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勇气并不必然代表良知—获奖感言

尊敬的亚太人权基金会：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感谢“亚太人权基金会”授予我“良知勇气奖”。

在我理解，良知包含着勇气和责任。作为反抗独裁行列中的一员，个人责任没有替代品。六四十八年来，我一直在反抗中共独裁。作为屠刀下的幸存者之一，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黎明，既让我体验到面临大恐怖时生命的脆弱和光辉，也让我懂得了反抗独裁的责任伦理。只有以谦卑之心仰望在天之灵，我才知道活下来的责任之厚重；只有坚韧地抗拒恐怖、谎言和收买，才能多少承担起幸存者的责任。

今天，当我接受这个以“良知勇气”命名的奖项，与其说倍感荣耀，不如说深感内疚。愧对那些至今仍然无法瞑目的六四亡灵，特别愧对那些因舍己救人而献身的亡灵。所以，如果这个奖代表着一种荣誉，那么这个荣誉也仅仅是通过我而敬献给亡灵的祭奠。

五十多年来，中共独裁政权犯下过太多的罪恶，最大的罪恶就是不把人当人，有太多的无辜亡灵至今仍未瞑目，也有太多的良心犯至今仍然身陷囹圄，国人的基本人权受到野蛮践踏，中国变成人性的废墟。消除这罪恶的有效方法，必须通过良知的践行来恢复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由和尊严。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要想确立做人的尊严和找回失去的良知，只有反抗邪恶的独裁，但在这种“只有”中，很可能潜藏着反抗者的自我神化。因为，我们反抗的起点是在共产极权造成的人性废墟上，反抗者们也都是“喝着狼奶长大”的，时而自我犬儒，时而自我神化。而反抗独裁并不意味着反抗者就自动变成圣人，抵制邪恶也并不总是正义对抗邪恶，有时很可能就是以恶抗恶。

独裁政权的反抗者都不缺少勇气，但勇气并不能等同责任，正如道义伦理并不能代替责任伦理一样。换言之，良知的践行，不仅需要敢于反抗的勇气，更需要公共参与的理性和责任。回顾六四悲剧和六四后民间反抗的每一次重大挫折，统治者的野蛮和残酷固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民间反对运动的不成熟，特别是那种反抗者必定真理在握和绝对正义的自傲，实质上是一种病态的自我神圣。反抗者的“天然正义”和毛时代遗传的烈士情结，很容易把反抗者恶捧到不胜寒的高处，既高估自身，也低估对手，以至于陷入这样的误区：只要是反独裁，就可以不择手段；无论怎么反，都是英雄好汉；屡犯“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的错误。

面对以经济发展为政绩合法性、以利益收买为主要统治手段的新型独裁政权，一方面，不能低估民间力量的分散、薄弱和不成熟，不能低估民间的急功近利倾向，不能仅仅局限于反抗者的角度看待现政权的统治方式，不能陷入自我虚构——虚幻的英雄主义骄狂和一夜变天的幻想；另一方面，不能低估民间反对派的对手，即不能低估中共政权的自我调整、控制局面和收买人心的能力。

必须承认，今日中国的民间反对力量，还远远不足以改变独裁体制，也无力阻止中共的野蛮镇压。与此同时，今日的寡头独裁的残暴性和统治效力也在下降，统治者越来越精于计算统治成本，所以，民间反抗不追求夺取政权或社会整体改造的目标，而是要具有足够的坚韧性、持续性、灵活性和有效性，致力于公民权利的争取、民间力量的点滴积累和独立民间社会的建设，即通过改变民间的臣民生态来推动制度转型,用不间断的非暴力反抗来压缩官权的空间。也就是说，通过点滴成果的累计来扩张民间资源和加大官权统治的成本，将统治者逼入穷于应对、越来越力不从心的窘境。

作为独裁末世大屠杀的幸存者，我深知，中国迈向自由国家的进程，将是一个极为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坚韧和清醒，理性和责任，信心和乐观，远比一时的热血沸腾更加珍贵。更重要的是，当民间反对运动遭遇挫折和失败之时，有一种卸责方式在民间反对派中已经成为惯例，即把民间反对运动失败的全部责任仅仅归罪于独裁者。而用独裁者的罪责来代替民间自身失误的责任，是一种最为轻佻的卸责行为，其根深蒂固的潜台词是：反抗行动本身就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反抗者也永远不会犯错。

民间反对派，不仅需要直面强权的勇气，也应该具有面对民间反对派内部的种种缺陷的勇气，不能让反抗官权的道义正确遮盖了民间自省的视野，使我们失去了对民间生态的种种弱点的警惕；特别是要警惕反抗者“天然正义”的错觉。如果民间反对派缺少足够的自省意识，不愿意进行自我反思和不断改善，就很容易自我膨胀为“一览众山小”的道德傲慢，中国政治转型的希望就将更为渺茫。

在此意义上，民间反对运动的建设性良知，在致力于提升反抗勇气的同时，更要培育出健康的责任伦理。

最后，请“亚太人权基金会”接受我的致敬。

2007年9月 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