，通通在中国实现一遍，前拥后戴，又可以捞一笔数量可观的“劳务费”，这种美差，何乐而不为？
建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现代人格
实际上，中国人的崇洋心理，是国人文化自卑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崇洋？因为人家是名人，所以能提高自己的品位，这里不是在学习，而是在借助人家的名气，抬高自己，实际上也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为什么重视洋人？因为洋人比我们发达，好像有了洋人的味道，我们自己也能发达起来一样，就是感受不到自己文化的力量。为什么敢于大把花钱？因为这些年有钱了，想用大方弥补自己精神的没发展。
当然，商人不是傻瓜，他们之所以花大价钱，正是看中了布莱尔们的号召力，它比通过同样费用的广告达到的传播效果要好得多。但是如果你相信这些所谓的达官贵人，可以让他们来过的楼盘“高尚”起来，从而听信房地产商的忽悠付出更多的价钱，那就真的是傻瓜了。可惜，在中国，这样的傻瓜还真不少，这也是商人愿意请布莱尔们的原因。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写道：“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国家。否则，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
物质现代化容易实现，有钱就可以了，但人的现代化却很难实现。用钱是买不来现代人格的。
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渐渐摆脱了弱者和受害者的形象，开始有机会成为影响深远的参与者和构建者。我们应该将精力和金钱用在发展自己上，学习要放在努力提高自己上。一切还必须建立在自己的文化自信上。通过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建立一个自信、开放、宽容和朝气蓬勃的中国形象。
只有建立了文化自信与平和稳定的大国心态，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不因对方是外来的和尚就给予“国际专家”的超规格接待；数倍的高价是给质量而不是给原装进口的标签；真正的国际交往不需要超乎寻常的迁就与热情，不需要进行无谓的烧钱。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有数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中国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如果一些地方和公司手头很宽裕，或者想做点宣传，不妨把这些钱拿出来，捐给“希望工程”、贫困家庭或下岗职工，公众和媒体会为它们喝彩，同样可以达到提高知名度的目的，效果甚至可能会更好。
□ 观察与思考
此次布莱尔的东莞之行，与2002年克林顿深圳之行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是受中国知名房地产商邀约，同是轻松的“掘金”之旅，不同的是，布莱尔50万美元的巨额酬金，是克林顿五年前深圳之行的两倍。
近年来，西方政客来华掘金似乎成为一种流行，中国逐渐成为外国过气政要商业开发的一片热土。除了克林顿、布莱尔，还有英国前首相梅杰，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都凭其曾有的名声在中国轻松赚钱。
为什么这些卸任的政客喜欢来中国呢？为什么给出最高演说费的国家居然是人均收入远远低于欧美的中国？为什么这些在西方已经褪去政治光环的政客，在中国却受到如此的追捧？
来华“抢钱”大比拼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离开白宫已6年多。这6年里，他一直退而不休，除了建立各种基金会、筹建总统图书馆，他还四处演讲，多方圈钱，而中国是他最热衷的淘金市场。
2002年5月，受深圳京基房地产公司及《商业周刊》之邀，他前往中国深圳演讲，这是他卸任总统后的第一次中国内地之行。在这次商业活动中，克林顿的收入高达25万美元。2003年11月，四川剑南春集团邀请克林顿入川作秀，150分钟的旋风旅程让克林顿轻松赚取40万美元。2005年9月，克林顿再次来华访问郑州、昆明、杭州、北京等地。其中在郑州“吸金”26万美元，比他当总统辛苦一年挣得的薪水还多。
这位填满荷包的美国前总统刚走，又来了前来淘金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据悉，2007年11月6日下午，布莱尔在广东东莞市松山湖进行一场题为《从伟大到卓越》的主题演讲。从当天下午4时30分抵达东莞，6时32分登场演讲，到7时30分便离开赴机场，在东莞只逗留3小时。除受到英国总领馆、主办方企业以及当地党政高官的热情接待外，他还得到50万美元的酬劳(税前)，价码为在北美演讲的两倍以上。
据透露，布莱尔此行包括出场费、付给中介公司的费用以及请嘉宾、订做高规格酒宴等花费，总共超过1000万元，光是9瓶红酒就花了7.6万元。传闻更有开发商要将一栋价值3840万元的豪华别墅赠送给布莱尔。
而据英国《每日邮报》11月10日报道，在旋风般的东莞演讲之行中，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大赚了一把，他还在香港抽出时间，购买“折扣服装”，充实自己的衣橱。这名英国前首相利用在香港逗留的24小时，购买了两套西装，4件夹克和一打衬衫。连衣服都要买打折的，可见穷惯了的布莱尔还不太习惯赚大钱的日子，他在英国首相任上的年收入只有18.4万英镑(36.8万美元)，但由于经营房地产不善，至卸任时布莱尔成了个每月都要缴纳按揭款的“房奴”。
难怪近日媒体上刊登了一幅漫画，漫画上布莱尔踩在一堆钞票上，得意地对身旁踩着一堆显然薄很多的钞票的克林顿说：“老兄，中国的钱真好赚啊！”
中国的钱为什么这么好赚？
其实，卸任政客靠嘴赚钱(演说)，或靠笔捞钱(写回忆录)，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之处，他们只要依法纳税，总比现任政客以权谋私要光明正大。毕竟，这些前首相或前总统是凭着自己的名气(尽管是“过气”的名气)，靠着自己的劳动(不管是靠嘴皮还是靠笔头)，通过市场来获取报酬(不管这种报酬高得多么离谱)。
但为什么卸任的西方政客特别爱去中国？为什么人均收入远远低于西方富国的中国却成了布莱尔、克林顿等人淘金的金矿？为什么给出最高演说费的国家居然是远非全球首富的中国？
其实，如果查看一下西方媒体，现在几乎看不到布莱尔相关报道。显然，他在西方媒体上已不算聚焦对象，换句话说就是“过期人物”了。在西方社会，政要卸任后便是普通公民，他的政策随即被后来者改写、翻新，媒体因他们不再掌握公共权力而缺乏报道热情，即便这些政要不甘寂寞露脸，媒体也无多少兴趣。
然而，中国人对“名”的崇拜程度比西方人要强，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名声是不朽的、值钱的，洋人是更先进，更文明的，所以在这种浮华和崇洋的心理之下，即使在西方的“过期人物”，在中国却被认为是“长期人物”。更为关键的是，这与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密切相关。如今，无论什么事情，都以邀请到领导为荣，国内退休的最高领导人请不到，英美的前总统前首相也还凑合。把他们请来，零距离接触一下，握个手、合个影，把照片往办公室里一挂，多有派头！
其实“重洋”、“崇名”这些倾向，并非中国人独有，西方人也对外国人好奇，也会款待客人，也会晕眩于名人光环之下，但这些倾向在中国人身上的体现，往往过分突出。
近年来，经济改革固然使中国的实力强大了许多，这原本是一件好事。可有些人却不用改革的成果为国人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成就更大的事业，而是大肆挥霍、大讲排堂和派头，大有不唯此不能显出自己的面子之势。一个海外华人这样描述他在拉斯维加斯的所见所闻：“到了新年，一大队包机就把中国大陆的赌徒们从亚洲运到拉斯维加斯。这时你会觉得中国大陆人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一家餐馆的经理说，2万美元一顿的年夜饭，在这里司空见惯。2000多美元一磅的鲍鱼，1000多美元一磅的燕窝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进口。再豪华的宾馆饭店，也都围着中国大陆人转。”
而挟洋自重，是很多中国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意识。无论好事坏事，一旦和外国人扯上关系，立刻受到重视。生产服装要贴外国牌子，开个公司要编外国背景，拍个电影要拿国际奖项，建筑设计要采用西方理念……方方面面，都在潜意识当中向外国看齐，就是不拿本国当回事。有了成绩，要外国认可才觉得理直气壮；有了问题，要捅到洋大人那里去丢本国的人。
而那些退休的西方政客，又往往知道中国的国情，知道中国人的喜好，知道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把自己抬高那么多，所以他们离任后，把在任时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官瘾，通通在中国实现一遍，前拥后戴，又可以捞一笔数量可观的“劳务费”，这种美差，何乐而不为？
建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现代人格
实际上，中国人的崇洋心理，是国人文化自卑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崇洋？因为人家是名人，所以能提高自己的品位，这里不是在学习，而是在借助人家的名气，抬高自己，实际上也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为什么重视洋人？因为洋人比我们发达，好像有了洋人的味道，我们自己也能发达起来一样，就是感受不到自己文化的力量。为什么敢于大把花钱？因为这些年有钱了，想用大方弥补自己精神的没发展。
当然，商人不是傻瓜，他们之所以花大价钱，正是看中了布莱尔们的号召力，它比通过同样费用的广告达到的传播效果要好得多。但是如果你相信这些所谓的达官贵人，可以让他们来过的楼盘“高尚”起来，从而听信房地产商的忽悠付出更多的价钱，那就真的是傻瓜了。可惜，在中国，这样的傻瓜还真不少，这也是商人愿意请布莱尔们的原因。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写道：“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国家。否则，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
物质现代化容易实现，有钱就可以了，但人的现代化却很难实现。用钱是买不来现代人格的。
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渐渐摆脱了弱者和受害者的形象，开始有机会成为影响深远的参与者和构建者。我们应该将精力和金钱用在发展自己上，学习要放在努力提高自己上。一切还必须建立在自己的文化自信上。通过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建立一个自信、开放、宽容和朝气蓬勃的中国形象。
只有建立了文化自信与平和稳定的大国心态，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不因对方是外来的和尚就给予“国际专家”的超规格接待；数倍的高价是给质量而不是给原装进口的标签；真正的国际交往不需要超乎寻常的迁就与热情，不需要进行无谓的烧钱。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有数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中国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如果一些地方和公司手头很宽裕，或者想做点宣传，不妨把这些钱拿出来，捐给“希望工程”、贫困家庭或下岗职工，公众和媒体会为它们喝彩，同样可以达到提高知名度的目的，效果甚至可能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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