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明目张胆抢劫愈演愈烈

崇文门外的锦芳小吃20日中午关张，打算下个月搬到新地，这已经是锦芳小吃11年内第三次搬家了，不过，每搬一次，营业面积都得减点儿。和平常一样，一碗面茶，一个炸糕，不够再加个芝麻火烧，或是一碗羊杂碎，两三块钱，吃的就是这口。但20日对于很多锦芳的老顾客来说，却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因为市政改造，锦芳小吃当天中午就要关张了。（记者：愿意或者搬走吗？）消费者：“不愿意，因为这特别近，也方便，搬走后，再找这样的地就麻烦了。”“父一辈，子一辈，吃了好多年，这儿的东西是蝎子拉屎毒（独）一份。”新地离老店没多远，就在磁器口大都市的把角，不过地儿却没现在这么大，有点捉襟见肘，摆了餐桌餐椅，后厨就面谈了。这样一来，锦芳小吃前店后厂的老传统也就搬没了。口味会不会变，这让很多老客人有点担心。消费者：“就怕是这个庙，不是那个神了。”北京锦芳小吃经理：“我们要多点销售，集中生产，用的还是那些老师傅。”

据锦芳小吃的上级单位便宜坊介绍，锦芳小吃是1926年创的号，已经有80多个念头了，算上这次，已经是它第三次挪窝了，只不过挪的面积越来越小，最早的面积超过300平米，而下个月才开张的新地只有187平米。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爱华：“新地没以前那么好了，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最担心的就是明年元宵到哪去卖。”便宜坊表示，和很多老字号一样，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原来是自有房，现在得租房经营了，低价那么高，租房不划算，买商铺倒是长久之计，但按现有的市场价格来算的话，每平米至少2.5万元，因此对于卖面茶、卖芝麻火烧的小吃店来说，187平米已经够奢侈的了。王爱华：“政府能不能出台一个老字号拆迁、回迁的政策，对于回迁的费用，应该有一个比较细的政策。”消费者：“都是一碗一碗卖出来的，老字号赚的都是小钱，不是暴利，老百姓又有需求，所以政府应该扶持，要不北京小吃怎么办？”（2007年6月21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

虽然面积小点，但好在锦芳小吃的自豪还是保留住了。因为前门大街改造，他们旗下还有7家老字号面临重新恢复的难题。记者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因为市政改造，北京有20多家老字号不得不淡出公众的视线，像功德林素材，老正兴江苏菜，天兴居炒肝，柳泉居鲁菜等都急着找新家，而天源酱菜、六必居等因为老窝被拆，目前只能在超市里安家。现在想吃点正宗的老北京小吃，对于很多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来说，都不是件容易事。


原本还有个辅助报道：

因拆迁而暂时消失的老字号

天兴居炒肝2005年10月关张至今未重张

功德林佛门净素饭庄2006年关张计划年底异地开张

柳泉居2005年12月26日关张至今未重张

老正兴2006年关张至今未重张

爆肚冯、小肠陈、月盛斋等4家廊坊二条传统小吃 2006年4月关张2006年集体搬到后海九们小吃城

节目后，主持人点评作，北京小吃面临的是市场决定的命运，不可能廉价甚至免费提供店铺场所，因此还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小吃的生死存亡。

对于如此点评，我不屑一顾。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姑且让它这么着吧。

其实，有关老字号，我写过太多的内容了。无论是北京南新仓改造，还是前门大街改造，或者是新街口改造，我都喋喋不休过。去年9月3日，我更是以“谁谋杀了中国的老字号？”为题，对此进行过专门讨论。此文被很多网站转载。

目前，新闻圈儿里动辄就是市场决定论，用这种似是而非的市场拜物教当作说辞的屡见不鲜，透露出新闻人素养的真实状况，以及对有关改革是非讨论的懵然无知。

老字号注定要被谋杀，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论什么地方改造，都会有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谦祥益、瑞蚨祥那样的老字号姑且不论，光说这北京小吃，很多都是百年之久的精品，可就在这短短几年之内，就被本届北京市委府即将斩尽杀绝了。

媒体抱着惺惺相惜的口吻，对北京小吃的消亡痛心疾首。

一去不复返的小吃盛景

北京小吃虽然是京菜里最底层的分支，但由于历史上北京曾为金、元、明、清的都城，故能博采各地小吃之精华，兼收各族小吃之风味。据资料记载，北京小吃品种最多时达到300余种，但如今留下来的还不到100种。今存的清真小吃约占八成，远远高于汉民小吃和宫廷小吃。

在很多老北京人的记忆中，北京小吃总是与胡同结合在一起。上世纪80年代，还能看到挑着担子的汉子走街串巷在卖烫面饺，边走边吆喝。担子的一边是千层箱，装有各种原料和工具，上面是面案子，另一边是炉灶，放有蒸锅和小蒸笼。汉子边包边蒸边卖，速度飞快，擀皮包馅非常利落。擀皮用两条小木棍，包时把皮托在左手虎口上，用一根五寸多长的小竹片，挑点馅子，往皮上一抹，两指一合便成。纯肉馅子，不咸不淡，10个一小蒸笼，不用久等。蒸熟的饺子，个个挺立，皮透明，一咬一嘴油。这种看似简单的制作方法其实包含着很高的技术含量，但是利润低上手难，加上胡同的不断被改造，使得这门手艺渐渐失传了。同样命运的还有甑儿糕、硬面饽饽、酥刀肉、羊霜肠、耷云豆、油酥火烧等许多仍被记得或不再被记得的北京小吃。

过去北京有句老话形容七大商业区：东单西四鼓楼德胜门前门王府井大栅栏，惟有门框胡同是一线天。这指的是它以饮食为主的胡同特色。今天看这条南北向的门框胡同，灰土蒙蒙，空空如也。早已没有昔日的拥挤，那时从南到北却是布满了小吃的摊子，其次序分别是：复顺斋的酱牛肉，年糕王，豌豆黄宛，油酥火烧刘，馅饼陆，爆肚杨，厨子杨(年糕、炒饼、汤圆)，年糕杨，豆腐脑白，爆肚冯，奶酪魏，康家老豆腐，炒火烧(把晾干的火烧横向切成薄片，与羊肉片一起炒)，包子杨，同义馆涮羊肉，瑞宾楼(原名祥瑞)褡裢火烧，德兴斋的烧羊肉及白汤杂碎。这些小吃摊主在时局混乱的旧社会生存得非常艰辛，都通过自己的小买卖来维持生计，这让他们具有竞争意识，不得不把自己的小吃研究得精益求精。

复顺斋酱牛肉手艺之精湛应属门框胡同之首，从清末开始经历了七八代传人，烧牛肉使用十几种药料。每天一开锅，整个门框胡同、廊房头条、二条、三条，都闻着“香得不行”。这也成了门框胡同吸引百姓的原因，真正十里飘香。据传连大太监李莲英都爱买了往宫里带。

据北京民俗专家徐城北回忆，大栅栏有三家戏园子，每天都有日场和夜场，那时京剧兴旺，连带着小吃也兴旺起来。去前门看戏，通常都要花上一天半天的时间。开戏前散戏后，大部分市民都会去吃小吃，大馆子倒是几年也不吃一回，而且小吃也是小百姓的经济状况可以承受的。这与去逛逛铺子、去澡堂洗澡，以及去八大胡同留宿妓院等，都是一种20世纪前半叶许多老北京连带的消费方式。

然而这样的景致随着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的来临而逝去了，十几家老字号纷纷合进国营茶馆和饭馆，从此改变了门框胡同小吃的命运。

更有好事者像做墓志铭一般，给北京小吃树碑立传，让人们好有个地方缅怀。

著名的北京小吃有：

·面食类：

　　艾窝窝、炸酱面、褡裢火烧、驴打滚等

·火锅类：

　　豆汁、炒肝、爆肚、卤煮火烧等

·油煎类：

　　油条、炸糕、灌肠、焦圈等

·饮品类：

　　酸梅汤、莲子粥等

看到开篇顾客最后一次惜别锦芳小吃店，那情形也实在让人心酸吧。

不过对我来说，这并不算什么。想当年，我在央视做经济学家演播室访谈节目之际，时任中国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名城保护研究所所长的赵燕菁在节目中就满怀悲凉地说道，他恐怕是最后一任的所长了，此后历史名城就不复存在了；周围人对他嬉笑怒骂说，还不如像搞三峡告别游那样，在北京搞胡同告别游，子孙后代肯定是看不到北京的胡同了，可以发国难财，反正保是保不住了，不如让人们留下最后的记忆。

如果说这也是市场决定的，那才叫见鬼了呢。具体的理论讨论放在一边，只是看，老北京的消失，将使北京从一个举世闻名的古都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而这，也就彻底摧毁了北京的核心竞争力。

我以前也讨论过，类似锦芳小吃这种平民化大众化的餐饮，原本就是有着广泛的顾客人群，其存在土壤根植于老北京四九城浓郁的胡同氛围当中。如果让其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当中与越来越豪华高档的写字楼毗邻而居，确实难以找到生存空间。而如是，也就失去了其广泛性的民众基础，不得不改变薄利多销的传统经营路线，走上高价暴利的之路，至少要把租房的支出赚取回来，才能确保自身的生存。而这样一来，传统小吃就只能远离普罗大众，走上高档餐饮的道路。于是，北京城里“绝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也因之而被排斥在北京小吃的客户群之外，形成北京小吃贵族化的局面。

前门大街拆迁，那些北京小吃里的老字号被迫转移到后海九门小吃城。而什么叫做老字号呢？北京市委府方面规定，必须要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也就是说，哪怕99年的小吃都不算老字号，都处于斩立决的弹着点射程当中。借此，委府推卸了多少公共服务责任，也就不说了吧。

只是说这老字号，这种从土著原生地向委府组织的小吃聚集地的迁徙，本身就带有行政色彩，更有着小吃城胡乱收费造成小吃摊主们忍无可忍想要逃之夭夭（见上周开篇节目报道）。对于老字号的折磨蹂躏，这不过也就是个开始。

被迁到后海的爆肚冯的掌门人面对媒体采访怎么说？即使能够回迁到前门，房租太高，迫使不得不将爆肚等食品涨价，那就会让很多老客户无法承受。

于是，也才有了赵燕菁式的北京小吃告别游。这让我们见识到，中国的英文念法“拆呢”岂止简单对北京胡同，所有老字号、传统小吃概莫能外，雁过拔毛满门抄斩直至片甲不留。

中国历史上有过如此歹毒的赤裸裸的谋杀么？就像前天晚上穆军和我谈起山西黑窑主拐骗千名儿童采用囚禁方式做现代包身工的行径，古今中外有过吗？即使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也没有如此穷凶极恶惨绝人寰的举措吧。今年五一劳动节我写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思索”，也拿现在的情况与二战前夕的德国进行了比较，触目惊心得让有些博客网站赶紧隐藏起来不予传播了事。

这是市场化过程中的必由之路？这是中华民族理所应当支付的发展代价？这是我们不得不掏腰包的改革成本？

一句市政改造，就把所有的拆迁的合法性都涵盖其中了。其实，现在恐怕连孩子都知道，这不过就是个掩耳盗铃的借口而已。所谓的市政改造，不过就是对市民明火执仗的抢劫。

这个锦芳小吃店，我去年还去过，到那里喝豆汁吃焦圈。那时就感觉在灯红酒绿的周边，这个小吃店形单影只茕茕孑立，注定不会长久。

开篇节目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那就是锦芳小吃店原本是自有房屋，现在却摇身一变不得不租用店铺。这种变化是这么回事儿？

而那周边现在正在干的是什么？著名的新世界房地产开发项目。

这新世界是什么货色？人所共知的是今年初时其促销活动中推出了60个小时不打烊的举措，让我所在节目对于这种惨无人道安全隐患比比皆是的活动危言耸听。

新世界所进行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把锦芳小吃店逼得无路可逃，最终只能接受从房屋拥有者向房屋使用者法律地位的嬗变。

与锦芳小吃店一街之隔，就是我外祖父留下的房产，位于东利市营胡同里的私产。本周一，我接到通知，当天（18日），是拆迁奖励的最后截止日期。我早就知道，不止是东利市营，从磁器口向南到国家体育总局、从红桥向东到崇文区政府，诺大面积现在都在拆迁，其中有13家拆迁公司在运作。

多么宏大的大兴土木工程。

那些从房管局买下所住房屋的居民，都被通知以每平米8020元的价格拆迁，并被反复通告这是“国家规定”。

我随即给负责东利市营拆迁的公司办公室留的号码67161679打电话，询问了相关情况，得知也是每平米8020元，希望当天就能够前去签署拆迁协议，就可以领取5万元的奖励（当然是我与外祖父过世后的继承人一道，而由于先父先母均以仙逝，我也就成为顺序继承人）。我告诉对方，我当天才得到的通知，不可能当天有所行动。如此，很可能的是，我耽误了其他继承人获得奖励。

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从房管局买下原公房的居民，竟然与我这样的私产的价格同样！

我随即给大名鼎鼎的华新民打电话。去年，我当时所在的北京电视台《城市》节目曾经做过有关北京经租房的节目，对经租房的状况进行了报道。节目策划过程中，与华新民多次接触，让我对北京经租房知道些许。1949年前那些私产房，后来被委府强制性没收提供给其他居民，后来也没有归还，而且在这种房屋的权属上有着太多的猫腻，成为北京市委府抢劫私产的最为丧心病狂的领域。华大姐自家的房产，就这么被强行拆除。

后来，那个节目在各种安排下终于获得播出。新华社那个著名的北京胡同保护记者王军对于该节目播出感觉不可思议。后来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北京市建委恼羞成怒，使得该节目组到现在都如履薄冰。

为什么？委府抢钱，这是媒体能够报道的吗？没看见，现在凡是隶属于北京市属的媒体，哪个敢于对北京市拆迁进行报道？

我的外祖父的前辈就是房产主，东利市营不少房屋都是其权属。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使我外祖父吃了不少苦头，房子也被安排给了很多居民住了进去。文革结束后，只归还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他至今都没有物归原主。

现在这么一拆，连说理（如果还有的话）的物证都没有了。

华大姐电话里对我说，这就是明抢，根据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拆迁条例，这显然是相违背的，更不用说，新修改的宪法上还有着什么公民合法财产得到保护的条文。她问我是否知道最近北京东四八条拆迁的事，说央视和《新京报》、《京华时报》都做了报道。我告诉她，那是因为那些媒体都不归市委宣传部管辖。华大姐说，由于东四八条居民齐心协力，其中私产房主主张权利，而公房房主则因为拆迁款问题与开发商动起手来，导致拆迁工程不得不停止下来。她希望我和东利市营其他房主也能够如此，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迫使拆迁停顿下来。我告诉她，我在该房产当中的继承权份额很小，不足以对该房产去留做出决定性影响，不过还是可以考虑。

曾经有过房地产开发经历的业内人士对我说，华大姐对经租房以及涉及到拆迁方方面面的情况了如指掌。不过，华大姐是希望能够保留北京所有的胡同，但委府却强取豪夺。而尽人皆知的是，类似新世界这种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拆迁工作都是委托给政府的拆迁公司（咱就不说政府拆迁公司这种涉及行政干预市场以及行政权力市场化这类老生常谈了）来办理，而其中通常都是采用黑恶势力的手法，诸如向房屋里扔毒蛇、用可以致人窒息的膨胀泡沫把钉子户驱赶出来等等与时俱进的方式，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什么叫私产？那就是产权完全属于我的物品。从东利市营的房子来说，我的房子住得好好的，委府一声令下，让我搬出来，改变房子的用途，把我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子拆掉，我也就因此失去了房屋所附着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但是对于1949年以前的房屋私产，此后法律追溯力无法企及，当然，无法无天另当别论），并给出强制性价格逼迫我接受，这不是强买强卖又是什么？

我能够与委府讨价还价吗？我能够待在屋子里面不搬出吗？我能够对抗真刀真枪的现代社会唯一合法使用暴力的利益集团吗？我能够违反“国家规定”吗？

所以，别跟我说什么宪政时代、党内民主、市场化改革、自由派社民派、……面对着北京市委府正在进行着的正大光明名正言顺如火如荼兴师动众的抢劫，我能够怎么办？

那天华大姐电话里告诉我，当天在崇文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拆迁索赔案，可这又能管什么用？甭说郴州曾锦春连法院院长不服从都能够给双规起来所折射出委府对于司法的绝对控制权，即使是在北京，嘉利来大坑案件当中，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商务部败诉，北京市检察院院长也因此涉足太深而去职，这里哪儿有什么司法公正？连嘉利来这种被中纪委列为一号案的项目北京市都敢抢，更甭提东利市营区区个四合院了。

我自称为乌鸦嘴，说自己是个悲观主义分子，这当然与我所处社会最底层的处境相关。可如果放到北京市委府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抢劫我的财产却无能为力这种窘境上，恐怕谁也乐购不起来吧。

在这个意义上说，三峡告别游、北京胡同告别游、北京老字号告别有、北京传统小吃告别游，那还都不过是有选择性的，而真到了连自己安身立命的房子都处于告别游状态的话，也真是让人走投无路了。